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七十大寿。台湾各界拟举办各种“祝寿活动”，蒋本人婉谢祝寿，认为寿人不如寿国，10月17日发出公告，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虚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所谓六事：一，建立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各种应兴应革的要政急务；二，增进台湾四大建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推行战时生活，革除奢侈浪费等不良风习；四，团结海内外“反共救国”意志，增强“反攻复国”战力，不尚空谈，务求实效的具体办法；五，贯彻“反共抗俄”之具体实施计划与行动的准则；六，对中正个人平日言行与生活，以及个性等各种缺点，作具体的指点与规正。

这份“婉辞”透过“行政院”新闻局转告台湾各报刊杂志，新闻界随之而动，以应蒋氏“直率抒陈所见”之号召。雷震与主张自由民主的人士共同策划了一组系列文章，对“国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是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第十五卷第九期“祝寿专号”。

这一期刊物共发表十六篇文章，除一篇社论外，其余十五篇均出自于专家、学者或在野党领袖之手，包括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王世杰、雷震等人。《自由中国》社论系雷震所写，审视了“总统”的任期问题，根据“宪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其时，蒋介石做第二任“总统”已近三年，第二个任期即将届满，之后该怎么办？人们揣测纷纷，亦不无忧虑，雷震这样写道：

我们于此，不单单想到第三任“总统”之谁属，同时还想到第四任、第五任，以至无穷。我们诚知，“宪法”已规定得有“总统”选举的程序，当然无需另立制度。但“宪法”所规定者，只是民主宪政的格架，而非为其实质。我们一直到现在，对“总统”候选人之选拔，似乎谁都不知道究竟应遵照怎么样的一种方式。第一，政党政治没有确立；第二，今日之执政党及其它党派的内部民主，也都没有确立。这样，我们可说根本上就缺乏一个新的“国家领袖”得以产生的机体……行宪垂十年，责任内阁，事实上还是徒有其名。其所以致此，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一党执政，为时过久，民主政治各方面的制衡作用，无从发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历届的行政首长，类都为蒋公一手提拔的后辈，就难免要多受一点蒋公个人的影响，以致对施政的得失成败，都未能负起积极的责任来，国家成了一个由蒋公独柱擎天的局面。这种情形，也是不能行诸永久的……

这篇社论再次提及军队国家化问题。自民国成立以后，“几乎从来就是把长官个人视为军队效忠的对象，士卒知有长官而不知有国家，这已成了不容易打破的传统”。雷震在文中问道：“除了蒋公以外，是否还有人能够仅凭个人的威望来统率三军？即令能得其人，这种办法又是否能与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民主政治相符合？”

胡适写了一篇题为《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短文。以故事而时论，曲径通幽，巧发奇中，第一个故事是讲艾森豪将军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副校长来对他说，学校各部门首长都想见校长，谈谈他们的工作，可否让我替你安排一个日程，约他们分日来见你？艾氏同意了，接见了十来位之后，他问副校长照这个日程，还要见多少位？副校长算了一下，说一共有六十三位，艾氏把双手举向头顶，喊道：

天啊，太多了，太多了！副校长先生，你知道，我过去做同盟各国联军的统帅，那是人类有历史以来空前最大的军队，在那个时期，我只须接见三位受我直接指示的将领——我完全信任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也从来不须我自己接见。想不到，我做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六十三位主要首长！他们谈的，我大部分不很懂得，又不能不细心听他们说下去。我问的话，大概也不是中肯的话，他们对我客气，也不好意思不答我。我看这是糟蹋了他们的宝贵时间，于学校实在没有多大好处！副校长先生，你定的那张日程，可不可以完全豁免了呢？

第二个故事是胡适的朋友蒲立德先生对他说的，是讲艾森豪当选总统后，有一天，他正在高尔夫球场上打球，白宫送来一份急件，有一个问题需要总统批示，助手亚丹士替他拟好两个稿子，一个稿子是备总统批示同意的，另一个稿子是供他否决的：

艾森豪总统在球场上拆开公函，看了两件拟稿，他一时不能决断，就在两个拟批上都签了名，另加一句话，说：“请狄克替我挑一个罢。”他封好了，交来人带回白宫，他仍继续打他的高尔夫球。（狄克，Dick是副总统尼克森）蒲立德先生说，这是华盛顿传出来的一个讥笑总统的故事。

胡适在“故事的后记”中，回忆最初与蒋介石的交往，“我在二十五年前第一次写信给他，我劝他不可多管细事，不可躬亲庶务。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他时，就留下我的一册《淮南王书》，托人送给他，做一个国家元首最好参考参考淮南王的思想”，“二十多年的光阴轻轻地飞过去了。蒋先生今年七十岁了，我也六十六岁了。我在今天要贡献给蒋先生的话，还只是淮南王书里说的‘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要救今日的国家，必须要努力做到‘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来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呢”。

徐复观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从心理学的视角切入，剖析了蒋介石的“坚强意志”，成于此，败亦于此，“蒋公的机会和才能，本可以当中国的华盛顿或林肯，但他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是成功的华盛顿或林肯，这是什么原故？因为华盛顿和林肯，心里不满意国会，但非常忠实于国会；心里不满意宪法，但非常忠实于宪法；心里非常讨厌那些异己的人，尤其是华盛顿，但对于异己的人在公务的接触上，是非常诚恳而亲切有礼；遇到两方有争执的时候，总是克制自己的情感，抛弃自己的成见，站在超然的立场，作诚恳底（不是伪装底）折衷调处”：

今日国家的根基便是一部“宪法”；我恳切希望蒋公自今以后把毕生克服各种困难的毅力，贯彻于“宪法”之中，把学校中教授三民主义的时间，分一半出来教授“宪法”。根据“宪法”来重新训诫自己的干部，重新安排政治的设施，使每一人都在这一常轨上运行，相扶相安而不相悖，使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奠定精神和法理的基础，这将是蒋公的旋乾转坤的一大转机，也是我们国家旋乾转坤的一大起点。

夏道平的文章《请从今天起有效地保障言论自由》，“在今天以前，台湾有没有言论自由呢？我们想，最公允的说法应该是这样：就常识讲，台湾并不是绝对没有言论自由。但就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来讲，我们不得不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诸项基本人权中之一项，人权而冠以‘基本二字，是表示这几项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件。基本人权不是邦国或政府所赋予的，而是先于邦国或政府而存在。人们为保障这些权利，才让出点其他权利（例如在美国宪法中财产权就不是绝对的），以便形成邦国，组织政府，将那些可让出的权利信托政府去运用，以保障不可让出的基本人权”。

陈启天作为青年党领袖之一，站在民主党派的立场上，在《改革政治，团结人心》一文中强调：“一党在朝执政，他党在朝监督”的重要作用，“据我看来，依据民主政治原则，讲求改革政治的具体方法，当以培养和平的健全的有力的反对党为第一要务，没有这样的一个反对党，便很难促进实际政治的不断改革。因为任何政府党，如果缺少反对党在野的监督，便必然酿成专权专利的流弊，并养成不负责任的官僚习气”。

陶百川在《贯彻法治寿世慰亲》一文中，针对此次蒋介石“求言”，对台湾社会法纪废弛之严重提出批评，他呼吁“第一要司法独立，法官要有独立审判权；第二要缩小军权范围……第三要守法，老百姓守法，执政的人更要守法。因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一定要做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不可有‘例外的事和‘特殊的人”。

蒋匀田系民社党常委之一，其观点代表本党意见，他在《忠诚的反应》一文中强调两点：第一，自由与权力，属于个人者为“自由”，属于政府者为“权力”，并以英国为例，“政府自身羁勒权力，使不侵犯人民的自由，不如以人民的自由，限制政府的权力，永闭权力侵犯自由之门”；第二，军队国家化问题，又以美国为例，“美国现在处两党争夺政权剧战之际，而能全国宴然无事者，即由于美国的军队、警察、特务皆能严格地超然于党争之外，拒受任何政党的影响。……今日国民党党化军队的设计，还是黄埔练兵时，受苏俄顾问的影响，所生的观念的回顾，也可以说是历史的惰性，没有什么新的内涵，发生不了新的奇迹。打破历史的惰性，如同断绝嗜好一样，需要痛下决心”。

这一期“祝寿专号”在台湾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很快被抢购一空，前后再版十三次。虽是应蒋介石本人“求言”而有所发，雷震坦言“名为响应，实际上都是诤言”（1956年10月29日致王纪五函）。“祝寿专号”次期，即第十五卷第十期，《自由中国》刊发社论，吁请政府当局重视各方人士的进言：

“蒋总统”现在既已诚恳地表示要听取各方人士对国事的意见，则政府对于各方人士所已经提供出来的意见，决不能只停顿在“听取”的阶段，只让大家能够说出来便算完事，而必须就这些意见，作周详的考虑，于审慎抉择后付诸实行。这许多的意见，固然我们不能说都是非为政府采纳不可，但是其中有不少的是针对时弊，且为大众一致的要求，政府决不应予以忽视，必须真实不虚，毫不折扣地做几件出来给大家看看。如果大家说了很多，而只是变成汇积的档案，束之高阁，则不特有违“蒋总统”“求言”的原意，我们深恐从此会再没有人愿意说话了。

事实上，对各方人士的积极主张和建言，最高当局并未能“察纳雅言”或“有过改之”，反而引起更加强烈的不满，甚至将某些“建言”视为对政府当局的一次严重挑战。官方控制的《中央日报》从此不再刊登《自由中国》广告；军方的《军友报》、《青年战士报》、“救国团”的《幼狮》、党方的《中华日报》先后对《自由中国》发起了围剿，声称批评《自由中国》，就是“要揭穿为统战工作铺路的个人自由的阴谋”。《国魂》以全册篇幅继续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甚至扬言“毒素思想的渊源”就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

1956年11月16日，雷震撰写《我们的态度》一文，表明《自由中国》半月刊一向持“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的立场，强调应以社会利益为最终评估标准，不应作人身攻击。如此公正的态度，并未能阻止以上刊物对《自由中国》的大肆围剿和讨伐，相反不断给《自由中国》扣大帽子，“开始进入诬蔑的阶段”，指责《自由中国》“扛着自由民主的招牌”，“经常发表反动言论，散布毒素思想”，台湾社会要“防止思想走私”。雷震的反应开始变得强烈起来，“这不仅是加帽子，而有谋害之意”，“以言论对言论，本是可喜的现象，不过他们的方式错了”。

1957年1月16日，《自由中国》发表《我们的答辩》一文，再次说明《自由中国》从未认为自己的主张与言论“是唯一的、终极的真理”，“欢迎批评与讨论，但刊物发现其面临陷构与诬蔑，却无法沉默”，答辩指出：

一个半月以来，我们在《国魂》、《幼狮》、《革命思想》、《军友报》、《政论周刊》这些刊物与报纸上面，看到许多文章，对我们作恶意攻击，说我们是“思想走私”，说我们是为“‘共匪的统战工作铺路”，其立论与态度，都超越了自由讨论应守的范围，而成为一种诬蔑与构陷。最近期间，执政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已开始拒绝刊登本刊的广告（另一个被拒绝刊登广告的杂志为《民主潮》）。另一家党报《中华日报》，则甚至鼓吹暴动，要拿棒头来给本刊以“教训”。

同期还刊发成舍我先生以笔名范度才（谐音反奴才）撰写的《〈中华日报〉鼓吹暴动》，回应前一年12月24日《中华日报》所刊的短评《蛇口里的玫瑰》。这篇短评系《中华日报》曹圣芬所写，对“立法委员”刘博昆所写《清议与干戈》一文大肆歪曲和攻讦，认定这是“祝寿专号”有问题的文章中用意最为恶毒的一篇，“以慈禧太后来影射我们‘总统，以满清即将亡国的政权来影射我们‘自由中国政府，从诅咒‘总统到诅咒我们的国家，这真是毒蛇口里流出来的东西，无比的腥臭，也无比的恶毒”。刘博昆没有办法，只好又写一篇《文债与文责》来说明《清议与干戈》一文之原委，“我只是就庚子事变这件大事，对历史上已有定评的慈禧作了一篇炒冷饭的文章，而其原始目的，仍不过是对贵刊（指《自由中国》）编者交卷，以清文债，一切的一切，不过如此而已……‘诗书无达诂，若在文字背面横作推敲，则一切评述史实的文字，恐怕没有人肯再落笔了”。尽管如此，刘博昆还是被开除了党籍。

1月18日，成舍我在“立法院”见到陶希圣。谈话时，陶对成舍我说：《自由中国》言论太过激烈了。成舍我坦言：雷震过去与“老先生”（指蒋介石）有相当的关系，且为政府做过许多事情，你们现在逼人太甚，开除其党籍、“国策顾问”，最后连吃力不讨好的“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总干事长也不让做了，何怪乎人家要反对你们。

雷震知道后，并不赞同老友的这个说法，认为未免太私人化了。他在日记中记述自己曾给黄宇人去信，劝其“不可消极，自由是争取来的”，“吾人立于社会，只问良心安不安，不能畏惧权威，不然民主自由真无前途了”。2月5日，《自由中国》社召开编辑会议，决定再写一篇社论《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以作出回应。王世杰则提醒雷震，“谨慎，在不失掉自己立场之下要谨慎，以免自己被毁，目前是我们最困难时期”，甚至担心有人谋害雷震。

“祝寿专号”之后，国民党当局一直在私下与雷震保持某些接触，他们希望雷震能放弃这样的言论立场，或可做一定程度上的“另外”安排，有一种说法是，雷震若能放弃这份杂志，则安排出任“驻日大使”，因为雷震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也很了解。然而，此时的雷震对仕途早已淡然，“《自由中国》杂志对于雷震来讲，可能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志业，所以他没有选择放弃，当他最后不放弃的时候，那国民党跟他当然就没有复合的可能性”，聂华苓说雷震“他还是这个《自由中国》社论的表现，就表示说他还是没有让步”。

2月18日，雷震应约赴许孝炎处，许作为老朋友，对他提出三点意见：一，不批评蒋介石个人；二，不批评国民党；三，态度温和。雷震当场表示，第一、第三两点均可同意，惟第二点不能接受。雷震说，“国民党必须取消优越感，国民党员再不能有做皇帝观念”。许孝炎又提出不“随便批评”，雷震认为“《自由中国》从未随便批评”，“对方可以批评，但不能加帽子，如对方说我们是匪，我则一齐取销”，许孝炎表示同意这个说法。

军中政治部门对《自由中国》的围剿一直没有停止，蒋经国一手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之名发出“极机密”特字第九十九号“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未隔几天，又印行长达六十一页更为详尽的同名小册子，“对‘祝寿专号的文字则痛加驳斥，特别是对胡适《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驳斥得特别厉害”（雷震语）。其中，第三章标题为“对毒素思想的批判”，内分“对所谓‘言论自由的批判”、“对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批判”、“对所谓‘自由教育的批判”、“对批评总裁个人的批判”等四节，从这四个方面对《自由中国》和胡适等人的言论进行猛烈抨击，特别指出“有一知名学者发表所谓‘向政府争取自由的言论”，“目的在于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为‘共匪特务打前锋”，要“总裁”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元首”，更是一种“荒谬绝伦的言论”。第四章标题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有“我们的认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进攻”；其结论部分，“总之，最近某两个刊物，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到处散播毒素思想，我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一种阴谋，直接间接受了匪谍的嗾使，他们的目的，想以所散播的毒素思想，来瓦解我们的民心士气，以及组织和纪律……我们要用种种方法予以思想进攻，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战斗，特别是党内同志，更要进行大规模地彻底地思想动员，共同来扑灭这种毒素思想”。

“有一知名学者”指的就是胡适。实际上，在早些时候，军方就对胡适有所不满。1952年底，胡适从美国返台，11月30日，假台北“三军球场”作过一次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演讲，其中说：“我们中国国家的前途，当然是连系在自由世界前途上，整个自由世界有前途，我们有前途，整个自由世界有力量，我们也有力量”。这一次演讲，引来军方的回击，“总政治部”所办《青年战士报》刊发文章，对胡适大加驳斥，“胡适的话完全说错了，应该颠倒过来说，中国有前途，世界才有前途，现在‘蒋总统复职了，那就表明中国已有了前途，那么，世界就会有前途的”。

胡适当时寄居福州街二十号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家中，《青年战士报》一般人是不看的，胡适也不可能看到。报社特将驳斥胡适演讲的这一期报纸，“用信封好派人送到钱公馆，上写‘胡适先生亲启，盖恐胡适不能看到也”。这一天，雷震正好去看望胡适，“他正和在客厅的友人谈到报纸上的胡说八道，顺手就将那张报纸递给我，并说：‘这张报纸是蒋经国特给青年和军人看的，我看编辑人员太无常识，完全自夸自大，不知世界大势，让这班人搞下去，其前途则不堪设想，大陆搞丢了，还不晓得时时反省，胡适说此话时很生气……”

“祝寿专号”胡适等人的文章，不仅引起军中政治部门的强烈反弹，国民党内部出版的《工作通讯》，也先后刊出《从毒素思想谈到党的思想教育》等文章。1957年2月7日，党报《中央日报》发声攻击《自由中国》，诬其类为当年之“七君子”，“在我们中国社会之内，也有同样七日七夜变成名流者之活动。‘民主与‘不民主，‘自由与‘不自由，‘独裁与‘反独裁，这一套陈旧的东西，又贴上自由主义的商标而出现于市场之上。我们中国‘反共斗争的历史不为不长。我们今日国破家亡的惨痛不为不深。我们总不该再让共产主义于其本身破产之后，又利用‘民主斗争来复活……”从军中到党内，“二者均以自由主义者为假想敌，后者认为《自由中国》系危害‘反共复国与国家民族的思想敌人。诸现象反映党方、军方已有以权威心态对抗自由主义的态势，而公开对胡适、雷震与《自由中国》抨击，则显示当局预备对自由主义进行思想压制”。

《自由中国》社同仁认为，这些官方报刊对《自由中国》的指责和攻击，不过是国民党“垂死的哀鸣”而已，“国民党一发动围剿《自由中国》言论，一些靠津贴生存的报刊，莫不摇旗呐喊，不分青红皂白，乱箭齐发，假想造成一种‘强势舆论，误导民众错觉‘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各报刊都说《自由中国》的言论错误，他们就应该俯首认罪，其实不然，恰好弄巧成拙，因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台湾民众”。第十六卷第四期《自由中国》社论以《对构陷与诬蔑的抗议》为题作出回应：

本刊创刊至今，曾经表现了相当一贯的立场与态度；本刊同仁在思想形式方面，也大致相同，其要点表现于随时在本刊发表的创刊宗旨，早为世人所共见。但本刊从未标揭，说这一种立场与态度，是属于什么主义的，本刊同仁也未尝以什么主义者自居。现在一般论者，都说本刊代表自由主义。我们并不感觉自由主义是一个恶劣的名词。如果人们判断我们那些立场与态度，就是自由主义，我们感觉也没有否认的必要。现在我们所要辩明的是这样子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是否足以导致共产主义的思想，如一般恶意攻击者所说的，在为“共党匪徒”的统战工作铺路。

自出版“祝寿专号”后，《自由中国》“在编辑作业方面，只要一发稿，就有特务们到印刷厂要求看稿，必要时还要拿出去照相，再将原稿送回；出版后，只要有一篇文章是批评政府或是批评国民党的，就要受到数家国民党办的报刊的‘围攻，不过久而久之，大家自然的就养成接受检查的习惯了，否则又将奈何呢”？《自由中国》因此也豁出去了，“俗话说‘武大郎服毒，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我和你拼了”，即埋下不久的将来雷震等人遭到政治构陷锒铛入狱的严重后果。1957年4月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届八中全会上公开说，“最近有个刊物，不断散布毒素思想，对‘反共抗俄及国家民族有着严重的危害。党为了消灭这股思想的流毒，曾严正指示各级党组织要正视思想上的敌人，勿上其当”。

若干年后，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女士在评价这一期“祝寿专号”时说，“这正是雷震十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今日知识界仍然尊敬雷震，就是因为知道当年发出良知之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选自《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范泓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