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越陵（江苏省档案局，江苏南京，210008）

小时候，我曾经从长江北岸的浦口火车站摆渡到南岸。那年我五岁。至今依然记得小小的我穿着雨衣站在轮渡拥挤的船舱里，浑身上下被江水、雨水不停地拍打着，手紧紧地握着船舱的铁栅栏门，身体随着渡轮在风浪里不停地摇晃着。隔着水雾，爸爸告诉我：这样的日子不会久远了，也许下一次再和爸爸一道从部队回家，就不用这样把火车拆成几截，坐上轮船过江了。我们坐在火车上，直接从长江大桥上开过去就可以回家了。因此，住在南京长江大桥南堡下面的我，对那个正在建设的大桥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常常会踮起脚，仰起头，看着那巨大无比的围挡，听着从那里面传出来的轰轰隆隆的声音，无数次地想：什么时候，拉下那围挡，或者我钻进去，看看那里面究竟是什么样。那庞然大物什么时候能跨越宽宽的长江？我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样宏大的期待中度过的。

后来，我随着支援三线建设的父亲离开南京到大西南山区生活后，曾经在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下面生活的经历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资本，我的思乡情绪在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那时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和这座大桥的建设者产生交集。

当我因为工作的需要去寻访江苏历史上重大事件、重大建设项目的亲历者的时候，心灵深处的大桥情结让我把目光聚集到了这座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力更生梦想的大桥上。于是，便有了我和大桥建设亲历者的对话。

筱毅——万人空巷的通车典礼成就经典

1968年12月29日，第一座中国人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跨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了。记得那天，南京城下着雨，可没有阻挡南京人欣喜的脚步，南京人聚集到了长江南岸的桥头堡下面，挥舞红宝书的群众山呼海啸般地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红旗、标语、气球，仿佛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场面十分壮观。我的妈妈作为她那个群体的代表也参加了那天的通车庆典。

因为这份记忆，我寻访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典礼的设计者。

筱毅，1935年生，南京解放后第一代广告人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应该是“如今南京年纪最大的广告人”。1963年进入南京市美术公司，1982年任副经理。在那个红旗飘飘的年代，节假日或是有重要来宾访问，南京城就会成为一片红色海洋，到处是横幅标语、巨幅肖像、大红灯笼、彩色牌楼、鲜花绿叶，以及站在街两旁或路中央举着彩旗欢呼或喊口号的人群……那样的场景，都曾是由他和同事们一起布置的。

对于筱毅来说，承担大桥通车典礼总体设计的任务，是一次全新的挑战。虽然之前曾经举办过很多大型典礼，但这种举世瞩目的典礼还是第一次。从接到任务时，到大桥通车典礼，有近三个月的时间，筱毅和四位同事按照大桥管理处提出的隆重喜庆、庄严气派、朴素大方的要求，无数次往返于单位和大桥建设工地，勘察现场地形，根据现场的框架，设计整体布局图。那是没有电脑的时代，所有的庆典现场布置设计图纸全部是由设计师一笔一划用彩色笔描绘出来。庆典主席台位置，红旗、鲜花、气球放在什么地方，出席庆典的各方代表站在什么位置，都在图纸上一一标出。然后由工人根据图纸去实际操作，搭建主席台，按照图纸置放红旗、鲜花、气球、标语牌。可惜的是，这张图纸上交后，他再没有留存其他草图手稿了。但筱毅说，通车庆典当天的照片几乎是设计图纸的再现。

对比我走访的其他历史事件亲历者，筱毅是一个不善于说故事的人。可以想象，近100天的时间里，完成一张手绘的设计图，让庆典现场的场景完全按照设计图纸一一对应，应该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也许是时光的流逝冲淡了记忆，也许是离开了那段往事的时代环境无法调动他回忆的情绪，让我们感到了一丝丝的意犹未尽。和筱毅面对面的两个小时里，他反复说着同一句话：“你们能找到我，真不容易。”对于这句话，与其说是表扬我们，不如说是古稀老人的感慨。南京长江大桥屹立长江两岸40多年，每天无数的车辆穿梭其上南来北往，大桥就像空气和呼吸一样融入了南京人的生活。今天的人们对大桥的存在已经不再是崇拜，而是一种习以为常，更鲜有人去关注那些曾经和大桥联系的人和事。可大桥对于他，却是一生的荣耀、辉煌之所在。

钟训正——让桥头堡成为跨江彩练上的明珠

无论站在南京城的什么地方向南京长江大桥看去，大桥最显眼的莫过于高高耸立的一对桥头堡了。如果说，大桥是跨越长江的一条彩练，那么桥头堡就是这条彩练上的明珠。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桥头堡就作为南京的城市标志之一，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国际的、国内的，无论什么人到南京，都会亲切地和它合影留念。它也成为南京市民、江苏人民心中一份抹不去的骄傲。

我寻访的第二个对象，是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设计者。

钟训正，1929年出生，东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杰出的建筑教育家，第四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特别奖获得者，和齐康、程泰宁两位院士一道被省政府授予江苏省资深设计大师称号，为南京古城区市容和环境的改善作出有效的贡献。

钟老为我们还原了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的设计过程。1958年，大桥工程局把设计桥头堡的任务交给当时的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的前身）。当时建筑系的师生们从传统简约的角度出发，做了几个传统的设计，比如亭楼造型等。最初桥头堡的设计是“小亭子”，极像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头堡。1960年，铁道部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力更生的精髓，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设计方案进行海选，举办了一次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设计大赛。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17个单位100多个方案参加海选，选出38个方案，其中重点提出七个方案，由相关部门请来包括杨廷宝在内的泰斗级专家学者在南京福昌饭店进行评比。选中了三个方案，其中两个为钟老所做。在钟老设计的方案中，一个是两面的红旗，另一个是带有民族传统风格的中国式凯旋门。三个方案送往中央审定，适逢周恩来总理去东南亚开会。于是，在等待期间，钟老又根据铁道部关于贴近时代、反映时代特征的要求，对红旗方案进行了修改，由两面红旗改成三面红旗，主要反映当时“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时代特征。而最后选定的就是这个方案。

本以为敲定了桥头堡美术设计方案之后，立马就要进入建设施工阶段了，不料桥头堡的设计建设却又戛然而止，没有下文了。原来是适逢三年困难时期，铁道部提出从简建桥的方针，于是大动干戈的海选方案就此搁浅，一放就是八年。

1968年9月，钟老接到紧急通知，要在国庆之前把桥头堡建设完毕。周恩来亲自审定了三面红旗的桥头堡方案，并指示：一是红旗的颜色要鲜艳，二是要永不褪色。

为了落实周恩来的指示，大桥建设局开始打算在“三面红旗”主体完工后，用瓷砖涂上一层红颜色烧制，贴在主体上。可是到江西景德镇走一遭，才知道自有瓷器以来就烧不出鲜红色的釉彩。最终决定，选用青岛出产的玻璃作贴面。

红色玻璃砖生产出来送到工地时已经是晚上，由于赶工程，组织了许多参加义务劳动的非技术人员往红旗钢板上贴。第二天，当人们准备欣赏永不褪色的三面红旗时，傻了。原来玻璃厂拿出来的样品很好，但正式投入生产时问题出现了：由于每炉温度不同，玻璃存在明显色差，一部分是朱红色，一部分是紫红色。加之非专业技术工人夜晚施工，人多手杂，没有经验，脚踩的沙子、脚印连同环氧树脂一起粘在钢板上。阳光照耀下，远远看去，红旗如同穿了百衲衣。在那个年代，让红旗成为这般模样，其后果之严重让人想着就不寒而栗。由于污渍无法清洗，情急之下，便匆匆忙忙在上边涂上了红色油漆。

今天，桥头堡三面红旗上的红色玻璃砖已经不复存在。早在大桥通车的第三年，技术人员考虑到红色玻璃和钢板热胀冷缩的程度不同，环氧树脂如果不能完全粘连，70米高的玻璃砖一旦掉下来，给行人带来很大安全隐患，于是，就把玻璃全部铲掉，在钢板上直接刷上红色油漆，使桥头堡真正成为了“永不褪色的鲜艳的三面红旗”。

坐在老人对面，听着老人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诉说曾经的故事，我体会到了一种绚烂之后归于平静的从容和淡定。相对于筱毅的激动，钟老是沉静的。也无风雨也无晴，自有风雷在心中。老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短袖衬衣，顶着一头不多而略显零乱的灰白头发，骑着自行车从家里来到学校和我们见面。如果不是应约在东南大学校园中钟老的办公室里见到他，我一定会把他看成是一个普通的邻家老爷爷。可就是眼前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书写了天堑变通途中浓墨重彩的华章。在今天这个膜拜成功的社会，追逐成功是世间最大的硬道理。熙熙攘攘的人群奔着成功而忙碌，忽略了身边的人，忽略了路边的景。可真正的成功又是什么呢？我以为，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做了多大官，而是有一天除去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听你说那过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