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猛 孙久文

一、引言

1979年以来，虽然中国整体最终消费额绝对数量呈不断增加趋势，但其消费率却呈不断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初的64.4%下降到2010年的47.4%;与之相反，中国投资率呈明显上升趋势，从1979年的36.1%上升至2010年48.6%，并在2010年投资率首次超越消费率。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未结束，投资率的上升和消费率的下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存在一定的合理性，〔1〕但由于中国实施外部需求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其中部分生产投资直接面向国际需求，一旦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则凸显内需结构的不合理性，导致生产过剩。

本文采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的四大区域划分方法，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需空间结构的变化过程，揭示其变化的规律性及其内在动力机制，为中国由外需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战略的顺利转变提供现实依据。

二、中国整体内需结构变化及区域差异

从四大板块来看，各个区域的内需结构变动趋势与全国整体相似，但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 (见表1、图1)。消费率的平均值，由于这里计算的是区域平均值，因此所有区域平均投资率和平均消费率并不等于全国投资率和消费率。

表1 1979－2010年中国四大区域内需结构变化 单位:%

图1 1979－2010年 中国内需结构演变趋势

相比较其他区域，东部平均投资率和平均消费率之间的差距最小，其余依次是中部、东北和西部。这主要是因为地区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区域之间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东部沿海地区依托其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在外部需求的强劲带动下，工业化进程远远快于其他三大区域，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投资率与消费率趋于稳定状态，但是由于其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因此，通过产业转移适当降低投资率同时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或将是东部地区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中部地区近年来通过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投资率大幅上升，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处于相对比较合理的范围。东北地区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扶持下，通过信息化和先进技术化改造传统工业的同时着力发展战略性新兴装备制造业，这一再工业化进程使得东北地区投资率大幅上升，但需要适时调整消费率与投资率之间过大的差距，否则内需结构可能对未来发展带来隐患。西部地区由于发展较为落后最先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从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投资率大幅度上升，远远高于其他三大区域，但因为地处偏远，交通等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国家将投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领域，目前尚未形成较为完备的工业化体系，因此投资率远高于消费率表现出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需要注意投资率增长过快带来的过度投资现象。

三、消费需求的空间特征及其结构变化

(一)从大幅度集中到小规模分散:消费需求空间转移缓慢

1979－2006年中国消费需求在空间上呈现不断集中的趋势，2006年地理集中度〔2〕为0.409，达到历史最高点，之后，在“十一五”的后四年，消费需求呈现空间扩散趋势，地理集中度下降至2010年的0.397，与2006年的最高点相比降幅为3.1%(见图2)。

图2 1979－2010年中国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的地理集中①本文用克鲁格曼空间基尼系数衡量我国内需结构在地理上的演化趋势，计算公式为:，其中，Gini表示空间基尼系数，N为地区总数， 表示行业k在各地区间的平均份额 (在本文，k指i消费或投资需求)，i和j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地区;空间基尼系数值在0－1之间变化，取值为0，表示消费和投资在地理上的平均分布，若取值为1则表示消费和投资完全集中在一个地区。演化趋势

图3 1979－2010年中国四大区域最终消费占全国比重变化

结合图3，我们发现，“十一五”期间中国消费需求在空间上呈现从东部小幅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态势。从2006年开始，东部地区最终需求占全国比重从52.35%下降到2010年的51.42%，其他区域则呈小幅上升态势，其中西部和东部地区增幅较大。这种消费需求在空间上的差异和变动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和居民收入不均等。虽然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新规划的实施下，东北、中部和西部已经获得极大的发展，但是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依然保持在50%以上，占据“半壁江山”，这种发展水平的差距直接导致区域之间居民收入的不均等 (见表2)，从而形成“东强西弱”的消费空间格局。

表2 1999－2010年中国四大区域居民人均收入与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比

二是随着工业和投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3〕引致中西部地区潜在消费需求增加，但消费需求增幅较小，整体消费需求空间转移缓慢。

(二)“国进民退、城强村弱”的消费结构及其原因

按消费主体划分，最终消费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其中居民消费可以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最终消费的增长、消费率的增加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要实现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的经济发展战略，确定合理的消费结构至关重要。

表3 1994－2010年中国内地及四大区域最终消费结构变化 单位:%

表4 2000－2010年中国内地及四大区域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变化 单位:%

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从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相反，居民消费绝对量虽然呈上升趋势，但其在最终消费中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同时城镇居民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则呈不断下降趋势，可见，中国整体消费结构呈现“国退民进、城强村弱”现象。本文对这种现象重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考察，其基本结论如下:

1.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是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无论从全国还是区域层面、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角度，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都呈现下降趋势。从表4可以看出，与2000年相比，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下降20.3%，其中东部降幅为21.5%、东北为17.9%，中部和西部降幅最大分别为32.4%和38.6%;全国农村个人纯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同期下降了31.2个百分点，东部降幅为32%，东北为20.8%，中部和西部降幅分别为40.7%和39.8%。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动趋势来看，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不断向政府和企业集中的结果。〔4〕

2.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对居民消费率下降产生较大影响

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人们的消费虽然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但在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Keynes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是由人类的天性所决定的，正是这一规律的作用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从表5可以看出，无论从全国还是区域层面、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角度，中国的平均消费倾向均呈不断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也符合Keynes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呈现区域和城乡差异，导致东部平均消费倾向较低、其他区域消费倾向较高，城市居民消费倾向较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则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进而提高整体居民消费率。〔5〕

表5 2000－2010年中国内地及四大区域居民个人平均消费倾向变化

3.城市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农村居民消费比重不断降低的主要原因

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向城市不断聚集的过程。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在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城市化一方面会提高城市居民的收入进而提高城市居民的消费率，并提升国内整体消费率，另一方面会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进而降低农村居民消费率，最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结束，农村居民消费率和城市居民消费率将会处于一个稳态区间。

因此，城市化对中国消费需求的增加和消费结构的调整都是积极的，目前城乡消费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从表6可以看出，中国城乡收入比从2000年的2.79扩大到2010年的3.23，其中东部从2.29提高到2.64，东北从2.32提高到2.40，中部和西部分别从2.55和3.51提高到2.91和3.58。同时我们也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高于东部和东北地区，由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东部和东北地区，2009年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率为56.7%、东北为56.9%，而中部和西部仅为42.3%和38.3%，再加上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因此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消费率对中国整体消费需求提升将会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表6 2000－2010年中国内地及四大区域城乡收入比

4.城乡居民收入构成不合理是导致中国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从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实际收入构成来看(表7)，工薪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构成，但比重呈连年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1%下降到2010年的65%。2000－2010年，城市居民工薪收入平均名义增长率为11.9%，低于同期全国GDP名义增长速度。转移收入构成城市居民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比重相对稳定，经营性收入最近几年保持快速增长，但比重依然较小。而财产性收入比重变化不大，且规模相对较小。

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构成来看，经营净收入是其收入的第一大来源，但其比重呈连年下降趋势，而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成为其第二大收入来源。可见，农民也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享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收入渠道拓宽，但从工资增长速度来看，2000－2010年农村居民工资平均名义增长率为13.3%，略高于城市居民，仍低于同期全国GDP名义增长速度。转移性收入在“十一五”期间的增长速度较快，但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依然很低，2010年才达到8%。和城市居民一样，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占比较小，且变化不大。

对比城乡居民收入构成，我们不难发现，转移性支出实际上在扩大中国的城乡差距，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年转移性收入为5091.9元，而农村居民只有452.92元，相差10倍之多。

由此可见，工资收入增长较慢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差异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由此导致中国消费结构扭曲。

表7 2000－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构成 单位:%

四、投资需求的空间变化

(一)投资需求的空间转移从集聚到扩散

根据图2和图4，从1979－2010年，中国的投资需求呈现由集聚到扩散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依靠其区位优势和中央政府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的支持，投资不断向东部地区集中。在这一过程中，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为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中央政府从1999年开始加大对内地尤其是西部的投资力度，使投资需求在空间上开始呈现向内地扩散的趋势。同时受到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部需求环境逐渐恶化，以及内部自身生态环境的制约，东部地区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迫切要求，一部分产业资本开始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大了投资需求空间扩散的速度。

图4 1979－2010年中国四大区域资本形成总额占全国比重变化

(二)区域投资协同发展局面开始形成

自西部大开发以来，东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不断下降，其他三大区域投资比重则呈上升趋势 (表8)。“十一五”期间，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速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年均增长31.6%，比同期全国投资增速高6.1个百分点;西部为28.2%，比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2.7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最高，达到32.9%，比同期全国投资增速高7.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年均增长20.1%，比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5.4个百分点。

表8 1999－2010年四大区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变化 单位:%

可见，目前中国的区域投资结构已经形成相对协调的发展局面，这也是投资需求空间分布相对均衡的主要原因，对内需结构的优化可以起到促进作用。

五、结论

(一)由于各区域工业化进程不同，因此，中央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制订应根据各区域发展的阶段实施区域差异性政策导向。其中，东部地区内需结构的调整应与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相结合，通过产业转移适当降低投资率，同时通过城市化等提高自身的居民消费率以实现经济转型;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对传统工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过程中，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进程中，西部地区在进行完备的工业化体系建设过程中都表现出投资率高于消费率的特征，这一方面表现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协调性，防止过度投资。

(二)消费需求空间转移缓慢且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不利于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扩大。“国进民退”的消费结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城强村弱”、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递减、居民收入构成不合理等都是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而不断推进的城市化则是居民消费增加的强劲推动力。

(三)在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投资需求的空间分布相对合理，形成了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投资协同的发展局面，对投资空间结构的优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在全球性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势在必行。内需扩大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在于如何调整消费结构使之趋于合理，以及通过实施差异性的区域政策调整内需结构。

〔1〕张晓峒，等.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内需结构分析〔J〕.理论探讨，2011，(1):79－83.

〔2〕Amiti，M.and M.Wen，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China，in Modelling the Chinese Economy，ed.by P.Lloyd and X.Zhang，2001，pp.135—48，London:Edward Elgar.

〔3〕年猛，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2).

〔4〕金三林.变动趋势、结构差异与消费需求不足扭转〔J〕.改革，2009，(6):67－72.

〔5〕李义平.论注重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J〕.经济学动态，2009，(4):6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