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军，屈媛媛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9）

作为一种具备污名特质的疾病，艾滋病往往被定义为“边缘群体的传染性疾病”。[1](p38)这一受损身份给非感染者带来了恐惧，促使非感染者对感染者实施社会隔离和社会排斥的制裁，[2](p140)于是艾滋病人①在临床与艾滋病防治过程中，艾滋病人（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是与艾滋病病毒（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携带者不同的人群，但由于二者在社会形象方面具有相同的地位与属性，因此本文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人合称艾滋病人，后文不再一一说明。花大半辈子精力建构的社会关系系统瞬间断裂，[3](p72)社会形象遭到毁灭性破坏。污名应对理论认为，为了反抗社会赋予的贬低性标签，被污名者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事实上，“超越简单至上而又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4](p21)被打断后，艾滋病人面临的是形象的全面崩溃，其回应不仅是对污名的努力消除，而且是一个更广泛的修复甚至重构全新形象的过程。本文将这一过程作为研究主题，以笔者等人于2012年5月对湖北省XY市艾滋病村庄调查获得的大量经验事实为基础，分析艾滋病人修复或重构形象的策略和行动，试图从中发现其印象管理的基本逻辑。

一、污名与形象的崩坏：艾滋病人形象重构的迫切需要

形象关系着人们的对外呈现和自我表达，是连接本我与外界的中介环节。所有的社会行动都根基于有意无意的努力控制形象[5](p190-207)，同时，形象的建构在社会行动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在中国，形象被上升到“脸面”的高度，尤其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社会交换的主要形式。[6](p88)而对于艾滋病人来说，感染艾滋粗暴地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情境，社会互动被“疾病异质”的外力打断，其原有形象彻底崩坏，修复或重构他人印象成为艾滋病人的迫切需要。

（一）妖魔化：艾滋病人的形象污名与形象崩坏。

疾病往往因为其隐蔽性、危险性、破坏性和病因等病理特性而被污名，[7](p231)出现“隐喻化”[8](p94)的发展，艾滋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一方面，艾滋病的传染性、无法识别性和致死性导致了人们的“恐慌性歧视”，[9](p88)另一方面，艾滋病常常与污名群体的行为偏差相联系，易于引发道德批判和道德排斥。因此，艾滋病在“工具性”和“符号性”双重意义上被污名化了。[10](p230-241)

对于乡村艾滋病人来说，艾滋病的污名叠加至少带来了三种负面印象：一是传染源，艾滋病的传染性使感染者成为普通村民避之不及的“定时炸弹”，不可治愈性的病理特征更是加重了这一恐惧。二是道德低下者，乡村艾滋病人多通过卖血感染，但普通村民依然持有偏差性的社会认知，认为他们“好逸恶劳”，[11](p39)应当“自负后果”。以上两者的结合产生了第三种负面形象，即报复社会者的印象臆想，不实谣言的传播引发人们心底的道德恐慌和信任危机，[12](p5)艾滋病人的形象被进一步妖魔化。

这些印象来源于非感染者的主观建构，却“后来居上”和“反客为主”地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在熟悉的社会，异质是引人注目的，超出人们理解和控制的事物易于被凸显，已知被忽视，未知引发恐慌。艾滋病对生命底线的触动更加速了这一外生身份的上位，艾滋病人原有形象受损甚至彻底崩坏，负面化甚至妖魔化的病人形象成为他人的首选和主要印象。

（二）修复困境：隔离与艾滋病人互动情境的破坏。

污名化的艾滋病引发的社会歧视，在乡村社会主要表现为个体社会互动中的隔离和排斥。[2](p159)在普通村民看来，艾滋病人已不再是原本的社会成员，而是具有传染风险的“病人”。这一印象影响和制约着交往活动，隔离因而成为一种理性化的选择。另一方面，艾滋病作为一种强加外力导致了乡村同质群体的异质分化。感染者被定义为异类，成为“他们”而非“我们”中的一员，这种区分被主流的非感染者所接受和认可，导致了心理和文化上的隔离，并通过互动的“表达性作用”[13](p2)表现出来，导致社会交往的中断和社会关系的断裂。

隔离和互动情境的破坏带来了艾滋病人形象的修复困境。印象管理是个体对自身形象的管理和构建，但在本质上更是一个人际过程，个人利用行为去沟通信息，才能建立、维持或精练个体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14](p2-6)而对于艾滋病人来说，被强加的病人形象破坏了交往进程和互动情境，更为关系的弥补和修复带来阻碍。原有形象被破坏，强加印象妖魔化，全新的印象管理过程因而成为艾滋病人恢复互动和社会再融入的必然选择和当务之急。

（三）污名内生：自我怀疑和自我认同的断裂。

疾病,如慢性病，可能会导致病人认知难题、解释系统和资源动用的破坏，[15](p167-182)而具有污名性质的艾滋病给病人带来双重打击。一方面，艾滋病导致了“人生进程的破坏”，[16](p229)本应是生命历程终点的死亡被提前感知，成为病人要面对和管理的首要事件，病人的生活规划被打断，生命事件顺序紊乱，死亡阴影与应对困境如影随形。另一方面，污名疾病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排斥，营造了污名化的叙事和话语系统，艾滋病人感知到这种话语环境，产生了强烈的自我否认和自我歧视，出现了“自己污名”，[17](p41)自我这一主体性基础因此而被破坏了。

超出生命规划的艾滋病是对病人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打击，易于引发自我认同的断裂和错位。艾滋病人习以为常的解释系统和日常生活知识体系濒临崩溃，对“我究竟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产生了怀疑。同时，污名作为社会印象的外界赋予，将歪曲化的“镜中我”强加于艾滋病人，进一步打断和扭曲了艾滋病人的自我认同。因此，全新形象不仅是社会融入的需要，也是艾滋病人修复自我认同和重构本我的必然要求。

二、作为回应的乡村艾滋病人形象重构的三种策略

常规状态下，印象管理不是离散的事件，而是“存在于社会遭遇中周期性、插话式的交换”。[18](p10)然而对于艾滋病人来说，形象的崩坏宣布了原有印象管理的彻底结束，一个全新的建构过程开始展开。这个过程起源于艾滋病人“得知感染”这一身份转变，通过其“预设目标—设计脚本（script）—互动实践—反馈调整”的行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策略。

（一）常人化印象管理。

对艾滋病人来说，感染艾滋病是完全的“意料之外”。面对这一人生进程的突发变故，也因为艾滋病难以消除的污名，制造“正常人”的虚假身份成为一些病人的选择，而这一选择的必要条件，就是身份转变的隐瞒和隐蔽。

1.隐蔽的身份转变。

对一些艾滋病人来说，“得病”不仅是突然的，而且是偶然的。意外打击给病人带来了难以接受的伤痛，却也为其隐瞒身份带来了一定的便利。

WZX，女，50岁。2009年在术前体检中偶然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除了丈夫、儿子外谁都没有告诉，邻居、朋友、亲戚都不知道。开始服药后迅速消瘦，别人经常问：“身体怎么了？怎么这么瘦啊？”一般回答“本来就很瘦。”以避免进一步的怀疑。

艾滋病人隐私权的边界问题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然而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没有陌生人的熟悉社会”，[19](p3)人们习惯于信息的共享与公开。因此艾滋病人想要隐瞒身份，就必须从源头控制信息。常人化印象管理的艾滋病人以孤立的身份得知病情，在感染艾滋、检验得知、接受治疗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单独行动。同时，作为知情者的医疗部门和基层干部“按照规定被要求保密”，而家庭作为艾滋病人高度情感化的“内核”系统[3]，也因为艾滋病难以抹去的污名效应，其成员理所当然地参与身份的保密。在共同协作下，该类病人隐蔽地完成从正常人到艾滋病人的身份转变。

2.异质性的隐瞒与模仿。

隐瞒实情的艾滋病人以“正常人”为印象管理的预设目标，希望原有的互动情境能够保持。“对我和原来一样是最好的。”为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隐藏自身异质性，观察和模仿他人生活，以“跟别人没什么两样”作为衡量标准和行动目标。

ZYN，50岁，1998年感染艾滋，在镇上做建筑工，艾滋病人身份一直对外隐瞒。为了怕身份泄露，跟别人干一样的活，包括搬重物。得病的身体本不应太过劳累，但“不干活人家就知道了，累了就歇着点”。

对常人的模仿是常人化印象管理者的主要脚本，于是当病理特质与常人形象产生矛盾时，艾滋病人往往选择隐藏、忽视甚至掩埋身体需要。一些病人拒绝服药，因为“要去拿药，别人就知道了”；一些病人将服药秘密化，“早上在家里吃完药再出门”，或者“躲着吃”。其实，吃药本身并不会泄露艾滋病人的身份，“别人看到也可以说是高血压药”，但艾滋病人非常谨慎，“天天吃药也不正常，别人就会怀疑。”在常人化的形象目标下，艾滋病人极力模仿他人的生活方式、劳动方式、交往方式等，试图将异质性——甚至可能并非是艾滋病带来的异质性——完全隐藏，寻求的是主流“常人”形象的完全趋同，

3.虚假的身份与“真实信息”。

在“正常化”的社会互动中，隐藏了身份的艾滋病人往往会得到一些反馈信息。“在外面做活也会接触一些人，他们说起艾滋病人都很害怕，也很嫌弃”。在以虚假身份参加的“同质性”交往中，艾滋病人直接了解普通人对“真实自己”的排斥，也能明显感受到病人和正常人之间难以跨越的差距。他们认为这种后台态度才是“真实信息”。因此形成了“形象不同得到的对待不同”的猜测，认为“要是知道我是，以后肯定不跟我来往，也不让我干活了”。他人的反馈强化了艾滋病人继续隐藏病人身份、塑造“常人”形象的动机。

同时，他人的反馈有利于艾滋病人策略的及时调整和改变。他人以常人的印象来建构角色预期，现有的印象管理脚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得到检验，“肯定还是不一样，看到跟别人有啥不一样就改。”“之前自己带饭，后来他们说你这么爱干净，一点都不像大老爷们，也就一起吃饭，反正也不会传染。”艾滋病人通过不断模仿、调整的印象管理，“正常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印象管理通过“互动-反馈”的过程而不断加强和循环生产。

（二）良性化印象管理。

常人化的形象管理有其偶然性和严格要求，因而更多艾滋病人的管理策略是“我们只是得了一种病，除此之外我们并不比别人差”。这种正面形象的营造和管理，是对社会环境和身份情境的妥协性处理，起源于艾滋病人身份在村庄内部的暴露和公开。

1.熟人社会的“众所周知”。

一般来说，乡村艾滋病人身份很难隐瞒，不仅因为传统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还因为在我国，乡村艾滋病人多是卖血感染，而卖血是以亲缘关系为主体的群体性参与。卖血得利者依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带动亲朋好友参与其中，甚至引发地域性卖血风潮。于是，一个人的感染确认往往引发一连串的病情发现，“传染性”曝光在卫生普检之后达到顶峰，病人被批次性地发现，整个村庄陷入了艾滋病的恐慌，病人的信息成为村庄内部公开的秘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病人“一开始也想瞒着”，但“大家当时都是一起去卖血的，查出来这个有，大家自然就会怀疑一起去的人”，“尤其是有些症状表现出来的时候，即使你不承认，人家也会怀疑”。乡村特殊环境跟艾滋病病理异质的共同作用下，艾滋病人的身份伴随性、协同性地曝光并迅速传播，甚至达到“众所周知”的态势。事隔多年之后，原有的偶然群体伴随着污名再次被强化，艾滋病人在联系和相互伴随中完成了身份的转变。

2.形象的分裂和选择性呈现。

面对并非己愿的公开局面，良性社会形象成为艾滋病人印象管理的回应性诉求。他们并不否认自己的艾滋病身份，“都知道，否认也没有用”，而是通过信息的选择性传递，巧妙地将身体形象和社会形象割裂开来，其中身体形象被雪藏，“涉艾”的话题被控制在极少的频率内，“不会谈这个事情”。即使在被动状态下触及，艾滋病人也会有意识地淡化处理，“别人有时候问‘最近身体怎么样？’‘你得这个病要多注意身体啊’，就说好得很。然后就不说这个了。”通过话题的选择和转移，艾滋病人弱化和淡化了自己与普通村民身体上的差异，减少自身形象中“病人”的存在分量。

同时，艾滋病人通过种种方式建构和强化正面的社会身份，营造“日子挺好，甚至比他们还好点”的经济资本富足，“子女很有出息，在外读大学”的文化地位突出，“家里人对我很好，孙子跟着我吃跟着我睡”的家庭关系融洽，“认识的人多，有事都会找我出面”的社会资本丰厚等正面、积极、健康的社会形象。在防疫知识普及的基础上，艾滋病人的妖魔化形象有所减弱，这种持续构建的正面形象日渐凸显，艾滋病人在村民心中的印象逐渐趋于良性。

3.淡化的身份与他人的正面回应。

实行“良性化”管理的艾滋病人以良好的社会形象参与互动，互动中作为“他方”的普通村民也对此给予正面的反应。这是因为艾滋病污名色彩难以消除，“多少有点尴尬”，反复提及易于“提醒”和“强化”普通村民的排斥心理。而通过呈现内容的控制，艾滋病人的病理身份被选择性地遗忘了，“也不能天天想着人家有病就怎么了”，反而是经常被强化的正面印象形成，“人一直都是很不错，很仗义。虽然得了这个病，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影响，日子一样过得很好。”甚至可能进一步引发对原有良好印象的回忆和恢复。

这种良好印象的逐渐凸显缓慢修复着艾滋病人与普通村民的社会互动。感染病情依然是身份异质特征，却逐步被“日常化”了，被村民们“习惯”而逐渐淡化，“平常经常一起打牌、吃饭，这个还是玩得来的人在一起玩，玩不来的人咋都玩不到一起”，关系于是逐渐恢复。在修复了的社会互动中，“去艾滋病”的话题成为艾滋病人和普通村民的共同选择，良好的社会形象成为交往的主导原则和衡量标准。通过正面反馈，艾滋病人的印象管理策略不断调整，良性形象在他人支持和自我调整中逐渐形成。

（三）病态化印象管理。

随着社会对艾滋病人关注力量的不断增大，一些“公共化”的艾滋病人开始进入人们视线。与以上两种类型不同，他们并没有试图“去艾滋病”以恢复常态形象，而是接受、强化甚至宣传自己的病人身份，试图营造和传递的是病态的个人形象。

1.众人目光下的生活。

随着艾滋病人群体作为一种“双重弱势群体”[20](p170)进入公共视野，艾滋病人曝光程度明显提高，日常生活的细节都展现在公共的目光之下。

ZFJ，男，51岁，XF市XC区WL村艾滋病互助小组组长。2003年确诊感染并公开身份，2003年非营利组织介入后作为艾滋病人代表参与并组织活动，多次接受新闻媒体报道，接受过电视台专访，是“远近闻名”的“艾滋病头头”。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农民的生活多局限在固定的范围内，农民话语权的缺失和在舆论中所处的弱势不言而喻。而此刻，艾滋病人的特殊身份成为一种非常规的资源吸引了社会的关注。艾滋病人因其异质的身份特征而受到外界的关注，外界的关注力量则迅速完成了病人们身份的全面的、远超常规的曝光，艾滋病人的身份被“公共化”和“宣传化”了。

2.病态形象的强化和生产。

表露即是压力源，也可能是应对污名的有效策略。[21](p674-697)而在负面化印象管理的艾滋病人看来，表露是应对艾滋病的“积极心态”，进一步强化甚至生产病人负面特质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为此，他们不仅不介意艾滋病人身份的暴露，还主动地增加自己艾滋病人形象的“出场”，通过“主动去XY市市中心作演讲”、“把艾滋病人的生活编成快板在各个村子里演出”、“做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志愿者”、“到医院去给别人作讲座”等活动，宣传和强调自己艾滋病人的身份。

在这种形象宣传以及日常的社会互动中，艾滋病及其衍生的病弱、贫困、被排斥等是他们正面回应的形象特质，甚至成为他们印象管理的目标。他们策略性地强调艾滋病人与常人难以逾越的差距。“我们丧失了劳动能力，日子过得很苦”、“我们是病人，跟其他人没法比”，类似的脚本被精心规划和反复呈现，“要多宣传，多跟别人说”，“希望更多人关注我们”成为他们坚持的行动取向，艾滋病人的病态形象被策略化地呈现和强化了。

3.“突出的身份”与公众需求。

由于病人身份和病态形象的主动呈现，这些艾滋病人开始“有了名气”，“艾滋病人”取代个人形象成为他们的突出身份。他们广泛而公开地参与到公共活动中，面临的反馈和角色期望与“低调行事”的艾滋病人大相径庭。“市里每次艾滋病主题的活动会都要求我们出节目、邀请我们参加，主要是做志愿者、宣讲艾滋病防治知识等，亲身讲述我们的故事，让大家了解艾滋病人的生活。”“站出来”成为他们引以为傲的行动选择。

这种情形的发生是因为社会对艾滋病人这一异质性弱势群体有着强烈的了解需求，病人生活形态的透明化于是成为一种公众需要。这种需要通过各种形式传达给艾滋病人，成为他们强化病人形象的最好动力，甚至成为衡量其个人发展的标准。在HL村艾滋病人的组织化过程中，卫生部门出面指定病人LZJ担任组长，因为“他很活跃，态度很积极，愿意搞活动，愿意站出来面对公众”。可见，这类艾滋病人接受的反馈是支持、鼓励其“负面化”形象，甚至还能引发病态形象代言的竞争和抢夺。这种反馈内化于艾滋病人的认知体系，他们为此调整和强化自己的脚本设计，坚定地沿着“负面化”的路径继续和完善印象管理。

三、乡村艾滋病人印象管理的路径分化及建构过程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发现，艾滋病人重构的印象管理有“常人化”、“良性化”和“病态化”三种类型，出现了正面化和负面化的路径分化。（见表1）

（一）被建构的起点：艾滋病人印象管理的初始情境。

一直以来，印象管理理论认为行动者有清晰的目标取向和与之相对应的策略选择，能通过行动过程体现个人的价值观念和行动逻辑，印象管理因而是个体彰显能动性的过程。然而印象管理真是如此理想化的情况吗？个体能够不受干扰地作出符合自己价值取向的选择吗？本文的考察发现，身份的外界赋予是个体印象管理的起点，是其策略和行动的固有情境。

表1 艾滋病人印象管理的路径分化及过程比较

“艾滋病人”作为一种被强加的身份获得，其社会定义、社会评价和社会认可都是固有文化和体制下的客观实在。个体无法控制这种疾病的外界污名，也无法拒绝污名的降临和强加。换言之，艾滋病人的印象管理实际上面临着一种被建构的起点，而正是这个起点指引着他们印象管理的基本方向和行动逻辑。由上文论述可知，在艾滋病村庄内部，起点又进一步具体化为不同的身份情境和建构局面，呈现出身份隐蔽、身份公开或身份公众化的不同类型。这种起点的差异分化也许只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偶发情境，却是艾滋病人印象重构的初始局面。艾滋病人因而被打上不同色彩的形象符号，群体内部出现了初步分化，起点的不同为印象管理埋下不同的可能性。

（二）被生产的印象：艾滋病人印象管理的运作过程。

艾滋病人印象的生产和管理，主要体现在身体形象与社会形象的割裂和选择性呈现。印象本应是他人对行动者的综合评价，是整体性的认知。而对无法痊愈的艾滋病人来说，“被建构”的病理身份和负面形象始终存在，是其形象无法抹去的既定组成部分。于是，艾滋病人策略性地将身体形象与社会形象区分开来，通过信息的选择性传递构建出不同的形象类型，或是在病理身份和社会身份上都隐瞒和模糊“艾滋病人形象”，试图实现与正常人形象的完全趋同；或是有意识地雪藏和淡漠身体上的病人身份，转而建构社会意义上的良好形象，并强调社会身份的主导地位和支配作用，淡化病理异质，凸显社会价值；或者干脆主动地、策略性地认同、宣传和强化病人形象，强调病态的形象元素，有意识地进行生理和社会双重意义上“艾滋病人”形象的生产。

在这个过程中，外界反馈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外界反馈坚定和强化了艾滋病人的形象设定，为艾滋病人印象生产提供了动力。通过与客观事物或与他人观点的比较来确定自己的信仰、观念和能力的真实性，是避免“自我认同焦虑”[22](p45)的有效途径。对于生命历程遭遇突然破坏的艾滋病人来说，印象管理的重构是小心翼翼的尝试性的举措，是艾滋病人主我呈现与他人期许“互构”的一个过程。正是在他们不断循环着的“形象设计——实践跟踪——反馈接收——策略调整”的管理过程中，印象目标不断地形成、生产和强化。另一方面，外界反馈是艾滋病人策略调整和目标实现的参考和评估标准。印象管理之所以是一个周期性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就是因为人们在互动中观察目标的实现状况，并根据他人反馈改善或改变脚本设计，不断调整印象。艾滋病人通过互动对象交往意愿、交往模式、交往频率和深入程度的测量，将互动中的他人反馈作为策略上“检查-完善”的重要变量，以逐渐提高自己预设形象的实现程度，预设目标在他人反馈的帮助下逐渐被生产。

（三）被选择的路径：艾滋病人印象管理的差异发展。

通过印象管理和生产的过程，艾滋病人最终选择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并在社会适应和社会再融入的过程中应用和完善。一些艾滋病人以“正常人”或“良好的病人”为目标，试图实现的都是传统意义上正面化的形象目标，其印象管理是一种常态的、符合印象管理理论和日常社会认知预设的行动。按照印象管理理论的观点，他们如愿控制了他人的印象，获得了社会赞许、[23](p59-77)喜爱[15](p2-6)和利益反馈[24](p185-195)，满足了社会互动和社会适应的需要。而另一些艾滋病人另辟蹊径地以“负面形象”为目标，进行非常规的印象建构，负面形象被他们能动地强化和生产，也伴随他们参与社会互动和社会适应。出乎意料的是，这种负面化的形象被证明可以有效作用于社会互动，艾滋病人实现了另一种模式的社会适应。

印象管理在艾滋病人身上出现了预料之外的路径分化。但对于艾滋病人来说，差异化的形象是他们的能动行动的结果，是其自身选择和控制下由内及外的管理进程。符合预期的形象作用于社会互动中的他者，实现了社会关系的修补；同时作用于艾滋病人的本我，实现了其自我认同的修复和完善，印象管理因而在双重意义上实现了预设目标，成为艾滋病人重新适应社会的必要步骤。

四、结论

艾滋病人的印象管理是原有生活破碎下的应对性行动过程，也是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的独立和完整建构过程。在“形象破坏-印象重构”的过程中，艾滋病人采取“常人化”、“良性化”和“病态化”三种不同策略，其印象管理出现正面化和负面化的路径分化。这一分化源于艾滋病人印象重构初期被限制的起点，不同的起点情境催生不同的处理策略。差异在印象建构和生产过程中不断被强化，最终导致截然不同的形象结果，艾滋病人以不同的形象重新回到社会中来。

不同取向的印象管理都满足了艾滋病人重构互动和适应社会的需要，本身并不需要价值判断。而对于社会来说，重要的是在艾滋病人选择自主性和社会规范性之间找到平衡。因此在制定艾滋病人干预和帮扶政策时，应当注意:第一，形象宣传谨慎化，降低艾滋病人污名赋予和印象强加，减少情境起点桎梏；第二，社会情境宽松化，引导公共印象，营造艾滋病人互动情境和选择自由；第三，心理援助实效化，引导艾滋病人进行良好的心理恢复和印象重构；最后，关注艾滋病人的身体健康，实现艾滋病人形象自主选择与艾滋有效防治之间的平衡，最终实现艾滋病人良好恢复和社会稳定的和谐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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