从“同路”到“分道”——延安时期的丁玲与萧军<br/>

从“同路”到“分道”——延安时期的丁玲与萧军

2013-04-12秦林芳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期

秦林芳

(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江苏南京211171)

丁玲与萧军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新人，但他们在左联时期却无缘相见。1934年11月，萧军与萧红由青岛抵上海，开始汇聚在鲁迅的旗帜下。而此前一年，丁玲却在上海被捕，旋被押解到南京囚禁。两年多后，丁玲逃离南京，并于11月到达陕北。1938年2月，萧军与萧红等来到临汾任教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也就在是月，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抵临汾演出。在动荡时世中，他们在那里不期而遇了。在临汾的几天里，此前不曾一面的丁玲和萧军一见如故，彼此之间表现出了朋友般的情谊。丁玲后来曾当面说出了第一次见萧军的直感，1940年9月1日萧军日记中记述道:“T(指丁玲——引者)说第一次见到我，先感到我是一个真正的‘人’……”①萧军:1940年9月1日日记，见《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此时，晋东南战事将起，丁玲遵命率团转赴西安，萧军则准备去五台山打游击。分别时，他托付丁玲照顾将随同西战团去西安的萧红;分别后，又曾将许多重要材料打成一包，托人转交给丁玲保管，其中包括《第三代》的手稿、日记、书信等。

为了去五台，1938年3月20日，萧军辗转来到延安。②此处萧军到延安的日期据萧军1938年3月24日“致胡风信”，见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页。有学者认为萧军到延安的日期为3月18日，见张毓茂:《萧军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疑不确。但因战局变化、交通阻隔，萧军只得滞留延安。此时，为了汇报西战团的工作，丁玲也于该月下旬从西安回到延安。丁玲在延安约停留半月以后重返西安，经丁玲劝说，萧军随之同行去参加西战团文化宣传的工作。而随着与萧红婚变的发生，萧军也迅即离开了西安。1938年10月，丁玲留延安进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6月，萧军经过兰州、成都、重庆等地的漂泊之后重返延安。从那时聚首到1945年下半年先后离开，他们一起在延安度过了5年多的峥嵘岁月。随着文化环境的改变，丁玲与萧军的关系，也发生了由“同路”到“分道”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意义，显然不仅涉及到一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折射出了在特定时空中两种思想的搏击交战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再次分流聚合。

一

从1940年6月到1942年5月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丁玲和萧军交往频繁、过从甚密。1940年9月26日，萧军在给胡风的信件中在报告到延安后几个月的生活时写道:“每天大部分是混着日子。读些书，练练唱歌，和丁玲谈谈天，如此而已。”①萧军:1940年9月26日致胡风，见《萧军胡风通信选》，《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在《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刊出的《萧军日记(1940)》中，萧军在八九两个月中，共记日记近40则，其中没有记到与丁玲交往的不到10则。这足可以见出他们交往的密度了。

萧军把丁玲视为朋友和知己(“我们同样感到在此地是孤独的，没有一个朋友，除开和 T以外”②萧军:1940年9月9日日记，见《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与之过从甚密，无话不谈，甚至一度发生过感情上的纠葛。这是有其共同的思想基础的。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五四”个性主义和启蒙主义。作为一名党外作家，萧军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个性主义者。他声称，“我懂得一切，我不能原谅一切，那就是说:我爱人类，我也爱自己;尊重别人，也更尊重我自己!”③萧军:1940年8月30日日记，见《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他相信斗.”，④萧军:1942年5月14日日记，见《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75页。原有着重号。要“无论何时何地总把握自己的方向，主张，不屈不挠向前行走”，⑤萧军:1940年10月2日日记，见《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因而其个性显得极其张扬、凌厉，声称“我要单身独马行走，一枝笔，一个头颅，两只拳头，我要冲毁这个市侩的雾圈。不怕与一切人为敌，做一个光荣的孤立”。⑥萧军:1940年9月23日日记，见《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他以鲁迅学生和传人自期，⑦秋石在《那次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谁?》(《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2期)一文中写道:“据笔者从十余位延安文艺前辈的回忆中了解，在当时的延安，只有萧军一人以鲁迅学生自居。”认为作家的“基本的工作”是“培养灵魂使它伟大、崇高、纯洁”，⑧萧军:1941年9月19日日记，见《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55页。自信“要决然地担当起人类保护者的担子，我能!”⑨萧军:1941年7月8日日记，见《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43页。为了担起这一重任，他提醒自己“勿丧掉自己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变为浅薄的软骨病者或装甲的乌龟”。⑩萧军:1940年8月19日日记，见《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他曾把自己比喻为一匹“浑身每一滴全是流着的兽性的血液”的狼:“在每一次挣扎后，像一匹铁栏里的狼似的，/流着自己战斗的血液——轻轻地呜咽。”⑪萧军:1942年1月26日日记，见《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62页。出于对自己的这种角色预期，他常常在毛泽东面前放言高论，非常尖锐地指出党内作家“个性被销磨，文章被机械批评”，党外作家“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因而“在延安写不出东西”。⑫萧军:1941年7月20日日记，见《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46页。如此这番的言论，有时连他自己也感觉到“特显得夸张，放肆，不顾形迹了”。⑬萧军:1941年8月29日日记，见《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55页。

作为一名党员作家，丁玲的思想却也并不单纯。笔者曾经指出:1931年，丁玲的思想、创作发生了结构性的转折，但“同时，对‘个性思想’仍然有所持守;当‘革命意识’成为其最自觉的显意识时，‘个性思想’这一在丁玲原有思想—创作结构中具有原发意义的思想因素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这就造成了其思想—创作结构中‘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二元并置’”。[1]1936 年丁玲到达陕北以后，这种“二元并置”现象在她身上同样存在着。她一方面号召知识分子要为“革命”、“集体”而牺牲个人自由，但另一方面却又继承“五四”个性主义传统，对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给予了高度重视。到40年代初，由于文化环境的压抑与反向刺激，⑭丁玲1940年9月30日感叹过环境的“无可奈何”，说过:“在这个无可奈何的环境里，人是一定苍老的。”见萧军同日日记，《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后者甚至成了丁玲思想上的主导倾向。从这一思想倾向出发，在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上，丁玲非常强调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她尖锐地指出，在知识分子“如何接近群众的问题”上，“有着适合与取媚的不同”。[2]她指出群众思想上的弱点，要求知识分子在“群众化”的过程中不要忘掉“化群众”的任务。丁玲对“五四”个性主义传统的继承，对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高度重视，在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丁玲1941年初写成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通过描写人们对贞贞的冷漠和歧视，对解放区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封建意识作出了深刻的批判。同年11月写就的小说《在医院中时》，则通过女知识青年陆萍在解放区医院工作的经历，揭露了在解放区存在着的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危害性。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所作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写这篇小说的确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3]

丁玲和萧军此期所表现出来的个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从历史上看各有其源头，但从现实上看又是相互影响的结果。1940年9月底，他们有一段饶有趣味的对话。丁玲说，这几个月中，“我觉得我受了你的影响很大!这影响一方面是好的，它使我更理性，更坚强些……一方面是坏的，使我对人生更感到虚无……”萧军补充道:“因为你身上存在着你所说的那种东西，正好在我的身上也寻到了……所以好像是我影响了你……”①萧军:1940年9月30日日记，见《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如萧军所说，丁玲身上确实本来就有这种思想基因，但萧军的到来和影响对这一思想基因则无疑起到了激活与强化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禀承个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的丁玲与萧军40年代在延安这一特定时空中的会合，是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在新的政治化文学规范即将建立之时，他们继承“五四”思想传统和文学传统，同气相求、同声相和，与其他来自国统区的作家一起，以精诚的合作和别样的色调，共同推进了延安文学的启蒙潮流的发展，共同谱写了延安文学的启蒙篇章——作为一种潮流，这事实上成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启蒙文学的绝响。

作为“同路者”，丁玲与萧军在开启延安启蒙文学思潮中的合作，是全面而深入的。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组织

这主要是指两人在“文协”和“文抗”的合作。1978年，周扬在回忆那时延安文学运动时也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②见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查对史实，周扬的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文协”的全称有多个。最早是1936年11月在保安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丁玲任“文协”主任。1937年12月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1938年9月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丁玲任执委。1939年5月在延安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同时又简称“文抗”)③丁玲1982年撰文回忆，“文抗”的成立是1940年春后，“当时，在我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重庆成立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萧军、舒群建议成立这个协会的延安分会。中宣部洛甫同志同意后便成立了”。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丁玲全集》第10卷，第268页。所说成立时间不确。，主任为艾思奇，丁玲和柯仲平为副主任。1939年11月，丁玲从马列学院奉调“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负责日常工作。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吴玉章任主任，丁玲、艾思奇任副主任。“文协”当时位于杨家岭北侧的杨家沟，1941年8月迁至蓝家坪。1941年5月—1942年3月，丁玲赴《解放日报》文艺栏任职。在此期间，丁玲又因关节炎发作，为了便于治疗，于1942年1月底离开《解放日报》所在地清凉山，搬到蓝家坪，去“文抗”借住。④参见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捎带说点〈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读后感》，《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因此，丁玲在1939年11月至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两年半的时间里，除了短暂(近九个月)离开外，一直住在“文协山头上”。直到1943年4月她方才离开，去中央党校一部学习。据刘白羽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我知道我们(指‘文抗’作家——引者)都要散了”，“所有的人陆续集中学习”，“‘文抗’第一个走的是丁玲”;之后，“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最后空空荡荡，山水萧条”。[4]

这里所说的丁玲与萧军在“文协”和“文抗”的合作，指的是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合作。“文协”和“文抗”二者之间关系密切。“文协的绝大多数作家成立了‘文抗’分会”，[5]99“文抗”最初成立时，“它的理事人选包括了文协和鲁艺的许多人”;1941年8月，在“文协”举行了“文抗”第五届会员大会，改选了理事，丁玲、萧军均当选。“从这时起，文协的人员没有什么变动，但名称则只称文抗了。”[6]269它的中坚分子是一批从国统区来的作家如萧军、舒群、艾青、罗烽、白朗、于黑丁等。1943年4月，“文抗”决定:为执行“文艺为工农兵结合”的方针，全体驻会会员下乡，结束“文抗”会址，“文抗”事实上被解散了。方纪有过这样的回忆:“在学习毛主席讲话的同时，‘文抗’也开始了整风运动，大部分人转到了中央党校第三部参加学习。‘文抗’这个伙食单位就此解散了。”[7]

当时，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作家和文化人大体有两个主要去向:一是“文协”，二是“鲁艺”。萧军和舒群一同到的延安，一同住进了边区政府招待所。据萧军夫人王德芬回忆，“过了几天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派人把舒群接走了。我和萧军却被‘文协’主任丁玲接到‘文协’去了。后来才知道:萧军是鲁迅的学生，理应去‘鲁艺’文学系任教为宜，经丁玲和周扬联系，周扬坚决不愿让萧军到‘鲁艺’去。”[5]131从总体上来看，当时这样的分流取向，显然牵涉到30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及当事人与鲁迅本人的关系。①自然，这样的分流是相对的。如舒群虽然去了“鲁艺”，但在思想上他仍然属“文抗”派。当然，这样的分流客观上也促成了启蒙派队伍的集结和形成。

丁玲奉调“文协”时，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曾向她交代:“文协现在人数不多，党员很少，有几个人的历史还不清楚，组织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情绪不太好，你去后多做思想工作。”由此可见，党组织对那些来自国统区的“文协”同人思想状况的一般把握。但丁玲履职后似乎没有按照要求“多做思想工作”，相反，倒是依托“文协”这一组织，在“文协山头上”与萧军等同人们相互启发，相互呼应。她把他们视为知己:“我的知己还是作家，还是我们文协山头上的一些人，没有事几个人坐在一块聊天。聊天的范围现在想起来实际是很小的，就是谈知识分子的苦闷吧!对现实的不满吧!要不就讽刺这个，讽刺那个。我抒发我的感情，你抒发你的感情，从这里边得到乐趣。”[8]262显然，以萧军为代表的这批作家是继承了“五四”精神传统的一群——他们有他们的苦闷，他们有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他们需要释愤抒情，需要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丁玲引他们为“知己”，在相互启迪中得到了乐趣，由此肇启了延安启蒙文学的潮流。

(二)阵地

这时期，丁玲和萧军在开辟文艺阵地上的合作主要是出版了《文艺月报》和《谷雨》等刊物。《文艺月报》是延安文艺月会的会刊。1940年10月，经萧军提议，丁玲与萧军、舒群一起发起成立延安文艺月会。根据中共方面的报道，它是“延安文艺作家们共同组织起来的一个可以使大家经常接头交谈的集会，这就是表现着而且促进着文艺作家们亲密的团结”[9];而根据发起人的意思，成立该会“目的是想借这个集会大家随便谈谈，一方面提高文艺气氛，另一面也可以交换些不同的意见”②萧军:1940年12月17日致胡风，见《萧军胡风通信选》，《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丁玲、舒群、萧军曾联名向在延安的作家发出邀请与会的通知，③该通知后来又刊发于《文艺月报》第1期上。也说明成立该会的目的是“提高文艺创作兴趣，展开文艺讨论空气”。10月14日，比通知上的预定时间提前5天，丁玲在杨家岭文协主持了成立会，与会人员近30人(其中也有部分人员来自鲁艺)，讨论了文艺月会的性质、任务和《文艺月报》的编辑方针。丁玲后来回忆说:“开始的文抗实际只是一个名义，后来萧军提议文抗出版《文艺月报》，是经过洛甫同志批准的。”[6]268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原“只是一个名义”的“文抗”最初借助于文艺月会和《文艺月报》而得以实体化了。

文艺月会按月集会。在1941年5月到《解放日报》任职之前，丁玲多次参加了文艺月会的座谈会。对于这样的座谈会，萧军1940年12月17日致胡风的信中写道，“每一次我，丁玲，有时周文也来参加。”1940年11月17日，丁玲在座谈会上倡导要开展严肃的创作批评:“作家见面不谈作品的现象一定要打破”，“批评人要直爽，要贡献意见给别人”，而被批评者“听人家意见要有大度”。文艺月会“展开文艺讨论空气”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文艺月会的会刊，《文艺月报》具有其同人色彩。该刊1941年1月创刊，每月1日出刊，至是年底共出12期。在第6期上有一则报道，记述了大家讨论该刊“性格”的情景，说到:当时有人指出，《文艺月报》“自有‘咱家’的作风”。首先，从编辑人员上看。丁玲最初曾向周扬提议，把这个月报的编辑部设在鲁艺，由周扬领导，由陈荒煤、萧军和舒群编辑。此议未得周扬同意。结果，“《文艺月报》的担子便自然地落在我的肩上了。”该刊前三期由丁玲和萧军、舒群编辑。1941年2—3月间，丁玲去川口农村体验生活，“离开《文艺月报》的编辑工作”，该刊由萧军、舒群编辑。但丁玲仍然将杂文《干部衣服》交《文艺月报》第5期发表，与之继续保持了精神上的联系。其次，从发稿情况看，该刊与鲁艺派处于对垒之势。该刊主要编发“座谈会记录，杂文，短论，短篇小说等”①萧军:1940年12月17日致胡风，见《萧军胡风通信选》，《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据当时的介绍，它“曾经登载着举行的座谈会上大家所谈到的一些问题”，[9]而参加座谈会的基本成员则是“文协”作家。除此之外，其他署名文章大多为“文协”同人所作，如罗烽在第14期上发表过杂感《嚣张录》。1941年7月17—19日，《解放日报》连载了周扬的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了萧军、艾青、舒群、罗烽、白朗等“文抗派”作家的不满，五人讨论后，由萧军执笔写成《〈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该文最初给《解放日报》，未能刊用。②1942年3月31日，在《解放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萧军以“一个文艺作家的身份，以一个党外人的身份”，还对该报退回此文提出了批评。1941年8月10日，毛泽东对萧军说:“你们不是有个《文艺月报》吗?可以在那上面发嘛!”果然，该文后发表于《文艺月报》第8期上。从该文发表的曲折过程和毛泽东的建议中，都能看出该刊的同人性质。1941年9月19日，萧军在日记中回顾到延安的经历时，对以之来攻击“鲁艺派”的动机作了这样的表述:“编辑《文艺月报》，……第二打击何其芳的左倾幼稚病，立波恶劣作品的影响，雪苇的‘形式主义’，周扬的‘官僚主义’。”事实上，他确在该刊上发文，尖刻地批评过何其芳的诗歌和周立波的小说等“鲁艺派”的作品，并与起而为之辩护的刘雪苇发生过激烈的论争。

《谷雨》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机关刊物，1941年11月15日创刊，由艾青、丁玲、舒群、萧军轮流编辑，1942年8月15日出至第6期终刊。它与是月1日创刊的由鲁艺主办的《草叶》一开始就处于对垒状态。严文井说:“两个刊物的名称都很和平，可是两边作家的心里面却不很和平。不知道为什么，又说不出彼此间有什么仇恨，可是对方总觉得不顺眼，两个刊物像两个堡垒，虽然没有经常激烈地开炮，但彼此却都戒备着，两边的人互不往来。”[10]与《文艺月报》相比，《谷雨》同人刊物的性质更为显豁。它所刊发的基本上都是同人的作品。如创刊号发表了丁玲小说名作《在医院中时》，第5期则同时发表了丁玲散文《风雨中忆萧红》和萧军的杂文《杂文还废不得说》。另外，同为“文抗”会员的王实味也于1942年3月在该刊第4期上发表了杂文名作《政治家·艺术家》。

除《文艺月报》和《谷雨》外，《解放日报》“文艺”栏在丁玲编辑期间事实上也成了丁玲与以萧军为代表的“文协”作家们的一个重要的言说阵地，刊发了同人们的许多有锋芒的杂文。在1941年5月至1942年3月，在丁玲主编期间，刊发的同人杂文主要有: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罗烽的《漫谈批评》和《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坪上散步》等。另外，同是“文抗”会员的王实味也在3月13日和23日分两期发表了杂文《野百合花》，其中，前者的发表是在丁玲主编期间;后者的发表虽是在舒群编辑期间，但据黎辛回忆，也是丁玲签发的，是“她签署‘可用’留下的‘存粮’”。相较而言，在同人中，萧军是在《文艺》上发文较多的一个，计有:《两本书底“前记”》、《〈鲁迅研究丛刊〉前记》、《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也算试笔》等。当然，在此期间，它也刊登过周扬等“鲁艺派”的作品，因此，虽然不能说作为党报副刊的《文艺》具有同人性质，但它显然也是同人们的一个重要的言说阵地。像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后来屡遭批判的作品就都刊发在随后由舒群编辑的《文艺》上。

(三)文艺思想与实践

依托于“文协”这一组织，以《文艺月报》和《谷雨》等刊物为阵地，丁玲与萧军以继承鲁迅传统为己任，共同提倡独立思想，鼓吹以个性主义精神干预现实。这显示出了他们对文学本质、功能的认识和以文学“致人性于全”的关切。

萧军是这样阐释鲁迅的理想的: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理想是怎样把自己的民族从奴隶和奴才的地位提到一个真正‘人’的地位”。[11]从这种文学的人性关切出发，萧军认为，作家的基本工作就是“培养灵魂使它伟大、崇高、纯洁”，而丁玲也要求作家学习鲁迅“从医治人类的心灵下手”。在他们看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家必须透视人类的心灵，也必须正视和批判造成人类灵魂创伤的历史与现实环境——这是因为“只要这造成阿Q的条件一天不干净，阿Q恐怕就要捣乱一天，大家就不容易得到真正的安宁”。[12]

正是从这一消除“造成阿Q的条件”的思路出发，为了真正发挥作家的“彩色和作用”③丁玲曾向萧军慨叹，“作家在这里，也好像失去了彩色和作用”。见萧军:1940年9月28日日记，《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在萧军提议创办的《文艺月报》发刊之际，丁玲对它如何发挥批评功能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我以为《文艺月报》要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把握斗争的原则性，展开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13]49“无论如何，不要使《文艺月报》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的主张、温吞水的、拖拖沓沓的可有可无的、没有生气的东西就好”。[13]50

对文艺批评功能(即“干预现实”功能)的强调，也是萧军的一贯思想。为了克服“奴性”，他“决定，凡是政治上他们自己歌颂的人物，我就不再去描写他们”。①萧军:1941年2月5日日记，见《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39页。1941年7月，周扬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在分析“作家在精神上与周围环境发生矛盾”的各种“绝然相反的原因”时指出:其一是作家“拼命反对”那“一片黑暗”的环境;其二是“他处身在自己所追求的生活中了，他看到了光明，然而太阳中也有黑点，新的生活不是没有缺陷，有时甚至很多;但它到底是在前进，飞快地前进”。客观地说，周扬的这一分析，其意在于说明作家“和那生活的步调就不一定合得很齐”，而并没有涉及到“歌颂与暴露”的价值取向问题以及如何“处置这黑点的问题”。但是，以萧军为代表的“文协”同人(包括白朗、艾青、舒群、罗烽等)却从中发现了在他们看来很有意义的话题，并以反向的“六经注我”的方式作出了偏离原意的引申和发挥。在由他执笔写成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中，他们先是把周扬所说的“黑点有没有”的话题，转换成了如何“处置这黑点的问题”;接着，他们将周扬对“黑点有没有”的说明，又作了不合逻辑的引申:“若仅是反复地说明着一件事，这在某一方面看起来，就有把自己的‘黑点’合理化的嫌疑”。以这一引申为前提，他们进而表露了自己的“崇暴露、反歌颂”的价值取向:“若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恨，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的事。”萧军等人的如此驳论，因偏离了论者的原意是缺少逻辑力量的，但正是从他们这种不合逻辑的“急不择言”中，恰恰可以看到他们以文艺批判现实的急切。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萧军作第一个发言时，还在不顾情势地鼓吹要“多写尖锐的一面”——“在美的中寻出卑污来——消灭它”;[14]并且表示:“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②据何其芳手稿和张仃回忆。转引自秋石:《那次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谁?》，《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2期。

为了充分发挥文艺的批评功能，丁玲与萧军都要求作家具有强悍的个性和独立的思想，以此来坚守文艺的独立性。在萧军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是作家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是坚守文艺独立性的前提。1938年3月第一次来延安时，在中共高层招待萧军、丁玲和徐懋庸的宴会上，萧军在讲话中指责延安政治干预文艺，被康生在最后的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萧军竟愤而中途退席。[15]为了坚守文艺的这种自主性，他要求文艺创作的主体——作家必须具有独立把握自己的勇气。1940年6月第二次来延安长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文艺作家和将军政客不同的，他不能任命，也不能借光”，③萧军:1940年8月19日日记，见《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应该“无论何时何地总把握自己的方向，态度，主张，不屈不挠向前行走”。④萧军:1940年10月2日日记，见《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而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他也申张作家应有“敢于堕地狱”的“真正的艺术者的精神”。在他看来，每个作家面前都有一个“怎样写”的“坑”;对此，“恐惧和逃脱这全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者的精神”，而应该“敢于登净土敢于堕地狱，敢于面对这‘坑’而走下去”。[16]而萧军在这里所说的“坑”，“可以理解为艺术上的艰难，但同时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政治上的危险，而且从上下文及文字情状来看更可能是指后者。”[17]

丁玲在1941年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批评有些创作者虽然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有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希望他们的作品有教育意义、政治价值，但“并没有理智地去思考他最熟悉的事，最被感动的事，研究它，抓住它，表现它，而只斤斤追求其合乎理论的范围”，正是这种缺乏独立思想的舍本求末的方法导致了文学创作中“差不多”、“八股”、“公式”现象的出现。[18]46她正面指出，“文艺不是赶时髦的东西，这里没有教条，没有定律，没有神秘，没有清规戒律，放胆地去想，放胆地去写，让那些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更不要把这些东西往孩子身上套，否则文艺没有办法生长;会窒息死的!”[18]48——显然，她也是把文学的独立性和作家的独立思想看作是文学的生命的。

丁玲与萧军对鲁迅传统的弘扬、对作家的独立精神和文学干预现实功能的强调，必然导致对具有强大思想功能和批评功能的杂文文体的倡导。从学习鲁迅医治人类灵魂的精神到倡导鲁迅开创的现代杂文文体，这是一个自然的逻辑过程。这正如论者所说:“在丁玲、萧军等人眼里，写作杂文显然是承继鲁迅精神的最好方式之一。”[19]

在延安，最早的杂文阵地是大砭沟(文化沟)里的《轻骑队》，该刊于1941年4月创办，由中央青委的干部负责编辑。那上边刊出了许多“揭露缺点”、“开展批评”的杂文，所论的问题比较广泛，但因为它是墙报，传播范围和影响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稍后，占党报《解放日报》1/8篇幅的《文艺》副刊成了刊发杂文的一个主要阵地，时任《文艺》副刊主编的丁玲对此作出了努力。关于刊发杂文的动机，据她1942年3月解释说，当初的“文艺栏，及改版后初期的《文艺》都使人感到不活泼、文章较长的缺点”。为了使党报文艺副刊“减少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以“极力求其合乎读者的需要”，“在去年十月中就号召大家写杂文，追求对社会、对文艺本身加以批判的短作”，“直到现在，编辑的方法都是这样的”。[20]丁玲所说的“去年十月中就号召大家写杂文”的号召之文，就是1941年10月在自己主编的《文艺》副刊上发表的那篇《我们需要杂文》。它强调“文章不是为着荣誉，而是为着真理”，[21]58号召作家学习鲁迅“从医治人类的心灵下手”，像鲁迅那样“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21]59

1941年年底，有志于“把延安的文艺运动开导和整理出一个规模来”①萧军:1941年3月15日日记，见《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39页。的自视甚高的萧军在盘点是年“已作的事”时，不无骄傲地写道:“自《文艺月报》出版后，经过我的几篇文章，开展了真切的批评作风，‘轻骑队’这种社会批判壁报，就是在我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接着也引起了《解放日报》底改变，反主观主义各种论文，接着产出了近乎五种文艺刊物。”至于青委的“轻骑队”壁报的出现和“《解放日报》底改变”是不是如萧军所说是在他的影响下引发的，这其实并不重要;②“轻骑队”壁报后来曾于1942年3月征求过萧军的意见，萧军在回信里发表了指导性意见。他除表示“赞成”外，还希望该刊“始终保持公正严肃的态度，文章的形式随便可以嬉笑怒骂”。见萧军:1942年3月26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65页。重要的是，他和丁玲一样都曾为延安杂文运动的兴起推波助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42年3月13日，《解放日报》编委会决定调舒群接任丁玲主编《文艺》，并于3月15日到任履职。此前，3月12日，“文协”同人罗烽在《文艺百期特刊》上发表了鼓吹杂文创作的《还是杂文的时代》。根据当事人回忆，这篇文章与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都是“丁玲住在文抗‘组织’来，并由她先看签署‘可用’，由企霞带回来发表的”。[22]两个多月以后，萧军针对人们提出的“我们现在还需要杂文吗”、“杂文时代过去了吗”的疑问，在同人刊物《谷雨》上作出了旗帜鲜明的回答:“我底回答，对于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我们不独需要杂文，而且很迫切”，原因在于:“那可羞耻的‘时代’不独没过去，而且还在猖狂”;并号召人们为“消灭那些整个人类底生存、发展和不公的‘罪恶’”而举起杂文这一“思想战斗中最犀利的武器”。[2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已开始的情况下，萧军对思想上的同道丁玲和罗烽的两篇提倡杂文的杂文作出了最后的呼应。

在有意识地倡导杂文的同时，丁玲和萧军还躬身实践，积极从事于杂文的创作。丁玲于1941年春作的杂文《干部衣服》谈的是延安的一些“小的具体的情况”:如有人靠“干部服”包装自己，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有人把骑马视为“不只是代步的问题，重要的是可以改变别人对自己的观感”;有人把进马列学院看作是“有头衔”的象征。[24]文章在随意而谈中对延安落后的意识和风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然影响更大、后来为她带来很多非议的是她于1942年三八节清晨写就的那篇《“三八”节有感》。文章取的是女性的视角，谈论更多的是女性的命运、痛苦和对女性自立的企望，甚至还肯定“延安的妇女是比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但是，它的思想锋芒仍然是锐利的:关键在于“妇女”这两个字，在延安时代却仍要特别提出，“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25]——这自然暗寓着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仍然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文章本是命题作文，但她不愿作成一般应景文字，而是“为着真理”，和着当时其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妇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连夜挥就这篇“敢说”之文。她以一个作家的艺术良知和敢于承担的精神，欲在“有了初步的民主”的“进步的地方”继续尽自己的“督促，监视”之责。

与丁玲杂文一样，萧军的杂文虽也往往由“具体的情况”所触发，因而有社会批评的倾向，但同时又有更重的文化批评气息。他的《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为“延安的小小鬼和大小鬼”的问题而写。“小小鬼”指的是教育、医疗条件较差的延安保育院里那些病弱的孩子，“大小鬼”是指机关里的那些因打杂而无法正式入学的勤务员。他指出了发生在“小鬼”身上的那些“伤心的事实”，同时，以鲁迅的“幼者本位”的文化立场，号召“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论“终身大事”》和《续论“终身大事”》谈的是延安的两个女性结婚、离婚的问题:一个声明有馍吃就可以跟对方结婚，另一个则为“男方的性能太低”而离婚。他从人性、人权的角度(“人无论用什么花头来遮盖……所争取的，那不外是:生存、传种、发展和自由”)，欢呼:“女人们正面的、本质的敢于提出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是“真正的大大进步”。这种“人”的立场(或曰“人类的解放”的诉求①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中说，作家的立场:“第一个是为求得民族的解放;第二个是求得人类的解放。”)，在《两本书的“前记”》和《〈鲁迅研究丛刊〉前记》中，更是得到了直接鲜明的表现。前者分析了中国人的“虫豸性”的阿Q相，指出“只要这造成阿Q的条件一天不干净，阿Q恐怕也就要捣乱一天”，因此，人们必须正视和克服这一人类本身的弱点，以走上“昂扬的前路”;后者则这样阐释了鲁迅未竟的理想:“把人类从半虫豸的地位提高到人的地位”，并表示要继承他的事业，去完成他这一未竟的理想。在萧军杂文中，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的结合，使干预现实的社会批评更有了历史的、文化的深度。这使之较好地尽到了“人类保护者和监督者”之责。

综上可见，丁玲和萧军在延安倡导杂文和创作杂文，其思想出发点是:“督促，监视”(丁玲语)、“监督”(萧军语)，因而与“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的观念是完全相悖的，而与王实味在《政治家·艺术家》中所说的“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的理念则一脉相通。它们的意义是巨大的，远远超出了文体本身的范畴。在这特殊的历史语境里，“‘杂文’不仅意味着一种写作方式，而且意味着那一代知识者对他们所理解的‘五四精神’的坚持和传承，意味着对那个时代、民族、大众的一种道德承诺，意味着对艺术创作的自由独立精神的执守，意味着对‘五四’时代所界定的文学家的社会角色的认同，总之，意味着一种生存方式”。[26]显然，这种“生存方式”是注满启蒙主义精神的。

二

1942年5月之前，丁玲和萧军有过全面而深入的合作，他们也因此均被视为“暴露黑暗”的“文抗”派。5月23日，毛泽东在作总结讲话时尖锐地批评了若干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他所举的“一些延安的例子”(如“人性论”、“人类之爱”、“暴露”问题、“杂文时代”问题等)中，显然都包括了丁玲和萧军的文艺思想。但他们的合作不是“同志”的合作，而是“同路人”的合作。原因主要在于:相比而言，作为一个党外作家，萧军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个性主义者;而作为党员作家，丁玲身上则同时流淌着“个性思想”、“革命意识”的血液。在没有强大的外在政治压力干预的情况下，丁玲和萧军可以一度在“个性思想”的张扬上“同路”;而一旦这种干预发生，丁玲从维护其“根本利益”出发，必然会强化其“革命意识”，从而在思想上与具有“‘流浪汉’个体独立的，反叛的，自由的天性”[27]的萧军“分道”。早在1940年下半年，在与丁玲密切交往时，卤莽的萧军曾经有过这样的预感:“我们(他和舒群——引者)同样感到在此地是孤独的，没有一个朋友，除开和T以外，即使T遇到我们和他们根本利益冲突时，她许变成我们的敌人!”②萧军:1940年9月9日日记，见《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在他看来，个中原因在于:“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方向前进着，但我们总是有一条界线存在着，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③萧军:1940年10月8日日记，见《萧军日记(1940)》，《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一年多以后发生的一切终于证明，萧军的这一预感是正确的。

事实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期间及以后，丁玲的角色和身份开始迅速转换，由一个一度在一定程度上奉行过个性主义的“艺术家”转变为一个维护“他们根本利益”的“政治家”——她再一次实现了个体向群体、个性向政治的重心转移。1942年3月9日《“三八”节有感》发表后的一个多月间，丁玲遭到了来自中共高层的多次批评和帮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准备期间，毛泽东曾找丁玲谈话，内容是有关批评的问题。中组部部长陈云在与她谈话时也明确指出一个共产党作家的立场问题:“对于一个共产党作家来说，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刘白羽有过这样的回忆:“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会前，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专门把我和丁玲找去，谆谆开导，要我们在会上站稳立场。”[4]

在强大政治外力的作用下，丁玲原先所曾有过的“二重的生活”①“二重的生活”是丁玲在1942年4月所作的散文《风雨中忆萧红》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一重当然指外在的“政治生活”，另一重指的该是与政治生活有冲突的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生活(“内心的战斗历史”)。见《丁玲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下文所引《丁玲全集》其他各卷，版本均同此。迅速归趋于单一的“政治生活”。5月2日，在萧军发言后，丁玲也有一个关于“立场问题”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她是这样来表明彻底改造自己、缴纳“自己的甲胄”以归趋于“政治生活”的决心的:“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而把自己的甲胄缴纳”，以“把这一种人格改造成那一种人格”;同时，她明确宣示“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共产党员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②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丁玲全集》第7卷，第68、69页。该文是丁玲当时发言的底稿。丁玲在《〈跨到新的时代来〉后记》中写道:“《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写的，是我在那个会上的发言。”见《丁玲全集》第9卷，第82页。一个多月后，她在批判王实味时，又再次表明了自己这样的心迹:ccf要“清除那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虚夸的自高自傲，扫除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改造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士”。[28]72所有这些都表明，丁玲在向“政治生活”的归趋中，已自觉清算了作家的个性思想、文艺的独立性质与批评功能。

但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萧军在思想立场上却与丁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在5月2日第一次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时，仍然坚守个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观，依然故我地鼓吹作家的独立思想和文艺的自由性质，仍然公开宣称，政治、军事、文艺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③据何其芳手稿和张仃回忆。转引自秋石:《那次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谁?》，《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2期。因而作家的立场不能是党派的立场，而应该是“民族”的立场、“人类”的立场(“第一个是为求得民族的解放;第二个是求得人类的解放”[14]);仍然不顾一切地鼓吹:“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并为此与胡乔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29]54与丁玲号称“投降”截然不同，萧军在骨子里甚至连一点“忏悔”都没有，在5月22日第三次座谈会上还公开声称:“我过去没有，将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忏悔，因为我没有意识堕落过。”④萧军1942年5月25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76页。在5月25日日记补记当天的感想时，他还如此写道:“我这一次也算一个挑战，知道知道别人的力量，也知道知道自己的力量，我于这些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人群中，也还是自由杀入杀出”;“我如此做是别人不敢做的。对于我自己是伤害的，对于真理是有用的”。⑤萧军1942年5月25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77页。所有这些，确实显示出了萧军守护个性立场的坚定性与彻底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丁玲的转移方向和萧军的依然故我，表明二者在思想上已经开始分道扬镳、各趋其途了。会后，二者思想上的异途通过王实味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出来。本来，王实味也是“文抗”的会员，在个性立场、启蒙思想乃至文学观上，他应该是丁玲和萧军的同道。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王实味几成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从转变后的立场出发，丁玲反戈一击，对原先同道者王实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批判。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与纪律”的座谈会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丁玲第一个发言，从政治的高度检讨了王实味的错误，高屋建瓴地指出:“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的问题”，[28]71提出“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28]72并检讨了自己发表王实味作品的错误。在政治家看来，丁玲的发言表明了她“在毛主席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29]267。

在中央研究院组织召开的这个座谈会中，丁玲的发言主要反省了自己发表王实味作品的错误，而“对王实味的思想作一深刻的研究和求得一致的态度”，则“文抗已经准备召开一个座谈会，花几天功夫”。这是丁玲在发言中所作的预告。15日至18日，丁玲与周扬、塞克一起作为主席团成员，果然主持了文抗作家俱乐部召开的座谈会，继续批判王实味的错误，并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开除了王实味文抗会员的会籍。

在对待王实味的态度上，萧军和丁玲则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萧军最先为王实味“说话”，接着在批判大会上维护王实味说话的权利，继而为王实味转信，最后为王实味一事的牵涉而拍案而起。从萧军日记看来，他对王实味其实没有多少好感——他称王实味是一个“狂热人”、一个“半疯狂的神经质的人”，“完全是个病患者”。因此，他以自己的如此作为，“成为抵制批判王实味的唯一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27]绝不是出于为朋友两肋插刀式的侠情(尽管萧军身上不乏这种侠情)，而是出于对个性价值的尊重和对个性主义思想准则的捍卫。

在《野百合花》发表后不久的4月初，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王实味就受到了批判。但是，一个多月以后，在5月22日第三次座谈会上，在毛泽东作“结论”前，萧军“按着我的纲领”又一次发言，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仍然是为王实味“说话”:他“仍然承认他主观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而当时“对王实味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并责询“究竟对他是同志还是敌人”。①萧军:1942年5月25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76、377页。

5月27日—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党的民主与纪律”的座谈会，组织批判王实味。萧军起初“恐怕自己的感情激动，经过一番矛盾”，“决定不去参加这个会”，但6月4日上午，他终于还是参加了。会场上群情激愤，纷纷起而攻之，给王实味扣上了“托派”、“破坏党”等罪名。王实味站起发言，很快就被打断。目睹这一场面，萧军“不能忍受”，愤然之中，起而维护王实味说话的权利:“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话大家再反驳他”。萧军此言一出，遭到一片呵斥:“忽然一群狼似的噪叫声音响起来了，接着整个会场骚乱了。”他因此又背上了“捣乱会场”的罪名。②萧军:1942年6月4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82页。对此，他后来在7月27日给胡风的信中，有过这样一段在自傲中带有几许悲凉的描述:“我在这里不大交往，前此不久我还有过‘独战垓下’一场小风波呢，从此战中，大有‘众叛亲离’之势”。③萧军:1942年7月27日致胡风，见《萧军胡风通信选》，《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散会后，萧军在回家的路上以自己特有的语言宣泄了对围攻王实味的不满，又被人暗地里汇报上去了，触犯了众怒。于是，“中央研究院仅仅根据党员暗地里汇报，就由八大团体及百〇八人签名，派四名代表向我提警告书”，④萧军:1942年10月20日致胡风，见《萧军胡风通信选》，《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指责他破坏批判大会。盛怒之下，萧军写了一份说明真相的“备忘录”，直交毛泽东。

几个月以后，10月2日，“眼睛红着，充满着泪水，头发蓬蓬，脸色苍白”的王实味来找萧军，请他转信给毛泽东。虽然萧军也顾虑过“如果我像一个朋友那样接待他，那会生出一些可憎恶的谣言”，⑤萧军:1942年10月2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82页。但他最终仍然接受了王实味的托付，把信转给了毛泽东。

对待王实味的态度，丁玲和萧军截然不同。这里牵涉到的并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凸显了他们思想的分野。思想既已异途，如有机缘，必然会演变为直接的交锋。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意味，丁玲和萧军直接交锋的机缘竟然又是由王实味问题牵扯出来的。10月18日在延安召开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上，⑥张毓茂在《萧军传》中称该会召开的时间为10月19日，疑不确。此据萧军日记。曾经“独战垓下”的萧军又开始“独战群儒”了——丁玲即是这“群儒”中的一个。胡风在1943年给萧军的一封回信中写道:“来信中曾提到独战群儒之事，后方报纸，亦间有捕风捉影之消息”，⑦胡风:1943年×月×日致萧军，见《萧军胡风通信选》，《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可见此事影响之大。

那天，延安各界隆重集会纪念鲁迅先生，参加者有一千多人。⑧关于与会人数，一说有两千多人，见张毓茂《萧军传》，第239页。此据萧军日记和萧军致胡风信。关于大会主席，有两说:一是丁玲。1949年3月，丁玲在东北再次批判萧军时说过:“一九四二年鲁迅逝世纪念日，我们在延安曾经开了个会，纪念鲁迅先生，同时批评萧军思想，会开了九个钟头，我那天当主席。”[30]二是吴玉章。⑨见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陈明在《一点实情》(《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中说，吴玉章并未与会。此说不确。萧军当日日记中记有:“只有吴玉章讲话还很客观，我赞成了他。”但不管丁玲是不是主席，她在那个会上的角色都是他人无以替代的。会上，萧军根据会议主题作了题为《纪念鲁迅——检查自己》的发言后，即宣读了那份“备忘录”的摘要，就所谓“破坏批判王实味大会”，“向他们要人证物证事经过说明”，于是，“引起了一场闹战”。会上，“柯仲平、周扬、李伯钊、艾青、陈学昭、丁玲……以及其他一些无名小将，在千余人的鼓噪呐喊声中，向我杀来了”。①萧军:1942年10月20日致胡风，见《萧军胡风通信选》，《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他们“各用得意的兵器”轮番上阵，与萧军展开舌战。在这“以一对一千的差数”的“会战”中，萧军以自己特有的自信和无奈的幽默最后说:“百分之九十九的错处全在我，只有一分留给你们去考虑。”话音未落，迅即遭到了丁玲的反驳，要他“把百分之一是什么指出来”，并说共产党离开他固然是损失，但最大的损失还是他。萧军盛怒:“好!革命离开谁一个或几个人也不会不胜利的……但我不和共产党作友人也决不会灭亡，要我指出那百分之一的错处么?那就是‘你们的方法’，……”说罢，他“抖袖子离开了会场，丁玲还要解释，但群众竟嘘了她”。②萧军:1942年10月18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89页。坊间对此事亦有相似的描述，丁玲:“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萧军怒吼，拂袖而去。见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2期。陈明《一点实情》中也说，丁玲在反驳萧军时有过“共产党是千军万马，背后还有全国的老百姓，你萧军只是孤家寡人”等语。

关于这场“闹战”，萧军是早有预感的——“这‘闹战’我事前早就料到的，也是我们的‘战友’早就布置好了的，不过大家事前全是照而不宣。”③萧军:1942年10月20日致胡风，见《萧军胡风通信选》，《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事后所发生的一切，证明了萧军预感的正确。丁玲，萧军这个原先的同路者，在经受过整风运动和“讲话”的洗礼之后，迅速归趋于单一的“政治生活”，实现了个体向群体的皈依、个性向政治的转移。“共产党员作家”这一复杂的角色组合，在她那里，由此变得单纯、极易把握。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议的发言中所曾理想的“作家应以作品，党员应以身份两况要个别看”④萧军:1942年5月25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77页。，在丁玲已然成为过去。在她看来，如同“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一样，“作家”这一职业身份自然也应该服从于“共产党员”这一政治身份。于是，文艺的独立性质、作家的个性思想，在她自然就成了有违于“政治生活”的异质的东西，而被弃之不顾了。同样，也为了“政治生活”，她必然会以“政治”为标准，与新的同道聚合，结成新的“战友”，而对萧军这个原先的“同路者”进行尖锐的批判，其尖锐程度甚至超过了其他“战友”——反戈一击从来都是锐利的，她也需要以此表现自己转变的坚定与彻底。那天“闹战”结束后，丁玲与胡乔木、柯仲平、陈明同行。柯仲平说:“我觉得今天丁玲的发言是不是有点‘左’，……”胡乔木随即打断他说:“丁玲的话一点也不‘左’，倒是你的话有点右。”[31]从柯仲平的疑惑和胡乔木的肯定中，我们似乎可以解读出这一意味。后来，在延安“文抗”，在丁玲主持下，又集会讨论萧军思想，主题为批评个人英雄主义。

在经历了“王实味事件”中的短兵相接后，延安时期的丁玲与萧军分道扬镳，迈上了渐行渐远、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展示出了全然不同的思想风貌。1943年3月，丁玲到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和审干运动，因南京被捕那段经历作为疑问重被提出，心情特别灰暗，“焦躁”、“消极”地挨过了一段“噩梦似的时日”。⑤丁玲:1943年8月12日、9月14日日记，见《在中央党校一部的日记(1943年)》，《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这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创作，因而，“1943年，是丁玲写作最少的一年，是整个延安时期唯一没有发表作品的一年。”[32]1944年春天，在胡乔木的安排下，丁玲离开中央党校，到边区文协从事写作。她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表明的改造自己的决心和态度，很快化成了实际行动，开始“为实践毛泽东指出的新的文艺路线而斗争”。[33]她虔诚地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改造自己，忠实地践行“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到工厂、农村深入生活，参加各种工作会议，采访与会代表，于1944年6月写下了歌颂边区合作社工作模范的《田保霖》。对于丁玲这一“投入了新的斗争生活后取得的进步”，“毛泽东极感快慰”。[29]2671944年 7月 1日，毛泽东读《田保霖》后写信祝贺她深入群众描写工农兵;后在一次高干会上又表扬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34]这为丁玲歌颂性作品的创作起到了“开路”引导的作用(晚年丁玲说过:“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好，我也不是从这时候写工农兵的，毛主席说的话是替我开路的”[8]261)。直到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她陆续写出了描写工农兵、歌颂工农兵的《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等后来收入《陕北风光》的报道特写以及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

与丁玲顺应“规范”、重返中心不同，萧军却仍然坚守个性，自居边缘。他抱定“不入党，不做官”的想法，认为自己的责任是:“要站在比较自由的地位，监督革命前进。”①萧军:1943年4月9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401页。在经历了王实味事件的风风雨雨后，萧军自己也明白要以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承担起如此重担的不易与艰难，甚至也曾产生过“一种遥远的危惧，觉得这些人们因为我对于他们某些主张不同意或反对，他们也许会利用一些威压手段对付我”，但他又决然表示:“我相信他们决屈服不了我，我相信自己，在任何非真理的威力下也不能低头的”，②萧军:1943年4月9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97—398页。并于1943年7月8日在日记中赋诗明志:“我不独需要一具坚强的肉体;/更需要的是一颗坚强的灵魂!”

在“文抗”的党员作家分散到各单位参加整风、“文抗”事实上被解散之后，萧军住进了中组部招待所。此前，曾经欣赏过其“坦白豪爽”、并与之“谈得来”③毛泽东1941年8月2日致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49页。的毛泽东已明显冷落了他——这与丁玲受到毛泽东的表扬、“祝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以往，毛泽东与他书信频仍、无话不谈，而现在的情况已迥乎不同。他替王实味转信时曾附上一信，毛泽东没有回信。后来(如1943年6月22日、7月13日)，他也多次致信毛泽东，均没有回音。天真的萧军曾推断，“从各方面观察，现在共产党中央负责人全在避免有私人来往，信件全不再自己写了。”④萧军:1943年7月13日日记，《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401页。其实，他哪里知道一年多前毛泽东就有“冷淡”他的想法。1941年11月，罗烽请示毛泽东应如何对待萧军，毛泽东曾说过:“萧军既然不顾大局，应开始对他抱冷淡态度，使其感到孤立，或有悔悟的希望。”⑤转引自金玉良:《罗烽和白朗的坎坎坷坷》，《中国作家》2007年第11期。这种“冷淡孤立”策略，在座谈会以后特别是王实味事件以后，终于开始付诸实施了。

也许是“冷淡孤立”策略发生了作用，1944年3月，为反特殊化而负气下乡、躬耕为生达4个月之久的萧军，在胡乔木的劝说下回到了延安中央党校第三部。一年前曾抱定“不入党”想法的萧军，竟出人意料地向当时的副校长彭真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彭真问:“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你能做到具体服从吗?”萧军脱口而出:“不能!我认为不对我就反对!更不能服从，照办!谁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省得给党找麻烦!”[35]为了守护自己的自由、个性，萧军在延安时最终留在了党外，自愿被边缘化了。

“留在党外”、被冷落、被边缘化的萧军既不愿放弃自己的个性、放弃文艺的独立性和批评功能，自己自然不可能违心地像丁玲那样去写作那些歌颂性、平面化的报道特写——他自己也早就宣示过“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他放弃供给、下过乡(这与丁玲的“深入生活”不同)，亲自感受过民间质朴的温情，却没有写出一篇“写工农兵”的、“合时宜”的文章。但如他所愿地继续去“写尖锐的一面”，也已为大的文化环境所不容。于是，他惟一的抉择就是继续埋头于《第三代》这部与时代拉开了一定距离的长篇巨著的创作，而不得不暂时抑制了表现现实的冲动。这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中一个奉行个性主义的作家所可能有的比较明智的选择之一。1945年1月14日，他在给好友胡风的信中，在盘点座谈会以后自己的工作、心绪时，不无凄楚地写道:“两年来无论于此地，于外面，我并未发表一篇文字，一来因自己这发表的‘兴趣’不高;二来恐自己所欲写的未必尽合‘时宜’，适增诟病，殊不知暂时闲闲之为得计也。惟苟不病、不死，天假以年，故人或可期之于异日，时也未为晚。”⑥萧军:1945年1月14日致胡风，见《萧军胡风通信选》，《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这段话真实地道出了他作如此选择的原因以及如此选择后面的明智与无奈。

抗战胜利后，丁玲参与发起延安文艺通讯团，准备赴东北从事新闻报道，于1945年10月，离开了延安。一个月以后，萧军随“鲁艺”迁往东北，也离开了延安。

待他们再次在思想上直接交锋，已是在1949年3月在沈阳召开的、主题为批判萧军的“错误思想”的东北文艺座谈会上了。丁玲主持的这个座谈会是在萧军个人主编的《文化报》与中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生活报》展开大论战的背景下召开的。当时“面临新政权的建立，要求思想、理论与精神、意志，政治与组织上的高度集中和统一，萧军这类知识分子依然要保持‘独立性’(尽管对萧军而言是拥护前提下的独立性)，就难以再接受和容忍了”。[36]因此，这场论战的实质，仍然是“五四”个性主义与新“规范”这两种不同话语之间的对峙和冲突。

在这个座谈会，丁玲作了发言。她以萧军为案例，从“如何使我们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工作历史较长的人不掉队”的政治高度，提出了思想上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首先，关于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地位，她一方面持工具论，认为它能够发挥作用，而另一方面则又对之作了贬抑，认为其“没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文艺为政治的工具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观点，丁玲从内心深处是积极拥护的。而此时她之所以贬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作用，主要原因就在于要淡化个人的作用，要从事文学创作的具体的个人摆正自己的位置——“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特别高出一等”。这实际上涉及到的仍然是作家自我改造的问题。其次，她正面提出要“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要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她从全局的角度指出，“当革命进入了新的环境之后，就必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必会有掉队的人。”她追溯了萧军“掉队”的历史，并深挖了萧军现实“错误”的“历史”根源:“萧军的思想并不是到东北才有的，在延安时也并不好;我们在延安也批评过他。”[30]103－107由此可见，丁玲在东北对萧军“错误思想”的批判，与丁玲延安时期对萧军思想的批判是一致的——虽然前者更加轰轰烈烈，但从性质上看，它只是后者的余波而已。

[1] 秦林芳．丁玲创作中的两种思想基因——以1931年创作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07(6)．

[2] 丁玲．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M]//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22．

[3] 丁玲．关于《在医院中》[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6)．

[4] 刘白羽．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J]．人民文学，2002(5)．

[5] 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6] 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M]//丁玲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7] 方纪．新的起点[J]．新文学史料，1982(2)．

[8] 丁玲．谈写作[M]//丁玲全集:第8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9] 叶澜．文艺活动在延安[N]．新华日报，1941－09－12．

[10] 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N]．新疆日报，1957－05－23．

[11] 萧军．《鲁迅研究丛刊》前记[N]．解放日报，1941－10－14．

[12] 萧军．两本书底“前记”[N]．解放日报，1941－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