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研究中苏关系史和冷战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1958年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也译为联合舰队）事件。

由于毛泽东在此期间第一次对苏联现任领导人及其现行政策提出了严厉指责，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毛泽东1966年3月28日在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长期以来，这种看法在中国社会上和史学界颇为流行，似乎已成为历史定案。

不过，历史事实究竟如何，由于缺乏史料，学术界一直没有说清楚。1997年在北京召开“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时，7个国家的20多位冷战史专家还在围绕这两次事件进行激烈讨论。后来笔者曾撰文讨论过这一问题，但还是有很多细节没有搞明白。

现在重新研究的条件比较成熟了：主要的谈话记录（毛泽东与尤金的两次会谈、与赫鲁晓夫的4次会谈）均已找到，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相关会议记录也已披露，还有中俄双方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问世。

因此，这一问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梳理清楚了。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对于毛泽东最初为何采取比较激烈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做出新的解读和推断。

长波电台问题的起源

1958年1月，苏联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试航成功，实现了远洋航行。外出潜艇与基地的通讯和联络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此之前，苏联海军已经研究了建立长波电台的问题。第一个方案是在苏联本土建立长波发射电台，但因其耗资巨大且通讯质量难有保证而被否决。第二个方案是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印度各建一个长波发射台。赫鲁晓夫不想造成尼赫鲁的反感而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苏印关系，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印度方案，但对于海南岛方案，他认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不会存在任何困难。

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根据《肖劲光回忆录（续集）》，1957年，中国从苏联进口的三套“突浪型”中小功率长波电台安装完成。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迫切需要大功率的长波电台。海军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希望获得帮助。

1958年1月6日，苏联国防部的普拉东诺夫海军上将致函中国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试探性地提出了双方共建长波电台的问题，同时提交了一份协议草案。当时苏联提出了怎样的建议，由于缺乏史料，不得而知。

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建议从1958年至1962年在中国华南地区，由中苏共同建设1000千瓦大功率长波发射电台和远程接收中心各一座，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4000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

4月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作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在军委会议上提出，电台不要合办，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

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方的意见，但苏方仍坚持，应由双方共同投资建台。

苏方专家小组带来的协议草案提出，费用可以双方各承担一半。双方进行了多次洽商，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意见。

应该说，苏联作为中国的同盟国，提出共同出资建立军事设施，并非突发奇想。对比前文所说的3套中小功率长波电台，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1955年初，苏方提出，为便于统一指挥活动于中国附近海域的中苏两国潜艇，拟在中国建立三个长波无线电台，投资总计为880万卢布。10月，双方签署正式协定，电台所需全部设备由苏联出资提供，中国负责土木工程和保证电源，建成后供中苏两国海军共同使用。后因中方无法生产辅助设备，亦改由苏方无偿提供。（此材料出自海军给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的两份报告，记录于时任海军副司令罗舜初的笔记中，由其子罗小明为笔者抄录。）

苏方比照此方案提出再建一台，应该说是合乎情理的。至于一开始时提出要多出资金，按照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的解释，不过是感到建立超大型长波电台费用过高，苏联应该多付出。

尤金的错误演绎

长波电台问题未了，又出现了“共同舰队”的问题。

根据此前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给予新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的设计图纸和资料。

7月1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此信。但在目前发表的俄国档案中，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非常简单：“这将触及到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希望在高级别交换意见。”

据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回忆，主席团会议并“未提出共同舰队这一特殊任务”。阿尔希波夫一直坚持对华友好，据说在中苏论战期间，赫鲁晓夫曾经指名要他写批评中国的文章，但他始终没有写过一个字。

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当晚1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尤金。

根据中方的记录，尤金首先说明，他是受委托向毛泽东汇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情况。他提到，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

毛泽东当即指出，中国只是请苏联提供帮助，没有考虑过“合作社”的问题，并抓住“共同舰队”的问题不断追问。尤金一再解释，这只是一个提议。

第二天上午11时，毛泽东又将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去谈话。这次参加的中方人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委员。会谈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还特意吩咐工作人员准备了微型录音机。可惜因为操作不熟练，谈话没有录上。

谈话内容的主要部分现已在中国正式发表。这个节选的谈话记录显示，毛泽东重申了不搞“共同舰队”的立场，并宣布撤回请苏联提供海军援助的要求。他的用词比前一天更加激烈，指责苏联帮助中国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他还谈了对苏联很多做法的意见，包括对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不满。

根据列席会见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录，尤金在谈话中一再解释，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时，关于所有权、租借权、指挥权的问题，一概没有谈到，也没有说要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与中国同志研究。但中国正式发表的谈话摘录中未见这些内容。

谈话中，尤金感到事态严重，便主动提出，他希望最好是赫鲁晓夫本人来中国，直接与毛泽东举行会谈。

“心情沉重”的尤金等人回到使馆后，连夜讨论、起草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于天亮时发出电报。

果然，毛泽东的谈话使莫斯科感到震惊和不安。赫鲁晓夫在与尤金通电话时相当激动地喊道：莫名其妙！毛泽东是怎么啦？

苏共中央主席团立即开会商议，会议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

从简短的会议记录看，苏联领导人在讨论中表示了这样几个意思：一、苏共中央曾为尤金准备了一个备忘录，但尤金“在谈话时没有交给中国朋友”（笔者注：后来赫鲁晓夫曾多次指责尤金没有转达清楚）；二、“我们本身在斯大林时期就反对租借”（后来赫鲁晓夫一再强调斯大林死后苏联便归还旅顺港的做法）；三、我们赞成会晤，但目前情况不允许（指赫鲁晓夫正准备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要会议）；四、希望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等等。

由于会议记录过于简略，现在不清楚苏共中央曾经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备忘录，尤金又为何没有把它交给中方。考虑到赫鲁晓夫一时无法前往中国，会议决定再为尤金准备一个备忘录，“以便其与中国朋友举行会谈”。

上述史料说明，苏联最初的建议被尤金演绎为“共同建立海军舰队”，而毛泽东又将之归纳为“共同舰队”。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尤金越讲越乱，导致误解越来越深。

尤金请求再次会见中国领导人。7月24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约见了尤金。

尤金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说，无论是帮助中国建立海军舰队还是建立长波电台，苏联方面都没有提出任何政治条件，而且连一点暗示的迹象也没有。他还通报说，赫鲁晓夫近期不能来华访问了。

赫鲁晓夫秘密访华

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放心。当他确信伦敦会议上没有提出入侵伊拉克的问题后，立即取消了美国之行，秘密赶到北京。

7月31日下午5时至9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尤金没有参加——就在当天早晨，尤金因过度紧张和惊吓而出现脑溢血，并导致偏瘫。

会谈中，赫鲁晓夫坚决否认苏联曾使用过“共同舰队”的说法，整个事情是“一次误会”。苏联“从来就没有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过两国共有的想法的影子”，只是希望其海军舰队可以利用中国的海域对付美国人。赫鲁晓夫还委屈地说：“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

听过赫鲁晓夫的解释后，毛泽东仅仅发了几句牢骚，便主动结束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谈话。双方还约定，以后“永远不再提这样的问题”了。

接着，赫鲁晓夫开始谈长波电台问题。他说，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同时，苏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千岛群岛和北部海岸的电台也可以供中国使用。但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可以取消这个建议。

毛泽东则强调，马利诺夫斯基（苏联国防部长）提出苏联出钱，就是要所有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

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

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

参加会谈的苏联驻华使馆翻译顾达寿曾在《直译中苏高层会晤》中回忆说，赫鲁晓夫曾在会谈中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共同舰队”的战略计划。但这显然是记忆错误，因为双方的会谈记录中都没有这个内容。

接着，双方讨论了苏联顾问和专家的问题。赫鲁晓夫主动提出：“顾问现在犹如人身上的脓包，要把它挤出去”，建议把顾问全部撤回，中国需要可派人去苏联学习。毛泽东说，苏联顾问大部分都是好的，“有些毛病的只是极少数个别的人”。赫鲁晓夫仍坚持调回的意见，毛泽东说：“我只是说个别人，你就要把所有人都调回去。”赫鲁晓夫立即改口说，只是提个建议，“怎么办完全由你们决定”。

从上述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可以探知苏联领导人的想法。1955年1月赫鲁晓夫归还旅顺港后，苏联太平洋舰队出海活动的问题再次浮现出来，苏联的确有利用中国的海岸和军事基地的想法。但是，无论在长波电台还是海军援助的问题上，都没有设想、更没有提出过租借权、所有权或“合作社”的问题。

事情过去很久以后，赫鲁晓夫才意识到，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

应该说，引起毛泽东这种反应的，除了民族感情，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苏同盟关系此时发生的微妙变化。

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毛泽东早就心存不满，只是碍于当时中苏两国所处的不同地位而未曾表露。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苏联党居高临下指挥各方的时代已经过去。

问题都按照中方意愿解决了

这一事件的结果，也不是人们想象和传说的那样——中国撤回了对苏联援助的请求，从而引发了中苏关系的破裂。

实际上，赫鲁晓夫访华会谈中所有涉及的问题，都按照中国的意愿得到了解决。对这样的结局，双方都感到十分满意。

关于长波电台问题。8月3日，彭德怀和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即《八三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一、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解决。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

1960年2月，长波电台开工建设。电台建成以后，苏联也曾一度使用过。

关于向中国提供海军新技术援助的问题。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即《二四协定》。除了认为尚不成熟的核潜艇技术，苏联几乎向中国敞开了所有海军新技术的大门。

关于苏联顾问和专家问题。会谈后，两国政府签订议定书，规定：苏联根据中国政府请求而派来的军事专家归中国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单位继续需要他们，应即改为专家，在期限内继续工作。接着，中国政府开始全面实施“尽量减少聘请苏联专家”的方针，苏联方面也表明了同样的意向。

毛泽东把憋在心中的怨气发泄出去后，已经平静多了，还在谈话中对赫鲁晓夫本人大加赞扬。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在毛泽东1958年夏天对苏联人的所有指责中，没有一件事情是针对赫鲁晓夫本人的。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在此问题上反应强烈，这恐怕与另外一个故事有内在的关联，那就是赫鲁晓夫离开北京后在远东发生的一场危机——炮击金门。

（授权摘编自沈志华所著《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本书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