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刊记者 陈与 图/刘渝

抗战期间的1938年，在重庆的新闻媒体有20多家。这些新闻媒体有《新华日报》、《新民报》、《中学生导报》、《台湾民声报》、《时事新报》、《大公报》、《南京晚报》、《西南日报晚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新蜀报》等。由于武汉失守，迁到重庆的报纸，还有《中央日报》和《扫荡日报》等。

在重庆的众多媒体为抗战将士的浴血战斗大唱赞歌，为抗战可歌可泣的史迹忠实报道，为受到日寇残暴蹂躏的同胞详细记录。当时，在重庆众多媒体的任务是：“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救国言论，讨论实际问题。”

《新华日报》，坚持抗战的鲜艳旗帜

1938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发行，《新华日报》的地址原在沙坪坝化龙桥正街102号。与此同时，在成都、桂林设有《新华日报》分馆，在贵阳、昆明、南充、自贡设有分销处，在宜昌、雅安设有推销处。从1938年《新华日报》创刊到1947年被查封，历时9年，《新华日报》出版3231期，经历了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

在中共南方局的坚强领导下，《新华日报》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进行了尖锐、复杂、曲折的斗争。为此，《新华日报》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喉舌作用，被重庆人民称为“指路明灯”。

1939年5月3日、4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新华日报》报社地址被炸，只好迁到化龙桥虎头岩村86号。就在这时，国民党借口联合出版之名，行吞并之实，妄图改变《新华日报》的刊载内容。中共中央对此明确指出，《新华日报》代表共产党的言论，坚持单独出版，不搞联合。为了粉碎国民党阴谋，周恩来通过义正词严的交涉，国民党只好同意《新华日报》单独出版。

为了防避日本飞机再一次空袭《新华日报》地址，造成停刊损失，《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在化龙桥虎头岩村86号挖了一个防空洞，把印刷机搬进去。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18日，刊有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的《新华日报》，就在防空洞里印刷出来。《新华日报》为揭露国民党血腥屠杀新四军抗日将士的罪行，打响了第一枪。

国民党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料到《新华日报》有强烈反应，他们到《新华日报》检查清样。《新华日报》巧妙与国民党新闻检察机构进行周旋，他们检查时，没有发现违规言论，当他们走了，《新华日报》刊载了周恩来题写的“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词，让国民党罪行暴露在重庆人民的面前。随后，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以“违法抗检”名义，给《新华日报》“最后警告”处分，但《新华日报》的“斗智抗检”取得胜利。

随即，中共南方局编印《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传单，秘密散发。这时《新华日报》的处境更加困难，国民党卡死《新华日报》的销售渠道，不准报贩上街出售《新华日报》。于是，《新华日报》招收流落在重庆的难童，经过培训，作为《新华日报》的报童，让他们走街串巷，宣传《新华日报》的政治主张。此时，《新华日报》送检的社论、专论、重要新闻，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扣压，无法出版。在此情况下，《新华日报》缩小版面并发表启事：“因奉令免登之稿件过多难于编排……特订于2月1日起，即出一半张。”

自此以后，《新华日报》凡是稿件被扣，就只登题目，版面空白“开天窗”，表示抗议。凡是稿件被删或注明“删登”、“奉令免登”，或者就打多少个“X”，或用“略”、“被略”、“中略”、“下略”、“略一段”，或用“遵检”、“登不出来”、“启事”等。还有一些名词，国民党也不准登报，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民族解放”、“人民民主”、“改善民生”、“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等。

原《新华日报》报童、86岁的离休干部王清佑说，1944年，他经人介绍，进入《新华日报》当报童，当时15岁。在《新华日报》的3年中，周恩来经常作报告。王清佑说，当时《新华日报》有100多名报童和报丁，报丁送报，报童既送又卖。他们在化龙桥、歌乐山、北碚、抗建堂、市中区设有卖报点。1946年的一天，他经过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现重庆宾馆对面）时，看到营业部周围有很多市民议论纷纷，原来，有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员砸了营业部。这时，一个怒气冲天的人，站在大门口，用手拍着胸膛高喊：“我就是共产党！你们来抓呀！”他就是《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孙敬文。

在国民党新闻控制森严的环境中，《新华日报》为了广交朋友，广开言路。在《新华日报》创刊4周年之际，刊登了著名人士张申府的祝词。1944年3月，郭沫若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中共中央列为全党整风学习材料。《新华日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开辟了《友声》专栏，让更多的民主人士有说话的地方。

当时，经常给《友声》写文章的有：郭沫若、沈钧儒、陶行知、沈雁冰、邓初民、黄炎培、马寅初、许德珩、舒舍予、翦伯赞、侯外庐、张申府、张西曼、潘菽、梁希等人。为了广交朋友，中共南方局还做了统战工作。如，《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徐盈、彭子冈，编辑高集。《时事新报》的张友渔，陈翰伯，甘露等。《新蜀报》的萨空了、《商务日报》杨培新、《新民报》张先畴、《益世报》任涟如、《西南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都有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

《群众》周刊，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理论刊物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战时新闻检察制度并没有结束，反而变本加厉。1945年8月31日，在重庆的《中华论坛》、《宪政月刊》、《国讯》、《民主世界》、《民宪》、《文汇周报》、《再生》、《中学生导报》等8家刊物，举行会议，一致认为战争时期已经过去，新闻审查书籍杂志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并致函国民党中宣部、参政会、宪政协进会，请令废止。从9月份起，所刊稿件不再送审。

9月8日，成都《新中国日报》、《成都快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现代周刊》、川康通讯社、自强通讯社等，联名致函，响应行动，形成反对法西斯新闻检察制度的运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迫使国民党宣布从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察制度。《群众》周刊与《新华日报》一样，遭受国民党迫害。1940年9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组织条例》，并下达取缔《群众》周刊密令。

《群众》周刊也在化龙桥虎头岩村86号，占地面积11亩，有5栋竹木、土木结构楼房。有记者工作室、医务室、排字房等。《群众》周刊是政治理论刊物，正如董必武的形容，是党的嘴巴、抗战的号角和人民的喉舌，它与《新华日报》在一起，合署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1941年5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过《杂志原稿送审须知》规定：免登稿件，不能在出版时保留题名，不能加编辑后记或加编者按，解释与说明被删之处，不能注明“上略”、“中略”、“下略”字样，以表示已被删的符号。当时，《群众》周刊每期送检的文稿，有1/3被扣留；末被扣留的稿件，被删得面目全非。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为了迫害《群众》周刊和读者，采取截留稿件，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活动。

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群众》周刊同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被删稿件之后，《群众》周刊采用“开天窗”办法，表示抗议。其次，用“被删”、“被略”、“免登”“XX”符号代替被删去文字。后来，国民党对这些符号不准使用了。于是，《群众》周刊就用“遵检”来代替，当“遵检”也不让用时，就用“编辑后记”或“编者按”来说明被删、略、扣等原因。

为此，《群众》周刊以争取出版发行为前提，只要能出版，就意味着胜利。所以，《群众》周刊更讲究策略，如果送检稿件被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扣去 1/3，但还能出版2/3的内容，《群众》周刊就想法填满。即使被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扣下文章，《群众》周刊就更换题目，变动文字，对付检查。

尽管斗争尖锐，情况复杂，《群众》周刊仍然坚持战斗，占领国统区的理论思想阵地，为群众指明方向。因此，《群众》周刊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文章，出版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著作文章。许多劳苦大众和爱国人士，读了《群众》周刊，从而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许多爱国青年读了《群众》周刊，走上了革命道路。国统区的革命人民称《群众》周刊为灯塔。这充分表明，《群众》周刊在黑暗统治的国统区，在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中，赢得了重大胜利。

《新民报》坚持民生，如实报道

1929年，在南京创刊的《新民报》，1938年1月15日在重庆复刊，地址就在渝中区储奇门原《重庆日报》旧址。《新民报》反映民间疾苦、诉求，或者呼吁当局重视民生、民意、民情、民愤等，很受老百姓欢迎。抗战时期，《新民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争取民主为已任。在这期间，为《新民报》写稿的有郭沫若、叶圣陶、巴金、夏衍、洪深、老舍、曹禺、陈白尘、凤子、吴祖光、马彦祥、黄苗子、郁风等，他们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关怀，与《新华日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此外，《中学生导报》于1944年12月创刊，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学生报纸，创刊地址在西南师范大学。《中学生导报》在重庆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复旦大学发行，产生极大影响，销量达到70000份。在重庆的《台湾民声报》，于1945年4月创刊，宣扬三民主义思想，揭露倭寇罪行。《时事新报》于1938年4月在重庆复刊，《益世报》于1940年3月由昆明迁到重庆，积极支持抗战。《世界日报》于1945年5月创刊，创办人提出“资本家出钱，专家办报，老百姓讲话”的办报方针。在重庆还有《大公报》（地址在渝中区李子坝正街102号）、《新民晚报》、《南京晚报》、《西南日报晚报》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重庆驻有很多外国的新闻媒体，有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海通社、塔斯社和《纽约时报》、《洛杉机时报》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驻香港的外国记者抵达重庆。其中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苏艾士，阿列斯特·海明威，印度列鲁等，他们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在外国记者中，有一部分记者向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提出交涉，如新闻检查要放宽尺度、开放前往陕北采访的禁例、组织外国记者俱乐部等。在多次交涉后，外国驻渝的新闻媒体，迫使国民党同意组团访问延安。他们访问延安后认为“政府已与民众脱节”，而中共中央却“深得民众支持”。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了五中全会。事后，他们对重庆出版发行的报刊，实行钳制舆论、垄断新闻、排斥异己，打击、吞并、捣毁不同政见的政策。他们鼓吹对日妥协、对日谈判、对日和解，把这称为“曲线救国”，他们否定新闻本源，对“合理谣言”，或无中生有、或任意夸大歪曲、或否认事实。如河南发生了近百年来罕见的大灾荒，灾民遍野，民不聊生。《新民报》如实报导了河南灾区实情，民众疾苦的事实，却受到处罚。

1938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94次会议通过了“限制报刊登记办法”，1939年6月国民党成立新闻检查局，各省市成立新闻检查所，各县市成立新闻检查室。1940年6月，国民党中宣部规定：所有稿件“凡意存挑拨、攻击或煽动者，绝对不应刊载”。皖南事变后，凡是在重庆出版的报刊，都要检查。

为此，国民党公布了《战时图书原稿审查办法》、《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还有图书审查规定禁书、焚书法令等。依仗这些法令，在抗战期间，在重庆被查禁的图书有2000多种，期刊200种。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报纸则大肆扩张，将中国新闻法西斯化。如邵力子在给《三民主义半月刊》信中说：“特别是本党刊物，三民主义刊物，更不应有代纳粹宣传或对纳粹赞扬之处。同盟国家正有怀疑我国战胜以后，或将纳粹化，我自应特别郑重，既以避嫌，亦以杜渐。”国民党元老续范亭愤慨指出：“法西斯思想方面的表现，就是独裁、怕民主、反共、反进步、镇压人民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