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静 周登超（淮安市档案局，江苏淮安，223001）

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儿童抗日团体。1935年10月10日，新旅从淮安出发，踏上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征途，17年中他们走到了20多个省，行程5万余里，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

重温新旅的历史不难发现，从新旅的摇篮新安小学建立之初直至建国后新旅与其他文艺团体合并组成“上海歌剧院”，周恩来的关心与爱护如影随行，贯穿始终。新旅能够取得世人瞩目的历史功绩，离不开周恩来的领导与支持。

秘密据点，新安小学是周恩来领导的地下据点

新安旅行团的母校是新安小学，由陶行知先生于1929年6月6日创办。新安小学建立伊始就设有中共地下党支部。新安小学最早主持校务工作的李友梅是一名地下党员，与他同来的蓝九盛也是共产党员。新安小学创办时，陶行知兼任校长，但他一生未到过淮安，学校实际工作由李友梅主持。直到1930年，李友梅被党派往别处工作，陶行知先生才委任汪达之为新安小学校长。还有一名叫孙铭勋的老师也是地下党员，周恩来调他到上海创办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子女的大同幼稚园，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都曾在这个园中生活。后来周恩来又安排孙铭勋赴延安，在上海、淮安、延安等地辗转联络革命工作。所以新安小学自创办之日起，即是直属上海党组织和周恩来领导的一个地下革命据点。当时一部分党的地下工作者身份暴露，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抓捕，周恩来便安排他们秘密转移到偏僻的苏北淮安新安小学任教。待风头过后，再派往别处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当为革命牺牲或身处隐蔽战线的同志的孩子无人照管时，周恩来便把他们送到新安小学保护起来，像项英的女儿项苏云，革命烈士的儿子左义华等。当时，中共还处于地下斗争时期，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这段密闻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知晓。新安小学成为周恩来领导的秘密战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据点。

1936年7月，新旅来到上海。在中共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支部的关怀下，请艾思奇、孙冶方、骆耕漠、钱俊瑞、金仲华等为他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及国内外形势。他们从孙铭勋口中了解到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陕北斗争情况，第一次听到了同样来自淮安家乡的党和红军领导人周恩来的名字，受到了莫大的教育和鼓舞。

通盘考虑，周恩来指示新旅奔赴武汉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新旅继续西行，每到一处，通过街头宣传、放映电影、编写墙报等方式唤醒民众，宣传抗日。1937年11月，抵达陇东重镇平凉。为寻找中共党组织，新旅总干事徐志贯秘密到庆阳，见到了中共陇东特委秘书长黄欧东，汇报了新旅相关情况。黄欧东派中共党员牟永春到新旅考察发展党员，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新旅到达兰州后，受到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伍修权的亲切接见，并在兰州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1938年5月下旬，新旅到达西安，距离革命圣地延安已近在咫尺，团员们都十分渴望去延安。在七贤庄，他们向中共中央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代表林伯渠提出了这个请求。林伯渠亲切地说：“你们克服了国民党反动派设置的重重障碍，在全国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在西北这么闭塞和落后的地区，普及抗日宣传，有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是你们今后继续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宣传抗日的有利条件。”随后，林伯渠又说：“周恩来同志要我转告你们，要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可以把延安作为新旅秘密的后方，你们派些人去学习，学好了还回新旅工作。全团就不要到延安去了。去了延安再回国统区就不好工作了。”

听了林伯渠的话，新旅团员知道了周恩来对他们的情况非常了解，并且十分关心他们。大家也都认识到，新旅留在国统区宣传抗日救亡更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于是，只派了程昌林（林则之）、朱金山、张宜天（张俊卿）去延安学习，其他团员于6月底抵达武汉。

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其直接领导下，武汉已经成为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7月1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接见了新旅总干事、党支部书记徐志贯和顾问汪达之。“家乡出了你们这个抗日的儿童团体，我很高兴！”周恩来用浓浓的乡音亲切地说：“你们跑了半个中国，走了两万里路，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现在抗战已经一周年，要争取最后胜利，你们还要努力工作，希望你们立即投身保卫大武汉的运动！”

说服陈诚，周恩来解决新旅经费困难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新旅立即展开了有声有色的“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在取得较大社会反响的同时，也面临着经费断绝的困境。时任政治部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建议给政治部部长陈诚写个申请，要求像对待三厅所属抗敌宣传队、演剧队和放映队那样，按月拨发薪金和工作经费。不料陈诚却批示：“该团可予收编，尔后按名额发给薪金和经费”，力图将新旅强制纳入国民党的轨道。紧急关头，周恩来再次约见徐志贯和汪达之，说：“你们用的钱一定要国民党出。新安旅行团这个民间团体的独立性，也一定要保持。不过你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已获得的社会影响，把国民党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坚持下去，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社会上同情、支持你们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周恩来的话给新旅指明了方向，他们勒紧裤带加紧工作，继续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支持。8月，武汉局势更加紧张，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匆匆撤离武汉。新旅决定部分团员转移长沙做伤兵工作，留下精干力量（新旅二团）留守武汉，直到武汉失守前两天才随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南撤长沙。与此同时，陈诚和他的政治部也转移到长沙，周恩来亲自出面交涉：“新安旅行团这一群小朋友，早在全国抗战前就自动组织起来，到全国各地宣传中山先生遗教，宣传抗日救国，受到海内外同胞的赞扬。保卫大武汉，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才撤出来，精神实在可嘉。现在，抗战正处在紧要时期，宣传抗战还怕人多么？他们是个有很大影响的民间团体，你要收编，他们不同意，你就要解散他们。假如真的解散了，这对国民政府又有什么光彩呢？”

一番话说得陈诚无言以对。周恩来进一步建议说：“你可以和他们商定，新安旅行团可否作为政治部的特约团体，由政治部发给他们工作经费和生活费，每隔几个月要他们向政治部提交一份工作报告。这样不是很好吗？”最后，陈诚被迫同意了周恩来的“特约”办法，每月发给45个人的生活费和活动经费共1045元。这样，既解决了新旅的生存发展问题，又维护了新旅独立工作的权利，更保证了党对新旅的领导。

关怀备至，周恩来安排新旅“回家”

1938年11月12日深夜，长沙地方军警误以为日军已经到达，竟下令纵火焚烧长沙，造成死伤2万多人。而新旅当日白天已经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安全离开长沙，于18日抵达桂林。在桂林战斗生活的岁月里，周恩来更是给予新旅无微不至的关怀，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为新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12月7日，周恩来与陈诚一起在桂林中学操场上接见政治部三厅到桂人员和所属文艺团体，新旅作为特约团体也参加了接见。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到：“我同陈部长乘车来桂林，一路上看到新安旅行团写了不少宣传标语，这很好嘛！可是，我看到每幅大标语下都有‘军委会政治部新安旅行团宣’的署名，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成为政治部的直辖团体了，你们是特约团体嘛！”他是在巧妙地提醒新旅，要时时刻刻明确自己作为民间团体的独立性，千万不能疏忽大意。

自从有了政府的固定经费，新旅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一心想着发展队伍，多做工作，扩大影响。他们利用桂林的自然条件，创造性地开展岩洞教育和反轰炸宣传，使千万人受益，广获赞誉。周恩来每次途径桂林，都会去看望新旅同志，在勉励他们积极工作的同时，也不忘提醒他们要注意“社会化”而不要搞“特殊化”，要保持小朋友的特点，跟社会上的青年、儿童打成一片，并要求团员们继续学习，努力把文化水平提高到高中毕业程度。为了争取国民党上层对新旅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还有意约请国民党高级将领贺衷寒一起到桂林东江镇小学新旅驻地看望孩子们，让他当面为新旅说上几句好话。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桂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新旅已无法进行公开活动。为防备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周恩来指示新旅迅速分批撤离桂林，经湛江、香港、上海等地转移至苏北抗日根据地。在苏北，新旅得到了刘少奇、陈毅的亲切关怀，他们说：“恩来同志来了电报，把你们交给新四军了。现在你们是回家啦！”

周恩来赠送给新旅团员的小提琴

在新四军军部和苏北区党委领导下，新旅开展了大规模的儿童工作，不仅组织起18万儿童团员支持新四军打胜仗，还靠出版进步刊物，表演话剧、歌舞剧等多种文艺形式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当地军民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盐阜区，三个旅：七旅、八旅、新安旅。”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新旅跟随新四军三师十旅参加了解放两淮的战斗，胜利回到了阔别十年的老家——周恩来的故乡淮安。

回到淮安后，新旅认真总结了十年来的工作、学习和战斗经历，通过华中局负责人邓子恢转交给毛泽东一封汇报信。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亲笔复信给新安旅行团：“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这时周恩来也在延安，他向毛泽东介绍过新旅的光荣历程和业绩。

在随后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他们随军南征北战，逐渐转化为广受军民欢迎的革命文艺团体。他们参加了淮海大决战前的濮阳练兵、解放济南、南下渡江，打着胜利的腰鼓挺进大上海。1950年秋，新旅改名为华东新旅歌舞剧团，从此成为一个专门从事歌剧、舞剧、音乐创作的文艺团体。1952年5月，全国文工团进行改编，新旅并入华东人民艺术剧院，后几经调整，改为上海歌剧院，结束了长达17年的光荣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