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白羽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 外语教研室， 陕西 西安 710025）

一、引言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意识形态是意义建构的过程”[1]（P192）即将其符号化，进而建构于形形色色的话语之中。话语成为意识形态的有型栖息地，同时意识形态为话语提供了无型生成框架。

话语行为是人类将初始事实符号化的过程，而话语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作为话语，新闻报道无疑彰显了意义建构过程，通过选择、记叙、阐释、评论等一系列手段对原始事实进行意义化。同时，叙事理论近一步显化了作者、译者、读者三者的关系，在新闻话语的翻译过程中，新闻译者同时身为记者，其双重身份再现译语话语生成机制，彰显其意识形态的操纵迁移力，从而增强大众舆论导向性。因此，新闻话语翻译不再是简单的解码—编码过程，而需要新闻译者启动自身意识形态建构机制，进行“二次”叙事，做到恰如其分的重写。

近年来，随着翻译文化学派的兴起，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研究翻译而变得日益引人注目，是20世纪末翻译界的一大进步。然而针对新闻报道的翻译仅仅停留在文体特征和语言句式的微观层面，本文立足于新闻作为一种叙事话语，从叙事学角度阐释话语中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目的为新闻翻译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角度，对其翻译策略及其动因作了全新阐释。

二、意识形态的栖息地——话语

西方学者对于意识形态一词的诠释可谓是“百家争鸣”，对其外延和内涵的提出也是褒贬不一，有学者感叹道，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庞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2]（P1）。最初，该词由哲学家特拉西引入英文词汇，定义为“观念的学说”，并为了拓展其实用范围，将其内涵延展为一种道德准则，结合逻辑学和教育学植入大众意识之中，自此也打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宏观研究视角。

2.1 意识形态的宏观解读

随着认识论的演变发展，特拉西对“意识形态”的诠释遭到了各方的质疑，批判其概念的宽泛性、抽象性和模糊性。随后，马克思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这一术语“阶级概念化”，从而把“意识形态”归结为统治阶级派生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对立于“真理”、“科学知识”等术语，以此赋予了“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成为揭示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软武器”。[3]然而在马克思后期的部分著作中对该词的阐释偏中性化，其意义界定离不开社会结构和人类思想活动的影响。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斯·阿尔都塞首次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体和他们真实生存情况的想象关系的再现”[1]（P162）。他倾向于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先于个体存在的文化客体、社会结构、思想通道或政治无意识（unconscious consciousness），是一种动态体系贯穿于各群体阶层的实践活动中，并在其著名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揭示了一套看似温和却弥漫着神秘暴力的社会调控工具，从而暴露出教育机构和媒体出版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隐形操纵势力。费尔克劳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为权力服务的意义的社会文化角度的意识形态概念，从而将此概念进一步引入社会文化价值体系。[4]

总之，不论是从宏观角度审视意识形态还是将视角聚焦在无形的行为表现上，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一种宽泛的“世界观”，而欲深度彰显意识形态的有形行为表现，则需要将研究视角投向其微观层面。

2.2 意识形态的微观解读

根据阿尔都塞的定义，“再现”意味着意义建构和“符号化”的过程，表现为一种特定的诠释事件的“框架”[1]（P192），而语言的存在恰恰充当了一种“符号媒介”，打开了人们认知世界，表现世界的通道。最初，人们普遍认为话语的结构真实再现了世界的结构，只要正确掌握各种语言技巧，便可恰如其分地表情达意。然而正如“巴比塔”寓言所揭示的规律一样，由于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人们对事物的感知发生着悄无声息地变化，从而也呈现出各异的观察、理解和表达。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的核心价值源自认识论：人们在感知外在事物的过程中，大脑并非是一面单纯的镜子，“真实反射”出其客观存在，而是经过认知系统的投射，借助庞大的话语体系对外界事物进行“事实建构”，同时界定话语与权力的辩证关系，为接下来谈及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总而言之，语言不是中立的，话语的再现势必经过一种主观的价值体系过滤，同时也被贴上了某种时代的标签。

究竟谁在幕后操纵着话语行为？毋庸置疑，意识形态就像一只无形的手，为话语的生成结构勾画了一种无形的“框架”，特定的诠释结构，因此话语的本质是意识形态，同时也成为意识形态有形的栖息地，意识形态的微观解读离不开话语分析行为。

“话语分析”首次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Harris）于1952年提出。[1]（P6）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话语分析成为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的新宠，拓展了其跨学科性研究领域。最具代表的则是20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尤其开辟了新闻媒介话语分析的新领域。

2.2.1 批判性话语分析

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代表人物英国教授罗杰·福勒在系统的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将视线聚焦于新闻媒介话语，强调新闻话语“是一种再现的话语”[5]（P10）,发挥着再现世界、社会关系、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功能。

批判性话语分析将新闻话语看作是在词汇、语言等方面选择的视角，而话语的功能是叙事，因此，新闻话语形式上是通过意识形态和语言的互动，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叙事体，揭示了不同语言形式（词汇、句法，语义、预设、缺失等）具有的不同叙事、再现、指涉功能，揭示如何借助话语再现新闻事件、人物和客观事物，表面上具备客观性，实则隐含其主观倾向性，[1]（P11）而话语形式选择的幕后操盘手正是特定的意识形态。

然而，福勒过多地强调将话语/文本作为产品，忽视了话语的生成和阐释过程，不能真正地反应其结构生成的动态性,[6]（P20）同时忽略了受众的理解对意义的参与作用。话语的生成离不开叙事，因此，从叙事角度探析新闻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成为了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三、新闻叙事话语的意识形态建构

上文提到，新闻，作为一种常见的叙事形式和载体，彰显了意识形态的建构模式。批判性话语分析为新闻作为话语的研究拉开帷幕，重点关注意义的生产和交换。由于传统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忽略了受众对话语的理解对意义建构的互动作用，而新闻话语恰恰被视为“受众的语言”，因此，诸多学者另辟新径，将叙事理论融入新闻话语分析，进一步揭示其话语的生成动因。

3.1 新闻报道的叙事二元性

“叙事学”（naratology）一词由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提出，并且建议在“故事”和“话语”两大层次上进行叙事作品分析，叙事二元论成为学者讨论的焦点。根据美国叙事学家查特曼的叙事理论，“故事”指代现实事件的内容，而“话语”是表达内容的方式。[7]（P19）图一展示了查特曼的叙事理论体系。

图一 [7]（P20）

故事，作为叙事内容，为文本结构提供了基本信息和语境；话语，作为传达内容的方式，再现了事实的存在。由上图所示，叙事本身就是一种结构，而完成由故事到话语的转换恰恰通过叙事结构的缔造。同时，查特曼提出叙事话语的两大层面：叙事传输形式和叙事表现媒介，[7]（P22）前者涉及故事来源及委托机构，后者指代信息符号化过程。叙事二元性为新闻话语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思路，有力揭示了话语的生成和事实的建构过程。

此外，郎埃克（Longacre）提出“叙事”的过程就是“讲故事”的过程，为了将“叙事话语”跟“劝告型话语”、“说明型话语”与“程序型话语”区分开来，他列举了几个叙事话语专属特点：

（1）叙事话语一般采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

（2）叙事话语以行为者为核心（actor-oriented）;

（3）叙事话语的解码对象一般是已发生的事 件，并且按照时间顺序予以记载；

（4）叙事话语以“情节”为载体[8]（P8）

作为大众传播的主体，新闻身为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一种集阶级性，政治性，文化性于一体的活动。广义而言，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真实事件的报道，符合上述叙事特点，因此，是一种最常见的叙事形式。然而，客观事实本身不是新闻，被报道出来的新闻是在报道者对客观事实进行主观反映之后形成的观念性的信息，是记者把自己对客观事实的主观传达出来而产生的信息，正如理查德·代尔提出，人类是通过获取再现的事实来理解所谓的客观事实，例如透过文本、话语、意象的描述来感知事实。因此，新闻报道一种由真实故事转变成再现话语的形式，遵循了叙事二元性体系。[9]记者，身为叙事者，将搜集相关事实信息意义化、符号化，借助叙事结构这一载体将新闻故事转化为新闻话语，而新闻话语本质上是由存在事实到事实再现的转换形式。

因此，新闻话语为意识形态提供了栖息、抗争的场所。事实上，新闻话语是一种事实再现的话语，是深受意识形态操纵而对现实世界的模仿。

近一步分析，究竟是什么隐性元素承担了由新闻故事到新闻话语的完美转化？答案就雪藏在新闻话语的叙事结构中。前文指出叙事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意在说明记者进行事实建构的过程中，通过一种“有意识”的叙事结构编排，从而形成了新闻话语，最终呈现在受众面前。

3.2 新闻话语的叙事结构—聚焦定位

一般而言，新闻报道采用“倒金字塔”结构，信息依据其涉取的重要性由高到低编辑到叙事话语中。图二从宏观角度展示了新闻话语的结构模式：

图二 [1]（P41）

梵·迪克在《话语新闻》一书中对比分析了新闻话语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宏观结构意指新闻话语的概括性语义，其外在表现形式为两个常规范畴—标题和导语，为新闻话语植入了最重要的话题或主题。[10]（P43）换言之，新闻话语的“倒金字塔”结构本质上遵循了宏观语义法则，通过概括提炼出最具新闻价值的信息作为统筹整篇话语的主题，从而定向迁移受众的认知取向。因此，在新闻话语中，标题和导语为主题的植入提供了一个多元场所，记者以自身集团利益为舆论导向，择取相应的叙事视角凸显最具新闻价值的主题，使得受众在第一时间捕捉理解眼前的“再现事实”。此种主题凸显方式叙事学家称之为“聚焦”。该术语由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Genette）于1972年首次提出并定义为一种“明显却又常被忽视的手法”。[11]（P186）热奈特认为，聚焦表达了特定的叙事视角：谁掌控话语权抑或替谁说话。同时，鲍尔（Bal）更深一步将“聚焦”定位成“最重要、最深入而又最微妙的操纵手段”，[12]（P116）而真正的操盘手便是特定的意识形态。任何叙事的角度都要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迁移，通过聚焦形式的体现，任何叙事话语都是意识形态符号化的阐释。而新闻话语正是在一个特定的叙事视角下应运而生，因此，在新闻话语结构中，通过标题和导语的聚焦为受众切入一个特定视角，锁定一个有倾向的话语空间，宏观上为新闻事件的编排提供了结构导向；微观上作用于文字、句式的语言表达，最终目的完成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意义建构，达到特定的舆论导向。下面一组英文标题正是通过焦点的转移达到特定意义的建构。

（1）Saudi King Acts to Speed up Stalled Reform of Legal System

（2）Women Fight for Reform of Legal System

（3）Women in the Middle East: Progress or Regress

标题（1）聚焦施动者，意在凸显阿拉伯政府的改革之举，而妇女地位作为受动者则做了隐性处理，受众需要通读全文才能了解相关信息，因此，男性的主导势力通过聚焦潜移默化地植入受众的认知意识中，透过男性统治者的视角观察阿拉伯国家女性的生存地位，更加符合男性受众的利益。标题（2）、（3）将妇女作为施动者，聚焦于为权利而战的主动行为，侧重于女性视角进行事实建构，自然而然可以引发女性受众的共鸣。综上所述，同一件新闻故事通过焦点迁移表达了不同的叙事视角，从而对叙事结构进行重组，有效地发挥其意识形态的变相操纵力和大众舆论导向。

从叙事学角度分析新闻话语结构，一方面再现了意识形态的建构模式，另一方面增强了受众与话语本身的互动。既然新闻话语是针对受众的语言，那么受众对于话语本身的反作用力不容忽视，因此，对于新闻译者来说，不仅需要对源语新闻的叙事结构了如指掌，更应该积极启动自身的意识形态建构机制，根据受众的需求，敢于对源语进行恰当地“重写”。针对新闻话语的翻译，透过叙事学角度，译者突破话语表面的意义限制，通过聚焦信息重构，在译语新闻里再现一个事实建构的话语体系，有效阐释了意识形态对于翻译行为的积极操纵。

四、新闻话语翻译的重写机制

由上文分析可得，话语结构体系的调整为新闻事件的铺展奠定了基调，而视新闻为话语的研究机制为新闻翻译领域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引言中提到翻译并非单纯的符号转换，也就是说“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13]（P69）而新闻翻译工作者的目的在于准确传播事实的过程之中选择性的对信息进行再加工，对源语新闻进行恰如其分地“重写”。

4.1 重写策略的提出及应用

勒弗菲尔和巴斯奈特是将“意识形态”概念引入翻译研究的擎始者。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而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难以避免地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而在高度敏感的新闻话语翻译过程中，这一点尤为突出。勒弗菲尔针对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大胆提出“重写”策略，进一步拓宽了译者的选择空间。勒弗菲尔认为，“重写即为操纵，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手段。对于文学作品的发展乃至社会的进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14]换言之，“重写”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目的在于当两种意识形态狭路相逢时，译者作为中间人，采取恰当灵活策略，从积极层面再现意识形态的操纵力，不仅迎合了异域文化受众的期冀，而且促进了文化交流。

对于新闻译者来说，“重写”机制是争取、维护话语权的良策。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不同，中国同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看待问题的立场和视角自然受到自身意识形态的操纵迁移。因此，新闻译者的身份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传声筒”，而是对源语信息进行解码之后，启动自身意识形态的编码机制，做到恰如其分的重写，即改写。释义、填词、省略等，使译文更加贴近译入语受众的主流意识，进行二次“叙事”，积极争夺、维护话语权，发挥新闻舆论导向功能。图三详细阐释了重写机制在新闻翻译过程中的应用。

既然翻译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而“译者是社会背景下的人，他的任何翻译活动都要受到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约束。这种制约性有的来自政府出版审查方面，也有发自译者个人的政治意识。翻译实践告诉我们，译者的实践目的、价值取向、选择原作和翻译策略无法超越译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构成的权力话语”。[15]（P38）因此，重写机制捍卫了译者的话语权，尤其对于新闻译者来说，最终目的在于使得新闻话语译文的叙事建构符合译入语受众的意识形态建构模式，从而实现新闻价值的最大效应化。

图三

4.2 新闻话语翻译重写策略实例剖析

掌握了重写策略的精神实质之后，新闻译者致力于对新闻话语译本进行审时度势地“重写”。根据出版跟舆论导向的需求，译者要对读者不需要的信息内容进行删减，将原作内容条理化、有序化，精简化，同时做出必要的改动。从宏观的结构角度切入，“重写”策略体现为聚焦点的转移；而从微观角度则是话语语言形式的变换，具体方法表现为增词、删减、褒贬切换、释义等。下面通过几个实例分析近距离透视“重写”策略的应用。

1）聚焦点转移

前文已经分析了聚焦手法对于新闻话语结构的操纵作用，那么译者是如何通过转移聚焦点进而对原文话语结构进行重构，目的在于使译文的新闻标题和导语体现特定的叙事视角，符合译入语的意识形态领域。下面这个例子充分展示了新闻译者如何通过聚焦转移对源语话语（source discourse）进行巧妙的“重写”，重构了目的语话语（target discourse）的主题。

SD： Five Things the U.S.

Can Learn from China

By Bill Powell

On the evening of Nov.15,President Barack Obama,the youthful leader of one of the world’s youngest countries,begins his first visit to China,among the world's most ancient societies.Obama and his Chinese counterpart,Hu Jintao,have much to discuss.Nukes in Iran and North Korea.China's surging military spending.Trade imbalances.Climate change.…

Could the world’s lone but weary superpower actually learn something from China? It's a politically incorrect question,of course.China is an authoritarian nation;its ruling Communist Party deals ruthlessly with any challenge to its hegemony.It remains,relatively speaking,a poor,developing country with huge problems to confront,massive corrup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being Nos.1 and 1a.Still,this is a moment of humility for the U.S.,and China is doing some important things right.Here are five lessons from China’s success story:

TD: 外媒详解中国对美五大优势

个人努力可改变命运

据美国《时代周刊》11月13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开始首次访华之旅，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在经济危机中仍然保持活力，而“年轻”的美国却显得年迈虚弱，经济陷入不景气的泥淖中。文章认为，美国可以从五个方面向中国学习。[5]

通过标题和导语的翻译得出，译者并没有逐字逐句翻译成文，而是对其进行高度概括和提炼，同时对于西方记者提出的有关中国“霸权主义”“腐败落后”等片面消极论调（黑体部分）做了删减，突出了中国发展的相对优势，使得整篇译文在结构上围绕“五大优势”进行重组建构，聚焦点的转移使受众在第一时间捕捉有效信息源，内容上也顺应了受众的心理希冀。聚焦转移实现了宏观层面的“重写”策略，新闻译者通过转移焦点为译文植入新的叙事角度，操纵了话语结构重构过程，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话语权力，顺应译语的意识形态领域。

2）语言形式变异

“重写”策略的微观层面体现在语言形式的变异。新闻语言在如实呈现客观事实时，不是照相式、被动的反映，而是包含着传播者强烈的主观因素的“过滤了”的能动的反映。[1]（P20）因此，新闻话语在叙事过程中措辞和句式的选择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众所周知，新闻翻译的政治性很强，因此要求译者特别注意措辞的准确性，以此来表现一定的政治立场。在时政新闻中例子屡见不鲜。例如：我们熟悉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开放”二字的译法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我国对外宣传一致使用的表达是“opening-up”或者译作“对外开放”“opening-to-the-outside-world”，但有的译者却把它译为“open-door”（门户开放）这一短语。看似一字之差，内涵却相隔千里“opening-up/opening-to-the-outside-world”是我们主动对外，突出我们的主权；而“open-door”虽有开放之义，但还可以理解为别人把门打开，“门”是为“外国人”而开的，他们是主体，这就颠倒了主次。更重要的是，“open-door”二字会使我们想起晚清末年外国列强强加给我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那是一段屈辱史。[18]（P66）对于“中国大陆”的翻译也曾是议论纷纷，一些版本翻译为“the mainland of China”，明显带有分裂意味，恰当的译本应该为“the Chinese mainland”。2010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现场，提及到台湾故宫博物院时，翻译张璐刻意避开了常用翻译词组 “national palace museum”,而是翻译成 “museum in Taiwan”这种急中生智的处理方法也是避免引起歧义、制造分裂的不良舆论后果。在政治敏感的社会里，政治文化对翻译策略的操纵显得尤为明显。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的译者对译入语不是消极接受，而是做出积极反应，在字里行间流露其政治观点。“重写”策略不亚于是一张王牌，译者通过句式改写、词意褒贬转换、释义等手法进行二次叙事，不仅实现了叙事的交际功能，同时达到同受众的心灵契合点，最大发挥新闻舆论导向力。例如：

[1] SD: While facing foreign pressures,China was also weakened by social unrest,which resulted from a great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inadequate farmland.This led to peasant uprisings.The most serious one was the Taiping Rebellion,led by Hong Xiuquan.The rebellion was one of the most destructive unrest in history,taking as many as 30 million lives…

TD：中国面临外患的同时，又因人口剧增和耕地不足，引发社会动荡，国力减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三千万人为之付出了生命。[19]（P41-44）

对比原文和译文中的划线部分词语，我们可以发现原文对事件和人物描述时所使用的贬义表达。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受到正面肯定的，所以译文在相应的描述部分改为褒义表达，译者的这种处理方法是符合译入语语境,而且表达了其政治观点。

[2] SD: Do El Salvador’s leaders really want to see their country turn intoa Central American Lebanon？ （New York Times）

TD: 难道萨尔瓦多领导人果真希望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沦为中美洲战乱不止的“黎巴嫩”吗？[20]（P297）

对于中国受众来说，“黎巴嫩”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名字，然而在源语中美国记者采取类比手法，将美洲比喻成“黎巴嫩”，原因在于该国是滋生战争冲突的热点之地。因此，译者采取增词释义法，使得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填补了文化缺失。

综上所述，译者选择的过程不是消极被动，而是积极主动地去感知异域意识形态，做到合理地将新闻信息融入到本土意识形态领域中。巴斯奈特在其新书《国际新闻翻译》中指出：“新闻翻译中，主导翻译策略为归化。鉴于新闻素材的选择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因此话语需要重组以切合受众的心理期望。”[21]（P10）。所谓关于归化—异化的争论，其本质源于译者的限制和自由。“改写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将译者的自由度作了显像化处理，但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源语文本。新闻译者则是借着意识形态的操纵之力，大胆合理地对原文信息进行重写，尤其针对一些有争议的新闻事件，同一个事件，不同的视角便会得到不同的解读，译者更应还原一个多重视野，争取话语权，而不仅仅是个信息传话筒。

五、结语

总之，意识形态不仅仅体现在译者翻译的目的之中，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新闻叙事话语的事实建构。通过引入聚焦转移和语言变异的“重写策略”，进一步再现了译者在意识形态操纵下对译文话语的意义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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