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艾丽斯·沃克是美国著名黑裔女作家之一，《紫颜色》代表她最高的文学成就。小说以独特的视角描写深受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的黑人女性西丽内心孤独苦闷，在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过程中认识到上帝形象的局限性，后来从泛神论的信仰观中获取了自信与力量，勇敢地为造成不幸生活的根源做斗争，成为自爱、独立、自主的女性，拥有了圆满的人生。西丽的故事不仅对黑人女性具有启蒙作用，同样对当下受压迫的女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教育意义。

关键词：《紫颜色》；西丽；压迫；宗教信仰

作者简介：耿琼珂（1994-），女，河南太康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美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7-0-02

艾丽斯·沃克是20世纪美国著名黑裔女作家之一，一生致力于种族平等和妇女的解放问题。她的文学作品如《梅丽迪恩》、《萝斯莉莉》、《我熟人的庙宇》、《紫颜色》等在不同程度上描写受种族与性别双重压迫下的美国黑人女性觉醒与反抗的故事，其中宗教信仰也在相当程度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紫颜色》是一部书信体的长篇小说，作者写于1982年，一经发表便成为畅销书目，艾丽斯·沃克也因此获得了美国文坛上的许多奖项。直至今日，《紫颜色》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并且在美国文坛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紫颜色》讲述了二十世纪初生活在美国南方佐治亚乡村的十三岁黑人女孩西丽遭受继父强暴，面对不幸的现实生活只能逆来顺受，凭借着对基督教的信仰艰难度过时日，然而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使西丽迷失在神的恩典中，现实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丧失了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通过女性好友莎格的帮助，西丽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对基督教产生质疑并且认识到上帝的形象也带有种族主义和父权制的色彩。后来西丽从泛神论的信仰观中获取了自信与力量，勇敢地为造成不幸生活的根源做斗争，成为自爱、独立、自主的女性，拥有了圆满的人生。

一

作为一个处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少数民族边缘群体，黑人在美国的苦难生活从17世纪就已经开始，一直以来饱受来自白人社会的歧视。性别歧视几乎是女性面对的共同问题，在文化、环境、社会等具体背景下，黑人女性还要面对种族上的歧视。性别压迫主要源自父权制社会，父权制社会是以男性的准则作为衡量一切价值标准的社会，它使女性客体化、“他者”化，强调“男/女”、“光明/黑暗”、“积极/消极”等二元对立的思想，突出特点是两性地位不平等，男权至上。在以父权制为主导的社会下，女性并不是作为个体独立的人存在着，而是作为男性的财产、所属物存在着。女性所谓的良好道德品行如顺从、温柔、怨而不怒等从来都是男性对女性的界定与期望，这些被赋予的女性期望和形象体现了男性的权力意志，是在长期占据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男性社会中形成的。

如果依据白人的审美标准来做判断的话，那么黑人的肤色则是愚昧、堕落、黑暗的代表，其身份特征又暗示着黑人外貌丑陋和内心邪恶。这样的文化偏见使黑人女性处于社会等级的劣势地位，不仅是“失语的他者”、“在场的沉默者”，更是生存在社会边缘的最边缘者。由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黑人女性丧失了话语权力和生存空间。“如果说黑人妇女的身份还存在的话，那也是作为性工具和劳动力而存在的，处在双重边缘的位置。”[1]65十三岁的西丽在家里受到了继父的性侵，并且威胁西丽让她除了上帝之外任何人都不可以告诉，否则会害了她的妈妈。可怜的西丽在生下孩子后丧失生育的能力，在患有重病的母亲的盘问下始终保持沉默，母亲对西丽的做法感到十分的痛心，最终导致病情恶化，溘然长逝。初生的婴儿又被继父送人，这使西丽感到更加绝望。成年后，继父把她嫁给拥有三个孩子的某某先生，而某某先生之所以娶西丽是因为需要一个能帮他照顾孩子、整理家务、履行夫妻义务的人。她是一个“所属物”，未嫁之前属于继父，既嫁之后则属于丈夫。婚后，西丽作为免费的劳动力经常在田地里劳作，回到家后还要遭到某某先生的家庭暴力，她只能被动的忍受、屈服。西丽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她顺从地接受继父的安排嫁给某某先生，不敢做出丝毫的反抗，在长期的压迫过程中养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这样的代价使西丽丧失了女性的尊严与权力。

在一定意义上，宗教可以为现实生活中不幸的人们提供心灵上的安慰和某种支持，虽然宗教不能根除苦难，但是却可以让人们换另外一种方式重新看待苦难。[2]40宗教往往通过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对人们实现心理上的调节功能，在面对生活上的巨大变故时，个体无法在理性和实践上达到内心的平衡，宗教便会成为他们避风的港湾，在那里他们将会得到精神慰藉，心灵受到安抚。十四岁时西丽就一直通过写信的方式与上帝“沟通”，那时的她没有阅历、没有知识，继父的性侵、母亲的去世使她内心充满强烈的犯罪感、无助感和绝望感，当没有地方可以倾诉的时候，西丽便通过给上帝写信排解心中的郁结，西丽从对基督教的信仰中获得了心理慰藉和安全感、依赖感，痛苦的灵魂得到了救赎与解脱。

二

西丽经常参加教堂举办的活动、做祷告和打扫教堂，这些行动表明西丽对上帝的虔诚。无论生活多么糟糕，只要想到“上帝”这两个字，她就感觉到上帝一直陪伴着她，说明她对上帝的绝对依赖。但是正是这种对神圣者的依赖感使西丽安于现状，满足于精神生活的富足，对现实生活的要求降至最低要求：只要能活下去就行。当某某先生再次殴打西丽的时候，她把自己想象为一棵树，没有丝毫感情和疼痛的树，彻底地对不幸的生活麻木了。

对基督教教义的严格遵守也使西丽丧失抗争的意识。她没有怨恨过母亲和继父，因为《圣经》上说要孝敬、尊重父母；有时候某某先生对她实在是太过分，她只好找上帝谈谈，因为这辈子将会倏然逝去，天堂将永久存在。基督教认为尘世是虚幻不实的，人们经历的悲欢、爱恨等同样也是幻影一般，只有超越尘世，天国才是人类的最终归宿，那里有真实不虚的快乐与幸福。正是对基督教教义的绝对服从，西丽消极地依赖虚幻的神秘力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削弱了主观能动性。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西丽迷失在神的恩典之中，逃避到超自然领域，束缚了她的灵魂，难以达到精神上的真正解放。西丽的儿媳索菲亚顶撞市长夫人不愿为其当保姆而入狱，大家积极地商讨营救索菲亚的时候，西丽甚至想到靠上帝的神秘力量帮助索菲亚出狱，“上帝吐出一口火焰，突然间索菲亚自由了。”[3]72

在布鲁斯乐手同时也是某某先生恋人莎格的帮助下，西丽得知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妹妹耐蒂并没有死，虽然在某某先生要求下耐蒂不得不离开她远走他乡，但是耐蒂仍然坚持不懈地给西丽寄信，信件只是被某某先生藏起来了。西丽对某某先生产生强烈的怨恨，并且扬言要杀了他，这时的西丽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女性意识表现为拒绝以男性的价值标准来对女性做出定义和对男性权力的质疑，通过女性特有的对生命、价值的感悟等经验达到对男权的颠覆。和莎格讨论上帝的时候，西丽说她一直虔诚的信仰上帝，但上帝却让她的亲人各有各的不幸：亲生父亲因为生意上的兴隆而被白人嫉妒并且惨遭杀害，母亲不堪打击精神崩溃，而且还给她一个品质恶劣的继父。她猜想上帝一定是睡糊涂了，责备上帝同他认识的男人一样卑鄙健忘。莎格问西丽上帝在她心目中是什么模样，西丽告诉她上帝个子高、白头发、蓝眼睛，穿着白色长袍并且光脚走路。莎格告诉西丽她所想象的上帝形象始终是“白人”的上帝。西丽对上帝的愤怒指责其实是对父权制社会和种族主义的控诉，将仁爱万能的上帝拽下了神坛。在父权制社会体系中，男性权力的渗透是全方面的。受父权制的影响，上帝形象就建立在男性权威之上，具有父权制的可信性特征，其结果是女性的受压迫地位更加合乎情理。[4]32这样的结果使两性的矛盾与不平等的地位更加隐秘化和固定化。而且，当基督教成为种族主义者利用的工具时，它也就具有了阶级性，所宣传的一套普世的价值行为准则就成为麻痹被统治者思想和灵魂的手段。

三

基督教属于一神教，信仰的根本条件是对神圣者上帝和对彼岸世界，即天国的信仰。西丽解构了上帝与彼岸世界的信仰，建立万物即是上帝，天国存在于人间的泛神论信仰观。泛神论认为自然就是神，神并不存在于世界之外，而是存在于万物之中，它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片叶子、一只蛇等都是神的外化形式。另外，自然和女性的关系十分微妙：自然受到男性的掠夺，女性受到男性的压制，她们都是男性制约的对象。在父权制的语境中，女性和自然都成为了“他者”，成为了被征服的对象。因此，对泛神论的提倡也成为西丽用来控诉和解构男性权力的一种手段。

在莎格的启发和指导下，西丽认识到上帝不是白人，不是“他”、“她”，而是“它”，上帝失去了独立的位格。“它”代表的是一切，是万物。热爱万物就如同热爱上帝一般，如果没有注意到玉米的叶子、没有仔细观察路边开放的小野花，那就不会懂得生活和生命的美好。此外，从自然中汲取精神力量对抗男性中心主义也是西丽反抗的一种手段。莎格告诉西丽不要把男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男人要你相信他存在于任何地方，要是相信这一点的话，男人就会成为上帝。她告诫西丽做祷告时，如果男人光明正大地坐在你的前面接受你的祷告时，你叫他走开，并且用魔法召来风、水、石头，所以西丽用大自然的力量来跟头脑中上帝做斗争。西丽告诉某某先生要离开他去孟菲斯创造新天地，某某先生揍她，她就用餐刀扎他的手。某某先生骂她是个一钱不值的又丑又穷的黑女人，西丽警告某某先生如果对他不好的话，他的梦想将会失败，话语源源不断地从西丽的嘴中冒出。“你打我一下就要加倍受报应，我说。后来我又说，你还是别说话的好。我对你说的话都不是我想出来的，好像我一张嘴，空气冲进我嘴里就变成话了。”[3]160某某先生气急败坏，叫嚣着向西丽冲过来，“门廊里扬起一片灰尘，像魔鬼似的在我俩中间飞舞，我满嘴都是土。那土的意思是说，你怎样对待我，我就怎样对待你。”[3]160西丽在面对某某先生不再沉默，勇于直面对抗他，话语慷锵有力，作为女性基本的话语权力得到了实现。

西丽脱离了家庭生活和莎格一起来到孟菲斯，莎格让西丽认识到把西丽带到这里并不是让她做佣人，伺候她的日常生活起居，而是要帮助她站起来重新做人。后来西丽凭借着出色的做裤子的手艺，成立了公司，经济上完全独立。当再次回到家时，衣着靓丽、充满自信的西丽赢得了某某先生的尊重与赏识，虽然不再是夫妻，但是他们以朋友之间的友谊关系和睦地相处着。同时，西丽的乐观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她坚信耐蒂一家人并没有在船上遇难，并且最终如愿地等到了他们的归来。

西丽的宗教信仰经历了从基督教到泛神论的转变历程，见证了她的成长、蜕变和精神的重生。西丽的故事对当下受压迫的女性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淑芹.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2]成穷.意义寻求与宗教信仰[M].成都：巴蜀书社，2012.

[3]艾丽斯.沃克.紫颜色[M].陶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4]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M].刁文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