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铭

摘要：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坛享有盛名，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而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比较研究也一直是学界的关注点之一。通过整理近三十年（1982—2011）来学界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比较研究成果，以具体的数量统计分析和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比较，归纳该研究的某些热点问题与研究的特色。

关键词：鲁迅；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192?07

对鲁迅与周作人（以下简称“二周”）的比较研究，可以说自他们兄弟步入文坛以来，就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一般说来，人们在研究鲁迅时大都会提及其胞弟周作人，而在研究周作人时，亦会提及鲁迅，这似乎已成为学界研究“二周”的惯例。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因人废文”，对周作人持有偏见。这不仅导致昔日并驾齐驱的周氏兄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地位悬殊，而且也决定了人们对周作人作品所持的批判态度。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和政治领域一些观念的拨乱反正，学界对周作人这个曾经“颇有争议”的人物逐渐放下偏见，开始认可并发掘其人、其作的价值。在此背景下，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进行比较研究，更是彰显了学界对周作人价值的肯定。

一、有关“二周”的比较研究论文

统计分析

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以“鲁迅与周作人”、“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二周”等为检索词，以文章的主题为检索范围，以1982年1月至2011年12月为检索时间段进行检索，将检索到的文献利用Note Express软件进行查重筛选，最后通过人工逐一进行内容考辨，得到论文194篇①。下文从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和梳理。

（一）“二周”比较研究的论文年度分布

从表1来看，自1982年至2011年的30年中，关

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呈逐步繁荣的态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88年和1990年除外）论文年发表量均未超过5篇（30年的年均值为6.5篇），而进入21世纪，情况有了改观，年均发文量达10.6篇②，其中2009年达到峰值，为18篇。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二周”比较研究中——无论从论文的数量还是从研究角度的开掘面来看，都是不容忽视的，它形成了一个研究的高潮。笔者认为，该年度之所以形成“二周”比较研究的高潮，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1987年10月召开了“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极大地促进了学界对“二周”的比较研究②。其二，新的研究视角的开掘。如张菊香《鲁迅、周作人文化心态异同 论》[1]（29?39）、汤山土美子《我对鲁迅、周作人儿童观的几点看法》[2]（75?80）、黄乔生《域外世外——鲁迅、周作人与斯威夫特比较研究》[3]（65?72）。关于“二周”的文化心态、文化思想的比较，以及“二周”的儿童观与国外作家的比较，这些都是此前研究中未出现过的研究新视角。

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受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政治语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余绪影响，对周作人的研究仍少有人涉足，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而非反面陪衬）进行比较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良好政治语境和学术氛围的形成，以及学术研究的长期积淀，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成果自然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二）“二周”比较研究论文的选题分布

从表2来看，1982—1991年间关于“二周”的比

较研究论文共34篇，讨论的热点问题是文艺观念（如人的文学、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的异同）、兄弟关系（如兄弟失和的原因）、思想观念和人生道路。该时期的研究属宏观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二周”所走的人生道路，探讨他们为何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遭际，如周作人的附逆、“二周”失和的原因分析等。1992—2001年间共发表论文37篇，讨论热点除上述诸点外，新关注点是“二周”的散文创作研究，包括散文风格的分析和以具体作品或以相同题材为例进行的对比。2002—2011年间共发表论文123篇，该时期新的特点是：其一，文化研究兴起。对“二周”的比较研究视野也愈加开阔，此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地域文化（越文化）、异域文化（主要是日本文化）、民俗等文化因素对“二周”的影响研究呈异军突起之势。其二，“二周”的翻译成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其三，“二周”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创作，以及女性解放的思想等也受到了重视。

（三）“二周”比较研究论文发表期刊及核心作者统计

作为刊发鲁迅研究及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以前为《鲁迅研究动态》）在近三十年来的“二周”比较研究中承担了主阵地的作用，共刊发论文49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25.26%。其次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共发表论文12篇，占论文总数的0.62%。此外，《党史纵横》、《齐鲁学刊》和《文艺争鸣》等期刊也是该项研究的成果发表的重要阵地。

按照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统计，学界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核心学者依次是：钱理群、舒芜、孙郁、李景彬、张铁荣、黄开发、肖向明、肖剑南和王风，这9位学者的发文量均在3篇及以上，其中钱理群为7篇，舒芜和孙郁为5篇，李景彬和张铁荣为4篇③，其余为3篇。从统计数据来看，前6位学者均为鲁迅与周作人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他们的研究起步时间早，而且在该领域的研究用功颇深、成果丰硕，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鲁迅和周作人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还有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据笔者统计，近三十年来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学位论文总体数量不多，其中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有：肖剑南《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有：张华《鲁迅、周作人散文文体综论》；郭洪蔚《鲁迅周作人对现代杂文文体的创造》，基本上都是从文体的角度切入研究的。

二、有关“二周”的比较研究著作

及学术会议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二周”比较研究的逐步深入，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著作也陆续问世。

（一） 研究著作

1986年4月，李景彬出版了《周作人评析》，这是中国大陆新时期周作人研究的第一本论著。尽管它并非以“二周”比较研究为题，但其中不少章节都涉及“二周”的比较问题。作为新时期周作人研究和“二周”比较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李景彬于1987年出版了另一部著作《鲁迅周作人比较论》，该书12万字，辑有《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民族英雄与民族罪人》、《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比较观》等7篇论文。李何林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周氏兄弟的比较研究虽然早已有之，但像这样用一组系列论文的方式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是一个可喜的创新。”[4]（2）

这两部著作所采录的资料多为第一手原始资料。据彭小燕调查，“当时周作人的作品及相关文献除他 生前自定出版的外，大都尚未整理出版”。而李作史料与理论阐述并重，史料部分包括“周作人未出版的部分日记”，以及通过“南京档案馆、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做的相关调查，又得到香港、台湾方面相关信息的剪报”[5]（35）。在数量如此庞大的文献基础上对周作人的一生进行评价实属不易，因而李景彬的研究堪称20世纪80年代前期周作人研究的一个极其饱满的开局。

钱理群关于“二周”的研究著作有：《周作人传》，该书以时间为序，梳理了周作人一生的行为、心理、情感与思想。如周作人少年求学，追求个人解放与自由，成为学者之后启蒙救国，追求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后来由“士”入“仕”，成为日本人的走狗与帮凶，并出任汪伪政府的教育总署督办。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开始“紧跟形势”，写了许多赞美平民化的文章。可以说周作人的思想轨迹，钱先生研究得透彻、明了，在边叙边议、边梳理边总结中把一个性格复杂、思想多变、才华出众且勤于读书写文的周作人展现在读者面前。《周作人论》从“20世纪中国大变革中的历史抉择”、“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道路”、“动荡时代人生路的追寻与困惑”三个章节论述周作人的思想、文学创作历程。该书与钱先生之前关于周作人的研究论文内容大体一致，但又不乏新的创获。这两部著作虽不以“二周”比较研究为题，但部分章节都涉及了与鲁迅的比较。如，《周作人传》中的第一章“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第二章“发现新大陆——在南京”，第三章“在第二故乡——在日本”等都有兼论兄弟二人的内容。

1999年9月，钱理群出版了《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该书是其为北大中文系学生开设“鲁迅、周作人的思想研究”课程的讲稿结集。在书中，钱先生以“二周”的“立人”思想、妇女观与儿童观、外来文化观、传统文化观、改造国民性等问题为切入点，在讲述鲁迅的思想真谛后，又讲述了周作人对鲁迅的补充以及与他的差异，对兄弟二人，都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其目的正如他在该书《后记》中所述：“本书有不少内容是对周围的现实与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思潮的直接评述，在讲清楚鲁迅、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更注重他们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中的意义，目的是启发听者对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思考。”[6]（305）

20世纪90年代，孙郁出版了《鲁迅与周作人》，该书曾在学界引起过重大反响。该书执着于周氏兄弟的参照与互证，集中探讨了本是同根生的兄弟俩因秉性、人生道路、交往圈子等的不同，而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一个张扬着生命的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的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静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的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1]（3）作者不再把鲁迅当成神，而视为人；也不再把周作人看成鬼，而以平常心待之。钱理群曾对该书给予充分肯定：“他忠实于自己——忠实于自己阅读鲁迅、周作人原著的感受，忠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是一本敢于说出真相，有着真性情的真实的书。”“作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读者从书中看到了主体与客体（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与周作人）的相克相生中的融合，感受到了生命（与学术）的活力，感召力，与启示力量。”[8]（62）此外，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著作还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舒芜集》（第三卷），收录了舒芜先生关于“二周”比较研究的4篇论文：《鲁迅、周作人失和以前的兄弟关系》、《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和《鲁迅、周作人后期的相同点》。

肖剑南《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周氏兄弟散文风格比较研究》一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充实而成的，共分四章，主要对周氏兄弟散文风格作了比较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雍容疏放与从容恣肆——周氏兄弟记叙抒情散文风格比较研究之二；在“深识”与“博识”之间——周氏兄弟杂文随笔风格比较研究之一；“非凡的天才”别致的“诗美”追求；古源与新源交汇——“鲁迅风”与“启明风”的民族性与异域性等。

（二） 学术会议

如果说研究论文及专著还只是研究者自发的个体行为的话，那么学术研讨会则属于一种群体行为，它定期或不定期地将某一领域的研究者汇聚一堂，集体探讨某些问题，这既能集思广益，亦能互通信息，而且学术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官方的话语和态度。

1987年10月14日至16日，由南开大学中文系、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发起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周氏兄弟的思想、创作、译介、古籍整理等方面的功过是非，分别从社会、文化、伦理、政治、文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会上，钱理群、李景彬、张菊香、赵京华、陈福康等学者分别从人生哲学、生活道路、文化心态等不同角度比较了周氏兄弟的异同[9]（172）。此次会议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提并论作为讨论的主题，标志着学界对待周作人的态度已由“解冻”步入了“春暖花开”，它极大地推动了对“二周”的比较研究。

2003年11月5日，河南大学出版社和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周作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出版工作座谈会”。会上，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黄乔生指出：“研究鲁迅不能回避周作人，同样，研究周作人也不能回避鲁迅……周作人不但本人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他的人生道路，思想发展历程，文学业绩与鲁迅有密切的关系，深入开展周作人研究必然对深化鲁迅研究有帮助。”[10]（7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舒芜指出：“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以平常心和学术研究的态度从事周作人研究，《鲁 迅研究月刊》刊发的研究周作人的文章越来越多，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是可喜的现象。”[10]（76）

2009年4月19日，中国鲁迅研究会、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了“言说不尽的鲁迅与五四——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会议主要就鲁 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展望等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会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结集出版。该论文集分为四辑，大致依照“鲁迅与五四”、“鲁迅思想”、“鲁迅与文艺”、“鲁迅研究史”等主题编排而成，其中有不少论文都涉及“二周”的比较研究。

三、有关“二周”比较研究的热点

归纳及特色述评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二周”的比较研究已涉及他们的成长经历、人生道路的选择、思想和文艺观的差别等诸多方面。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的关注热点和呈现的特色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一） 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之热点

1. 关于“二周”对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

考察“二周”所走的人生道路，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评价：一个是民族英雄，另一个是民族罪人——这类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研究中较为多见。如上文统计有8篇，其中以李景彬《伟大的叛逆和平庸的“流氓”——鲁迅与周作人比较 论》[11]（24?31）、《潮汐有信 沉浮无情——续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最具代表性[12]（20?28），均以“二周”对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这一宏观层面进行整体把握和细致的比较分析。其他学者对此亦有深入研究，如钱理群指出：“鲁迅的道路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发展方向及其全部丰富性与深刻性。”“这一道路，给中国知识分子以至整个中华民族以巨大影响，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光辉。”而“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剧的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与曲折性。他曾经背叛封建士大夫阶级，成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但他拒绝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漠视民族的奋起，反对人民的斗争，虽几经挣扎，仍不能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罗网，并沦为帝国主义的附 庸”[13]（250）。其他如廖超慧《鲁迅周作人异同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14]（30?36）、《同路未必真同志——鲁迅、周作人前期人生道路之比较》[15]（47?51）。

2. 关于“二周”文学观的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关于“二周”文学观的比较共有论文30篇，占总论文数的15.46%。有的研究者通过对“人的文学”和“为人生的文学”两个口号的细致比较，指出“虽然在字面上相差不多，但前者总的看来属于‘五四以前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五四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范畴”。[16]（38）有的从“人道主义理想”、“人道主义实现方式”和“人性观”等角度对比了“二周”人道主义思想，指出鲁迅的人道主义多呈利他性、包容性、真实性、现实性，注重抗争战斗，而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则多呈利己性、局限性、虚幻性、空想性，倾向平和中庸[17]（26）。还有的指出，反映在作品中的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既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基督教式的近代现世主义精神和执着现实、迷醉人生、向外扩张、表现自我的西方审美意识，又有以东方佛道为基础，充满出世精神，超越现实，忘却物我，以虚幻无为的方式把握世界万物的东方传统审美意识，二者的并存、综合、同化作用，使他的创作能够在充分接受希腊、日本等文化的同时，仍不失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真精神。[9]（173）

3. 对“二周”兄弟关系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二周”兄弟失和历程的叙述与原因的分析。从表2的统计数据来看，此论题一直颇受研究者青睐，共有25篇文章，占总论文数量的12.89%。其中，赵英的《鲁迅与周作人关系始末》（上篇）是此类研究中较早也是较全面考察“二周”兄弟情谊的代表作[18]（73?80）。该文从“二周”少年时期、在南京、在日本、从日本归国、北京—绍兴、北京的合作、决裂、分道扬镳、鲁迅逝世以后、“诗与真”的回忆这十个阶段来分析他们兄弟情谊的变化历程。其他如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19]（10?18），舒芜《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 击》[20]（45?53）、《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 系》[21]（45?48）。近年来，随着一些相关的档案、书札等新材料的发现，关于“二周”失和原因的研究仍然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之一。

4. 本土、异域文化对“二周”的影响

包括浙东文化、“鬼民俗”、“二周”作品的乡土气息、日本文学经验等，这类研究从地域文化、乡土民俗以及异域文化等角度考察“二周”作品，进而分析这些文化因素对他们的影响。如张钊贻《鲁迅、周作人与东党林》[22]（58?59）、刘彦顺《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23]（31?34）；刘伟，柴红梅《鲁迅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选择的比较研究》[24]（107?109）；黄乔生《鲁迅、周作人与韩愈——兼及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评价》[25]（25?38）；郝庆军《两个“晚明”在现代中国的复活——鲁迅与周作人在文学史观上的分野和冲 突》[26]（1?26）；肖向明《论鲁迅和周作人“鬼民俗”的记忆与想象》[27]（86?90）；张佳佳，邹菊兰《中庸与周氏兄弟》[28]（281?282）；傅祖栋《“剑气”和“书气”——从散文看鲁迅与周作人对浙东文化精神的不同传 承》[29]（47?50）。这些研究是新时期文化研究兴起后的产物，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

5. 关于某类文体或文学创作风格、技巧等的比较

前者如杂文、新诗、儿童文学、同题散文等，后者如文学语言、讽刺艺术等。这类研究以某类文体，或从文学创作中的风格、技巧等某一个问题切入，对“二周”作品及其文学思想进行比较，属于“小题大做”式的研究。如宋其蕤《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30]（47?52），李平《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鲁迅与周作人同题忆人散文比较》[31]（53?56），章永林《论鲁迅与周作人新诗创作的异质性》[32]（29?31）。此外，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也不能忽视将“二周”与时人的比较。如叙述“二周”与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茅盾、梁实秋等同时代著名学者、文人之间的交往，并将“二周”与他们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亦有不少。

（二） 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之特色

从上文的数据统计与分析梳理来看，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具有以下方面的特色。

1. 由总体上的宏观研究转入局部细致深入分析

总体而言，学界近三十年来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其总的趋势是：其一，研究者的视角由总体把握而转变为局部的深入开掘，研究的论题也日益细致和具体化。这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向纵深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即由宏观论述转为微观剖析。其二，旧话题时常翻新意，新研究领域不断被发掘。一些关于周氏兄弟的“老话题”，如他们所走的人生道路与兄弟失和等，依然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周作人的附逆和“二周”失和，这两个容易引起争论（甚至是疑案）的论题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时常会因新的材料被发现而出新论断，抑或因新的研究方法、新理论的引入而出现颇有新意的一家之言。如林分份《“权威”的陷落与“自我”的确立——对周氏兄弟失和的另一种探讨》，该文“避开以往研究侧重对兄弟失和之因的直接探讨，转而关注决裂前后周作人在伦理身份、文化主张及个人姿态方面与鲁迅的差异乃至对立，由此考察周作人‘自我确立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心理特点，揭示其自我塑造的独特性和思想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33]（20）。新研究领域的开掘，如文化研究、“二周”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以及文学翻译等都是近十年来学界不断开掘出的新研究领域。从表2的统计来看，关于“二周”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的文章有9篇，从文学翻译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有9篇，而关于女性思想解放的文章也有3篇。

2. 逐步褪去附着在“二周”身上的光环与魅影

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二周”身后的评价，尤其是对周作人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已经由用学术化的科学分析代替了革命义愤和道德谴责。20世纪80年代，“由于种种思想上的禁锢习俗和思维惰性”[34]（73），一些研究文章仍带有较浓的政治和道德评判色彩，如李景彬《伟大的叛逆和平庸的“流氓”——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论》、廖子东《独立擎天的红桧与摇摆弯腰的杨柳——鲁迅与周作人思想文学比较论》[35]（40?49）。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现象消失殆尽。这是学术研究的正态走势，它有利于研究者抛却固有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从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回到鲁迅那里去”，“回到周作人那里去”，用客观、学术化的眼光和立场，去发掘、评价“二周”的实际价值。

3. 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不断开掘

任何学术研究要想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都必须不断开阔视野、拓宽思维，或发现新材料、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或开掘出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纵观近三十年来的“二周”比较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开掘出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不断在各种观点的砥砺中去伪存真逐步繁荣的过程。如上文所述，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晚明思想的濡染，还是浙东文化、“鬼民俗”、日本文学等的影响，都无疑是“二周”比较研究中难得的新视角。这些新视角连同“二周”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创作、女性思想解放、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等新研究领域，必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促进“二周”比较研究的兴盛。

四、结语

近三十年来学界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二周”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开掘度尚待进一步加强。这需要研究者在“回归鲁迅”、“回归周作人”的过程中，也要回归经典，深入研读和发掘它们对中国传统士人灵魂的深刻影响，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世界，以便能真正与“二周”进行对话。二是受近年来文化研究和学科交叉泛滥等的影响，一些研究者急功近利，将某些所谓的文化符号、新研究方法随意比附周氏兄弟，或将一些新名词、新概念生搬硬套到“二周”身上，生吞活剥，进而制造出所谓的新研究成果——这是不可取的研究歧途。

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当是指导当下的社会生活，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也应该重在发掘其对当今社会的指导意义，探讨其与现实对话的可能性。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在讲清楚鲁迅、周作人基本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更注重他们这些思想观点在中国的当前现实中的意义，目的是启发听者对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思考。”[6]（307）随着“二周”文集的进一步整理和深入研究，以及相关文献的发掘、新研究视角的提出，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一定会继续推陈出新。

注释：

① 此数据不包含硕、博学位论文（据笔者统计，此类论文数量不多，详见下文）。另因条件所限，本文对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只依据《鲁迅研究月刊》刊发的论文进行统计，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有遗漏，但相信遗漏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不会对论文的统计结果和讨论产生实质影响。

② 统计主要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未及纸质或其他媒介刊发而未被录入以上二库的研究文章。

③ 1988年刊发的10篇比较研究论文中，有2篇与1987年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直接相关。即：舒芜《参加“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学习心得》（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期），高远东《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概述》（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④ 由于受本论题统计时限的制约，李景彬先生的另2篇关于“二周”的比较研究论文尚未统计进来，它们是：《论鲁迅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两个寻路的人——鲁迅与周作人比较论》（《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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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