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文大一

（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首尔 130-791）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的列强激烈展开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一些相对弱小国家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甚至会出现“亡国”的现象。作为爱国启蒙志士的梁启超，注意力和关注的焦点自然会放在“亡国”的问题上。在这段时期，梁启超受了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从而非常关注“自强”和“亡国”问题。尤其是，梁启超十分关注韩国的情形，并非常同情韩国沦为殖民地的惨剧。

一、相关著述

从1899年至1911年期间，梁启超陆陆续续发表了跟韩国有关的文章。根据李国俊在《梁启超著述系年》中的研究调查，关于梁启超的韩国题材的文章，主要集中在1904年至1911年期间发表。正因为如此，我们通过这些文章可以了解到梁启超对近代韩国的认识及其韩国观。本文试图通过对梁启超的韩国题材文章的细致分析，具体归纳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的认识及其关心的原因。下面，我们不妨用图表整理一下与韩国有关著述目录：

梁启超的韩国题材文章目录[1]（参见）

《日本并吞朝鲜记》 沧江 《国风报》（第22号）1910年9月14日《朝鲜灭亡之原因》 沧江 《国风报》（第22号）1910年9月14日《朝鲜贵族之将来》 沧江 《国风报》（第2年，第6号）1911年3月1日

在这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对韩国的关心不是“一次性”的，从首篇《韩国近状》（1899年）至末篇《朝鲜贵族之将来》（1911年），在大约十二年的时间里，他持续地关注韩国国情，并写文章表达见解。这些事实说明了作为爱国启蒙志士的梁启超既了解韩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等的情况，又非常同情韩国被日本蹂躏的悲剧。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上述的图表，梁启超在1904年至1911年期间一共发表了九篇文章。这无疑与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无关系。例如，日俄战争（1904年）、“乙巳条约”（1905年）、“韩日合并”（1910年）等。具体而言，梁启超目睹了韩国①在梁启超的文章当中，朝鲜与韩国的称号没有明显的区分，就以《日本并吞朝鲜记》为例，梁启超就混用朝鲜和韩国称号。从1897年至1910年期间，朝鲜把国号改为“大韩帝国”。而且在“大韩帝国”时期，韩国和朝鲜这一国号经常混用。因此，本文引用梁启超的文章时忠实于原文（使用“朝鲜”一词），其他部分使用“韩国”这一国号。一次次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过程，即“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日本让清政府与韩国断绝关系，并侵占韩国 → 1905年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 → 1910年‘韩日合并’”的全过程。这些过程在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略》 的小题目中可以得到确认。例如，在《朝鲜亡国史略》中有以下几个分期：第一期、朝鲜为中日两国之朝鲜；第二期、朝鲜为日俄两国之朝鲜；第三期、朝鲜为日本之朝鲜。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的文章之外，梁启超还通过诗歌表达了对韩国的感情，一个是1909年创作的长诗《秋风断藤曲》，另一个是1910年创作的《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这两首诗歌也是了解梁启超的韩国观的非常重要的资料，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两篇诗歌探究梁启超的韩国观。具体而言，《秋风断藤曲》叙述了韩国爱国独立运动志士安重根烈士刺杀伊藤博文的事件。单从其诗歌题目来看，我们不难理解梁启超赋予该诗的含义。《秋风断藤曲》中的“秋风”指的是安重根的“英雄壮举”，而“藤”指的是伊藤博文，“曲”指的是“诗歌”或“赞美歌”。因此，全题目的意思大概是“纪念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之意。在《秋风断藤曲》中作为爱国志士的梁启超也对烈士安重根的义举表达了尊敬和哀吊之情；而《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是“韩日合并”之后，梁启超哀痛朝鲜沦落为日本的殖民地，表达发自内心的悲痛的作品。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首诗都是梁启超所主张的“诗界革命”的习作，具有了“新意境、新语句、旧风格”。先从其风格来说，《秋风断藤曲》和《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都采取了“7 言96 句”、“5 律24 首”的长篇诗歌形式。其次、这两首诗歌具有了“新意境”。在诗歌中反映了爱国启蒙的主题，梁启超通过对邻国韩国的几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来启发中国民众。正如《秋风断藤曲》，就是通过韩国独立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的事件来宣传爱国独立思想，而《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是1910年韩国完全丧失国权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写的，因此，梁启超通过这首诗歌来表达强调自主独立、培养国家实力的重要性。总而言之，梁启超通过这些诗歌一方面无限地同情韩国，另一方面也提醒中国人民从朝鲜的遭遇中吸取教训，并向朝鲜爱国志士学习。

毋庸置疑，从1904年至1911年期间发表的梁启超的文章中，除了同情韩国的遭遇之外，梁启超还表现出他独有的韩国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批判朝鲜“皇室”——韩皇、大院君；第二、批判韩国的贵族——两班、官吏；第三、谴责日本对韩国的强权行为和批判“亲日派”；称赞爱国志士等。梁启超认为朝鲜的“亡国”是由复杂多样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将上述的《朝鲜亡国史略》、《朝鲜之亡国》、《朝鲜灭亡之原因》等的“亡国史”类文章与《秋风断藤曲》、《朝鲜哀词》等的诗歌结合，综合分析梁启超对近代韩国的了解情况以及其真实的感情，以便更加完整和立体地了解梁启超的韩国观。

二、批判“大韩帝国”的皇室——韩皇、大院君

梁启超分析近代韩国“亡国”原因之时，先从韩国内部中找寻问题的根源。梁氏曾在1901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中有具体的论述：“埃及、波兰、印度、菲律宾等不是被列强灭亡的，而是自灭的”，韩国也是如此。梁启超认为近代韩国之所以“自灭”，其主要原因应当归于当时的韩国领导阶级的无能。因此，梁启超首先批判了韩皇，梁氏认为韩皇是近代韩国亡国的“原罪祸首”。因为在当时韩国采取了中央集权制，而这些实施“专制制度”的国家的命运与韩皇、宫廷的执政能力有直接的关系。以近代韩国为例，高宗的执政更加搞乱了韩国的政坛，最终导致“亡国”。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能佐证这一观点：“韩皇之为人也，葸懦而不自振，多疑而寡断，好听谗言耳暗于事理，多内嬖而昵宵小，喜行小慧而计常拙，依赖他人而不自立，好为虚饰而不务实。”

在这短短的文字中，梁启超辛辣地批判韩皇的个人素质及其执政能力。因为执政能力不仅仅是韩皇个人的问题，而且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从当时韩国采取专制政体来看，韩皇的政治眼光和执政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韩皇却“好听谗言耳暗于事理，多内嬖而昵宵小”。在政治问题上更是“依赖他人而不自立”，毫无主见可言。由此可见，无能的近代韩皇和韩廷的政治失败是近代韩国“自灭”的最大原因，这也许是专制制度的危害性之一。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梁启超也在这段时期为了中国的近代化主张“立宪君主制”政体，因此，他非常关注采取专制政体国家的“兴亡史”。对此，梁启超也在《朝鲜亡国之原因》中批判到中国的“君主”，例如，根据梁启超所言：“中国所有的亡国君主都有恶德”，梁启超把亡国的原因和最高领导者联系起来了，实际上，这与梁启超批判韩皇无能的表现是一脉相承的。在这里，我们不难推知梁启超以近代韩国的“亡国”这一断代性历史事件为例，反观了中国的社会及其领导者。

再者，梁启超批判大院君。朝鲜第二十六代君王高宗（1852—1919）即位时十二岁，随之高宗的生父李昰应（1820—1898）也被封为“兴宣大院君”，通称为“大院君”。由于高宗的年纪幼小，大院君就垂帘听政。从此执掌了朝鲜的政权二十余年，影响了当时朝鲜的政局。但是，大院君不但无情刻薄而且政治眼光短浅，这无疑是导致近代韩国“灭亡”原因之一。对此，梁启超比较正确地把握了当时韩皇室大院君的这些具体情况，并在《日本并吞朝鲜记》中提到大院君是亡国的“元凶”。而梁启超又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对大院君作进一步分析，因此，我们不妨摘取在《日本并吞朝鲜记》中重要的有关部分，如下：“大院君李昰应者，朝鲜王李熙之生父（熙节朝鲜前王甲午以后自称皇帝四年前让位共子称太皇帝今被废为李太王者也）。王方幼而为之摄政，其为人也，好弄术智而不知大体，喜生事而无一定之计划，性残酷骄慢而内荏多猜，实朝鲜民族性质之代表，而乱亡之张本人也。大院君之始摄政，实当我同治三年（熙以同治二年即位时年十三）。其时我国五口通商久开，日本亦关三互市场，世界大势所趋，固不容朝鲜长此闭关自守。”

在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毫无保留地批判大院君的人品，大院君这种“喜生事而无一定之计划，性残酷骄慢而内荏多猜”和“天性刻薄人”的性格无疑影响了他的执政风格。其次，梁启超认为大院君没能把握当时的大体的国际形势，大院君实施的政策自认为是“好弄术智”，但整体却“不知大体”。具体来讲，作为保守派的大院君基于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采取了“锁国政策”——近代韩国就“关门自守”不对外开放。但这与19世纪末的国际交流趋势是背离的，这不但使近代韩国的国际关系逐渐恶化，也影响了近代化的速度。不仅如此，大院君实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并重建景福宫，当时国家无力负担重建的巨资，因此，只能从老百姓中募捐。这引发了当时贵族和儒林的不满。此外，大院君也迫害了宗教势力，并迫害全国范围内的天主教徒，大约八千名至一万名的天主教徒遭到杀害，其中包括九名法国传教士，这引来了法国舰队的武装入侵。

总而言之，梁启超将近代韩国“亡国”的根源归于韩皇和大院君。对此，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明确的表示：“朝鲜灭亡最大之原因，实惟宫廷，今世立宪国，君主无政治上之责任，不能为恶，故其贤不，与一国之政治无甚关系。惟专制国则异是，国家命运，全系于宫廷”。在这里所指的“宫廷”无疑是韩皇和大院君，这是与近代韩国的专制主义政体有关，因此，在韩廷中掌握政权的韩皇、大院君的品德和执政能力与国家发展有直接关系。

三、批判韩国的贵族——两班、官吏

梁启超认为近代韩国的贵族两班和官吏的无能、腐败也是朝鲜亡国的原因之一。梁启超认为当时韩国社会之所以“民穷财尽”，是因为近代韩国官吏的腐败。这种两班和官吏的腐败现象，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导致国势也愈来愈衰弱，最终导致国家无力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梁启超曾在《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中具体地批判近代韩国贵族的腐败行为，如下：“蛇龙腾陆起，燕雀处堂安；恩泽倾丁传，萧墙阋范栾；烂羊名器贱，使鹤国防单；刻骨诛求尽，民生亦哭艰。”

从这短短的诗句中，梁启超指出了当时韩国官吏们不顾民心只会受贿赂、“买官卖职”，“滥用官职”的恶行。梁启超在该诗的注释中具体提到了当时韩国的社会情况，根据梁启超所言：“朝鲜二十年来，外戚擅政，世族相乱，女子小人杂进宫禁，政以贿成，民穷财尽。”在当时韩国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蔓延。从“烂羊名器贱，使鹤国防单”短句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近代韩国官吏们的不务正业和腐败导致了国防松懈，甚至导致了“亡国”。而且，当时韩国的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苦，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刻骨诛求尽，民生亦哭艰”的状况。与此同时，梁启超一直持有的看法是韩廷的官吏没有爱国精神，他们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目光短浅，从来不做牺牲。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能证实这一观点：“朝鲜之亡，郡县长官，海外学生，颇有殉国者。而韩廷达官，不闻一人。其地方农氓，侨外商工，亦复有毁家献身谋光复者。今报纸方传其消息，未其进行若何。然结果无可见，五尺之童知之矣。宁蹈东海而不帝秦，君子哀其志而悲其遇而已。”

也就是说，殉国的人都是海外留学生和廉正无私的郡县长官，甚至连“农氓”和侨外的“商工者”也团结一致，为了国家无私献身。但是，韩廷的高级官吏们却束手旁观没有一个殉国的。1899年，梁启超在首篇韩国题材之作《韩国的近代》一文中也批评到“当时在朝鲜没有真正参政的人士，也没有愿意为国家献身的人，最终朝鲜面临国家危亡。”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当时在韩国社会还有传统的身份等级和宫廷制度，毋庸置疑，除非特殊情况，很难逾越这个封建等级制度。因此，在平民百姓中，具有实力的爱国者也很难做朝廷的官吏或两班。对此，梁启超也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朝鲜贵族寒门之辨，至今日而犹严。有所谓‘两班’者，国中政治上社会上生计上之势力，咸为所垄断。非两班则不得为官吏，非两班则不得从事学业，非两班则私有财产不能安固。质言之，则朝鲜国中有自由意志有独立人格者，惟两班而已。而两班则万恶之薮也。”

根据这段话，我们清楚知道导致朝鲜的官吏“滋生腐败，恶性循环”的社会构造方面的原因。那么，我们不禁会问道：当时韩国的官吏们具体腐败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剥夺百姓的财产？每日游手好闲？等等。对此，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给出了详细的答案，暴露了他们的恶行：“彼其两班之人，皆养尊处优，骄佚而不事事，以作官为唯一之职业。故他国之设官，以治国务，朝鲜之设官，则以养无业之人（我国何如）。其官吏专务繁文缛节，一命以上，傔从如云（我国何发）。呼蹴人民，等于禽畜，人民生命财产，无一毫法律上之保障。任官吏予取予携。各种租税，纳于国库者，不及其所取诸民三之一（我国何如）。以故官吏为朝鲜最有利之营业，全国趋之若鹜，丧名败检以求得之，非所恤也（我国何如）。”

近代韩国官吏们以政党政见为借口谋取自己的利益，毫无道理可言。梁启超在谈论“朝鲜贵族的将来”的问题之时，明确提到：“呜呼！应受天然淘汰者，岂其朝鲜贵族，中国最高贵之无业游民一阶级视此矣。”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一方面预言近代韩国贵族的没落，另一方面，也从近代韩国贵族的没落中反观中国高官的未来。不仅如此，梁启超在上文中每次提到近代韩国的问题之时，多次做括号注明“我国何如”、“我国何发”等的“自问句”。他试图从近代韩国的社会问题中，反照中国社会的问题，提醒中国的爱国志士不要重蹈近代韩国的覆辙。这也是梁启超翻译或著述《越南亡国史》、《朝鲜亡国史略》等的“亡国史”类的目的之一。

进一步而言，梁启超在《日本并吞朝鲜记》中直截了当地说近代韩国“亡国”的原因就是“君臣”。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朝鲜政府签订《韩日合并条约》，该条约的签署意味着日本正式吞并韩国。但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该条约于七天后的8月29日生效。究其原因，是因为韩皇室的君臣们定于8月28日举行“日以皇帝即位4 周年庆祝活动”，因此，韩皇室的君臣们向日本政府正式要求举行宴会。日本政府也批准，最终签订七天后的8月29日韩国正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梁启超在《日本并吞朝鲜记》中详细记录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如下：“合并前后杂问，合并条约于八月十六日经寺内正毅与李完用议定，十七日以其结果电告日本政府，十八日日本政府开临时内阁会议，二十二日开临时枢密院会议，即决以二十五日公布矣。韩政府忽以月之二十八日，为韩皇即位满四年之期，请开纪念会祝贺后乃发。日人许之。是日大宴群臣，熙熙若平时。而日本统监，亦循外臣礼，拜舞于其间。世界各国凡有血气者，莫不惊韩君臣之达观也。”

当时韩国的官吏们只追求个人的富贵，甚至卖国求荣。在国家危亡之际，他们邀请世界各国人士，包括侵略者日本统监，开宴会庆祝活动，这在只要有爱国精神的人看来，都是不可理解的。近代韩国君臣们的这种“达观之境界”，足以让世界各国的爱国志士惊讶。

四、谴责日本对韩国的强权行为和批判“亲日派”

梁启超批判韩皇、大院君、贵族、官吏之后，也辛辣地谴责日本对韩国的强权行为和亲日反民族者（即“亲日派”）。首先，梁启超非难日本暗杀明成皇后（即称“闵妃”）事件。

闵妃初期主张开放，后期抵抗日本。因此，当时韩皇室与俄罗斯试图秘密会晤进行“引俄排日”政策，其核心人物就是驻韩俄罗斯公使韦贝和闵妃。因此，日本不想减弱自己在韩国的势力，决定杀害闵妃，并企图扯断韩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从而1895年10月8日，闵妃在“乙未事变”中被日本人暗杀。梁启超对“闵妃杀害事件”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并在《朝鲜哀词律二十四首》中记录到：“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公使三浦梧楼与朝鲜宫中失势者相结，露刃入宫，戕其妃闵氏。朝皇走避俄使馆，数月乃出。”紧接着，梁氏在《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中具体描述了日本的野蛮行径：“梃击何公案，蛾眉泣马嵬；召戎有贵胄，靖难乏长才；南内埋荆刺，行人庇葛藟；旄丘琐尾子，早晚好归来。”

诗句字里行间都暴露出了日本过分干涉韩国内政的事实，我们从这“蛾眉泣马嵬”的字句中，不难推知梁启超以“杨贵妃马嵬之死”来比喻闵妃的无辜死去，在日本为了强占韩国不择手段地实施暴力的状况下，闵妃成为了牺牲者。

其次，日本还强行剥夺了近代韩国的“警察权”。梁启超在《日本之朝鲜》中具体地记载了近代韩国的警察权被日本剥夺的悲惨过程：“呜呼，朝鲜尚得为朝鲜人之朝鲜耶，尚得为朝鲜人之朝鲜耶”，梁启超非常哀叹近代韩国之命运，下面，我们不妨在《日本之朝鲜》中引用一段其相关内容：“新岁正月三日，长谷川氏遂要求韩廷，谓贵国警察力。非惟不足以维持治安，反足以捣乱治安。自今以往，宜将全国警卫之权，一受成于日本军吏之手。”

在这里，我们可以推知日本已经全面的暴露吞并韩国的野心。日本掌握近代韩国警察权的真正目的不是帮助韩国维持治安，而是要控制，遏制韩国的爱国独立运动及其对抗日本的势力。因此，梁启超坚决地予以批判到：“呜呼，吾观此而有以识强权之真相矣，抑以此轰天震地之举动，而一来复了之，安然若行所无事焉，呜呼，吾观此而益有以识强权之真相矣。”可见，梁启超对日本对近代韩国的强权行为之厌恶。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韩国的亲日派“一进会”也是导致近代韩国亡国的“主力”。他们直接参与或支持日本的霸道行为。在近代韩国的“灭亡”过程中，“一进会”的卖国行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与日本侵略者合作，他们的目光无疑是非常短浅的。对此，梁启超在《秋风断藤曲》中批判亲日派的反民族行为：“皤皤国老定远侯，东方千骑来上头；腰悬相印作都统，手搏雕虎接飞猱；狙公赋芧恩高厚，督我如父煦如母；谁言兗树靡西柯？坐见齐封作东亩；我泽如春彼黍离，新亭风景使人疑；人民城郭犹今日，文武衣冠异昔时。”

梁启超在第一句指的“定远侯”是伊藤博文。概言之，伊藤博文首任“朝鲜统监”，并掌控着朝鲜的行政、军事、外交、司法等所有的权力。而第四句“手搏雕虎接飞猱”指的是牢笼诱骗朝鲜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五句“狙公赋芧恩高厚”的字句中，我们推知这是指伊藤博文与亲日派搞关系，伊藤博文给亲日派实施了优惠政策。由此可见，没有国家观念、爱国精神的亲日派更加忠诚于日本。犹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督我如父煦如母”——在这里所指的是近代韩国卖国贼李完用、李容九等人，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保护之下，进行亲日反国家反民族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在《秋风断藤曲》中，最后两句话意味深长，即“侧身西望泪如雨，空见危楼袖手人”。在这里的“侧身西望泪如雨”表示了对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黑暗现状的担忧（韩国的西边是中国）。而在“空见危楼袖手人”中描述了爱国启蒙志士为国家而烦恼。可见，梁启超使用隐喻的说法暗示了中国现状及其担忧。在这里，梁启超也表露出了通过从近代韩国的失败经验中吸取经验从而改革中国社会的愿望。

与此同时，我们在梁启超的《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中多见批判亲日团体“一进会”的内容。“一进会”无疑是假借政党的名义，贪求名利、官迷心窍者。他们与另一个亲日势力李完用一派有矛盾，因此，“一进会”更加奉承日本。下面，我们摘取其中的重要的部分：“末劫兴人妖，行尸愧鬼雄；党争牛利剧，容悦赵胡工；卖国原无价，书名更策功；覆巢安得卵，嗟尔可怜虫。”

在这段话中，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攻击当时亲日派反民族行为。第三句“党争牛利剧”以唐朝时期的牛僧儒和李德裕的党争来暗指当时韩国“一进会”与李完用势力之间的争权行为。第四句“容悦赵胡工”以“赵飞燕”和“胡芳”来比喻亲日势力对日本阿谀奉承的行径。梁启超在该诗注释中比较具体地揭示“一进会”的所作所为：“合并之举，日人虽处心积虑已久，而发之者实为朝鲜之一进会。一进会者，假政党之名，欲以猎官者也。主之者为宋秉畯、李容九，会员十余万人。与现内阁李完用一派不相能，献媚日本，欲取而代之。李完用派亦工谀固宠，一进会不得逞，乃倡合并论，宁同归于尽。今兹事成，一进会首领及现内阁员皆欣欣然拜爵矣。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辈是也。”

需要指出的是，《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是梁启超在日本时创作的，梁启超通过日本媒体的报道，得知了当时韩国的详情。难能可贵的是，在日本媒体或多或少的美化甚至歪曲处理之后，梁启超仍能思辨真假，比较正确地把握了当时在韩国的亲日派的“一举一动”。这与梁启超对韩国的关注和关心是分不开的。

再者，梁启超认为亲日派在“韩日合并”的过程中也有一份“功劳”，甚至认为他们的“功劳”大于伊藤博文。的确，日本有了像亲日派这样的好帮手，明显加快了对韩国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建设的步伐。对此，梁启超在《日本并吞朝鲜记》中坚定地认为亲日派是近代韩国“亡国”的“功臣”，如下：“一进会成立，灭韩者日本也，助日本灭韩者，韩之一进会也。一进会者何，冒政党之名，而献媚于敌以猎取富贵者也。一进会之领袖，曰宋秉畯，曰李容九。而秉畯者，前以国事犯罪，遁迹于日本者十年。及日俄交战，乃为日军向导以归国者也。其人本有阴鸷之才，而巧于因利乘便。日军方席累胜之威，彼茹柔吐刚之韩民，既争思得新主人一顾盼以为荣。秉畯乃利用此心理为号召，以日本明治三十七年八月开一进会于汉城。标举赞助日本为第一政纲，不数月而全国响应，会众号数十万。平心论之，即微一进会，日本固未尝不可以灭韩。而有一进会，则日本灭韩更不费力。故一进会之成立，虽谓为亡韩之一大事，无不可也。……日本赏给合邦功，宋秉畯、李容九宜在伊藤博文上也。”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知道“日本灭韩更不费力”的原因。而梁启超在最后的一句中讽刺亲日派说到：“日本赏给合邦功，宋秉畯、李容九宜在伊藤博文上也”。总而言之，亲日派不关心国家的兴亡，他们对国家独立自主的概念非常薄弱，这与封建社会的“愚民性”、“奴隶性”、“自私”等的国民性也有一定的关联。

五、称赞爱国志士

如前所述，梁启超对韩皇及贵族、官吏等的执政能力及道德品质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对近代韩国的爱国志士称赞不已——安重根、洪范植、金泽荣等。尤其是安重根，梁启超认为安重根是值得尊敬的爱国民族英雄，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过安重根的义举。其中，梁启超的《秋风断藤曲》是专门为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的事件而写的，梁启超试图通过韩国爱国志士的英雄壮举，宣传爱国独立思想和赞扬崇高的殉国精神。下面，我们引用一段在《秋风断藤曲》中描述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场景：“黄沙卷地风怒号，黑龙江外雪如刀；流血五步大事毕，狂笑壹声山月高；前路马声声特特，天边望气皆成黑；阁门已失武元衡，博浪始惊仓海客；万人攒首看荆卿，从容对簿如平生；男儿死耳安足道，国耻未雪名何成。”

在上文中，梁启超充分利用诗歌的意象和想象力，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典故结合，寻找和追求真实感。例如，以第七、八句的“阁门已失武元衡，博浪始惊仓海客”，在这里 “阁门”指的是日本内阁；“武元衡”指的是伊藤博文；“博浪”是河南的“博浪沙”——秦始皇被刺之地，用来比喻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狙击；“仓海客”指的是安重根。第十一、十二句的“男儿死耳安足道，国耻未雪名何成”字句中流露出了梁启超对安重根的尊敬和钦佩之心。

需要指出的是，连日本人也对安重根的这种坚定的意志和爱国精神表示尊敬。梁启超在《日本并吞朝鲜记》一文中有具体的论述：“其年十月，伊藤以私人资格游历我满洲，月之二十四日，抵哈尔滨驿。韩人安重根狙击之，遂卒。重根者，耶稣教徒，会学于美国者也。既就逮，日人鞫之，不讳，狱成，得死刑。问曷为不逃，曰吾为光复军一将官，义不可逃。问何欲，曰吾已歼吾敌，吾事毕，一死外无他求也。日人为之起敬。”由此可见，在梁启超看来，虽然近代朝鲜有无能腐败的官吏和自私的亲日势力。但是，只要有像安重根这样的爱国志士，韩国就有希望自主独立。接着，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言道：“夫以朝鲜一千万人中，若安重根其人者，亦未始无一二，吾岂敢一律蔑视。虽然，此种人固亿万中不得一二，即有一二焉，而亦不见重于社会，匪惟不见重，且不能以自生存。盖朝鲜社会，阴险无耻者常优胜之数，而贞自爱者常居劣败之数。其人之为恶，殆非必出自天性，而强半由社会现象迫之使然也（我国何如）。”

在梁启超看来，在中韩两国都受列强的侵略的情况下，安重根在梁启超自己的祖国的土地（哈尔滨）上惩罚日帝的首脑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事情。因此，梁启超再次强调像安重根的爱国者出现，可以使国家变得自强、能抵抗外敌。

再者，梁启超也在《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中高度赞扬爱国志士安重根和洪范植。我们不妨摘取其最精华的几句诗句：“三韩众十兆，吾见两男儿；殉卫肝应纳，椎秦气不衰；山河枯泪眼，风雨闭灵旗；精卫千年恨，沉沉更语谁。”

在这里，第二句中的“吾见两男儿”指的是安重根和洪范植。我们先看看，梁启超对该诗句做的注释：“韩亡之前一年，韩义民安重根，狙击前统监伊藤博文于哈尔滨，毙之，旋被逮，从容就死。韩亡后三日，忠清南道金山郡守洪奭源仰药死。”对此，笔者详细调查有关资料后发现，梁启超在最后一句即“忠清南道金山郡守洪奭源仰药死”犯了小错误。首先，梁启超所说的“洪奭源”应该为洪范植。其次，应该把“金山”改为锦山，而且，洪范植也不是服药物自杀的，而是上吊自尽的。具体而言，洪范植怀着亡国的痛苦和自责的心态，留下遗书之后上吊殉国了。

不仅如此，梁启超在《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中特地提到“海牙密使”事件。何为海牙密使事件？1907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高宗为了向和平会议表达独立愿望，并控诉日本侵略韩国罪行，秘密派遣李相卨、李俊、李玮钟持其委任状及亲笔信赴海牙。关于这一“海牙密使”事件，梁启超在《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中是这样描述的，如下：“闻说葵丘会，声容盛海涯；由来兴废绝，应不汝疵瑕；好事无皇戌，陈情负子家；噬脐更安及，前事胜堪嗟。”

在这里，我们先从重要的诗句着手分析该诗所表达的内涵，首先，第一、二句“闻说葵丘会，声容盛海涯”指的是在海牙召开的万国和平会议。其次，第五、六句“好事无皇戌，陈情负子家”指的是参加会议的西方列强，喻韩国的兴亡与西方列强“利害”关系。对此，梁启超在注释中更加明确地解释为“朝皇派密使援于荷京之万国平和会，列强笑存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最后，第七、八句“噬脐更安及，前事胜堪嗟”指的是没能实现意愿的爱国密使李俊在海牙自杀殉国以表示抗议。概括言之，高宗派遣“海牙密使”呼吁国际社会声援韩国，但是，与会的西方列强已经承认了日本对韩国的“保护权”。因此，和平会议表示确认“海牙密使”的真实身份之前，拒绝这些韩国代表出席会议。最终，悲愤填膺的李俊自杀殉国。在梁启超看来，虽然“海牙特使”以失败告终，但是，李俊殉国事件是朝鲜爱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象征。

与此同时，梁启超还称赞了站在“第二线”上，为国家自主独立和宣传韩国文学文化作出贡献的金泽荣。需要指出的是，1905年11月17日，韩国与日本签订《乙巳条约》，而金泽荣在签署条约的前一个月（1905年10月），就决定来中国江苏定居。究其原因，根据金泽荣所言：“时事可知，与其老作岛儿之奴，毋宁做苏浙寓民以终老。”[2]（参见）也就是说，金泽荣宁愿做个异国他乡的寓民，也不想做倭寇的奴隶。因此，金泽荣侨居在江苏的南通，并在墨林书局做编校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金泽荣素有交往。有趣的是，金泽荣的号是沧江，梁启超在《国风报》上使用的笔名也是沧江。从中我们不难推知金泽荣在国家观、历史文化思想等方面，或多或少都受了梁启超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曾为金泽荣的《丽韩十家文抄》作序，金的《丽韩十家文抄》①其作者有金富轼（1075—1151）、季齐贤（1287—1367）、张维（1587—1638）、李植（1584—1647）、金昌协（1651—1708）、朴趾源（1737—1805）、洪弼周（1774—1842）、金迈淳（1776—1840）、李建昌（1852—1898）、金泽荣（1850—1927）。汇编了从高丽至朝鲜的十位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家的作品，共收录了以“奏议”、“论辩”、“序跋”、“赠序”、“哀祭”、“杂记”等形式呈现的95 篇作品。梁启超在《丽韩十家文抄》的序文中，非常强调国民性和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如下：“夫国之存亡，非谓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而丧，虽社稷宗庙正朔服色俨然，君子谓之未始国也。……夫生为今日之韩人者，宜若为宇宙间一奇零之夫，无复可以自效于国家与天壤。顾以吾所持论，则谓宇宙安有奇零人，人自奇零人而已。苟甘自奇零，则当世名国中奇零之人又岂独韩人也欤哉。然则金王二君之志事，于是乎可敬，而十家文之抄辑，于是乎非无用矣。”

在上文中，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强调国民性的同时，也提到了培养“国民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因此，金泽荣为了保存、继承和发扬韩国的传统历史文化精神，自己编撰或重新编辑出版了韩国历代著名文人的著作，如下：《韩国历代小史》、《校正三国史记》、《燕岩集》；《申紫霞集》；李建昌的《明美堂集》、黄玹的《梅泉集》；《丽韩十家抄文》等。这也是金泽荣身处在异国他乡，表现深切的爱国情怀的方式之一。

六、对韩国的同情

梁启超赞扬近代韩国爱国志士的同时，也在《朝鲜亡国史略》的开头中，对韩国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吾以中日战争前之朝鲜与中日战争后之朝鲜比较，吾便以中日战争后之朝鲜与日俄战争之朝鲜比较，而不禁泪涔涔其盈睫也。今者朝鲜已矣，自今以往，世界上不复有朝鲜之历史，惟有日本藩属一部分之历史。记曰：丧礼哀戚之至也，君子念始之者也，今以三千年之古国，一旦溘然长往，与彼有亲属之关系者，于其饰终之故实，可以无记乎？呜呼，以此思哀，哀可知耳。”

该文在《新民丛报》第53 至第54号上连载，而当时的韩国文人直接阅读该文之后，有非常大的反响。在报刊上纷纷发表了读后感、评论文等文章，其中，中叟①笔名，姓名不详。在《太极学报》第24号上以《读梁启超所著朝鲜亡国史略》为题目发表了社论，他称赞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略》，并在其社论中云：“梁启超氏，中国人也，甲辰年（公元1904年）著《朝鲜亡国史略》广传于世。我国同胞想已见到。呜呼，梁氏虽为外邦，对朝鲜哀恸如此。”

在中叟看来，梁启超作为外邦人士，对韩国遭到的悲剧担心和同情甚至哀恸，这是难能可贵的。据此，近代韩国一度掀起了“梁启超热”。当时的韩国文人时时刻刻关心梁启超的文章及著作。例如，1905年，韩国学者洪弼周在《大韩协会会报》第2号上发表了对梁启超的评价，如下：“清儒梁启超号饮冰子，今东洋维新之第一人也。盖其议论宏博辩肆，出入古今通贯东西，剖析之精细则投入毛孔，范围之宏大则包括天壤，要皆切中时宜，洵可谓经世之指南也。”可见，韩国文人也对梁启超的文章抱有极大的好感。

有趣的是，梁启超附在《越南亡国史》正文前面的《记越南亡人之言》中提到了近代韩国的“亡国”问题。梁启超虽然编译世界各国的“亡国史”，但是，他对韩国的关心是特别的、从不减弱的，梁启超对韩国的这种十年之久支持和关心，恐怕是为数不多的。

具体而言，我们将梁启超的《记越南亡人之言》和《朝鲜亡国史略》做比较，不难发现这两者的写作“动机”稍微不同。虽然这两者都主要包括批判帝国主义列强的强权行为和对越南、朝鲜遭到国难表示同情的内容，但是，《记越南亡人之言》是梁启超在日本遇见越南爱国志士“巢南子”（潘佩珠，1897—1940），而根据巢南子的讲述写成的，但是，《朝鲜亡国史略》是梁启超平时关注近代韩国的社会百态之后，内心深处有感而发主动写出来的。

下面，我们不妨引用一段梁启超在《记越南亡人之言》中提及韩国的部分，例如：“夫宁不见一年来日本之所以待朝鲜耶。今战事且未集，而第二越南之现象，已将见矣。同一日本而待台湾与待朝鲜何以异焉？其故可思也，越南且然朝鲜且然，况乃其可畏什伯于越南、朝鲜者义何如矣？”

在这段话中，梁启超把近代韩国视为“第二个越南”。对韩国和越南“亡国”的悲剧，梁启超给予了无限的同情的同时，又表达了对侵略者日本、法国的憎恨。此外，最后一句“况乃其可畏什伯于越南、朝鲜者义何如矣？”指的是比韩国、越南大十倍的中国。梁启超看到日本、法国对殖民地的暴力统治的具体情况，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中国，对中国未来的命运表示担忧。

众所皆知，梁启超的《越南亡国史》曾多次被译成韩文，1906年由玄采翻译；1907年经周时经翻译；1907年由李相益翻译。其中，1906年，玄采翻译的《越南亡国史》韩文版上附录了《日本之朝鲜》一文。这说明韩国知识分子对近代韩国面临“亡国”的险情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识。

《越南亡国史》在近代韩国文坛成为了热门话题，对此，韩国文人在报刊杂志上纷纷发表《越南亡国史》的书评、读后感等的文章。其中，韩国文人金素云在自己的《随笔集》中回忆对《越南亡国史》的评价值得探讨：“一本薄薄的《越南亡国史》适时地详细地教我懂得了什么是侵略，民族的自由具有怎样的意义。书中的‘越南’两字，不知不觉变成了自己国家的名字。”[3]（转引自1378）在这里，我们清楚知道了韩国不断重译《越南亡国史》的原因。实际上，当时的越南亡国的遭遇与韩国毫无二致。《越南亡国史》的翻译大部分是爱国启蒙志士，他们翻译此书的目的也很显然，从越南亡国的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警惕人们增强爱国意识。可见，在某种程度上，韩国的爱国志士从《越南亡国史》中读透了韩国的命运。

1910年，梁启超在“韩日合并”之际写的《朝鲜哀词五律二十四首》中多次对韩国表示无限同情。在《朝鲜哀词》的第一首中就说道：“时运有代谢，人天无限悲。……苍茫看浩劫，绝域泪空垂。”紧接着，在第十二首中，详细的提到痛苦的原因，如下：“旅雁悲胡越，连鸡斗赵秦；诸侯兵在壁，四海水扬尘；地陷崇朝尽，天骄受命新；捧盘载书定，良会最酸辛。”

在这诗句中，关键词有：第二句“连鸡”指的是中国和近代韩国的关系，比喻为不能“共同行动”；第二句“赵秦”指的是俄罗斯和日本；第六句“天骄”指的是日本；第七句“捧盘载书定”比喻1905年8月日本与朝鲜签订“乙巳条约”。概言之，梁启超痛惜在俄罗斯和日本相互争夺韩国之时，列强为了自国的利益束手旁观的情况。因此，梁启超非常同情韩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条约的悲剧。

最后，在《朝鲜哀词》的第二十四首中，梁启超描述了近代韩国被日本揉拧而丧失“军权”、“外交权”、“司法权”、“国家主权”等的悲惨情况：“复水水能挽，王风已不雄；军容烧越甲，疆理易齐封；持节皇华落，讥关夜士空；多艰何足道，东湿太匆匆。”

在这里，我们应先看梁启超在诗中做的注释，梁氏解释到：“日本即置统监，以次解散朝鲜军队，撒退来往使节，将皇室土地收诸国库，其警察权裁判权。”具体而言，第三句“军容烧越甲”指的是解散近代韩国的军队；第四句“疆理易齐封”指的是韩国基本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第五、六句“持节皇华落，讥关夜士空”比喻韩国基本丧失外交权；第七、八句“多艰何足道，东湿太匆匆”比喻韩国基本丧失国家主权。可见，梁启超“目睹”了近代韩国被日本殖民和蹂躏的惨剧，但时局已犹如“复水水能挽”，因此，更加痛苦。

七、结论

通过上述的分析，梁启超的韩国观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韩皇和大院君。梁启超批判韩皇和大院君的性格和执政能力。因为这与当时的朝鲜政体有关。梁启超认为相对弱小国家应该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最高领导者应该具有开阔的视野和超凡的执政能力。但是，韩皇在政治问题上，总是“依赖他人而不自立”；而大院君不了解国际趋势，“狭隘的爱国主义”，强行实施了“锁国政策”，这使韩国的国际关系愈来愈恶化，而且，迫害了宗教势力，这引来法国的入侵等。总之，近代韩国“灭亡”跟韩皇、大院君的性格和执政能力的欠缺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1906年，梁启超发表的《开明专制论》中主张中国要采取“开明专制”的政体。因为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还未具备“立宪君主”、“共和立宪”的条件。也正是因此，他非常关心近代韩国的专制政体的优点和缺点。

第二、批判两班、官吏、贵族。梁启超批判了当时韩国的两班和官吏的自私和腐败。当时韩国社会还没完全消失封建制度，在这种社会构造上，近代韩国的两班和官吏的腐败是恶性循环的。这些封建制度无疑是近代韩国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对此，梁启超在《朝鲜贵族之将来》中预言：“腐败的两班、官吏早晚会没落的”。根据梁启超所言：“呜呼！应受天然淘汰者，岂其朝鲜贵族，中国最高贵之无业游民一阶级视此矣。”可见，梁启超从近代韩国贵族的腐败中也反照了中国统治的阶级。

第三、谴责日本的强权行为和“亲日派”。梁启超谴责日本对朝鲜的强权行为，例如，杀害闵妃、剥夺警察权等。这些都是日本为了吞并韩国而做的。与此同时，梁启超非难反民族行为的亲日派的卖国行为。根据1910年2月29日的《每日申报》的统计，当时“一进会”的成员多达14 万725 名。可想而知，有了亲日团体“一进会”，日本更加容易把韩国当做自己的殖民地。他们之所以“亲日”，正是因为他们的国家自主独立概念非常薄弱，这也与封建社会的“愚民性”、“奴隶性”、“自私”等的国民性也有一定的关联。

第四、称赞爱国志士。梁启超称赞安重根、洪范植、金泽荣等近代韩国爱国志士。非常赞赏他们的崇高的爱国精神。以安重根为例，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哈尔滨刺杀日帝的首脑伊藤博文；以洪范植为例，他听到祖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消息，以自杀的方式抵抗日本；以金泽荣为例，他流亡到中国，并在中国致力于出版韩国传统历史文化类的书籍，继承并传播韩国的历史文化的精华，以便培养“新国民”。此外，梁启超还称赞了“海牙密使”。虽然他们没能完成密使的任务，但是，密使团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第五、对韩国的同情。我们在梁启超的多篇文章中能找到同情韩国的字句。当时中韩两国同病相怜，而且两国有长期友好的历史渊源，因此梁启超更加关注韩国。正如梁启超所言：“今以三千年之古国，一旦盍然长往，与彼有亲属之关系者，于其饰终之故实，可以无记乎？呜呼，以此思哀，哀可知耳。”可见，梁启超带着忧伤的感情关心韩国，并深表同情。梁启超目睹了近代韩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惨剧，其过程中韩国政府一次次的丧失警察权、外交权、国家主权等遭到了日本的蹂躏。梁启超对于这样的事实深表感喟。

总而言之，梁启超对韩国的认识及其韩国观，主要表现在近代韩国的“亡国”问题上。其内容包括：批判韩皇、大院君，批判贵族、官吏，谴责日本对近代韩国的强权行为和亲日派的反民族行为，称赞爱国志士等。梁启超对近代韩国的这些独到见解是其他外国学者所没有的。这说明梁启超持续不断地、时时刻刻关注韩国，非常了解韩国的国情。此外，梁启超把近代韩国的“亡国”的例子作为中国的“反面教材”，反观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通过这些例子激发中国的自强意识，并唤起民族的自尊和爱国主义精神。

[1] 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2] [韩]吴允熙.沧江金泽荣研究[M].首尔:国学研究院,1996.

[3] 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四[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