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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钱理群

2013-08-06

博览群书 2013年9期
关键词:钱理群中文系鲁迅

○ 郭 珊

1998-2002年,我在北大中文系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较之此前接受的教育,大学生活宛如一场“辛亥革命”。

那些年,穿着长袍马褂的古典文学老师,摇头晃脑地敲着竹节唱姜夔的词;讲授现代诗歌的老师带着我们春天去玉渊潭赏花,夏天在什刹海划船,秋天赴郊外登高望远,冬天到陶然亭“蹀躞雪泥”。老师和学长们领着我们在未名湖畔组织诗会,南腔北调的吟咏声,随着湖上的夜雾弥散;同学们在毕业时弹着吉他,唱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为彼此送别……

而其中,特别让我难忘的,便是钱理群教授。入学时,正好赶上钱理群先生在北大工作的最后四年。那时候,中文系师生无论长幼,都爱称他“老钱”。毕业那一年,先生也退休了,转眼已经十年。

至今都忘不了我在北大上的老钱的第一堂课。他红光满面、声如洪钟,敞开双臂向在场学子宣告:“从现在开始,请你们忘记上大学之前所受过的一切语文教育!”如风过麦浪,莫不伏倒。我听得浑身猛颤,热血上脑,与梁启超初见康有为的感受差不多——“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冷水浇背,当头一棒……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当时,老钱除了给我们中文系的徒子徒孙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向外系学生开设了鲁迅作品精读等选修课。凡是经历过高考的人,估计对列为“必考点”的鲁迅都无甚好感,老钱便时常寻找机会为鲁迅“正本清源”。他谈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背后的苦闷与幽默,恋爱时的浪漫和淘气,谈得最多的还是鲁迅“立人”的文明观——所谓现代化,“根底在人”。

记得有一回,老钱讲鲁迅的散文《腊叶》。他一句一句地读、逐字逐句地品,四五百字的小短文,咀嚼反哺,讲了整整一堂课。讲到腊叶颜色一段,“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他一手执书,另一只手抬起来在空中比划着,好像真的捏着一片“明眸似的”叶子,对着灯光反复赏玩。

学生们私下感叹,这才叫“精读”啊,原来自己读书连“牛嚼牡丹”都不如。

老钱的课很自由,随时可进、可走,甚至可以当场打断授课,欢迎“抬杠”。布置的作业都是开放式命题,鼓励学生畅所欲言,没有标准答案。老钱在课堂上常说,不知道该讲什么好,还特别怕学生鼓掌,说台下一鼓掌,就把他弄得昏昏然,这都与鲁迅的作风一脉相承。老钱和年轻人打交道,坚持一个原则——真诚,不掩饰。他总说,要是摆出一副“导师”的姿态,是很容易引起反感的。年轻人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愿意听课或者不愿意听,听了毫无反应,甚至产生曲解,都是正常的。他从不认为自己能包办一切疑惑,也不期待课堂上说过的话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只是希望让年轻人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至少多一种活法”。

老钱还是个“金句王”。怎样才不算在北大白混四年?他提出三点希望:“学会怎样读书;结识一位值得终生交往的挚友;谈一场无愧于心的恋爱。”据说“钱三点”后来从内网传到外网,流传甚广。

今年年初,因为老钱的新书《梦话录》出版,我又一次采访了他。电话那头,老钱还是像记忆中那样平和、豁达。他阐述当今中国制度、文化、价值、生活四大建设的迫切性,重提鲁迅与“五四”传统,也聊高校教育、大学生就业、中国人为什么不幸福。提到北大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培养以做“成功者”、“人上人”为目标的“伪精英”、“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以及当下年轻人当中信仰的普遍匮乏,他的声音流露出一丝忧虑。

他感叹一声:“爱因斯坦曾经强调,大学最基本的任务和职能是培养‘和谐的人’。这其实也是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把‘养成健全的人格’放在第一位。上大学,不仅要求知识、学技术,还要培养自己的人文关怀,为一辈子的安身立命找到信仰。……其实,追求真善美,应该从小学就开始打底子,等到大学才来弥补,为时已晚咯!”

和他谈“妥协”,他说:“妥协是肯定要的啊,年轻人一点不妥协,肯定会头破血流,没有一点成就感作支撑,也很难在妥协中坚守信念。所谓‘不妥协’,是指守住底线。”作为一名老而弥坚的“理想主义者”,他将自己的经验总结为:“年轻时做梦做得比较彻底,基础打得比较牢,所以才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

兜兜转转又说回“钱三点”,老钱笑着澄清:“你们总结得太完整了!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怎能作为硬性指标?我不过是提醒你们,机缘到来时别轻易错过罢了。”

老钱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他告诉我,退休后谢绝了许多应酬和讲学邀请,每天至少伏案七八个小时,每年至少要写五六十万字。手头上正在写的,是一本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新书。

我还记得十多年前,因为给应试教育挑刺,他惹了点麻烦,当时风传他要赴国外“休假”一阵。有一天中午,我去系里办事,经过老钱办公室时,透过虚掩的门缝,瞥见老钱正端着一个大海碗吃面,连吸带吞,面皮上渗出密密的油珠。吃完面又嘬起嘴尖咻咻地吹气、咕噜噜地喝汤,然后咂咂嘴、抹抹汗,一派酣畅淋漓、意犹未尽的样子,毫无半分落魄影子。这一幕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

我问他:“在这个时代,有思想的人是不是必然是孤独的?”他说:“孤独是肯定的,但孤独不代表不快乐。我的原则就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我越是孤独,就越是思考、越是做事,所以每一天,我都过得很踏实、很快乐。”

放下电话之后,我回味着老钱的话,长久地沉浸在回忆里。恍惚间又见昌平园的梨树回光还魂,枝似寒铁,肩承香雪,成了精似的透亮。一地星斑,团团浓影,照得见的是旧时床前明月光,看不清的是年与时驰枉思量。

到了今天,我也说不出,那四年的教育到底有什么用,又是怎样改变了我。毕业后我也与所谓“精英”半点不沾边,一直从事着一份普通的工作,经常怀疑自己有辱师门。我只知道,那些年我前所未有地快活,凭着生命最初的直觉去爱这个世界,仿佛它的美好与恒定生来如此,也永不会更改;我只知道,从那时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能够为一片云、一个人,为一切可遇不可求的瞬间,轻而易举地感动到不能自已;而我也深深知道,这一切都与那四年当中我所遇见过、接触过的、像老钱这样的人关系密切。

忽然想起,有一年中文系团拜会,学生们送给老钱的礼物是一把浑圆的矮壶,与他的面孔有些神似的意趣。老钱笑呵呵地捧着壶,和师生们并排合影——印象中,他一直都那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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