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欣

（盐城工学院体育教学部，江苏盐城224001）

球员跨国流动对世界足球运动发展的影响
——基于博斯曼法案实施前后的实证分析

王 欣

（盐城工学院体育教学部，江苏盐城224001）

建立相关理论模型、参数数据，实证分析博斯曼法案对世界足球运动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欧洲球员流动模型的预测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和准确性，博斯曼法案对外籍球员比例的增加发挥了跨越式的促进作用，对欧洲足球的竞争平衡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作为一种政策实施的负效应，世界精英球员大量涌入欧洲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世界足球运动发展的不均衡。

世界足球运动；球员跨国流动；博斯曼法案；竞争平衡

Author’s address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 224001，Jiangsu，China

博斯曼法案是欧洲职业体育法律纠纷的典型案例，它对于欧洲足球运动员自由转会制度的建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博斯曼法案被看成是衔接闭关保守的球员转会市场和自由开放的球员转会市场的桥梁，开启了欧洲足球高速发展的崭新时代。运动员跨国流动是伴随着体育全球化而来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今后必将呈现更为广泛、深入的运动员跨国流动趋势。国内对该问题的关注主要源自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运动员人才外流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运动员跨国流动现象［1-7］。国外的相关研究对球员跨国流动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学理讨论，反映出球员跨国流动的西欧中心主义趋势，体现为以西欧为中心的霸权主义体系［8-10］。基于此，本文探讨足球欧洲杯赛、世界杯赛球员流动变化情况，揭示欧洲足球运动员流动的规律，以及足球运动员的国际迁徙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受体制和环境变化的影响，指出博斯曼法案实施前后球员跨国流动对世界足球运动均衡发展的影响，为中国职业足球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以1978—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阶段球员跨国流动情况和博斯曼法案实施前后20年足球欧洲杯决赛阶段球员流动情况为研究对象，收集分析球员数据信息。数据主要来自欧洲足球联合会官网（www.uefa.com）UEFA Europe League数据库、国际足球联合会官网（www.fifa.com）The Club数据库、Transfermarkt（www.transfermarkt.co. uk）球员数据库。

1.2 研究方法 主要参考贝恩德弗里克2009年在《体育经济》上发表中的《全球化和要素流动：“Bosman规则”对职业足球运动员国际流动的影响》［11］一文中的经济学模型，对研究对象的数据进行实证处理，把参赛国家队球员出口比例按年份对应的数值绘在方格纸上，根据点群的分布趋势发现其呈近似线性变动。建立国家队出口球员比例自然增长的变化趋势模型，点群分布近似于直线，设该直线回归方程可表示为：y=ax+b。

偏差ri=yi-f（xi），有正有负，解此线性方程组即得a、b。然后分析检验实际值与通过模型建立的预测值之间的误差，并进行相关显著性分析模型的鲁棒性（Robust），进而预测未来球员流动趋势。

2 博斯曼法案对世界足球运动发展趋势的影响

欧洲足球运动员流动在1988年和2000年形成2次较大的上扬走势，足球欧洲杯球员流动绝对变化率在第3阶段和第6阶段形成2次波峰，说明这2届足球欧洲杯赛或许由于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和政策调整的影响，赛事本身的进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 1、表2）。

表1 1976—2012年足球欧洲杯决赛阶段各参赛国家队球员出国踢球比例Table 1 Proportion of National Team Players W ho Played Abroad in 1976-2012 European Cup Final Stage

表2 1976—2012年足欧洲杯决赛阶段各参赛国家队球员出国踢球模型预测值Table 2 Prediction M odel of National Team PlayersW ho Played Abroad in 1976-2012 European Cup Final Stage

我们知道，1988年足球欧洲杯赛正值冷战结束时期，美国与苏联政治集团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结束，最终以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原东欧阵营国家运动员向西欧国家流动为标志，欧洲球员流动数据波峰变化正是发生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纷纷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民族精神信仰减弱，竞技体育人才严重流失，大量人才迁移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96—2000年足球欧洲杯赛国家队球员出国踢球比例呈现跳跃性增加，说明1997年实施的博斯曼法案对球员的流动产生重大影响。有学者认为，这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争取实现全球体育人力资源最大化扫清了制度障碍［12］。从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把博斯曼法案本身看成是影响欧洲球员流动政策调整的催化剂。数据呈2次高峰制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博斯曼法案使欧洲足球产生新一轮的球员流动浪潮。近4届足球欧洲杯决赛阶段各参赛国家队球员出国踢球比例维持在44%～49%水平上，体现了较高流动的特征。

2.1 博斯曼法案对历届足球欧洲杯决赛阶段参赛国家队球员流动的影响 以1976年足球欧洲杯决赛阶段国家队球员出国踢球比例为初始值，针对博斯曼法案对欧洲足球竞争平衡产生的影响进行建模实证分析。建模为：PPA=∂+β×LTT+γBOS+λ，PPA为国家队出口球员比例，∂为初始值，β为博斯曼法案实施前的线性发展趋势，γ为博斯曼法案影响因子（博斯曼法案1997年前取0，1997年后取1），λ为其他影响因素。取∂=10，β=3.196 7，γ=46.5-30.1-6.82= 9.58，λ为随机值，在求误差时 λ取均值，这里取1.964 3，得出历届足球欧洲杯决赛阶段各参赛国家队球员出国踢球模型预测值（表2）。

2.2 博斯曼法案对1976—2012年足球欧洲杯和世界杯决赛阶段净胜球的影响 对1976—2012年足球欧洲杯决赛阶段球队实力差异进行宏观分析，以净胜球反映欧洲各国足球国家队发展水平。研究数据显示，在“前博斯曼”时期的足球欧洲杯决赛阶段比赛的平均净胜球为1.24个，“后博斯曼”时期则为1.32个，这些差别在统计学上表现不显著。在此还需要考虑影响净胜球表现异常的控制因素变化，因为存在其他影响因素变量的系数λ，且该变量与博斯曼因子相互作用都不显著，该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表现为常数，同时处于“球员流动政策”不断调整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中，最重要的是缺乏λ系数和γBOS系数之间的互动意义。估计足球欧洲杯模型和博斯曼假设，只是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情况的发生，使得这些变量系数以及他们的显著水平完全不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说明博斯曼法案促进了欧洲球员自由流动，进一步促进了各国联赛和比赛的竞争平衡。

表3 1976—2012年足球欧洲杯决赛阶段球队实力差异统计Table 3 Com paration of Strength of Teams in 1976-2012 European Cup Final Stage

将模型预测值和净胜球差异值导入SPSS线性模型检验得出相关数据。Prob＜0.005说明预测的线性相关性明显，且变量是预测模型的主要变量因子，R-squared表示相关性R的平方，值越接近1表示相关性越强，R-squared值越大表示回归性越好，Root MSE为均方根误差，P＞越小表示模型的稳定性越好。R-squared值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说明球员流动对促进欧洲各国足球的平衡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球员流动虽然对本国联赛市场造成了冲击，但相应地提高了本国足球竞技水平，对提升国家队比赛成绩具有积极作用。例如，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亚洲球队中，日本队有4名球员在国外俱乐部踢球（森本贵幸、松井大辅、长谷部诚、本田圭佑），韩国队有近50%的球员在国外踢球（朴智星、车杜里、李青龙、李荣杓、朴周永、金南一、李正秀、金甫炅、寄诚庸、安贞焕）。对于足球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条“市场换技术”的提升路径，即国家外派球员赴他国发展，把精英球员培养外包出去，而相应本国联赛市场受到技术资源限制，以放弃本国市场竞争力，提高国家队整体竞技水平［8］。凭借海外精英球员的精湛球技，组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国家队，“市场换技术”模式有效平衡了国际足球发展实力［13］。这种竞争平衡适合于世界还是欧洲范畴值得进一步商榷。

R-squared值较大也进一步说明球员流动对欧洲足球发展总体上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而现实中欧洲足球5大联赛（英超、西甲、意甲、德甲、法甲）是业界公认的世界职业足球顶级市场，以此形成了世界职业足球市场科层制，即欧洲5大足球联赛为职业足球一级市场，主要的欧洲职业联赛为职业足球二级市场（J联赛、俄超、巴甲、阿甲、荷超等）［8］。也有观点认为，世界职业足球由核心区（西欧）、半边缘区（南美洲）和边缘区（非洲）组成，核心区吸纳了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的精英球员，形成了既定的球员双边交流网络，导致世界足球区域间发展失衡，表现为政治、经济霸权主义。欧洲内部形成了稳定的、竞争平衡的联赛市场制度，表现在足球欧洲杯决赛阶段比赛上，各参赛队的实力逐渐接近，而在欧洲外部环境方面，欧洲吸引了世界范畴的精英球员，形成了世界足球发展的马太效应。

有实证研究表明，2008—2009赛季一级市场联赛球员分别来自93个国家（地区），而二级市场联赛球员分别来自57个国家（地区）［8］。不仅如此，在一级市场踢球的欧洲球员占联赛球员总数的80%，南美洲和非洲球员分别约占10%，而与此相对应的二级市场联赛球员、本土球员占联赛球员总数的近96%，欧洲球员仅占2%。这种不对等的球员流动关系，造成了世界职业足球发展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关系是欧洲足球竞争平衡形成的结果。博斯曼法案对欧洲足球竞争平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世界足球并未表现出竞争平衡的良好态势，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趋势。

3 博斯曼法案实施前后球员跨国流动对欧洲足球的影响

3.1 博斯曼法案实施前后各参赛队净胜球分析 对1978—2010年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所有场次比赛对阵双方实力差异（净胜球）进行抽样统计，将整个世界杯赛统计周期分割为年份相同的2个部分，即分割前时期、分割后时期（表4）。从直观上比较，分割前时期和分割后时期在净胜球差异上表现较为明显，上下浮动5%左右。笔者将获得的球队实力差异数据与1978—2010年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各国代表队球员出国踢球情况进行建模分析。

3.2 1978—2010年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球员在欧洲5大联赛中的流动情况 如图1所示，1978—2010年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参赛球员在国外联赛踢球比例呈升高趋势，分别由1978年的11.4%、1994年的33%，增至2010年南非足球世界杯赛期间的56.9%。说明伴随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不仅经济、科技、文化一体化趋势明显，球员跨国流动趋势也更加明显。以2010年南非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参赛队为例，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韩国、喀麦隆等球队，有近50%甚至90%的球员在国外联赛踢球，主要集中在欧洲足球5大联赛。

表4 1978—2010年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球队实力差异统计结果Table 4 Com paration of Strength of Teams in 1978-2010W orld Cup Finals

图1 1978—2010年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各国代表队球员出国踢球情况Figure 1. National Team PlayersWho Played Abroad in 1978-2010World Cup Finals

建立球员跨国流动与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球队竞争平衡之间关系的模型，并以1978年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国家队球员出国踢球比例为初始值。建模为：PPA=a+b TT+c×BOS+d。PPA为国家队出口球员比例，a为世界杯决赛阶段参赛国家队在国外联赛踢球球员的初始值。以1994年为年份平均分割依据，b为1994年前的线性发展趋势，c为球员流动对足球世界杯赛的影响因子（1994年前取0，1994年后取1），d为其他国际影响因素。取a=5.8，b=5.36，c=42.6 -33-5.36=4.24，d为随机值，在求误差时d取均值，在此取1.853 5，得出历届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各参赛国家队球员出国踢球模型的预测值（表5）。

表5 1978—2010年足球世界杯决赛阶段各参赛国家队球员出国踢球模型的预测值Table 5 Predicted Values of National Team PlayersW ho Played Abroad in 1978-2010World Cup Finals

将模型预测值和净胜球差异值导入SPSS软件，进行线性分析等相关性模型检验。数据显示，Prob＞0.005说明预测的线性相关性不明显，且变量不能作为预测模型的主要变量因子，R-squared值越接近1表示相关性越强，相反则表示不具有相关性。R-squared值越大表示回归性越好，Rot MSE显示为均方根误差，P＞越大说明模型的稳定性越差。R-squared值表现出较弱的相关性，说明球员流动对促进世界足球均衡发展具有负效应。这与国内相关研究的结论近似，即世界职业足球的中心在西欧国家联赛（欧洲足球5大联赛），它们吸纳了世界各国的精英球员，并以此形成了世界足球的两极分化趋势，拉大了世界强队与足球运动落后国家之间的竞争差距［8］。大部分足球运动落后国家采用了“技术外包”发展模式，处于边缘区国家的职业足球联赛球员可以到欧洲足球5大联赛中提升竞技水平，凭借这种在国外联赛获得的竞技个人实力，组建一支国家明星球队，最终达到提升落后国家足球竞技水平和比赛成绩的目的。

3.3 球员流动模型预测值与净胜球差异值相关性对国际足坛均衡发展的影响 研究显示，球员跨国流动对世界足球均衡发展总体上并未发挥积极的作用。当下的实践趋势有力回应了本文实证研究结果：世界职业足球核心中的核心是18个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具体包括国际米兰、AC米兰、尤文图斯等足球俱乐部，并在外围形成了以意甲、德甲、英超、法甲、西甲等5大国家联赛品牌为中心的世界足球经济核心区域。在核心区外，一些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等）利用核心区人才溢出资源建立了本土联赛，这些处于外核心区的联赛吸引了全球次精英球员及被核心区淘汰的精英球员［12］。

不仅世界足球表现为科层化的结构体系，而且在洲际范围也表现为层次性特征。以2010年南非足球世界杯赛亚洲球队为例，韩国、日本、朝鲜代表了3种不同的国家足球发展道路：日本足球走“内向型”发展道路，用“汉密尔顿式的手段”培养民族认同和国民责任感；韩国足球走“外向型”发展道路，用“技术外包的方式”赢得精英足球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象征意义；朝鲜足球走“狂热型”发展道路，坚持用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建构精英足球发展模式。3种不同的国家足球发展模式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日本与欧洲足球5大联赛发展模式相近，但基于半边缘区的二级足球联赛市场。韩国与智利、乌拉圭、巴拉圭等国家发展模式相近，走“技术外包”发展道路。朝鲜与中国、以色列、印度等国家面临的窘态相近，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表现出这一趋势，这种发展模式造成了世界足球总体上的失衡。这种失衡的球员跨国流动关系，造成了世界职业足球发展局部均衡但总体上发展不均衡的局面。伴随着体育全球化而形成的、并日渐加强的运动员跨国流动现象，世界足球发展并未表现出竞争平衡的良好态势，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趋势。

4 结论

参数与实证分析表明，欧洲球员流动模型的预测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和准确性，说明博斯曼法案对欧洲国家足球队在国外踢球的运动员比例的增长发挥了跨越式的促进作用，并对欧洲足球竞争平衡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与此相对应，作为一种政策实施的负效应，欧洲足球竞争平衡发展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精英球员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世界足球发展的不均衡。今后需要进一步对博斯曼法案与世界足球发展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加深对世界范围内球员流动规律的认识。

运动员跨国流动是伴随着体育全球化而来的现象，今后将呈现得更为广泛、深入。实证数据显示，伴随着体育全球化而形成的、并日渐加强的运动员跨国流动现象，形成了世界职业足球发展局部均衡但总体上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对世界足球发展而言并未表现出竞争平衡的良好态势，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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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Flow of Foreign Playe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W orld Football—An Em pirical Study Based on Bosman Ruling Before and After

∥WANG Xin

The study，based on data’s parameters，established a theoreticalmodel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Bosman Rul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football.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is a good correlation and accuracy for the prediction of the model of European players’m igration.In addition，the increase of foreign players improves greatly the football development，demonstrating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balance of football competition in Europe. The negative effect，however，lies in the unbalance of world football development，with the migration of elite football players into Europe by leaps and bounds.

world football game；player m igration；Bosman Ruling；competition balance

G80- 05

A

1000 -5498（2013）06 -0034 -05

2013 -06 -07；

2013 -08 -26

王欣（1969 -），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副教授；Tel：13615154078，E- mail：a69040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