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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心与士人之心

2013-04-16刘璇

学理论·中 2013年2期
关键词:学术史汉学清代

刘璇

摘 要:梁启超先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清代的学术脉络进行了详细且明晰的梳理,同时对当时的代表学者的学术研究也进行了简要介绍。通过阅读此书,可以对清代学术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也可以窥见在特定的社会现状下,学人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而对社会产生实用的精神。

关键词:清代;学术史;汉学;乾嘉学派;训诂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69-02

梁启超先生以近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学者身份为后人所知,在治学生涯中著作等身,《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是其代表作,是对清代学术概况的总结,也是研究清代学术史必读著作。先生写得一手好文章,体现在学术著作中,更显汪洋恣肆,以考证翔实、深入浅出为最直接观后感。

论及梁启超先生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清代政治变迁和社会背景对学术走向的影响;第二部分对有清一代学术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进行详析;第三部分则是以学科分类,对各个学科在清代的研究状况做出勾勒。这样,对于外在条件,内部走向都有了明确的分析,既可以从宏观看到各个门类的发展状况,也可以从学者本身入手研究其学问所长,对于试图了解清代学术概况的我们而言,收益良多。

首先,对于本书所阐述的清代学术时间段,梁启超先生做出了界定,“近三百年”指的是有清一代的学术发展历程,即指从清朝建立起的1616年始,结束于宣统退位的1911年,历时近三百年,同时也包括明末和民初的过渡时间。此前的学界,自秦之后,先后经历了三个时代思潮,即汉代之经学、六朝隋唐之佛学、宋明理学,至于清代,也有其特殊时代思潮下的产物——考据学。其次,对于所谓的时代思潮,可以视作在“文化易进”背景下的全民性质的“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而思潮的发展,必定分为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清代的考据思潮,恰是处在宋明理学的衰落,所以,对于考据学最基本的理解便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但对空谈明理,将求言之有据,强调古据,以复古为其标志。

如果以时间为顺序,对清代学术进行总结,就可以按照先生提出的四个阶段来逐个解析。清代学术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启蒙期,最显著的思想就是对于明学的反动。能够代表清初学术的三大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皆是遗民身份,学问代表了经学、思想、史学当时的最高成就,经过亡国之痛,其反思精神也更加深刻,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学问转向了实用的方面。顾炎武认为:“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言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圣人而去之弥远也”[1]148,“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2]232,当代学人,最重要的人物应是“行己有耻,博学与文”,只有从道德行为和知识积累上达到标准,所言之理才有可观。王夫之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时,也强调“体用一,知行合,善恶泯,介然有觉,颓然任之,而德明于天下矣”[3]74。黄宗羲在分析明代王学时,也做出评价,认为“阳明说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基于此种立场,这三位学人虽然研究各有侧重,但所采用的方法都是相同的:以现实经验为基础,以书本经验为辅助,广读书以开阔视野,抱有谨慎和虚心之态度,久而久之,自然成为大家。他们的治学态度也被乾嘉学派所继承,成为清代学术研究普遍的立场和态度。

清代学术的全盛期即是广为人称道的乾嘉学派,经过前辈对理学的猛烈抨击后,此时的研究方法已经从根本上脱离了空谈,而是彻底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将无证不信作为信条进行遵守,在严谨的态度基础上,创造出可为后世学习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其研究目的也转变为单纯的为学问而研究,故而谈及此事,今人总会认为乾嘉学派跌入故纸堆,不闻窗外事,造成了学者与现实社会的脱节。实际上,乾嘉学派的故纸堆学风,实际上是与清初学术精神一脉相承的,是将务实精神贯彻到了书本研究上的结果。为求真实,需将书本内容尽可能恢复到最初面貌,所以乾嘉学派致力于书本研究也是理所当然之趋势。所以,乾嘉学风形成伊始,是一种具有怀疑精神,力求接近真实的学问,先生也认为清代学术成绩,全在此点。学风形成,投身于典籍研究之人如恒河沙数,除了几位集大成的代表人物外,大家也数不胜数,也就形成了梁启超先生在《近三百年学术史》所阐述的思潮。“凡是在社会秩序安定,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所以,清代中期形成的以考据整理为主要工作的乾嘉学派即是代表当时社会时代的思潮。此时的学问研究,以经学为中心,衍生出小学、音韵、史学、天文历算、水文地理、典章制度、金石等多门学问。

此时的代表人物是惠栋和戴震,其学术研究分别形成了乾嘉之学中的吴派和皖派之别,其所创造的成绩和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另外一本阐述清代学术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中,先生对惠栋和戴震的学术思想和后世影响做出了详细分析,认为惠栋“尊闻好博”,戴震“深刻断制”,这两方面恰好可以作为此时学问所侧重的方向,因而将这两位学者看作是此时学术的代表是极恰当的。“惠栋之学,以博闻强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专以古今为是非标准”,“凡古必真、凡汉皆好”[4]46,因而后世论及此时学术,多称其为汉学,与惠栋学派的研究治学不无影响。而对于戴震之学,先生评价颇高,认为“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4]48。其所强调的治学方法,一言以蔽之——“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5]372。学问演变,历经先秦至于清,经历数千年演变,各朝学者加诸于自身观点,要寻求真知,首先要剔除前人观点,求得事情原委隐曲;而要做到不己蔽,则需要具有怀疑精神,广求众说选其优,广求证据以证其说。所以清代的学术可以称作是“研究法的运动”,戴氏后学名家甚多,广为人知的即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戴学所强调的求真思想也成为清代学术一以贯之的理念得到了继承。所以,清代学术的全盛时期即是此时。

经过了全盛时期,主流学术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后代学人若是想要继续研究,不得不另辟蹊径,所以,乾嘉之后,清代学术便迎来了所谓的蜕分期。此时学问研究开始转向,以金石学、地理学、诸子学等为研究主流。产生此种分化,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做出了归纳,乾嘉学派的代表研究方法——训诂之学发展到极致已渐趋机械,而其学术本身亦有矛盾之处,既教人崇古又教人疑古,自然发展到一定水平下便会进入瓶颈期。而咸丰、同治之际,国家动荡,学术中心所在的江浙地区尤受破坏,鸦片战争后国家之动荡更加空前。所以,晚清学术的蜕分期和衰弱期几乎是在同一时代开始的。最明显的蜕分标志便是清代的“今古文之争”,清代前期,古文经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常州庄存与开始用春秋公羊传论时事政变,其继承者外甥刘逢禄发挥了“张三统”、“通三统”的思想,刘逢禄的学生龚自珍和魏源对今文学也作了很大的贡献,提出“经世致用”之说,以公羊学解经著书立说。至此公羊学说大兴。并且当时学人也有接受西学思想的,多将传统经学与西方思想结合,清代学术便和政治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而此时的学术派别可分为四门:康有为与梁启超即是今文学派的代表,章炳麟代表了遵守古法的古文学派,严复则是中学与西学交融下形成的思想,孙文则是将政治革命与思想变革结合在了一起。由此可见,晚清学界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思维活跃期,清代学术的衰落也意味着新的学术思潮的萌芽期。

根据《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清代学术的分析,从中可发现一些规律:清代所研究的学问,皆是传统的经学,并且是向内缩的书本的学问,其它的有所发展的学问都是对研究经学产生辅助作用的学问,故而清代之学也可称作是经学的集大成时期。而以上列举的所有时期的代表大家,其共同的特点都是广博、谦虚而谨慎,学问都是广而深的,其成就不仅是著书立说,还总结出一套具有普遍应用价值的研究方法供人学习。而这种研究方法,依靠读书和思考,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明义和知理。若要得到真知,必须要经过校勘、辑佚和释读三个过程才能够达到,校勘是为了求真,力求恢复古籍的最初面貌;而辑佚是为求全,尽可能搜集到更多的古籍资料;而释读则是“不蔽己不己蔽”的过程,在追求本意的基础上能够产生自己的理解。这三个过程在消化和产生理论的同时,也产生出了新的衍生品,即通过校雠产生善本,通过辑佚搜集整理文献,通过释读产生新的注疏版本和新的理论体系。这样,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对古代典籍和古代思想的扩充便得以完成。

孟子曾提“知人论世”,研究一时代之思潮,也须“知时论事”。明清易代,使得遗民学者开始反思前朝得失,由此产生出对已然进入衰落期的宋明理学思想的反思,这些反思成为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奠基。清代的政治格局,由异族入主中原始,为巩固统治,一度采取政治高压,进而采取笼络与怀柔政策,在政坛风云变幻之际,学者均投入学问研究中,一则为了隐藏锋芒暂避高压,一则研究学问也是当时唯一的晋升之道。随着时代变迁,西学东渐,传统考据辩证对于新变化自然显得力不从心,再加上考据学在几代学人的研究下已经进入瓶颈,自然呼唤新的学术思想的产生,于是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又有了新的时代意义。所以,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将这一时期的学术变革称为是“文艺复兴式的”,都是借由复古的名义传播新思想。无论是清初对宋明理学的反拨,还是清末对考据的反对,都是借由圣贤思想而企图对现世思想进行改造的思想解放运动。而知识分子们起初对政治的逃避,发展成了投身政治,救亡图存,也仍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士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和对国家的责任。由此可得知,以学术为良心,仍是千百年来士人不变的传统。梁启超本人既是文人学者又是实干政治家。这正是学术之心和士人之心的完美结合。这部学术史著作不仅是以满腔热情写就,亦是开启了现代式的理性研究方法,足以成为经典。

参考文献:

[1]顾炎武.顾炎武全集:卷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戴震.戴震全书[M].合肥:黄山书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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