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敏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河南 开封475004)

一、引 言

有句古老的西方谚语，“地狱之路往往是由善意的砖石铺成”，政府管制的良好初衷及其带来的负面后果常常是对这句谚语的最好诠释。一般认为，政府管制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然而，管制在各国的实施效果却事与愿违并饱受批评。学者们批评政府管制的理由是:一方面，政府管制迫使许多企业脱离正规经济进入非正规部门(Johnson等，1998;Friedman等，2000;Schneider与Enste，2000)，［1-3］而与此同时却不能解决市场失灵。另一方面，过度管制加重了公共管理的腐败(De Soto，1990;Shleifer与 Vishny，1998;Djankov 等，2002)［4-6］，并给一国经济带来大量的低效率。

这些批评符合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ies)，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管制是一种仅仅有利于官僚和政客等“内部人”的寻租机制，其代价是损害了经济中其他多数个体利益(Tul-lock，1967)［7］。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内部人”在各国人口中本应仅占很小比例，但各国却有相当多的“外部人”支持政府实行严厉管制。

如图1所示，十组柱状图显示了世界价值观察(World Value Survey，以下简称WVS)对32个国家的人们关于管制偏好的调查结果。被调查者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僚和政客，另一类是官僚和政客以外的受访者。当被调查者被问及“你认为国家应该给予企业更多自由还是国家应该更有效地控制企业”时，被调查者的回答(被赋值在1到10之间的整数)反映出其对国家管制的偏好大小，“1”表示“国家应该给予企业更多自由”，“10”表示“国家应该更有效地控制企业”，回答分值越靠近10表示该被调查者越倾向于政府管制，回答的分值越靠近1表示被调查者反对政府管制的要求和呼声越高。纵轴表示被调查者在相应回答分值上的比例(%)。图1显示，在32个国家的官僚和政客中，倾向支持管制的人群比例相当小，反而是大量“外部人”支持管制。这与公共选择理论和管制的寻租模型相悖。为什么人们会喜欢政府管制?

到目前为止，有关管制的文献很少关注人们偏好政府介入经济的“非俘获”动机。本文最重要的贡献是向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研究人们的价值观和信念如何形成对管制的偏好。本文将从理论模型上说明，并从经验分析中证明:对他人的更多信任降低了人们对管制的需求。相反，对他人不信任增加了人们对管制的偏好。理论模型分析表明，经济中的个体要求管制可能是为了回避或应对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欺诈。这也是Pigou(1938)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ies)所坚持的观点［8］。现实中，所有国家都对容易遭受不完全信息和道德风险损害的行业施加了大量管制，如食品、健康医疗和金融服务行业等。这些行业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消费者购买前无法鉴别产品质量，由于信任对于维系这些市场上的交易十分必要，所以这些产品经常被认为是“经验品”，甚至是“信任品”。换句话说，之所以在这些行业和领域实行管制，是因为管制通常是不完全信息和道德风险问题的次优解决方案(Akerlof，1970;Leland ，1979;Stiglitz ，2002)［9-11］。

因此，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不太信任他人的个体(即主观认为自己在交易中被欺骗概率更大的个体，以下简称低信任度个体)，是否更加青睐管制。本文第二部分将在个体拥有不同价值观和信念的理论模型中分析这一问题。在该模型中，一部分个体是诚实的，总是说真话，而其余个体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会说谎话;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低效率生产者有可能保留在市场上，方法是低效率生产者向消费者销售低质量产品而谎称它们是高质量的;实施管制后，管制会对市场上的所有生产者(既包括有效率生产者，也包括低效率生产者)都施加一个额外的负担，而且本文假设这个负担对于低效率生产者更大。结果，管制会最终驱使低效率生产者退出市场。因此，管制实际上扮演了一个筛选装置的角色(Banerjee，1997)［12］。虽然管制有效阻止了低效率生产者进入市场，但管制本身是低效率的，因为它对所有生产者都施加了负担，结果是提高了产品价格。价格的变化以同一方式影响了所有消费者。与此同时，消费者对无管制(管制的替代性选择)的评价将根据消费者对不诚实生产者出现概率的主观信念的不同而不同。这样一来，低信任度个体将会偏好更多管制，高信任度个体将会偏好更少管制。

在第三和第四部分，本文使用世界价值观察(WVS)的数据分别从个体层面和跨国层面检验信任对管制的影响，结果发现信任无论对管制的偏好还是现实中的管制程度均有稳健的负向影响。第五部分给出了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图1 人们对管制的选择和偏好

二、理论模型

假设一国经济中存在两类个体:一是生产者，另一是消费者，生产者和消费者规模都在1到无穷大之间。所有消费者起初都被赋予一个单位的财富用来购买生产者的商品。商品质量分为高(h)和低(l)两种类型，消费者只注重高质量商品消费，为简化分析，假设消费者的效用等于其对高质量商品消费的数量。

生产者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有效率的厂商或技术先进的厂商(A)，另一类是低效率的厂商或技术落后的厂商(B)，这两类厂商在生产者中的比例分别为a和1-a。生产成本随着商品质量和生产者类型的变化而变化，总成本函数可写为:

在此，F是固定生产成本，Y是产量，p表示A或B中的某一种生产者类型，q表示h或l中的某一种商品类型。这里的总成本函数是Y的连续、递增和凸函数，也是F的增函数。此外，对于任何的F和Y，有以下式子成立:

这个式子说明技术先进的生产者(A)生产高质量商品和低质量商品的成本相同，这个成本也等于技术落后生产者(B)生产低质量商品的成本，而技术落后生产者(B)生产高质量商品的成本要高于其生产低质量商品的成本。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既无法区分生产者类型，也无法区分商品质量类型。接下来，本文给出关于个体价值观和信念的假设。

(一)诚实和信任

经济中不同个体在价值观和信念方面是异质的。在一国人群中，τ比例的个体是诚实守信的，其余(1-τ)比例的个体是机会主义者(从理性人角度看，当不守信或撒谎是最优选择时，个体便会选择不守信或撒谎)。同时，不同个体对于诚实守信的人们在人群中所占比例的主观认识(信念)也是异质的。根据大数法则，这个比例等于单个个体碰到诚实生产者的(主观)概率。本文把这个概率记为TRUST，并且假设它在个体中的分布是随机的，即:

ω是随机误差项，Ω为ω的取值区间①为了保证所有个体的主观概率TRUST位于［0，1］区间内，随机误差项的取值区间应为:Ω⊆［-τ，1-τ］。，Φ(·)为累积密度函数，且有。这些假设意味着:一方面，个体主观上认为经济中诚实个体的比例等于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诚实个体的比例τ加上随机误差项ω;另一方面，个体信念是系统无偏的，个体间平均的TRUST代表了现实中诚实行为的发生率。接来下，本文将分析完全竞争的均衡。

(二)无管制均衡

在给定消费者偏好和(1)式成本函数的条件下，技术先进的生产者没有激励和理由提供质量低下的产品;相反，技术落后生产者保留在市场中的唯一方法是利用信息不对称销售低质量的产品，并谎称是高质量产品。诚实的生产者从不说谎，而技术落后的机会主义生产者为了能够进入市场，会把撒谎当作一个机会。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技术先进的生产者(无论是诚实者，还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会将高质量商品的价格定在等于生产的边际成本那一点上，即:

由于存在潜在市场进入者，所以当经济利润为零时，高质量商品的价格也必须等于生产的平均成本，即:

(3)和(4)式共同决定了市场上的均衡价格P*和均衡数量Y*。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技术落后的机会主义生产者将会发现一个最优策略，即生产低质量产品并模仿技术先进生产者行为，索要相同价格并销售同样数量产品。这样一来，在市场中交易的部分产品质量低下，这些产品不能给消费者带来效用。在信念TRUST之下，单个消费者期望效用将是:

(5)式右边的第一项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数量，第二项是消费者主观上认为商品是高质量的概率。接着，本文将在生产者进入市场时引入管制，并且讨论在什么条件下管制将提高个人期望效用。

(三)有管制均衡

现在假定引入一个进入市场管制，管制将对所有打算在市场上销售产品的生产者增加一个额外成本，且这个额外成本对于两种类型的生产者有所不同。管制使技术先进生产者的固定成本增加了E，使技术落后生产者的固定成本增加了˜E，其中˜E＞E。这一假设对市场均衡有两种影响，如图2所示。该图说明管制对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影响。P*和Y*各自代表没有管制时的均衡价格和每个生产者提供的均衡数量，P＊＊和Y＊＊各自代表有管制时的均衡价格和每个生产者提供的均衡数量。

图2 管制和生产成本

第一，管制增加的固定成本使技术先进生产者制定的价格由P*提高到了P＊＊。因此，从(4)式中看出，固定成本F中增加了E个成本;在图2中，技术先进生产者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向上平移到AC'。

第二，由于管制对两种类型生产者的成本结构影响不同(如˜E＞E)，管制使技术落后的生产者退出市场。这在图2中表现为技术落后生产者的平均成本曲线AC向上平移到AC″，其中AC″＞AC'。这阻止了技术落后生产者继续以技术先进生产者的价格出售商品。如果技术落后生产者继续这样做，他们将遭受损失，损失大小等于阴影部分面积L。

在有管制情况下，仅技术先进的生产者会进入市场，那么单个消费者的期望效用等于:

对于单个消费者而言，只有当有管制时的期望效用超过无管制时的期望效用时(即U＊＊＞U*)，消费者才会偏好管制。结合(5)和(6)式，即只有(7)式成立时消费者才会偏好管制。

换句话说，信任低于门阀值θ的消费者将偏好管制，信任高于门阀值θ的消费者将倾向于不管制。这样，模型预测:第一，低信任度的消费者将更偏好管制，高信任度的消费者将更倾向于无管制;第二，信任与生产者对管制的偏好无关。

三、经验分析——个体层面的证据

上一部分的模型表明，在个体层面上，人们对管制的需求随着消费者群体之间信任水平的增加而减少，而与生产者群体之间的信任水平无关。在这一部分，本文将对这一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一)数据、指标和方法

本文使用世界价值观察(WVS)的数据检验这个结论。WVS数据库收集了83个国家的人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详细个人调查数据，目前接受调查的人次已超过20万人次。WVS至今已进行了五次完整的统计，五次调查周期分别是1981—1984、1989—1993、1994—1999、1999—2004以及2005—2008年。本文使用WVS第五次(1981—2008年)调查的汇总数据①本文所用数据版本是 WORLD VALUES SURVEY 1981-2008 OFFICIAL AGGREGATE v.20090901，2009，下载网址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

WVS的调查结果提供了衡量个体间信任水平和人们对管制偏好的指标。一个广泛被用来衡量信任水平的问题是A165:“一般来讲，你认为大部分人是值得信任还是在相处时要小心为妙?”，当回答是“大多数人值得信任”时，本文定义哑变量TRUST=1;当回答是“小心为妙”时，本文定义哑变量TRUST=0。人们对管制的偏好一般用问题E042来衡量:“你认为，国家应该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还是应该更有效地控制企业?”。这个问题回答的赋值在阿拉伯数字1到10之间，数值越高表明个人越倾向于政府管制。因为因变量是有序且是离散的，所以本文将使用有序概率选择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来估计信任对管制偏好的影响。

WVS数据库还统计了大量个体特征指标，如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等，本文把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例如，为了区别个体属于模型中的哪类群体(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职业变量显得尤其重要。本文根据WVS中问题X036:“你工作在哪个专业或职业?”，把回答“企业家或管理者”以及“农场主:拥有自己的农场”的人们归为生产者，并定义哑变量ENTREPRENEUR=1;把回答其余职业的归为消费者，并定义哑变量ENTREPRENEUR=0。本文进入模型的所有变量英文名称以及中文解释和数据来源详见表1，相关系数矩阵和统计性摘要见表2。

表1 变量英文名称、中文解释及数据来源

在跨国间估计个体信任对管制的影响时，还需要引入国家固定效应(Country Fixed Effect)以控制不可观测的跨国异质性，如不同国家在管制质量、公共管理部门的腐败水平和执行力度等制度特征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既影响个人对政府管制的偏好又影响信任水平。固定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模型遗失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当然，由于冗余参数问题(Incidental Parameters'Problem)，固定效应在非线性模型(如有序概率选择模型)的估计中是不常用的。主要问题在于每次固定效应估计都采用相应群体中的唯一信息，当每一群体的规模有限时，估计(包括截距项和斜率)的方差都不渐进收敛到0。这就是为什么通常要进行N个横截面单位跨T期的面板估计。然而，本文有千千万万的个体观测值可以用来估计每个国家的固定效应，因此，这种情况下，相关的渐进性允许持续的估计。

表2 相关系数矩阵和描述性统计

(二)个体估计

表3和表4给出了信任对管制偏好影响的probit估计结果，个体样本分别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当样本为消费者时，表3中第(1)栏显示，单变量回归的结果是负向的且统计上非常显著，这表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水平越高，消费者越倾向于不管制;相反，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水平越低，消费者越倾向于管制;在第(2)栏中，一旦去除跨国的异质性，信任的影响大小就减半，但仍旧是统计上显著的;第(3)栏到第(6)栏控制了有可能与信任和管制偏好相关的一些个体特征变量后，信任对管制偏好的影响方向仍然是负。其中，个体的性别、年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均对管制偏好有显著的影响。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年纪越大越倾向于管制;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倾向于管制;收入越低，越倾向于管制;受教育水平越低，越倾向于管制。

表3 信任对管制偏好的影响:消费者

表4 信任对管制偏好的影响:生产者

第(7)栏特别估计了官僚或政客(BURPOL)身份对管制偏好的影响。正如图1所显示的那样，与其他个体相比，官僚和政客似乎并不更倾向于管制。第(8)栏特别估计了宗教信仰对管制偏好的影响，结果显示宗教信仰对管制偏好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总之，在(1)到(8)栏的所有估计中，信任的系数都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这就证实了理论模型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低信任度的消费者将更偏好管制，高信任度的消费者将更倾向于不管制。

当样本为生产者(企业家、管理者和农场主)时，表4显示，信任不再显著影响对管制的偏好，而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3基本保持一致。这符合理论模型的第二个结论，对生产者群体而言，信任对管制偏好没有影响。

总之，在个体层面上，第三部分证明个体之间的信任是影响管制偏好的一个重要因素。下一部分将检验这一关系在跨国层面上是否存在。

四、经验分析——跨国层面的证据

第三部分的经验分析表明，在一国内部，信任是影响管制偏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第四部分，本文将检验信任是否在事实上也显著影响各国的管制水平。

(一)跨国证据和方法

管制程度大小的衡量采用各国开办一个新企业所需程序数的对数值，ENTRY，这是Djankov等(2002)最先发明的指标，也是世界银行的Doing Business工程每年不断更新的一个指标［6］。程序包括企业为获得许可证和执照，完成所有的登记、证明和开业通知书所进行的往来手续。当然，任何旨在计量一个复杂概念(如管制)的指标都存在缺陷。Doing Business工程指标的优点是各国间的指标可以获得并可以比较，另外这也是国际上衡量管制水平时最为常见的指标(Acemoglu与Johnson，2005;Klapper等，2006;Ciccone 与 Papaioannou，2007)［13-15］。

至于主要的解释变量信任，本文使用每一国家的平均信任水平。为了保持与管制数据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本文使用WVS第四次调查的信任数据。

本文还加入了两个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以2005年各国人均收入的对数值表示，以2000年美元价格计算;(2)一国的法律体系是否是普通法(COMMON LAW)。变量详细解释及其来源见表5，相关系数矩阵和所有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6①限于篇幅，样本国没有详细列出。。

表5 变量英文名称、中文解释及数据来源

表6 相关系数矩阵和描述性统计

(二)跨国估计

表7给出了信任和管制水平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第(1)至(3)栏为控制经济发展水平、总人口和法律体系后的OLS回归结果。与个人水平的回归结果类似，TRUST的系数是负的，且在统计上显著。根据这些估计，人口中高信任度个体的比例增加1%，管制的程度(程序)平均下降一到两个手续。

我们还需要考虑内生性问题，信任和管制之间是否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即管制是否会影响信任呢?比如，加强管制可能会增加人们“俘获”官员和腐败的动机，这又会减少现实中诚实行为的发生率，由于TRUST=τ+ω，加强管制最终会负向影响TRUST。基于这种考虑，在表7的(4)至(6)栏，我们以工具变量——声称是天主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教徒的人口比例(HIER)来替代TRUST。HIER适合作为TRUST的工具变量的理由是:第一，自从Putnam(1993)以来［17］，许多经验研究表明，相对其他宗教而言，等级森严的宗教对信任有负向的影响。第二，文章第三部分个体层面的估计表明，在控制信任后，宗教并不直接影响管制的偏好(详见表3和表4的第8栏)。这两个条件允许我们使用宗教作为信任的工具变量。第(4)至(6)栏估计结果表明，信任对管制有稳健的负向影响。事实上，工具变量回归的系数是运用OLS回归的两倍。因此，如果确实存在从管制到信任的反馈效应，这种影响应该是正向的。

表7 信任和管制:跨国估计

表8检验信任对管制的因果影响是否事实上通过本文提出的这种渠道。如果是这种情况，低的信任应该增加了管制(以程序数来衡量)的需求，但不是管制的成本，管制的成本依赖于其他因素，如官僚和政客的寻租行为。这正是表8所展示的画面。在起初的两栏里，被解释变量是企业进入程序的总成本的对数值。在(1)中，这个指标与信任有微弱的负向关系，但一旦控制了GDP后，这种关系不再显著。而且，总成本应该(至少部分上)反应全部的程序数，这反过来取决于信任。出于这个原因，在最后两栏中，被解释变量是每个程序的平均成本，每个程序的平均成本似乎不(应该)依赖于信任。

总之，无论从个体层面还是跨国层面来看，信任在事实上对管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8 信任和管制成本:跨国估计

五、结 论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们经常批评政府管制容易滋生腐败以及给经济带来了大量的低效率。然而，现实中，各国民众似乎都不愿意放弃管制。在对待管制的态度上，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ies)和公共利益理论(Public Interest Theories)争论已久。本文提出了试图综合这两种事实的观点:管制不是外生决定的，现实的管制水平是一个均衡的结果，依赖于消费者的偏好。实施严格的管制可能是对经济中广泛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一个回应。近些年来，中国食品、药品、保健品等安全问题突发、高发，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都加强了对各类企业的产品质量管制，实际上也是顺应了民众要求加强管制的呼声。

当然，本文的发现并不否认管制可能是一种无效的解决市场失灵(如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办法，毕竟更多的管制容易造成腐败和低效率，人们要求政府加强管制是一种防止商家欺诈给消费者造成更大伤害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不得已选择。在低信任社会，人们在博弈中正确的做法是不信任商家，为了控制商家，人们支持政府管制，虽然人们完全认识到这种管制容易导致腐败［18］。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我国各级政府应该努力提高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在这些努力中，和谐的社区建设、政府治理的改善、媒体监督的保证、消费者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成长可能极为重要［19］。

另外，本文的发现对于先前研究管制对腐败和非正规经济影响的文献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以往的文献中，忽略信任可能会夸大管制对市场失灵后果(腐败和非正规经济)的影响，实证来考查这种影响以及中国的信任水平和管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本文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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