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敌，李 敏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36)

民国时期的浙江文人群体，由于在当时几乎每一个学术和文学领域以及北大等著名高校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和产生巨大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甚至遭人妒忌，最常用之讽刺性称呼就是“某籍某系”。大凡读过鲁迅杂文的人，当对这个“某籍某系”不会陌生，因为在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词。“某籍”指的是浙籍，“某系”自然是指北大的国文系。自然，在浙江文人内部，也还是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小群体来，除却影响最大且势力最大的浙籍章门弟子外(其实章门弟子也可分为很多小群体，如周氏兄弟就各有自己的弟子群)，至少还有几个浙籍文人群体值得关注。例如以李叔同、丰子恺等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以马一浮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以及以施蛰存、戴望舒等为代表的文人群体等。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在促成民国时期浙籍文人形成一个群体并成长壮大的过程中，蔡元培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本文即以蔡元培日记、书信为主要资料来源，①本文所使用蔡氏日记，均引用自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其如何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以及与在京浙籍文人的交往中逐步从浙江进入北京文人圈子的过程进行简单考察，并试图对以他和章太炎为领袖人物的浙籍文人群体进行个案分析，来评述浙籍文人在民国初年开始占据北京文化教育领域主流地位的过程及特点。

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蔡元培也是从少年时代就决心通过科举道路进入上流社会，而且相对于众多的失意者，他属于少数的幸运者。1872年，虚岁6岁的蔡元培进入私塾学习，这一年他正式使用“蔡元培”之名。因为家境不好，蔡元培的求学之路较为艰辛，但其科举应试之路倒是比较顺利。17岁那年蔡元培考中秀才，具备了进入更高层次竞争的资格。这一时期，蔡元培无论所读之书还是所接触之文人，基本还是限于传统范围之内，但他已开始对主张变通的今文经学产生兴趣。1889年，在两次乡试失败后，蔡元培终于考中浙江省第23名举人。而且，他不仅博得主考大人李文田的赏识，其风格奇特的“怪八股”文也引起很多学子的竞相模仿。在北京做高官的浙籍文人李慈铭在查阅该年浙籍文人举人榜单时，曾特意将蔡元培的名字录入日记，说明蔡元培已经引起京城乃至国内第一流学者的关注，这也为他进入国内一流文人群体圈子打下一个初步基础。

1890年，蔡元培入京参加会试，又顺利考中第81名贡士，并在1892年考取第34名进士。如此短短4年间，蔡元培就完成了很多文人需要很多年甚至一生也无法实现的目标:乡试、会试成功并得以进入翰林院。毫无疑问，这样的成功自会引起京城文人领袖的关注，最好的例证就是翁同龢在蔡元培登门拜访后，特意将其名姓、籍贯和简历记入日记，且给予“隽才也”这样的佳评。身为“帝师”的翁同龢有如此评价，也对蔡元培顺利进入京城文人圈子产生了一定影响。

科举之路成功后，蔡元培趁机游历国内名山大川，不仅对晚清时国内局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且由于开始接触廖平和康有为的著作，也对其今后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

1894年，蔡元培结束游历回到绍兴，随即从绍兴到北京参加散馆考试，这是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决定如何任用的考试，之后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与此同时，他应同乡李慈铭的邀请担任其家庭教师，现存蔡元培日记就是从这一年农历6月开始。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那个时代，担任名人高官的家庭教师，往往是得以进入上流社会和文人圈子的起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同乡因素对于蔡氏获得此种机会的作用，以后这种因素还会继续产生影响，它不但促使蔡元培被迅速接纳为京城最优秀文人群体的一员，而且也对蔡元培在形成自己的文人圈子时产生潜在影响，许寿裳、鲁迅和周作人等浙籍文人被蔡氏纳入麾下，就是例证。

查蔡氏1894年6月(现存第一个月)的日记，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刚刚开始京官生活的蔡元培，是如何利用同门同年同乡关系，为自己顺利进入京城文人圈子奠定基础的。据笔者根据蔡氏日记统计，仅仅这个月，蔡元培就与汤蛰先、王止轩等十几位同年聚会达11次之多，其形式有饮酒、品茗、登门拜访和相约游山玩水等，其中与同年吃饭饮酒之处就有大名鼎鼎的“广和居”。此为以南方菜为特色之餐馆，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文人墨客以及政府文职官员常常聚会之所，鲁迅在日记中也常有在此与朋友聚会的记载。此外，蔡元培还外出拜访师友9次，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江建霞(标)，此人当时正在北京，但不久即去湖南，与陈宝箴、陈三立、梁启超等在湖南从事创办时务学堂等维新变革活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至于该年7月后日记，也多见蔡元培的师友交往活动极为频繁。

之后数年，蔡元培得以结识晚清重臣张之洞、浙籍同乡张元济以及一些赞同维新变法的人士，并在好友刘树屏影响下学习日语。受这些友人的影响和在翻译日文著作中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蔡元培对政治变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在中国实行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遗憾的是，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蔡元培以极大的打击，多位参与变法的好友受到迫害，使蔡元培对京官生活极为失望，也对政治改革丧失信心，决定回绍兴兴办教育，走教育救国道路。但毫无疑问的是，数年的京官生活，已经使得蔡元培进入了中国第一流的文人圈子，他所结识的文人对其之后的事业乃至日常生活，都会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1898年，是维新变法之年，此年蔡氏在京。虽然他赞同维新变法，但在京数年，他已深知保守势力的顽固和改革的艰难，基本上采取了置身事外的旁观态度。不过，局势的动荡并没有影响蔡元培继续自己的人际交往活动。从蔡元培1898年在京时的日记中，可以大致看出蔡元培此年与京城文人交往的基本情况。

在该年正月8日日记中，蔡元培特意将“己丑、庚寅、壬辰乡、会、殿试同年生及浙江同乡住址单”录入，说明他此时对建构自己的同学、同乡关系网络已有明确的意识。也是从这个月的日记中，我们得知蔡元培特意“进城贺年数十家，皆附致乙斋刺，城外百余家，皆托乙斋投刺。”“乙斋”是沈曾植的号，沈曾植生于1850年，光绪六年中进士，历任训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晚号寐叟，卒于1922年。他是浙江嘉兴人，当然算蔡元培的老乡。沈氏在京城早已是名流，且与张之洞等人往来密切，所以蔡元培借沈氏之名结识京城文人，联络情感，自然可以有很好的效果，虽然他那时在京城也算是小有名气之人物了。

此外，从该年日记中可以看出，蔡元培依然热衷于参加同乡和同年举行的各种活动。仅在正月和2月，蔡元培就参加了“同乡京官公宴”一次和壬辰、庚寅、己丑“同年团拜”各一次，前面所述之蔡氏日记中所录同乡、同年资料看来很快就有了实际的应用。显而易见，这样的聚会对于蔡元培建立自己的师友交往圈子极为重要。当然，对于沈曾植这样浙籍文人中的重量级人物，蔡元培更是一直保持密切的交往关系，仅在该年2月份的日记中，有关“乙斋”的家庭情况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就出现了8次之多。至于另一位浙籍名流李慈铭，因蔡元培早在1894年6月就成为其家庭教师，此时其关系早已密切。显然，蔡元培在京期间，必然有意无意地借助李慈铭和沈曾植的声望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此外，蔡元培在1894年和文廷式等人联名上奏以及甲午之战结束之后，他也与张之洞等有所交往，以上种种足以表明他此时已经进入中国文人群体的最高层次。

自然，蔡氏建立自己的师友关系网络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无非是那个时代所有文人差不多都会做的事情。但由于蔡氏后来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对其科举中式后的师友关系之建立过程和具体情况，应该给予格外的关注。可惜，由于蔡氏这一时期日记往往不全，所以很难在统计学意义上进行研究。不过，仅仅就现有材料也可看出，蔡氏对于建立师友交往网络一事，还是比较自觉的。这对于蔡元培后来在新文化运动和教育领域中做出重大贡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1898年之前，蔡元培所建构的师友关系还主要是以传统文人和在京任职者为主的话，则戊戌变法失败后蔡氏回到家乡绍兴直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就开始了他与那些主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立志教育救国之新式文人的交往过程，而且显得更加自觉和主动。这对他以后参与新文化运动和掌管北大产生了较之与传统文人交往更加巨大的影响。目睹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蔡元培逐渐坚定了“以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随即在回绍兴仅仅一个半月后，就接受绍兴知府熊再莘和乡绅徐树兰的邀请，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的(总理)校长一职。熊再莘思想较为开明，同情变法维新人士。徐树兰是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授兵部郎中，后因母病告归。曾与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及《农学报》，不过他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是捐资创办中西学堂和古越藏书楼。1897年中西学堂成立后，他自任校董，设文学、译学、算学、化学等科，是地地道道的中西之学兼具。此后他又捐银33960余两，于1902年在绍兴城古贡院内创建古越藏书楼，并将历年家藏书籍和为建书楼而新购置的书籍共7万余卷，全部捐入，同时对外开放，古越藏书楼也因此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在中西学堂的教师中，值得一提的是杜亚泉、马用锡等人。据蔡元培自传年谱，“孑民与教员马用锡君、杜亚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马君教授文辞，提倡民权女权。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化论。均不免与旧思想冲突。”其中尤其以杜亚泉最为重要，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一派之间所展开的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论战，曾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1900年，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虽然最终没有结果，却因此结识了很多浙江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养正书塾的教师林白水、陈介石、陈叔通等，并通过他们结识了该书塾的学生汤尔和、马叙伦等。这两人对于蔡氏掌管北大以及在北大的从政方针等均产生了极大影响。也是在此期间，蔡元培结识了章太炎并曾登门拜访。1901年，蔡元培又到上海，进入南洋公学担任教员。而在此期间结识的学生有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这些人均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而蔡氏与他们的交往，无疑会对其此后的事业产生影响。例如胡仁源不仅与蔡氏同为绍兴老乡，且在蔡氏之前担任北大校长，则他的意见对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决定是否让蔡氏入主北大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至于蔡元培在入主北大后，更是在很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直接受到浙籍同乡的影响。请看蔡氏自己的回忆: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1]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结束了4年的留学生活，于当年12月返回祖国。正是由于早年与孙中山的交往，使得后者在酝酿教育总长人选时，在多位候选人中最终选定蔡元培。上任伊始，蔡元培就将许寿裳、周树人等浙籍老乡聘为教育部职员。而蔡氏担任教育总长一职虽然仅有半年多，却对他以后出任北大校长有积极影响。1912年4月，蔡元培担任唐绍仪政府的教育总长一职，力邀湘人范源濂为自己的副手。本来他们两位的教育理念有很多不同，如在兴办教育的重点为何方面，蔡氏坚持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范氏以为应先发展初等教育。范源濂的理由是: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而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不过，教育理念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的真诚合作。而且，范源濂在后来担任教育总长后，就力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在其任职北大期间给蔡元培以坚定的支持，可以说蔡元培在北大的辉煌也有范源濂的一份功劳。当然，在蔡氏出任北大校长一事方面，蔡氏当年在浙江兴办教育时所结识的浙籍老乡陈介石、马叙伦等人的鼓吹推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此外，如果我们考察鲁迅进入文坛的过程，可以发现以浙江地域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虽不能说起到关键作用，但至少为鲁迅提供了得以进入教育部和进入文坛的历史机缘，其中蔡元培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鲁迅于1909年8月从日本回国，由于周作人结婚，家庭经济紧张，他“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于是经浙江老乡许寿裳向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新任监督沈钧儒举荐，得以“一荐成功”。1912年2月初，又经许寿裳向时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浙江老乡蔡元培推荐，鲁迅得以在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蔡元培北上，在北京教育部就职。许寿裳是在1902年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时在弘文学院结识鲁迅的，后来又同鲁迅一起求学于章太炎，两人结下深厚友谊。而蔡元培是在德国留学读到《域外小说集》时，才知鲁迅是其同乡，从此开始关注这位同乡。在其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鲁迅的名字，是在1911年4月3日的日记中:“寄《中央文学报》(四月一日出)于周豫才。”在此之前，蔡氏日记中也曾出现“豫才”之名，当为他人，非指鲁迅。至于周作人进入北大，更是与蔡元培的大力支持有关，对此早有很多史料证明，周作人自己也是承认的。此处不赘。

至于直接推动鲁迅开始白话小说创作的，也是他的浙江老乡钱玄同。钱玄同为浙江吴兴人，与鲁迅相识于东京留学时期，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蔡元培、许寿裳、钱玄同等浙江人际关系的援助，鲁迅可能不会在新文学发生期就得以名扬天下，而民国时期的“浙江潮”可能也会较晚才出现，或者根本形不成后来那样的浩大声势。

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蔡元培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自其长北大后既已确立，尽管外界一直视他为浙籍文人的“掌门人”，但在浙籍文人内部，对他却不总是持赞同态度。这是因为浙籍文人群体中以留学日本者居多，而在留日者中间，大都是奉另一位浙籍文化大师章太炎为师的。蔡元培和章太炎之间，虽然有过和孙中山共同反清的合作历史，但也有过论争。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初，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就与孙中山担任大总统的广东军政府要员章太炎、张继等人打过一场“笔墨官司”。①此处资料来源据张学继的《蔡元培与章太炎等人的一场笔墨官司》，原载《百年潮》2006年第11期。而浙籍文人的代表人物周氏兄弟，也在其书信中多次表示对蔡氏不满。②对此可参看《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此为江绍原的女儿江小蕙、女婿张挺整理出版的周作人与江绍原的来往书信，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但从整体上看，浙籍文人对于蔡元培之领袖地位，还是承认，或者说也正因为他居于领袖地位，才会因其某些做法的可能不当遭致一些浙籍文人出于各种原因的不满。

纵观20世纪以来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就是对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活动的关注。不过，笔者以为，日常生活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潜藏有审美的种子和诗意的空间，而更是因为它就是构成现实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就在于它对世人精神情感世界的影响无时无处不在。按照《日常生活》一书作者赫勒的说法，③〔匈〕阿格尼丝·赫勒:《日常生活》的《中译者序言》，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人总是带着一系列给定的特质、能力和才能进入世界之中，他最为关切的往往是他在直接的共同体中的生存(这首先表现为他的家庭以及他所成长于其中的家族或团体的生活空间)，他对自己的世界的理解和建立往往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也因此他特别注意培养那些有助于他在给定的环境中生存的特性与素质，这些特性包括特殊的禀赋、排他主义观点、动机与情感。显然，如果要对文人的艺术生活进行深刻的阐释，不可不注意其日常生活状况，不可不研究文人在日常交往过程中微妙而细腻的心理波动。由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和其写作、研究，关系更加密切，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活动对其创作和学术的影响也就表现得更加深刻复杂。

赫勒认为，人类的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图式本身具有抑制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趋势，即具有一种抵御改变的惰性。显然，把握这一点对于理解和研究主要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人更加重要，特别是由于文人的日常生活往往和其写作等创造性活动交织在一起，这一惰性也就必然对其创作和学术研究等产生更加复杂深刻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主体自身的改变去改造现存的日常生活结构，使得每一个个体的再生产由“自在存在”转为“自为存在”，使得每一个个体得以实现由自发向自由自觉的提升，是人类在面对日益异化的日常生活状况时所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作为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职业特点的文人群体，作为一向以超越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应该对做出这样的转变负有更大的责任。在我看来，最理想的对文人之日常生活的研究应该是这样，通过对一个个富有鲜明个性和富于生命力之文人个案的解读，在逐渐明晰和逐步走进文人内心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希冀能够不断地接近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把握，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变革进程的把握。最终——虽然这很可能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理想——达到对人类社会变革和文明演变进程的新的认识。研究蔡元培及民国时期的浙籍文人群体，也正是因此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吧。

[1] 蔡元培．我在北大的经历[M]//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大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