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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制造业FDI 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2013-07-20陈汉林徐丹丹

对外经贸 2013年6期
关键词:外商湖北省关联

陈汉林 徐丹丹

(湖北大学 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致力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其中一个重要动机在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本国或本地区企业的技术进步。FDI 技术溢出理论上分为行业内技术溢出和行业间技术溢出。目前,FDI 技术溢出特别是行业内技术溢出在国内外已经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随着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的片段化划分和跨国公司全球化采购趋势不断加强,研究FDI 如何通过产业关联特别是后向关联效应促进技术溢出具有重要意义。湖北省作为我国中部大省,作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力量,在引进和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制造业的利用外资成果突出:2008年湖北省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19.89 亿美元,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的61.3%;2010年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24.7 亿美元,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的61.1%。研究湖北省制造业FDI 通过后向关联效应对湖北省经济的影响,对今后如何利用外资的后向关联效应促进湖北省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对FDI 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Lall(1980)的研究,他在对印度的研究中发现,某些“互补性行为”可以通过后向联系产生外溢效应,外资企业采购的当地化将有助于提高当地公司的生产效率,从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印度的卡车制造业存在正的后向溢出效应。Kugler(2000)利用Caves(1974)和Globerman(1979)的方法,提出在一个增广的生产函数框架内,将衡量外资后向关联效应的指标和其他影响生产率变化的变量一起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如果后向溢出效应的回归系数为正,则说明产生了正的后向外溢效应。Javorick(2004)选用1996—2000年立陶宛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该国存在正的后向关联溢出效应,但并无实证经验证明前向关联和水平溢出效应的存在。

在关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后向技术溢出的研究中,姜瑾和朱桂龙(2007)采用1997年投入产出表,对1999—2003年21 个工业行业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存在显著的外资行业内溢出和前向联系溢出效应,但后向联系效应为负。陈琳和罗长远(2011)采用微观企业面板数据,运用投入产出表构建前后向关联指标,研究FDI 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对中国制造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FDI 通过前向关联效应可以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率,但是后向关联效应不显著。

通过对上述相关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果大部分都表现出正的溢出效应,只有少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现出负的溢出效应。这说明,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都与理论相符,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需求关联、标准制定、技术指导、人员培训和产业竞争等后向技术溢出途径来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尽管一部分学者也对地区进行了分类,但是很少集中对某个省份做专门的研究:这样就忽视了具体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利于全面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利于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制定外资政策。本文主要通过利用《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对湖北省2006—2010年34 个制造业行业的后向技术溢出指标进行测算,同时在此基础上利用扩展的C-D 生产函数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后向关联效应对湖北省制造业产出的影响,为湖北省制造业的引资提供帮助。

二、模型的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采用扩展的C -D 生产函数模型。本文将C-D 生产函数模型进行扩展:

首先C-D 生产函数的初始模型为:

(1)式中Yit、Kit、Lit分别表示第t年第i 行业的净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其中参数α、β 分别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Ait表示效率系数,是技术水平进步的反映指标。

其次,在初始C - D 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本文假定FDI 的溢出效应通过改进技术水平从而影响产出的增长,并且两者之间存在指数关系,因此,设定Ait的表达式为:

(2)式中H、F、B 分别表示FDI 水平技术溢出效应、FDI 前向关联效应和FDI 后向关联效应;C 表示除FDI 水平溢出效应、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以外的其他影响技术水平的因素。

最后,将(2)式带入(1)式,并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最终模型:

(3)式中,i 和t 分别表示行业和时间;λi表示不可观测的行业效应;ηt表示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其解释了所有没有包括在模型中的与时间有关的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其服从独立同分布。

本文计量模型设定的主要思想在于:利用扩展的C-D生产函数模型来反映FDI 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机制在于:FDI 后向关联效应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内资企业的产出。本文假设Ait=CeσH+δF+γB,反映水平溢出效应(H)、垂直溢出效应中的前向关联效应(F)和垂直溢出效应中的后向关联效应(B)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又因为技术进步反映指标Ait是C -D 生产函数模型中影响产出水平的重要指标,后向关联指标(B)通过影响技术进步指标Ait进而影响产出指标Yit。如果后向关联效应指标前的系数为正,说明FDI 的后向关联效应能通过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从而带动产出的增加,说明FDI 后向关联是正效应;反之,如果后向关联效应指标前的系数为负,说明FDI 后向关联不仅不能促进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反而“挤占”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根据2007—2011年《湖北省统计年鉴》以及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相关数据资料整理计算得来①由于从2004年起湖北省采用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 -T4754 -2002),资料的口径与过去年份不可比,加上湖北省2004年和2005年的制造业各行业的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数据不可获得,所以本文从2006年开始算起。。《湖北省统计年鉴》中的制造业分类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等在内的30 个行业,但是《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分类与《湖北省统计年鉴》不一致,为了保持口径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本文依据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统计口径,对《湖北省统计年鉴》中的30 个行业进行归口,得到17 个行业部门,具体见表1。

表1 归口后的17 个行业名称

在数据的选取上,外资企业数据直接采用统计年鉴中制造业各行业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数据,内资企业数据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减去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数据。同时,由于统计年鉴上所列的大部分数据都是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值,为了能够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本文对不同的数据采用了相应的价格调整。

Lit表示湖北省第t年第i 行业的劳动投入,以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衡量;Kit表示湖北省第t年第i 行业的资本投入,以固定资产净值来衡量。本文以2006年为基期,用湖北省各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Yit表示湖北省第t年第i 行业的净产出,以行业总产值来衡量。本文以2006年为基期用全国分行业工业品价格指数进行平减。Hit表示湖北省第t年第i 行业的FDI 水平溢出效应,以外商投资企业占全行业的工业销售产值比重来衡量。

Fit表示湖北省第t年第i 行业的FDI 前向关联效应,表示除了行业I 之外,所有上游企业m 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出所占的比重。用公式表示为。式中,αim表示产出部门i 的产品所消耗的各投入部门m 产品的数量;Hmt是i 的所有上游行业m 中外商投资企业销售产值比重。

Bit表示湖北省第t年第i 行业的FDI 后向关联效应,由行业i 的中间投入占所有下游行业j 中外商投资企业产出的份额来衡量。Blalock(2001)设计了一种利用行业间投入产出数据计算FDI 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方法:首先计算行业i 中外资企业产值占行业总产值的比重Horii,然后就可以计算行业i 获得的后向溢出效应Backi=ΣihikHorik,其中hik是由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的直接分配系数,表示行业k 向行业i 购买中间产品占行业i 总产出的比例。本文参考Blalock(2001)的方法,将后向溢出效应指标的表达公式记为:。式中,aij是投入部门i 的产品提供给产出部门j 作为中间投入使用的数量;Hjt是i 的所有下游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占全行业的销售产值比重。

三、实证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面板模型的设定和回归方法的选择

由于本文选用2006—2010年的17 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对FDI 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所以可选择的回归模型方法主要有三种:混合OLS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混合OLS 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上,主要通过F 统计量检验来判断:如果F 统计量检验值不显著则接受原假设,选择混合OLS 模型;反之,如果F 统计量显著则拒绝原假设,这时要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而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上,主要通过Hausman 检验来判断:如果Hausman 检验值不显著则接受原假设,要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反之,如果Hausman 检验值显著则拒绝原假设,要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拟将水平溢出效应指标Hit、前向溢出效应指标Fit分别与后向溢出效应指标Bit同时加入模型来检验FDI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得到以下4 个模型:

对上述4 个模型分别进行F 统计量检验和Hausman检验发现,F 统计量的检验值和Hausman 检验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显著的,即上述4 个模型都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模型1 的F 统计量检验结果和Hausman 检验结果分别见表2 和表3。

表2 模型1 的F 统计量检验结果

表3 模型1 的Hausman 检验结果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将水平溢出效应指标Hit、前向溢出效应指标Fit分别与后向溢出效应指标Bit同时加入模型来检验FDI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得到4 个模型,对4 个模型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4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从模型1 到模型4,劳动力L 和资本K 前的系数都为正且基本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会促进产出的增加,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资本和劳动是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后向关联指标B 前的系数都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为正,这说明湖北省FDI 存在显著为正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也就是说FDI 通过后向关联对湖北省制造业供应商的生产率增长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在模型1 和模型3 中,FDI 水平溢出效应指标都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FDI 的进入对湖北省同一行业的当地厂商的生产增长率起到了正的促进作用。在模型1 和模型2中,FDI 前向溢出效应指标F 前的系数符号不确定,有正有负并且不显著,说明FDI 的进入对湖北省当地下游产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湖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目前,湖北省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一般是位于下游产业而不是上游产业,这就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前向关联对湖北省当地下游产业的技术溢出。

表4 回归结果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扩展的C - D 生产函数,通过对湖北省2006—2010年的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FDI 的后向技术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后向关联,促进了湖北省当地供应商的生产率提高,也就是说湖北省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第二,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水平溢出促进了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即外资企业的进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等促进了同行业内资企业不断改进新技术,从而促进同行业内资企业的产出增加;第三,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前向关联效应对湖北省内资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也就是说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向湖北省当地企业提供中间投入品从而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效应不明显。存在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进入湖北省的外资企业主要属于下游产业而不是上游产业,这就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前向关联对湖北省当地下游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二)对策建议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知,湖北省制造业FDI 存在显著为正的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所以,湖北省在未来的引资过程中,要着重利用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本地区内资企业的发展。首先,要重点促进外资与本地内资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型FDI 与本地企业的联系,特别是与本地中间供应商的联系。其次,政府要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强化产业配套能力等措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本地化采购,保障和促进后向技术溢出效应途径的畅通。最后,在引资的同时,要鼓励湖北省本地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工作,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从而加大行业内FDI 的水平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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