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锋

摘要：普罗柯比是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时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关他的宗教信仰问题在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从查士丁尼时代的宗教环境和普罗柯比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普罗柯比是一位具有较高古典文化修养的虔诚基督教徒。他虽然具有一定的宿命论思想，但是能够客观地面对现实的宗教问题。

关键词：拜占庭帝国；普罗柯比；宗教信仰；基督教徒；古典文化

中图分类号：K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207?05

一

普罗柯比（Procopius）是查士丁尼（Justinian the Great， 527—565）时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查士丁尼时代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画卷，普罗柯比的著作则是那个时代的印记。普罗柯比出生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凯撒里亚，年轻时就被任命为著名将军贝利撒留（Belisarius）①的法律顾问和秘书。他随同贝利撒留参与了对汪达尔人、哥特人及波斯人的战争，是当时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这些历史机遇为他提供了别人无法企及的条件。普罗柯比拥有获取文献和第一手资料的有利条件。他利用与贝利撒留的亲密关系，能够看到各种档案资料。同时，他因积极参与历次征战，对国家的情况非常熟悉。这些都使他能够获得相当有价值的资料。[1]（180）普罗柯比接受过良好的古典学教育，仰慕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等历史学家，自言他的作品就是模仿前贤把时代的辉煌留给后人。他著述甚丰，主要的作品有《战史》（History of the Wars）②、《建筑》（Buildings）和《秘史》（Secret History）。《战史》是有关拜占庭帝国与汪达尔人、波斯人和东哥特人战争的基本史料。《建筑》一书歌颂了查士丁尼的辉煌成就，可能是受命而作。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Theodora）③的真实感情表现在《秘史》一书中，这部书被认为是毁谤和事实的混杂。[2]（334）普罗柯比作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史学家，后人对其作品的研究较为透彻，但是关于普罗柯比的宗教信仰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国内外学界代表性的著作大多对普氏的宗教信仰语焉不详，如瓦西列夫（A. A. Vasiliev）的《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米歇尔·麦斯（Michael Maas）的《剑桥指南系列丛书：查士丁尼时代》（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3]和陈志强教授的《拜占廷帝国史》[4]，都没有明确谈到普罗柯比的信仰问题。普罗柯比历史作品的续写者“忏悔者”塞奥菲尼斯（Theophanes Confessor）在其作品中记载了查士丁尼时代异教徒被迫害的历史，但是并没有提及普罗柯比的信仰问题。[5]笔者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也没有明确讲述他的宗教信仰问题。[6， 7]

也有一些著作谈到了普氏的宗教信仰问题，但存在着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普罗柯比是一名异教徒。徐家玲教授的《拜占庭文明》和《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都把普罗柯比定义为异教徒（非基督教徒）。后一本书中谈到，查士丁尼对于帝国贵族阶层中的异教信奉者并没有采取极端措施。这些人包括法学家特里博尼安（Tribonian）④、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等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公开与基督教原则相对抗，也没有做损害帝国法律和社会秩序的事情。[8]（185）《拜占庭文明》中这样谈论普罗柯比的信仰：仿古风格的历史作品是早期拜占庭“异教”文学的主要遗产，普罗柯比就是这样一位“异教徒”作家。普罗柯比不是基督教徒，因此，他常带着很含蓄的幽默嘲笑基督教的宗教争论问题。[9]（467）列夫臣柯在《拜占廷》中认为，普罗柯比是个值得怀疑的基督教徒，与其称他为基督教徒，不如称其为怀疑论者或是对宗教问题不感兴趣者，他以很含蓄的幽默嘲笑各个不同教会集团关于神性的激烈争辩。[10]（129?132）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普罗

柯比嘲笑宗教争论问题。

第二种观点认为普罗柯比是一名基督教徒。《战史》中文译者王以铸在前言中谈到，他是个基督教徒，但是从行文中看出他对异教不仅不存偏见，还有一定同情。[11]（35）阿芙利尔·卡梅伦（Averil Cameron）在《普罗柯比和6世纪》（Procopius and the Sixth Century）中批评把普罗柯比看作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旧观点。她认为这种观点是源于对普罗柯比作品风格的错误理解，无法令人信服。[12]（13）安托尼·卡尔德里斯（Anthony Kaldellis）也认为普罗柯比是一名普通的基督教徒。作者通过介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指出很少有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像普罗柯比那样在学者中引起那么大的观点分歧。作者在书中介绍了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观点：吉本把普罗柯比视为一名“半异教徒”，认为他的“宗教信仰背叛了偶然的顺从，并且秘密接触异教主义和哲学”，因为他有古典修养，“可能是一名犹太人，一名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⑤，一名准摩尼教（Manichaeism）⑥徒，持怀疑态度的自然神论者，一名相信上帝和无理性命运共存的二元论者。”[13]（166）[14]（48）崔艳红的《古战争》也明确认为，“普罗柯比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15]（258）第二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对普罗柯比作品的分析，认为言为心声，能够真实地反映他的宗教思想。

学者对于他的宗教信仰问题存在争议事出有因。其一，普罗柯比的出生地巴勒斯坦地区的凯撒利亚是当时各种思想交汇之处。该地在罗马帝国时期是地中海东部的政治和商业中心之一，在文化和宗教领域占有重要地位。[12]（4）这里既有浓厚的希腊-罗马古典传统，又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等东方宗教的影响。凯撒利亚是一个国际性城市，基督教徒和犹太人混居其间。那里还有许多撒玛利亚人，普罗柯比可能经历了529年撒玛利亚人叛乱的事 件。[12]（4） 6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宗教纷争不断，正统基督教会在此地的扩张面临着很强的阻力。这个地区具有思想交融的特点，是导致普罗柯比的宗教信仰问题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其二，学者对普罗柯比的宗教信仰问题产生疑惑的另一个原因是，查士丁尼时代是异教被基督教彻底战胜的时代。帝国经过近200年的整合（324—527年），虽然基督教已经占统治地位，但还有许多信仰的死角。所以查士丁尼时期是一个宗教信仰情况复杂的时代。导致争议的第三个原因是，普罗柯比由于自身的古典文化修养，对古典文化有一定的同情，引起后人的误解。普罗柯比作为贵族阶层的一份子，接受了高度的古典教育。这使他能够像修昔底德那样用优美文雅的希腊语写作。他可能在家乡附近的古典文化中心加沙城学习修辞学，他宽容异教徒和异端。他虽然抱怨异教主义是一种灾难，但反对迫害异教徒。[16]（177）普罗柯比对古典文化的这种态度常常会使人把他对异教的态度和对古典文化的态度相混淆，认为他是一名异教徒。

二

要弄清楚普罗柯比是否是一位基督教徒，首先要考察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宗教环境。普罗柯比的宗教立场 与他同时代的人相差无几。[12]（113）普罗柯比生活的查士丁尼时代是一个基督教势力急剧强大的时代，查士丁 尼皇帝完成了基督教对异教的清洗。[5]（269?274）[17]（260?262）在527年，他宣布“自己对上帝和人民所应尽的首要责任”是采取措施，不止要根绝异教和摩尼教，而且要消灭一切异端，这里也包括犹太教和犹太教的撒马里亚派在内。查士丁尼命令所有异端在3个月的期限里都要皈依正统基督教，所有异端者的寺院都必须移交给正教徒。只有阿里乌斯派（Arianism）⑦暂时可以不这样做，这是根据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Theodoric， 454—526）⑧的要求决定的。查士丁尼剥夺了异教者担任国家任何职务的权利。[10]（74?75）[5]（274）

查士丁尼确立基督教唯一地位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独裁统治。他企图像主人一样统治教会，使教会处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他粗暴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教会，宣称自己是“皇帝和教士”。[18]（33）查士丁尼一方面对基督教会实行控制。作为“上帝的代理人”，查士丁尼实际上把皇权凌驾于所有的教会机构之上，任命宗主教，召集全基督教的宗教会议，制定教士职务的任职标准和教会秩序，甚至并无合法依据就废除反抗的宗主教。[19]（99）另一方面，他又强化基督教在国内的独尊地位。自基督教成为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正统宗教以后，传统的古典异教势力仍然占据着最后的阵地，许多贵族拒不接受基督教。但是，基督教会认为凡属古典的东西就是“异教”，就与基督教的精神相对立，就应该受到打击和排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查士丁尼下令剥夺了非基督教徒在各类学校任教的资格，并于529年关闭了设在雅典的异教学校，还毫不留情地打击和镇压民间的异教庆典。于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以行政命令的手段隔断了帝国人民与丰富多彩的古典文化生活的有机联系，建立了基督教的一统天下。[8]（185）查士丁尼皇帝信奉“一个宗教、一部法典、一个帝国”的理念，对异教采取灭绝政策。在其统治之下，基督教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普罗柯比虽然是一名优秀的史家，但是其性格有软弱的一面。一方面，他从史家的意识出发，写下了《战史》和《秘史》，反映了查士丁尼时代的辉煌和黑暗。另一方面，他为了获得查士丁尼的信任，向皇帝呈送有恭维之词的《建筑》。这说明虽然他在现实生活中畏惧专制制度，但是在修史的过程中能够坚持史家的情操。因此，普罗柯比在现实的宗教信仰问题上必然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他作为查士丁尼皇帝的臣民必须要在宗教信仰上与皇帝保持一致，才能获得仕途的顺利发展。而纵观普罗柯比的仕宦生涯，并没有因为宗教信仰问题受到阻碍。在查士丁尼时代，宗教迫害日益严重，异教徒担任官职的现象到后期几乎微乎其微。但是普罗柯比却在这种环境内不断升迁，直到晚年担任君士坦丁堡市长的高级职务。其仕途唯一一次受挫也只是受累于贝利撒留谋反案，并无迹象表明他的去职与其宗教信仰有关。因此，可以推断普罗柯比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与同时代的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并无差别。

其次，普罗柯比在作品中流露出自己的宗教感情。“我们现在能够确定的是所有作品依托于相似的天命论、善恶二元论、皇帝与上天的特殊关系以及奇迹的可能性。我们能够看出他的宗教立场与他的时代相差无几。”[12]（113）普罗柯比不仅是一位基督教徒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这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找出证据。他憎恨虚伪的基督教徒而推崇虔诚者。《战史》中有一段作者对查士丁尼的宠臣卡帕多西亚的约翰（John the Cappadocian）的描写能够反映普罗柯比对那些口是心非的虚伪基督教徒的憎恨。“但是在他的流氓恶棍以及无法无天的行为方面，他根本毫无收敛或是改正的表现。此人绝对不把上帝放在眼里，甚至当他去教堂祈祷并在那里过夜的时候，他也根本不按基督徒的习惯做法行事，而是像人们现在通常称为希腊教的旧宗教的祭司那样穿一件粗布衣服并且在那整夜之中他做的就是在嘟嘟哝哝地讲那些渎神的话。”⑨[20]（241?243）从这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那些虚伪基督徒的憎恶，也可以看出他对希腊旧宗教的不屑之情。他对希腊旧宗教的感情不能等同于他对古典文化的感情。他厌恶希腊旧宗教，但是却喜爱古典文化。这可以从另一则记载中看出：“埃塞俄比亚人的国王海列斯提埃伊乌斯（Hellestheaeus）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发现对岸大陆上的某些荷美里塔伊人（Homeritae）正在那里肆无忌惮地迫害基督教徒。这些流氓当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信仰旧的宗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希腊教。”[20]（189）普罗柯比具有一般基督徒的朴素本质，相信天命，对宗教怀有一种神圣感。同时，与其贵族身份相适应，普罗柯比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在基督教对异教大肆讨伐的时代，普罗柯比能够不盲从于世人，对异教与古典文明有明确的辨别。

普罗柯比对上帝的态度是虔敬的，甚至有某些基于基督教信仰的迷信。“就我来说，在整个战斗期间，我不由得对上天的做法和人的做法感到惊奇，因为我注意到从远方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上帝如何勾画出事情发生时他认为最好的方式，而另一方面人们无论是受到欺骗还是提出了正确的意见，却不知道他们已经失败了，如果结果应当是这样的话，或者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胜利了，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给幸运开一条路，对于注定要胜利的事物，幸运不可避免会降临到它的头上。”[21]（155）这种宿命论思想是当时的主流意识。普罗柯比的这种迷信思想是基于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离开了宗教领域他个人的思想并不迷信。例如他在《战史》中客观地记载了天文现象，反对迷信思想。他在记载彗星现象时谈到，世人多从个人需要出发加以解释。“精于此道的人们发表的看法大相径庭。这星意味着什么，一个人这样说，另外一个人那样说。但我只是记下发生的事情，让人们自我判 断。”[20]（287）这种不盲从的记载在普罗柯比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他一般对这类现象采取述而不评的态度。普罗柯比的这两种态度可以从其思想角度加以解释。普罗柯比既是一位基督教徒，又是一位古典文化的爱好者。作为基督徒，他认为上帝是万物的主宰，把事物的发展归结为上帝的旨意。而作为一名受过古典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他有自我判断的能力。因此，他的作品才能成为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信史。

如果普罗柯比是一位虔诚的“异教徒”，那么他至少可以在《秘史》中对皇帝反异教的政策进行批判。然而在《秘史》中，虽然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但是却没有一件是以“异教徒”立场为出发点的。非基督教的因素在他的作品中消除了，“几乎没有影响”。[13]（166）实际上异教徒的虚饰深烙在查士丁尼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的作品中，以至于在某个时候研究这一时代的人猜疑他自己是一位异教徒。但是仔细阅读他的历史作品可以看出，他与同时代的基督教徒有着共同的信仰，尽管他对宗教争论的情感可能没有查士丁尼那样强烈。[22]（61）

普罗柯比对基督教信仰的态度有其个人的特点。首先，他不是极端狂热的基督徒。他是个基督教徒，但是从行文中看出他对异教不仅不存偏见，并且有一定同情。“他的高度的古典文化教养有时使他的文字看来竟像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个时代的人，这又使我联想到奥古斯丁和西塞罗之间文字的相似。”[11]（35）他对古典文化有仰慕之心而不同于同时代大众的毁灭古典文化的心态。“受希腊罗马古典文化陶冶很深的普罗柯比也不像皇帝那样是一位基督教纯洁性的狂热保卫者，希腊神话这种异教信仰⑩在他内心深处还占有巩固的地位，因此教会领地的扩充，皇帝对高级僧侣的庇护以及诸如此类的做法在作者看来都是大不以为然的。”[11]（27）

其次，普罗柯比对于宗教问题有一定的冷静思考。他认为思考宗教问题是对上帝的亵渎，无意讨论宗教争论问题。他在《战史》中谈到，“虽然我十分清楚这些争议之点，但是我却根本不想提它们；因为我以为，探讨上帝的本质，研究它是怎样一种事物，这乃是一种疯狂愚蠢的行为。我以为，甚至人自己的事情，人们都不能理解得准确，更不用说有关上帝本质的那些事情了。因此，就本人而论，关于这些事情，还是审慎地避而不谈为好，这只是为了对于古老的和可尊敬的信仰不采取亵渎的不信任态度。就我这方面来说，我不想就上帝表示任何看法。”[23]（25）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普罗柯比冷静地认识到保持教会的纯洁性和质朴性才是对上帝真正的爱。查士丁尼时代宗教思辨盛行，教俗两界都热衷于宗教争论。而普罗柯比却能够冷静地对待身边的狂热情绪，清楚地表达出对上帝信仰的质朴性。这说明普罗柯比信仰基督教的纯洁性，也表明了他在精神层面具有的高度。

三

总之，普罗柯比宗教思想的形成有着时代的基础，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查士丁尼时代是古典时代向中古时代的过渡时期，是古典文化被基督教文化彻底战胜的时代。查士丁尼时代部分元老贵族还保有古典信仰，但是基督教信仰已经占据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另外，普罗柯比成长的凯撒利亚城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区既是基督教的发源地，那里的民众有着虔诚的对基督教原始教义质朴的信仰。同时那里也是深受东方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文化发达地区，民众保留有良好的古典文化遗风。处于这个大时代环境和东方特定地域的普罗柯比虽然是一位基督教徒，但是也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具有一定的价值判断能力。他反对基督教清除古典文化的行为，也反对后人对基督教原始精神的亵渎。学者认为普罗柯比是异教徒的主要依据是普罗柯比嘲笑基督教会的宗教纷争，认为普罗柯比同情异教徒，热爱古典主义。如果仔细审视普罗柯比的言行，就可以发现普罗柯比嘲笑基督教会的宗教纷争，并不是从异教徒的角度对基督教会蔑视，而是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认为宗教争论是对上帝的亵渎。普罗柯比对异教和古典文化有着明确的区分，他喜爱的是古典文化，对异教只是持有厌恶态度，反对狂热迫害异教徒的社会氛围。普罗柯比是一名具有良好古典主义修养的虔诚基督教徒，他具有史家求真务实的史德。这能够反驳那些学者立论的基础，更好地理解普罗柯比的宗教信仰。

探究普罗柯比的宗教信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查士丁尼时代是拜占庭帝国从古典时代到中古时代转变的关键时期，是基督教完全战胜异教的时期。由于资料原因，后人很难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普罗柯比则成为了一个特例。他的宗教信仰问题具有时代和阶级的代表性。研究普罗柯比的宗教信仰问题为后人了解这一转变时期世人的宗教信仰问题提供了鲜活的事例，他的作品是后人了解查士丁尼时代的途径。有关《秘史》是否为普罗柯比所作，是否是一部信史的争议一直困扰着学界。作为史家，普罗柯比的自身素养是其历史作品能否成为信史的关键因素。因此，探究普罗柯比宗教信仰的特点能够为其作品的可信性提供依据，这对研究拜占庭史学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普罗柯比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其对信仰和现实关系的态度对后人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贝利萨留是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时代的名将，于525年被任命为东部军队统帅，他率军灭亡了北非的汪达尔王国，从东哥特人手中收复了意大利中南部，559年再次被启用击败入侵的匈人。

中国学者关于普罗柯比的作品History of the Wars有不同的译法，有译为《战记》或《战史》，也有译为《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笔者采用《战史》的译法，但是在引用别人的论著时保存原文的原貌，对书名未作统一。

查士丁尼的皇后。

特里博尼安是查士丁尼时代立法活动的主持人和主要参与者。

撒玛利亚人是古代以色列人的一支后裔，在文化和宗教上与犹太人存在一定的差异。

摩尼教是3世纪由摩尼在波斯创立的二元论宗教。

阿里乌斯派是由亚历山大的基督教牧师阿里乌斯（Arius）创立的基督教派别。其教义认为耶稣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神，而是三一理论中较低的一位。圣父和圣子并不会一直在一起。耶稣是被圣父创造出来的一个创造物。阿里乌斯派的观点受到基督教正统派的批驳，被其视为异端。

东哥特王国的建立者。

本文引用的普罗柯比（Procopius）的书籍均来自罗埃布古典丛书的英文版，同时参考了中文版（[拜占庭]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的翻译。以下类同。

此处应该为古典文化而不是希腊异教信仰。从普罗柯比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异教信仰的厌恶，他欣赏的是古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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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ssue of Procopiuss religion beliefs

MA Fe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Procopius was a famous historian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on Justinian epoch. It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on his religious beliefs. Procopius has been regarded as a high classical culture reverent Christia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igious environment of Justinian epoch and Procopiuss works. Although he had a certain fatalism， he could objectively face the reality of religious issues.

Key Words： Byzantine Empire； Procopius； religious beliefs； Christian； classical culture

[编辑：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