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非均衡框架下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研究

2013-07-19刘国亮李传超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5期

刘国亮李传超

刘国亮李传超

针对中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显著下降这一现象，归纳总结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征事实”，将中国经济的发展以1998年为界划分为“要素互补阶段”和“要素替代阶段”，为此构建了一个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框架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在两个阶段的不同表现，并探讨这一现象蕴含的经济效率。在此基础上，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这种下降意味着原有的发展方式以及因此形成的制度安排制约了新技术的研发以及知识相关要素的积累。通过知识相关要素的积累以及制度环境的调整能够在经济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收入份额；凯恩斯主义非均衡；人力资本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逐渐凸显了出来。由于我们劳动者收入来源单一，作为收入分配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白重恩等(2010)*白重恩、钱震杰：《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2010第12期。利用GDP收入法核算数据，发现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78年到1995年基本保持不变，自1995年以来却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李稻葵等(2009)*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的研究表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从199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0%左右。罗长远等(2009)*罗长远、张军：《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认为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2004年加速下降，到2007已经降至41.6%。类似的文献还包括白重恩、钱震杰(2009a，2009)*白重恩、钱震杰a：《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白重恩、钱震杰b：《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周明海等(2010)*周明海、肖文、姚先国：《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度量与解释的研究进展》，《世界经济文汇》2010年第6期。；张车伟等(2010)*张车伟、张士斌：《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以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为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5期。等，虽然数据来源和计量口径的不同导致具体数字的计量略有出入，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多是借鉴国外的观点，利用CES生产函数对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数据表明，产品市场垄断程度(白重恩等，2008，2009)*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 2008年第8期；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产业结构转型(白重恩、钱震杰，2009；黄先海等，2009；王永进，2010)*白重恩、钱震杰：《我国资本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4卷，第4期。黄先海、徐圣：《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王永进、盛丹：《要素积累，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占比》，《世界经济文汇》2010 年第4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罗长远，2008；陈本凤等，2011)*罗长远：《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世界经济》2008年第11期。等因素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密切相关，但是经济发展本身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主因。

在新古典框架下，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因此对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政策建议只能从市场的有效性出发。陈本凤等(2011)*陈本凤、周敏：《基于产业视角的劳动收入份额分析》,《财经科学》2011年第7期。认为应当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改变收入分配的现状；郭庆旺等(2011)*郭庆旺、吕冰洋：《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认为需要从再分配的角度考虑政府的作用；李稻葵(2010)*李稻葵、何梦杰、刘霖林：《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下降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2期。、罗长远和张军(2009)*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王小鲁和樊纲(2010)*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等则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只是一时的现象，政府顺势而为，劳动收入份额自然会上升。

在新古典框架之外，龚刚等(2010，2010)*龚刚、杨光：《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管理世界》2010第5期。龚刚、杨光：《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借助一个具有凯恩斯—哈罗德特征的非均衡宏观动态模型研究表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导致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在这一框架下，市场结构等因素对要素收入的扭曲使得工资收入对物价和生产率的变动都不够敏感，劳动收入也就不能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长。劳动收入被固定在了一个低水平，经济增长也就自然带来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综上所述，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研究偏重于数据的处理和计量，刻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总体趋势。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解释更多地借用新古典框架，使用凯恩斯主义非均衡框架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研究较少。

本文通过归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事实，选择一个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框架，尤其借鉴新剑桥学派的研究范式，建立一个简单的企业主主导的投资决策模型来回答下面三个问题：第一，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应如何解释；第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所隐含的制度安排是否具有生产效率；第三，如果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没有生产效率，能否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同时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与新古典框架和凯恩斯主义非均衡框架的比较

在新古典框架下，劳动收入份额主要取决于市场对生产要素的定价以及非市场因素对这一结构的扭曲，这一结构的形成需要三个要素：其一、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其二、稳定的外生技术函数；其三、非市场因素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这三个要素在凯恩斯主义非均衡框架有着不同的界定。首先，凯恩斯主义非均衡框架中，资本的逐利性意味着不断谋求资本深化的生产方式：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将从互补逐渐转变成为替代。其次，在凯恩斯主义非均衡框架下，经济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因此投资能创造劳动需求，这样也就不存在一个外生的技术函数决定劳动需求。最后，在凯恩斯主义非均衡框架里，企业主的投资决策决定了收入分配的结构。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资本化的生产方式带来的种种制度安排：基于对增长的饥渴，社会能够自动识别出经济发展的驱动要素，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赋予这些要素所有者支配资源的权力。即使其他生产要素在积累阶段结束后表现出足够的效率和稀缺性，制度安排的转变也具有滞后性，新技术的研发和新型要素的积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这正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进行抽象和归纳，以选择更契合中国现实的理论框架。

1.中国经济是否处于均衡状态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占比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了2010年36.7%；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从1978年的17.3%上升到2010年的28.7%；第三产业劳动力从1978年的12.2%上升到2010年的34.6%。以1978年的劳动力产业结构为标准(假设以后每年的劳动力产业结构和1978年相同)，第一产业共转出劳动力2.57亿(单位：人)。其中第二产业接收0.87亿，第三产业接收1.70亿。(不考虑二三产业间的劳动力转移)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会带来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假设从第一产业转出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间解决的农村劳动力隐性失业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多达34%。这样的非均衡过程更符合凯恩斯主义非均衡框架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进一步可以把这一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出以后，非农业部门的需要为这些人提供基本的资本条件。中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而重工业的生产严重依赖机器设备等资本投入。如果没有资本，工人在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甚至比他在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还低。这样的条件下，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是难以发生的。每一单位的劳动力转移都意味着对资本的需求，资本和劳动力表现出互补的关系，这个阶段称为“要素互补阶段”。

非农业部门提供资本的来源是自身的积累和居民的储蓄，企业逐渐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它所获得利润也越来越多。资本积累的速度慢慢超过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企业开始在基本的资本条件之上进一步追加投资。在这样的过程中，资本开始表现出了对劳动的替代，这个阶段称为“要素替代阶段”。

2.技术函数的验证

根据已有的研究可以大致判断，以1998年为分界线，1998年之前，要素间呈现出互补的状态，1998年以后要素间呈现出相互替代的状态。

表1 19872007年间的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份额

续表1

计算三个时间序列数据DF统计量，分别为0.984、0.375和1.143远大于-0.263，在5%的水平上也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进一步可以检验这三个时间序列都是2阶单整序列。如果直接对以上变量进行回归，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的情况，因此需要对这三个时间序列进行协整。

在存在常数项的情况下利用Stata对这三个时间序列进行“EG检验”，结果表明只有一个线性无关的协整向量。最大特征值检验也表明，可以在5%的水平上拒绝“协整秩为0”的原假设，但无法拒绝“协整秩为1”的原假设。

进一步利用赤池信息准则判断误差修正模型的滞后期数为4。在此基础之上采用Johansen的MLE方法估计该系统的误差修正模型(VECM)为：

Lagrange-multiplier检验证明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式中：LSt为第t期劳动收入份额，KYt为第t期的资本产出比。计算后发现，当KY大于2.03时LS随着KY的上升而下降，当KY小于2.03时LS随着KY的上升而上升。而在KY这个时间序列里，除了1988年和1993年外，资本产出比都是上升的。在1998年之前，由于KY的值小于2.03，KY和LS呈正比；1998年之后KY和LS呈反比(如图1)。这样的结果和之前的猜想是一致的，与其他学者的结论也不冲突。

图1 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产出比

因此可以认为，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替代弹性并不稳定：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是，在1998年之前，劳动与资本呈现出互补特征，1998年之后，劳动与资本间的替代性明显。

进一步，考察资本积累对于资本和劳动的效率的影响。在新古典的框架下，过快的资本积累必然带来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以及单位劳动工资率的上升。而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资本化的生产方式以及预期和制度安排可以在劳动工资率不变的情形下维持资本积累的效率(后面会通过模型详细描述这一过程)。

具体来看，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率自1999年之后有了明显的下降：1987年到1999年之间，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率年均为2.8%，而1999年至2007年之间降为年均0.6%。劳动收入份额在1999年之后有明显下降。假设1999年后，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率仍然保持2.8%的增长速度，可以计算出与此对应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见表2和图2)。

表2 2000年以来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

按照原有的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率调整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要明显稳定得多，这说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可以认为是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相对下降而非劳动者个体收入减少带来的结果。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代表着“资本收入快速增长，劳动收入相对停滞”的格局，而不是“资本收入挤占劳动收入”的格局。在这一阶段，劳动供给和资本积累体现出了可分离的特征——虽然在“要素替代阶段”资本的积累速度超过了劳动的供给，但是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替代率没有变化。

这样的经济表现意味着，发生了某种技术变迁维持资本的边际效率，并且这种技术变迁能够随着资本的积累而发生，具有了内生化的特征，这和新古典框架下外生的技术变迁是不相容的。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资本的优势地位使得资本所有者可以在资本广化进入资本深化后仍然保持资本的总体效率。除非认为外生的技术变迁能够在资本深化中一次次地发生，并且恰巧不偏不倚地保证了资本的总体效率，否则，凯恩斯主义非均衡框架是更合适的选择。

图2 调整前后的劳动份额变动

3.劳动收入的决定

按照新古典的要素分配理论，决定要素收入的是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和市场结构。前面的研究表明，在中国资本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改变，那么市场结构可能是决定要素收入的主要因素。白重恩等(2008)引入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和企业目标差异发现垄断程度对资本收入份额有显著影响。但是这样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工业部门，而且如果考虑其他的诸如产业差异、资本—产出比等因素后，垄断程度对整个工业部门资本收入份额变化的解释贡献仅为0.4%*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 2008年第8期。。在另外一篇论文中，白重恩等(2009)认为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对资本收入份额几乎没有影响。他们采用的资本收入份额是剔除生产税净额后的数据，它与劳动收入份额之和为1*白重恩、钱震杰：《我国资本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4卷，第4期。。这也就意味着，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它并不是这些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因。

在凯恩斯主义非均衡框架里，劳动者的收入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消费决策，并且和最终消费接近。经济中其他因素(如政府的存在)都会从形式上影响这个结论，但是长期的经济增长使得社会对未来形成预期，这种预期不仅影响了个体的决策而且促成了诸多的正式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并借助这些制度安排对各种要素使用的限制促进资本积累的完成。这样的制度安排在“要素互补阶段”提高了全部经济参与者的收入水平，但是在“要素替代阶段”更有利于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劳动者。

表3 19922008年间的劳动所得与最终消费支出

图3 劳动所得与最终消费支出

表3和图3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劳动所得和最终消费支出数据非常接近，这和凯恩斯框架下的结果是一致的。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收入—消费比(每年的劳动收入比最终消费)相对稳定，而且接近于1。在英国， 1998年到2005年间，这一比例从0.88上升到了0.92*数据来源：Annual Abstract of Statistics，UK，www.ons.gov.uk.。在美国，2008年到2011年间，这一数据从0.78下降到了0.72*数据来源：Flow of Funds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www.federalreserve.gov.。在日本，2005年到2009年间，这一数据一直维持在0.68左右*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年鉴》，www.stat.go.jp.。

综上所述，本文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表述如下：第一、发展的阶段性：“要素互补阶段”和“要素替代阶段”；第二、在“要素互补阶段”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但无法替代资本，在“要素替代阶段”资本逐渐替代劳动；第三、企业主的投资—消费决策决定了收入分配结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被固定在了一个较低水平。

三、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解释：一个企业主导的投资决策模型

基于前面的分析，本文做如下假设：

第一，经济体中共有两类主体：企业和劳动者，企业部门分成两个部门：消费品部门和资本品部门。

第二，对应“特征事实”之一，把经济的发展分成两个阶段：“要素互补阶段”和“要素替代阶段”。对应“特征事实”之二，在“要素互补阶段”，劳动过剩，劳动无法替代资本。在“要素替代阶段”，资本过剩，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率变化不大。

第三，两个部门都同时采用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进行生产。资本品部门可以提供两个部门的资本品，两种资本品的生产函数是一样的。

第四，根据“特征事实”之三，企业所有的利润都用于投资，而劳动者所有的工资都用于消费。

第五，资本为企业部门所有，它的价格决定了新增资本在企业的两个部门——消费品部门和资本品部门分配，配置的依据是生产的效率。

第六，规模报酬不变。

第七，不存在利息。

第八，不存在存货投资。

厂商的生产决策：“要素互补阶段”

新增资本在两个部门间的分配是固定的比例，因此资本品的价格保持固定。消费品和资本品的数量之比也保持固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两个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是不同的，也不会导致收入份额的变动。

进一步我们可以证明，只要劳动力是无限供给，即使是资本的结构性过剩也不能存在。

(1)

对IK求导数可以得到：

(2)

同样地，当资本品在消费品部门的生产率更高时，投资也会迅速地向消费品部门倾斜，并最终使两个部门的投资率相等。此时，消费品和资本品的数量之比也保持固定，劳动的收入份额也将保持不变。

厂商的生产决策：“要素替代阶段”

当资本的积累速度逐渐超过劳动的供给速度，生产的过程由原来的均衡扩张变成投资扩张。为了方便分析，假设这个阶段里劳动力的数量是固定的，但新增资本品的数量是逐渐上升的，资本将逐渐替代劳动。我们需要考虑资本品的价格会不会随着它的数量的上升而下降。

在这个模型中，用消费品的价值去表示资本品的价值，参与市场交换的消费品数量和资本品数量分别为LK和IC，那么资本品的价值由(3)式决定。

(3)

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将首先出现在消费品部门。如果在资本品部门出现了劳动力被替代的情况，劳动部门在吸收了新的劳动力后必然要给这些人配置资本扩大产出，否则，它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将高于资本品部门，资本的流动将最终改变这一趋势。但是消费品部门提高的产出意味着企业主需要给工人更多的工资来避免消费品部门的存货投资，因此这样的选择对企业主是不利的。

(4)

其中f(L,K)为消费品部门的生产函数，g(L,K)为资本品部门的生产函数。利用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可以把(4)式化简为(A为常数)：

(5)

据此模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资本品生产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的资本深化程度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用于两个部门的投资的数量也就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相比于一直上升的LK，两部门使用的资本品数量是相对稳定的，这也就是资本收入份额一直上升的原因。

第二，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过程中：对于劳动者而言，消费品的生产并没有进一步扩大；对于企业主而言，他们的投资仅仅是为了投资而投资，资本所得增加仅仅是价格的表现，并会在将来受到有效需求的制约。

第三，这个模型中，在不增加消费品数量的前提下，资本所有者仍然可以维持资本品的总体效率，但是这样的过程不可持续，直到资本无法替代劳动为止或者资本的边际效率为负。

第四，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框架对于中国的适用性——所有的社会剩余都被用于维持资本的积累与利润这一事实阻碍了新要素的进入，这背后的制度安排亟待调整。

四、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回答了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应如何解释”，概括来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可以视为在企业主导的制度安排下经济发展进入“要素替代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第二个问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所隐含的制度安排是否具有生产效率”就变成了“在要素替代阶段，企业所掌握的社会剩余全部用于投资是否合理？”

社会剩余的出路无非三种方式：消费、投资(主要指物质资本)、新技术的研发以及新要素的积累。

可以加入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社会剩余的使用效率进行分析，式(6)、式(7)、式(8)分别代表了社会的生产、分配、积累的过程，式(9)表示了社会剩余(用SS表示)的定义。

Yt=F(Ht,Lt,Kt)

(6)

(7)

(8)

Yt=ct+SS

(9)

(10)

(11)

传统的发展模式通过引进、模仿已有的先进技术获得生产效率的提高，外生的技术进步与资本深化同步，不会带来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但是如果技术进步的外生过程演化为内生过程，技术进步不再是“上帝赐予的恩惠”，那么资本边际效率的稳定甚至提高，必须有资本累积增长与人力资本增长的结合，必须有新要素的积累，否则，资本的边际效率必然随着资本的深化而下降，必然存在某个拐点，当资本的边际效率低于这个点后，相比于消费带来的效用，资本的价格被高估了。

结合第三部分的结论，可以将政策建议归纳如下：政府可以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调整资本积累结构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首先，针对知识相关要素因其外溢效应而具有的公共品特征，政府可以进一步扩大教育投入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政府在积累的初期应该起到主导作用，在积累能够自发进行后逐渐退出。其次，新技术的研发和新要素的积累以新兴产业为依托，而已有的制度环境使得资源配置向传统部门倾斜，这无疑会阻碍资本积累的转型。针对滞后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政府需要调整现有的正式制度安排将资源慢慢地从传统部门转移到新兴产业;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利用产业政策并配合宣传手段使得社会形成新的预期，在这样的预期中，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得以调整，社会的资源得以从传统部门中的资本积累转移到知识相关要素的积累。

五、结论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通过一个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模型刻画了劳动收入份额在“要素互补阶段”和“要素替代阶段”的不同表现，并据此回答了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三个问题。首先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在企业主导的制度安排下经济发展进入“要素替代阶段”的必然产物；其次，这样的制度是“要素互补阶段”的产物并促进了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在“要素替代阶段”阻碍了新技术的研发以及知识相关要素的积累；最后，新技术的研发以及知识相关要素的积累能够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劳动收入。

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下，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折射出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而是一个资本积累结构的选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由于知识相关要素的公共品性质以及制度安排的滞后性，仅仅依赖市场的力量并不能选择资本积累的结构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政府可以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调整制度环境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责任编辑：邵世友]

Research on the Decline of Labor Share in China Based on Keynesian Disequilibrium

LIU Guo-liang LI Chuan-chao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noteworthy changes appearing in the structur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of China, especially, the decline of labor share evoke an extensive dispute. Unlike the previous studies which base their survey on neoclassical theories, with stylized fact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divides China’s development process into two stages.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of factor behaves differently in the two stages which we refer as “factor substitution stage” and “factor complement stage”. We use a framework which features Keynesian disequilibrium to explain the change of labor share in China on this basis.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the phenomenon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 our framework the issue of labor share is no longer simply related to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It i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relate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hat matters. The decline of labor share in China means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relate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begin to become the barrier to technologic development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adjustment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need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The labor share c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related elements accumulation and adjustment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without sacrificing efficiency.

labor share; Keynesian Disequilibrium; human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