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炎迅 陈薇

坐在七八平方米的办公室内，没有暖气，年过古稀的谢飞却没有一丝瑟缩。他面色泛红，将棉衣的领口敞开着，时不时用手指梳理一下花白的头发，言语间总带着微笑。

宣布不再拍电影的10年后，他再次挺身而出，通过微博公开发表文章：“以电影分级制来取代行政审查，是我国电影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改革课题。”当然，他没忘记援引已故老艺术家赵丹的临终名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持此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但被称为中国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的谢飞说出来，似乎在这个呼吁中又加上了一重庄重的含义。

因为他并非无病呻吟。

电影《蓝色骨头》拍摄不过两个多月，但送审4个多月后，仍没有下文。受邀担任艺术顾问的谢飞坐不住了，“根据《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自收到混录双片及相关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需做出审查决定，电影管理局已经严重超期，负有‘行政不作为的责任。”

他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谈审查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另一篇则重提“用分级制度代替目前的审查制”的建议。他说曾拿着两篇文章去找有关部门，得到的承诺是，先别发，“我们争取快点做审查”。

想来想去，谢飞觉得口头承诺无法相信，还是决定到网络上“寻找舆论支持”。

文静外表下一颗澎湃的心

《蓝色骨头》的导演是崔健，这是他的电影处女作，这部带有某种自传色彩的影片，讲述一个地下摇滚歌手兼网络黑客的年轻人遇到默默无闻的小歌手，在陷入爱情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父辈们一段“文革”岁月中的凄婉爱情的故事。

然而送审结果却是，有领导觉得这是部问题影片，因为内容涉及“林立果选妃”和同性恋。

谢飞翻出《管理规定》），将其中的条款看了又看，坚信这部电影不存在违规。“多年来，对林彪集团在文革中的所做所为的揭露与批判到处可见，比如，1992年的电影《周恩来》里就有，怎么过了30年，又成了禁区？”

回想起来，他发现这种对比竟然比比皆是：中越反击战原来能写，现在不能写；《英雄儿女》时可以写抗美援朝，现在不能写……这都是属于自己在不断限制自己，把自己捆住了。

也有人用《人山人海》来举例。

这是继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后，第二次捧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狮奖”的中国电影，该片能在国内公映，被视为电影审查尺度放宽的信号，代表着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正变得更加科学和开明。

但是，谢飞指出，此片的国内公映版本和威尼斯电影节版并不相同——时间从威尼斯版的91分钟变成了国内版的95分钟，没有“删减”，但重新编排了顺序和结构。“仅仅为了能在国内公映，将原影片重构，主题也改变，究竟值不值得？”

在同事眼中，这是位“具有中国传统文人做派”的老艺术家。他曾经的学生、如今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从没想过，一向儒雅的谢飞老师，突然之间，“转身做了公知”。

他的同事、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却不意外。“他文静的外表下，是一颗激情澎湃的心。”他说。

有次电影学院集体去俄罗斯旅游，在河上划船，大家正谈笑风生，谢飞当时年近五旬，突然间兴奋地站起来，自顾自地放声高唱俄罗斯歌曲。

还有一次，在“第四代导演研讨会”上，大伙打算颁个“最具女人味的男导演”奖，名字尚未宣布，谢飞“噌”地一下站起来，脚下生风，带着舞步冲上前去，一把把奖状——韩美林画的一幅美女——抢到手，引得哄堂大笑。

50年前他敢写，80年代我还不敢拍？

1942年，谢飞出生在延安，父亲是老革命家谢觉哉，母亲是著名共产党员王定国。7岁时，跟随父母来到北京。父母都很随性宽和，因此，1960年从高干子女云集的北京四中毕业后，他提出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除了个人兴趣，谢飞坦承，报考电影学院，还因为怕考理科，而电影学院中文系是提前招生，只要录取了就不用参加高考。“我们当时多幸福啊！”他孩子气地回忆，“当时我们班就四五个考上戏曲学院和电影学院，其他同学参加高考，我们买好了冰棍、汽水，在外面等着他们。”

然而毕业后不久，文革开始了，留校做老师的谢飞终日无所事事。

想拍电影而不得，可憋坏了他，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倪震回忆，1978级学生要拍摄毕业作品时，谢飞居然不避越俎代庖之嫌，亲自上阵，还引发了不小的师生争执。

1978年，从电影学院毕业13年后，谢飞终于亲自导演了电影。第一部名为《火娃》，次年又导演了电影《向导》。如今回忆起来，谢飞说它们“太幼稚”，“极左的观念下，概念化的影片”，因此在他的个人官方简历中，找不到这两部影片的名字。

被他视为“真正的第一部电影”，是1983年导演的《我们的田野》。电影讲述一批北京知青在北大荒插队的经历。“实际上就是我们，我虽然只是毕业后跟着学校去干校，种了四年稻子，但也经历了从盲目的信仰到破灭，到重新寻找信念的过程。”

自此，谢飞度过了气氛相对宽松的十余年创作时光，相继导演了《湘女萧萧》《本命年》《世界屋脊的太阳》《香魂女》等影片。这是他创作的高峰时段，从某种程度说，也是中国电影创作的高峰期。

《湘女萧萧》拍摄于1986年，改编自沈从文的小说，里面有个寡妇偷了情，被同村人强迫裸体游街，然后推到河里淹死，谢飞跑去问沈从文：“是不是一定要裸体？”

老先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她做了不要脸的事，就要丢尽她的脸，这就是当时农村里的惩罚方式。

谢飞想：“小说写于1929年，50多年前一个二十几岁的作家就敢于把真实的东西艺术地表现出来，到了80年代我还不敢拍？”

他做了两手准备，拍了两个游街版本：一个裸体，一个穿上衣服。没想到，除了要求把全景镜头时间剪得短些外，裸体游街的版本居然通过了审查。

1989年，47岁的谢飞名声正隆。这一年，他最著名的代表影片《本命年》出品，改编自刘恒的小说《黑的雪》，姜文主演，讲述一个劳改释放犯的故事。

学校领导看这部影片时，谢飞怕他们反感，在一旁开玩笑地缓和气氛：“我把一个可能成为暴徒的小子提前处死了。”书记会意地对他笑笑说：“这孩子还不错嘛，挺善良的。”

在随后的电影审查中，此片一次通过，谢飞的印象是，“没怎么改”。该片获得1990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让谢飞感到有些反讽的是，今天的学生看到这部影片，反而似乎受到更大冲击：这样的片子也拍出来了？还公演了？

我并不反对审查

整个1980年代，谢飞只有一部影片没有通过审查。

那是一部描写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一次战役的影片，拍摄于1988年，投资900万。没通过的理由让人啼笑皆非。“审片的领导说，打这一仗的国民党军官，是我的俘虏，他是我手下败将，怎么能歌颂他抗日？片子都没看，就给枪毙了。”

导演并非没有自我审查能力。

1995年，谢飞拍摄改编自张承志同名小说的《黑骏马》。小说里，女主角索米娅因计划生育要求做了绝育手术，之后不能生养，感到此事可能会有敏感，谢飞在影片中将索米娅不能再生育的原因改成了难产。“我们知道哪些可写，哪些不可写，小节没有必要去争。”

然而遇到另一个问题时，他犯了难。

小说中写道，一个蒙古老太太听说索米娅怀了别的人孩子后说：这证明他能生养，也是好事。一些蒙古族知识分子认为，这样写是对蒙古民族的侮辱。张承志听说后有些紧张，改编剧本时，建议谢飞拿掉这句话。

谢飞反复斟酌，觉得这句话并非有侮辱之意，反而有某种反思的意味，最终决定含蓄地保留。

《黑骏马》如今被评论家们视为谢飞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整个创作及审查过程也让谢飞感到愉悦，他唯一记得的审查意见是，影片里原有两首歌，有关领导觉得长，谢飞就剪掉了。

真正让谢飞感到受伤的，是2000年拍摄《益西卓玛》。

当时恰好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谢飞试图从一个女人的命运，展现西藏50年的变化。为了让剧本更严谨，谢飞找来西藏作家扎西达娃，先后5次去西藏和自治区宣传部长商讨，可以写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写。

影片拍完，自治区宣传部还特地发出公函，认为“非常好”，但审了半年，仍没有通过。

“他们请了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每次都有二十几条意见，连电影里藏族夫妻之间的称呼也认为不妥。”

磨了很久后，影片终于过关，当年即获得金鸡奖三个奖项：最佳女演员、最佳编剧和最佳音乐。由于影片是藏族人出演的藏语电影，又表现了西藏50年的变迁，文化部外联局甚至出钱为电影做了九种语言的字幕，推广给各国使馆，然而即便如此，该片至今也没有公映。

“我并不是反对审查，”谢飞说，“国外电影也有审查机制，比如美国，他们的电影业是全世界最发达的，采取对不同类型的电影采取分级放映的制度。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无论对电影人的创作热情，还是对市场，都是有益的。要相信依靠业内人士与专业协会的自律及自治，事情不会搞糟。”

嘿，愤怒的小鸟

2000年后，受伤的谢飞不再导演电影了。“拍电视剧赚钱去。”

此后，他先拍了电视连续剧《日出》（电视台播出时，他正被关小汤山医院治疗非典型性肺炎），之后又拍了《豪门惊梦》。编剧梁凤仪看后曾评价说：通过这部戏，可以看出内地文艺创作者都很严谨、很敬业，演员一定要看清角色才接戏，而导演则一定要把剧本完全弄好才开拍。

但很快，他觉得纯粹为了赚钱拍戏不那么有趣，于是回到电影学院，专心教书。

谢飞今年71岁，每周给研究生们上两三次课。此外，他喜欢独自一人去世界各地旅游，“在路上有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教书之余，他亲自操持主办了三届国际大学生电影节，以六七十岁高龄，跑多个部门费口舌协调，要政策、要办公室、要人手，不时与人面红耳赤地争论，被人叫做精神病、变态、更年期等。人家骂他，他也不在意，反而回来在校园里当成八卦说给好友听，并模仿其神态语气，惟妙惟肖。

他的老同学肖桂云将其归结为，“谢飞充满童心，为人处事往往忘记‘规定情景，太率真。”

率真之余，他也十分新潮。1988年，他去美国开会，发现电脑正在美国兴起，立刻就买了一台回来，此后，他就成了周围其余老同学的电脑老师。

2012年，《万箭穿心》东京退赛风波后，身为该片艺术总监的谢飞开始使用微博，第一条即是一篇公开表达对影片投资方自我炒作不满的公开信。

两个多月后，他已有了近万名粉丝，但微博条数不过25条。他说很多人拿微博做日记，写写每天的经历和情感故事，他不打算如此，“我要保持微博的公共性，保证有话题价值”。

如今，他用着一款很时尚的智能手机，可以拍出1200万像素的高清照片，但真正吸引眼球的，是手机的外壳，上面画有一只红色卡通小鸟的图案。

“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一定有不少人问过他，他呵呵一乐：“嘿，愤怒的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