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华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和人物研究会副秘书长、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有一条著名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的核心，是要通过一省数省的发动，尤其是通过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这与后来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背道而驰。在“立三路线”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的向忠发是始作俑者和幕后推手，其言行较李立三有过之而无不及。共产国际丢车保帅，将这一时期的错误冠名为“立三路线”。

急功近利中国革命将会有一个跃进式发展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推举向忠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并确立了“争取群众，巩固基础，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工作方针。那么，新的革命高潮什么时候到来呢？六大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当时也难以做出这样的回答。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向忠发的脑中。

起初，向忠发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把争取群众、巩固组织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经过近两年苦心经营，全国党员数量由六大时的4万余人增加到12万，尤其是武装力量有了显著的发展，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10万人，建立起数块有一定规模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国内政治气候发生明显变化之时，急于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向忠发，开始把持不住方向了。

1930年5月，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因自身利益不能妥协，爆发了中原大战。为应付这场战争，双方不遗余力，投入百万兵力，长江流域国民党兵力空虚。这种形势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向忠发认为：中国革命将会有一个跃进式发展。

当李立三含糊其辞地说 “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之时，向忠发直截了当地声称：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当李立三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向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 “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强调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的可能。

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向忠发表示不同意：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城市斗争会更加尖锐。

在向忠发的鼓励和推动下，“立三路线”开始形成。

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央政治局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决议强调：总的形势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了，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在革命急剧发展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以促进这一革命巨潮更快地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

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立三路线”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

然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决议，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后才能生效。

6月13日，向忠发派李立三与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秘密会面，罗伯特看到这个决议后表示怀疑，不同意下发这个决议。

向忠发知道后，抱怨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故意刁难，声称对于罗伯特的批评不能接受。

于是，向忠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罗伯特的意见后，再次派李立三、项英与罗伯特会面。李立三当场声明：中共中央并非不想等待国际决议到来，可是目前客观形势不允许我们等待。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如果中央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一个路线，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罗伯特态度也十分强硬，正式提交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说明远东局对新决议的意见，同时明确表示：这个决议只能算做一个草案，绝对不能下发，否则李立三要承担一切责任。

得知远东局的正式意见后，向忠发尖锐地表示：说这个决议只能是草案，简直是开玩笑！立三的答复非常正确，我们对国际负责，同时要对中国革命负责。对远东局的这种态度，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的抗议，太软弱是不好的。

李立三未能说服远东局，向忠发亲自出马。

向忠发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写信给远东局，指出：搁置发表这一决议，意味着把对中国革命的领导置于不顾。他强硬表示：中央为对革命负责、对无产阶级负责、对国际负责，已经决定即刻发出这一决议。

向忠发指责罗伯特一贯执行右倾方针，妨碍了中国党对革命的领导，也束缚了中国党和远东局之间的关系，进而要求远东局解除罗伯特的工作。

6月25日，向忠发致电共产国际，大谈革命形势如何高涨，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如何正确，批评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搞得中央烦不胜烦。他还说：谁不同意立即发布中央的决议，谁就是把中央置于对革命犯罪的地位，就是阻挠中国革命。罗伯特力图把中国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一个或几个省，这不仅是主张地区割据的观点，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召回罗伯特。

异想天开夺取全国胜利的勇气与日俱增

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通过的决议，既遭到远东局的明确反对，也遭到党内的强烈抵制。为统一党内认识，向忠发决定召开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

还在这个决议形成之前，王明就找到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交谈，认为中央决议的许多说法不对头，要求大家向中央反映，以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中央要召集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王明等人汇集一处，商量办法。他们得知远东局的态度后，准备在理论上与李立三较量一番。

这天，李立三刚发表主题讲话，王明按照预定的计划抢先发难，着重从理论上论述李立三报告中存在的问题。

向忠发虽然对这些理论纷争不感兴趣，但绝对不能容忍王明等一般留苏学生与李立三唱对台戏，宣称李立三的意见就是自己的意见，并当场宣布：撤销王明中宣部秘书职务。

在最后做结论时，向忠发说，王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比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影响更大，有了一个苏联已使帝国主义难以招架，何况再来一个中国？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帝国主义必然下死命进攻。中国革命掀动世界革命是必然的。王明等人完全无视中央决议，站在另一条路线上来反对中央路线是非常错误的。在临近夺取政权阶段，一切均转入军事化，党的决议即是命令，谁也不能表示反对。

向忠发本想以理服人，实则在以势压人。

向忠发

随后，王明给中共中央写信，声明保留个人意见，坚决执行中央决议。

看到王明等几个秀才还在固执己见，向忠发很不高兴。他说：召集这几个人谈话，承认错误便罢，否则采取组织措施。随后，向忠发和项英召集王明等人谈话，当场把王明痛骂了一顿，并要求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4人限期声明，承认错误，服从中央决定。

经过劝说，王明才同意写声明书。声明书递上去后，向忠发认为4人没有真正认识错误的实质，坚持要给予纪律处分。几天后，向忠发、邓中夏又把他们召去谈话，宣布中央的处理决定。王明被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其他3人严重警告，重新分配工作。

向忠发异想天开，夺取全国胜利的勇气与日俱增。

7月16日，向忠发又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以武汉暴动为首发，同时实行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国苏维埃政权，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支部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支持，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工作。

就在这时，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宣布建立湖南苏维埃政府，引起国内外巨大震动。这一事件给向忠发等中共领导人以巨大信心，他们确信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中央的工作部署是正确的。

向忠发在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署名社论说，占领长沙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他表示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已经到了更高的阶段，已经首先在湖南一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将夺取武汉与成立全国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提到了中国革命群众面前，成为今天的第一个议事日程。占领长沙的事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一切策略路线的正确。

向忠发进而发出号召：尤其在上海、武汉、天津及全国各大城市中，必须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治总罢工，用全国一致的革命战绩以扩大湖南苏维埃的胜利，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之迅速到来。

在向忠发欢庆长沙胜利的兴奋之际，远东局突然通知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回电认为中共组织基础薄弱，缺乏广泛的工人群众支持，不具备夺取政权的实力，党现在的暴动路线是盲动和脱离实际的。

对于热血沸腾、准备大干一场的中共领导人来说，这一来电使他们有如当头一棒，万难接受。向忠发不顾有病在身，与李立三一同约见远东局代表，详细说明当前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断定共产国际还不能很深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要求远东局立即去电说明。

8月1日，政治局召开会议，李立三汇报了与远东局谈话的情况，再度强调国际还不能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客观形势已经成熟，这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绝不能机械地执行国际的指示。我们如果对党的路线发生动摇，虽然忠实于共产国际，但对中国革命却是犯罪。

向忠发毫不含糊：我们应当向国际负责，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

8月3日，政治局继续开会，具体讨论和部署全国暴动。李立三提议，武汉暴动后，不仅应在南方中心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广泛组织暴动，而且要以红军6个军的兵力向北进攻，配合郑州、开封暴动，消灭冯玉祥的力量；同时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暴动，消灭阎锡山的力量。与此同时，必须推动满洲暴动。满洲暴动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向苏联进攻。而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掀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

听了大家的发言，向忠发十分激动：今天的讨论有极严重的意义，并且有世界的意义。在今天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国际的路线，并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这决不是表功，而是事实。此次国际来电，证明国际的错误，如果中央机械地忠实地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现在的形势，军阀的崩溃，已是到了可以时日计算，我们决不能放松客观形势，否则是革命的罪人。

披挂上阵与共产国际代表正面交锋

共产国际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必须呈交远东局再转送莫斯科，以便他们及时掌握中国党的动态。可8月1日和3日的两次会议记录交到远东局那里，中共领导人对莫斯科那种大逆不道的批评，引起轩然大波。

远东局对共产国际欣赏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向忠发不敢大张挞伐，就把矛头指向李立三，声称李立三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并开始向团中央和总工会的干部搜集反对李立三的材料。

李立三的思想言行，本来得到向忠发的大力支持。远东局想找李立三的麻烦，向忠发岂能袖手旁观？向忠发对远东局的这种做法十分不满，指责远东局挑拨中国党的纠纷，破坏中国党的统一和团结。

8月5日，向忠发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发去署名电报，要求共产国际“重新讨论”此前指示，并认为国际无从明了实际情况的原因，是因为中共未将最近几个月革命的迅猛发展形势向共产国际报告。所以再将现在革命猛烈发展的情形电告，请求国际批准中央的决定，并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予以实力的援助。

同日，远东局立即致函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团中央书记，并越过中共中央向团中央直接递交信件，严肃指出：中国党有陷入冒险行为的危险，它有可能卷入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信中严厉警告中共中央：如果有什么需要尽快纠正的话，那绝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而是李立三的这场反对共产国际的表演，因为这是拿中国革命当儿戏。

为弥合分歧，寻求共识，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和其他3名代表与向忠发、李立三等人于6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谈。双方一见面，气氛异常紧张。

向忠发一开始就咄咄逼人：远东局是否承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罗伯特回答：在没有得到中国党改选通知以前，当然承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向忠发接着问：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否在政治领导上已经破产？

罗伯特称：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是执行国际路线的，但最近确有反国际的危险，如不纠正，则有政治上破产的可能。

向忠发马上质问：既然你们承认中共中央是执行国际路线的，为什么要越过中共中央挑动其他负责同志来反对？

罗伯特答复：中央关于南京、上海的暴动计划，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况且立三同志有反国际的煽动活动，远东局有权纠正中国党的危险倾向。罗伯特承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存在和领导作用的同时，强调中央政治局出现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危险倾向，并指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

向忠发讥讽道：多么惊人的矛盾！你们承认最近两年来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为什么你们又要威胁党的团结，把青年同志找去谈话并在谈话中表示反对党的路线呢?政治局坚决反对这样的做法。如果远东局认为政治局犯了严重错误，就应该中止政治局的工作。

罗伯特不甘示弱，并强调，中央政治局任何巨大而严肃的决定只能同共产国际一起做出，要党的团结吗?不错，但也要同共产国际团结并接受它的领导。

向忠发指出：“远东局的答复是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是一个矛盾。你们承认党两年来的路线是正确的，而现在突然变成错误的了。我们赞同共产国际的路线，只是共产国际没有得到关于最近6个月来事态发展情况的消息，因此出现一些不大的策略分歧。远东局也未搞清楚最近半年来的事态发展。”

罗伯特坚持道：我们的谴责没有矛盾。最近两年来路线可能是正确的，而现在不正确了。他认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不是向忠发所说的“不大的策略分歧”，而是“不小的策略问题”，指责政治局竟把共产国际消息不灵作为论据，问题不在于存在分歧……在于政治局试图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

李立三紧接着发言：中国革命正以十分迅猛的速度在发展，应该注意不错过时机，利用一切机会。远东局认为政治局犯了严重错误，这种看法不对。如果政治局有自己的看法，它应该让共产国际知道。政治局不反对共产国际，只是想让共产国际知道事态的发展。他还顺便提及，远东局“为什么在声明中，甚至在所有的场合，都只攻击李立三呢？”

远东局秘书杰克立即解释并威胁说：李立三在政治局的讲话和在同远东局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政治局存在危险的倾向，试图把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对立起来，这种倾向非常危险。共产国际将无情地同这样的手法作斗争，甚至可以开除任何削弱国际威信的人。

向忠发听后，勃然大怒：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

随后，向忠发大声喊叫，不让发言者继续发言。在翻译开始第一部分之前，李立三给向忠发译了一句话，向忠发开始大声抗议，并警告发言者不要继续用这样的腔调讲话。

罗伯特急忙把杰克按了下去。

向忠发明确告诉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

在向忠发看来，远东局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中共中央反对共产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来进行个人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实在难以忍受。向忠发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向来是集体领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与政治局分开来批评。既然远东局不信任李立三，今后向远东局报告工作的责任改由邓中夏来担任。

8月7日，向忠发给远东局写信，再次声明远东局的指责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对远东局反对李立三的活动表示坚决抗议，指责远东局所引李立三8月1日和8月3日政治局会上的说话，完全是断章取义，全非原意。中央政治局坚决反对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领导与有反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政治局的集体指导指责政治局个人，破坏政治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

向忠发要求远东局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同时希望远东局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重要政治讨论的会议，以便在目前工作紧张和困难的环境中，与中共中央共同负担起政治上的责任。

向忠发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不等远东局做出答复，向忠发又于8月8日直接写信给斯大林，认为共产国际之所以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暴动计划，是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国的实际状况了解不够详细，没有收到关于中国革命飞速发展的详细报告。在详细介绍中国国内猛烈发展的政治形势之后，向忠发请求斯大林给予支持，并在联共中央提出：“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还未答复，向忠发急不可待，发出对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党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同时，政治局明令各地红军反攻长沙，迅战岳州，进迫武汉，攻取沙市与宜昌，拿下南昌与九江，武汉工人则须“举行伟大的暴动”。

一蹶不振从此不再争强好胜

向忠发不听远东局的劝阻，四处发号施令，实行全国暴动。共产国际发来电报，提出严厉批评，仍然置若罔闻。在此情况下，共产国际决定派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秘密来到上海，进行具体指导。

善于察言观色的向忠发知道自己惹下了大祸，开始见风使舵。在与远东局代表商谈改组中央政治局成员时，他认为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中央政治局确有改选必要，自己工作能力不够，在 “立三路线”时负有特别重大责任，希望能到下层工作，并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宜担任中央主要负责人职务。

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赞同，瞿秋白第一个表示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

有人要求停止中央政治局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开紧急会议的意见。米夫认为：紧急会议没有足够的权力改组中央，应考虑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王 明

在米夫和远东局为六届四中全会拟定改选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上，李立三的名字被删除，瞿秋白作为调和路线的责任者榜上无名，再一个被除名的是李维汉，唯独“立三路线”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岿然不动。

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举行。会议最后一项议程选举中央委员，改选政治局。周恩来宣读了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议的名单，大会陡起风波。罗章龙不满意只让3个人退出政治局，要求进行彻底改造，说它的大半成员是 “立三路线”的执行者，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 “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 “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米夫直截了当地说：向忠发是工人同志，决不能让他滚蛋，就连屁股也不用打。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

罗章龙派的骨干韩连会，竟提出一份政治局候选人名单。

在米夫的高压下，会议对国际代表提出的名单进行表决。结果以20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接着又以21票的多数通过了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同时，撤销了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1月1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3人为政治局常委，王明为候补常委。向忠发仍是党的总书记，由于共产国际支持，米夫驻中国指导，实际上王明开始执掌中央大权。

经过这番周折，向忠发一蹶不振，从此不再争强好胜了。

1月24日，向忠发在 《实话》刊物上发表文章——《如何反对立三路线》，解剖了自己对 “立三路线”形成应负的政治上的责任。他说，立三同志在会议上提出过的一切冒险政策的意见与办法，都是最后得到他的同意与赞成而通过的。对某些问题虽有不同意见，然都未曾坚决反对，结果是同意了立三的意见，给了他执行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