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宝

截至7月末，此轮“大部制改革”中新组建机构“三定”方案全部公布。同时，国务院再次发布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大部制”改革行将半年，反思改革。在魏建国看来，“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的力度还不够大、范围还不够广、项目不够多。”

早年，魏建国曾有驻外履历，还曾挂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经贸厅厅长、党组书记，随后又调回当时的外经贸部，先后出任部长助理、副部长，分管西亚非洲司、机电科技产业司、援外司、经济合作局和机电商会。

2008年魏建国从商务部退下来后开始筹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后出任秘书长一职。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经济改革、国际贸易、海外投资和中非合作等，其所在智库研究领域更是广泛，包括国际、国内经济领域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其智库成员囊括了重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成立之初曾被誉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

之所以称其“最高级别”，是因为智库的“一把手”由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担任，副理事长既有现任部级领导，也有离职部委领导。因此被外界解读为最接近改革核心层的智库之一。

7月23日，就当前的改革以及权力下放等热点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魏建国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近日国务院又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对此你如何评价？

魏建国：今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共计117项。

实际上，在此次机构改革前，国务院已经进行过六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调整2400多项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近70%。

对于目前的行政审批项目，我认为取消和下放的力度还不够大、范围还不够广、项目不够多，还要大力下放。

以企业海外投资为例，“走出去”涉及到繁琐复杂的审批程序，即便是中央企业，至少需要盖50～70个图章，而如果是地方企业，则需要盖70～100个章。计划赶不上变化，等企业拿到批文，可能商机已逝。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目前的大部制改革，你认为存在哪些问题？

魏建国：在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面，我认为大部制改革不能是两个部委简单自然合并，这样就形不成业务上面的统一综合。

有些部门合并到一起了，但是关系没有理顺，职能也没有转变和整合。比如某些部委合并，原班人马直接加入，甚至连办公地点都不在一块儿。

即使是合在一起的部门，也只是原来两三个人的办公室增加到六七个人一起工作。对于工作内容，各自还是管理原来那些事务，仍然还是各自为政，根本没有体现出推行大部门制改革的初衷。

我认为，所谓的大部门制，就是要体现综合事务，综合协调，综合管理，综合服务。

目前有些部委合并，最多是把综合部门合并，比如办公厅、研究室、老干部局合并了。但在真正业务这方面，我认为仍然有空间合并，应该按照职能明确、定岗定编，不是部门数量的简单加减。

在我看来，衡量大部制改革成功与否，是由改革后的新部委是否真正体现了办事效率高、服务上水平、行政投诉少！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此轮“大部制改革”重点应该改什么？

魏建国：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求进行“大部制改革”。在我看来，政府部门机构的设置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要求，改革的实质上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真正把管理职能集中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面来，这才是改革的本质所在。

我认为，这次改革重点应该放在转变政府职能上来，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

中国新闻周刊：“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是职能转变中的一项，可以看出放权在此轮改革中的重要地位，亦是改革的突破口，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在你看来，这是为什么？

魏建国：在我看来，中国经过近3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了很多利益集团。现在改革要把这些利益集团破除掉，着实要花费很大的力量和勇气。

目前浅层次的改革基本上都能顺利解决。但是深层次的，特别是硬骨头的改革，特别是牵扯到整个社会、经济、框架、体制的改革就不是那么简单，需要执政者拿出智慧和勇气动真格的。

另外，中国的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我们国家这种改革也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这些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改革确实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现在改革面临各式各样的阻力，利益集团是不愿意让出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对执政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阻碍，突破利益集团阻碍方能推动改革。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涉及诸多领域，以企业改革为例，改革离不开创新，在你看来，目前影响企业创新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魏建国：实际上，创新在每一个企业的身上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展现，在具备一定条件和环境成熟的情况下，创新的一面就会展现出来，并推动企业发展。

从政府层面来看，也是希望企业加强创新的。但是企业创新必须要有大的前提，就是有制度保障，并且敢于自我革新。

影响企业创新的最大阻力，我认为是来自于利益集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益集团不愿意通过另一次的改革，也即创新把自己所得的既得利益丧失掉。

有的人说，既得利益集团是国企，我个人认为不仅仅是这些，有些既得利益集团可能比这还大。

既得利益集团难以割舍自身利益，不愿意让出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对我们现在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企业创新，你认为还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呢？

魏建国：我认为企业的创新需要从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下工夫：

从政府层面来讲，要尽快地下放权力，包括审批权力，包括这次我们下放了117项，我觉得还不够，空间还会有。

作为政府改革，我想就把握住两个核心，围绕两个来进行。第一，保住国家的机密安全不受损害。第二，政府要依法办事，一个政府不管是哪个部门，都必须遵循依法办事的原则。

从市场层角度来讲，我认为要厘清中国市场经济是要采取真正的市场化运作，还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更倾向于走中国特色的市场化道路。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魏建国：我认为有三个难点，首先，经济改革的范围更广泛，这次改革已经从经济体制扩散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领域。

其次，改革对象增加，不仅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还要改革新的过渡性体制下面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

再次，改革难度加大，政府机构的改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垄断行业的改革都增加了我们改革的难度，改革难度开始逐渐显现。

中国新闻周刊：十八大之后，改革开始整体推进，涉及诸多领域，在你看来，如何让民众参与此次改革呢？

魏建国：此轮改革工作的着力点涉及了9个领域，包括行政体制、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民生、统筹城乡、农业、农村、科技同时还涉及促进公正激发市场的主题活力。

在这些改革内容当中，我最关注的改革是“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三个平等，即权力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三个平等让每个人都能激发出更大改革的积极性，让每个人参与到改革当中，让所有人在市场性的改革中。

在这个游戏规则之下，无论是个人、民营企业、国营企业，还是东部或中部地区都有机会平等参与。

发改委把改革事项分到各个部门后，在新的形势下能够确实落实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标志就是要把改革的潜能挖掘出来。

既然我们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如果把主导型改革向着民众参与的改革方式发展，我认为改革的可持续性、显效性就会越来越强。

在当前，政府闭门改革的推进方式已经不能够适应全面改革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让更多的智库、更多的民众广泛参与改革，而不能闭门搞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