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泽，张多蕾，唐大鹏

(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

一、 引言

盈余管理是管理层基于他们的判断影响会计数据的行为，而这一行为可能受到制约，也可能没有受到制约，并且其出发点既可能是最大化企业价值，也可能是机会主义的[1]。盈余管理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的不完全、不完美性。如果市场是完全且完美的，市场将会对所有的信息作出反应，此时不仅任何盈余管理行为都无效，而且会计本身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市场化程度是影响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在转轨经济国家和地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有限，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发挥着主导作用，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积极寻求并建立政治关联已经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大量研究表明，作为市场和法律的非正式替代机制，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企业利用政治关联可以获取融资便利、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等好处[2-10]。但也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有显著负面影响，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显著低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11-13]；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这种负面影响越为显著[11-12]。

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面临各地区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高的现实，如果我们用盈余管理度量会计信息质量，那么政治关联是否会对企业的盈余管理产生影响呢？如果产生影响将会是什么样的影响？基于这一思路，同时考虑到与国有企业相比，我国民营企业在资源配置上受到各种“歧视”，为了获取资源，民营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动机比较强烈(据统计，2006年大陆地区前100位富豪中，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各为19位，占比38%*数据来源：2006胡润百富榜。。另据调查，有28.8%的私营企业主“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愿望最为迫切*数据来源：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编写的《1993—2006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因此，本文以2009—2011年间深圳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充分考虑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异以及企业政治关联强度差异的基础上，研究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

二、 假设提出

(一) 政治关联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1. 银行信贷约束一直是困扰民营企业的难题。民营企业即便获得了银行贷款，也要签订相对更加苛刻的债务契约并要求严格执行，否则将要承担高昂的违约成本。民营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一个重要动机就在于解决“融资难”问题。政治关联为企业债务提供了“隐性担保”，银行相信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企业摆脱困境。因此，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14-15]。这说明银行提供贷款主要以企业的政治背景而非会计信息为依据，从而降低了债务契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约束力，提高了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所以，政治关联降低了债务契约对盈余管理的约束。

2. 研究表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实际税率要低于无政治关联企业[4-5]。这一方面源于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获得税收优惠政策[4-5]，而另一方面在于企业存在基于最小化所得税税负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16-17]。而后者很可能会引致税务部门的严厉监管和处罚。对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而言，政治关联的“庇护”作用连同税收、会计法规本身的不完备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企业少受或者免受税务部门的监管和处罚，从而降低了税收监管对盈余管理的约束力，为企业通过盈余管理实现自身目的提供了空间。因此，政治关联降低了税收监管对盈余管理的约束。

3. 民营企业因为进行盈余管理可能会承担诉讼风险与成本。而对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而言，可以利用其拥有的政治关联资源，更好地与司法部门沟通，从而使得其可能面临更小的诉讼风险与成本[13]。同样是因为政治关联的这种“庇护”作用，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可能会有恃无恐地持续提供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会计信息，从而可能会导致会计信息质量的持续低下[11]。因此，政治关联降低了诉讼风险与成本对盈余管理的约束。

4. 民营企业通过政治关联所获取的好处，往往是依靠“潜规则”、通过寻租、地下交易获取的，即便不是见不得阳光或违反国家相关法律，但至少是灰色的、擦边球性质甚至是不合规的[18]。为了避免“树大招风”引致政府管制，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有可能会通过盈余管理隐藏或者延迟报告这些收益。因此，这些企业往往会主动减少信息披露，降低财务透明度，且并不希望高质量的审计[19]，必要时还会利用政治资源向现任审计师施压获取标准审计意见[20]，以达到掩盖利用盈余管理隐藏收益的目的。由此可见，政治关联降低了政府管制对盈余管理的约束。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而言，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其盈余管理的程度更大。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假设只简单考虑了民营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政治关联，而没有考虑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我们认为企业政治关联存在强度差异，这种差异源于政治关联的本质特征，主要包括：(1)层级性——即高管*此处所指“高管”是为了行文表述的方便，事实上包括“三会一层”中所有能够对公司经营决策和财务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拥有的政治身份级别不同，则企业政治关联强度不同，级别越高强度越大；(2)规模性——即拥有政治身份的高管人数不同，则企业政治关联强度不同，人数越多强度越大；(3)时效性——即高管拥有政治身份的时间不同，则企业政治关联强度不同，现有的政治身份比曾经拥有的政治身份更具有影响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b：政治关联具有“层级性”、“规模性”和“时效性”等本质特征，限定其他条件，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强度越大，其盈余管理程度越大。

(二) 市场化程度对政治关联、盈余管理的影响

1. 市场化程度对盈余管理的直接影响

在一个完全且完美的市场中，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也不需要会计信息披露。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引发内部人和外部人的代理冲突。而缓解代理冲突的有效方式是契约安排和会计信息披露。契约安排的功能在于通过调整各方的动机，更好地降低代理成本[21]。但契约安排的有效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会计信息披露。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良好的法制环境、较少的政府干预，以及有效的产权保护，决定了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包括会计信息)的基础性作用。在这种市场环境中，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很容易被市场识别，这不仅可能会加剧契约各方的代理冲突，提高代理成本，而且企业可能面临较高的会计信息诉讼风险和成本。基于降低代理成本、诉讼风险和成本的考虑，企业会选择披露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见，较高的市场化程度约束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不完备的法律制度、较多的政府干预以及低效的产权保护，决定了市场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市场识别和反映会计信息的能力较弱，而法制的不完备又降低了会计信息诉讼风险和成本。因此，企业没有动力披露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见，较低的市场化程度降低了对企业盈余管理的约束。

2. 市场化程度通过政治关联对盈余管理的间接影响

国内外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政府越腐败、法制环境越差、产权保护越弱的国家和地区，民营企业越有可能建立政治关联[2，6，9，22]。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较大，政府掌握着许多稀缺资源的配置权，民营企业难以依靠市场机制获取这些资源，转而寻求政治关联这一替代性机制来实现其目标。而政治关联本身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营企业而言更加弥足珍贵。若想获取这种资源，企业往往需要支付高昂的政治关联成本(政府或者官员的寻租行为)。根据成本效益原则，一旦企业建立了政治关联，很可能会利用政治关联“寻租”以弥补成本。而盈余管理正是企业进行“寻租”的一种可能路径(如通过少计利润获取税收优惠)，并且由于政治关联的“庇护”，这种“寻租”行为可能并不会增加企业的诉讼风险和成本。因此，企业同样缺乏披露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动力。而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民营上市公司更多的是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各种稀缺资源，而较少的依赖于政治关联。虽然也有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获取了一些稀缺资源，但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透明度较高，政府监管较为严厉，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盈余管理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民营上市公司，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民营上市公司，其政治关联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

在我国，鉴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因此我们选择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深圳中小板是民营企业的“大本营”，因此我们以深圳中小板2009—2011年间所有民营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并按照研究惯例依次剔除以下样本：(1)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ST和*ST上市公司；(3)年报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披露不详的上市公司；(4)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5)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最终获得了1274家样本公司，其中2009年、2010年、2011年样本分别为279、450、545个。本文的财务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政治关联数据通过下载深交所网站披露的中小板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并进行手工采集；市场化程度数据来源于樊纲等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23]。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盈余管理程度，用AQ(Accruals Quality)表示。关于盈余管理的度量，通常有四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应计利润分离法，核心思想是将应计利润分离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两部分，并以操控性应计利润来度量盈余管理程度，代表性的模型有琼斯模型和修正琼斯模型等[24-25]；第二种方法是具体应计项目法，专门针对具体的应计利润项目进行研究，例如Beaver和McNichols针对保险业的索赔损失准备的研究[26]；第三种方法是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法，该方法不同于应计利润法，应计利润法主要度量企业是否利用会计手段操纵盈余，而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法主要度量企业是否通过构造交易活动操纵盈余，例如Roychowhury的研究[27]；第四种方法是分布检测法，基本思想是假设不存在盈余管理的前提下，企业盈余变化密度呈正态平滑分布，如果目标企业的分布曲线与假定正态分布不吻合，则表明存在盈余管理，例如Burgstahler和Dichev的研究[28]。

操控性应计利润反映管理层操控应计利润的程度。尽管盈余管理的手段还有改变会计方法、控制实际交易(如处分资产、延迟交货、调整广告活动等)、运用新会计准则采用时机等，但均受到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所规范，容易为外界所辨识，在使用上限制较多。因此多数学者认为操控性应计利润最能代表公司操控会计政策的综合效果[29]。因而，本文采用应计利润分离法，虽然修正琼斯模型是目前盈余管理研究文献中使用次数最多的一种应计利润分离法，但考虑到由于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摊销是不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组成部分，忽视这一因素会使模型低估不可操纵性应计利润额，从而导致高估盈余管理行为[30]。因此，我们借鉴翟胜宝等考虑了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扩展琼斯模型[31]，建立以下模型。

(1)

(2)

DAit=TAit-NDAit=ξit

(3)

其中，TAit表示i公司第t期的总应计利润，等于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再除以Ait-1予以标准化；Ait-1表示i公司第t-1期的资产总额；ΔREVit表示i公司第t期的营业收入变动额；ΔRECit表示i公司第t期的应收款项增加额；PPEit表示i公司第t期的固定资产；INTit表示i公司第t期的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NDAit表示i公司第t期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额；DAit表示i公司第t期的操控性应计利润。

2. 解释变量

根据研究需要，我们选择政治关联(PC)和市场化程度(MAR)作为解释变量。(1)政治关联。Faccio认为，如果公司至少有一位大股东或高管是国会议员、政府部长，或者与某位高官或政党有密切联系，则该公司具有政治关联[2]；Fan，Wong和Zhang以中国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CEO现在或者曾经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者军队任职，则该公司视为具有政治关联[32]；Chen，Li和Su认为，如果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是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现任或前任的人大代表、现任或前任的政协委员，则该公司具有政治关联[22]。我们综合考虑上述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我国实际，将政治关联定义如下。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或者监事会主席至少有一人满足以下条件，则公司具有政治关联：①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②现任或前任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③现任或前任的人大代表；④现任或前任的政协委员。关于政治关联的度量，大部分学者采用虚拟变量法[2，14，32]，也有学者采用赋值法[8，33]。基于可操作性的考虑，我们将沿用虚拟变量法，但该方法最大的缺点在于很难度量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为了弥补这一缺点，我们将以有“代表类”政治关联*我们将具有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政治关联归类为“代表类”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依据政治关联的三个本质特征划分样本，再以虚拟变量法加以检验，具体方法此处不赘述。(2)市场化程度。加入此变量用以解释市场化程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同时考虑用MAR与PC的交叉变量检验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政治关联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度量，我们借鉴余明桂、潘红波和雷光勇等的做法[14，34]，采用樊纲等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总得分作为市场化程度的替代变量[23]，总得分越高，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根据假设2，交叉变量MAR×PC的预期符号为负。

3. 控制变量

黄新建等在研究地区环境、政治关联与民营上市公司交易状态改善之间的关系时选择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资产负债率、各地区市场化指数等作为控制变量[35]；宋文阁和荣华旭在研究股权激励、制度环境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时选择了公司规模、资本结构、企业成长性和审计师类型等作为控制变量[36]；易玄等在研究制度环境、政治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时选择了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经营周期等作为控制变量[12]。根据以上研究经验并结合本文研究目标，我们选择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E)、股权集中度(CRI)、营业周期(CYC)、成长机会(AGR)，以及行业(IND)和年度(YEAR)。

(三) 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假设1，我们构建模型(4)如下。

AQ=β0+β1PC+β2SIZE+β3LEV+β4ROE+β5CRI+β6CYC+β7AGR+β8IND+β9YEAR+ξ

(4)

为了检验假设2，我们构建模型(5)如下。

AQ=β0+β1PC+β2MAR+β3MAR×PC+β4SIZE+β5LEV+β6ROE+β7CRI+β8CYC+β9AGR+β10IND+β11YEAR+ξ

(5)

模型(4)、模型(5)中具体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我们首先对全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然后分样本进行均值T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

由表2可知，在全部1274个样本中，具有政治关联的样本有528个，占比41.44%，这说明政治关联现象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比较普遍。我们以有无政治关联划分样本组，发现有政治关联样本组的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AQ均值=0.1239)显著高于无政治关联样本组(AQ均值=0.1223)，而有政治关联样本组的市场化程度(MAR均值=9.8585)却显著低于无政治关联组(MAR均值=10.0624)。此外，有政治关联样本组的财务杠杆(LEV)、股权集中度(CRI)，以及成长机会(AGE)与无政治关联样本组也存在显著差异。

虽然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市场化的进展程度是很不平衡的。就区域而言，在某些省份，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省份，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而在另外一些省份，经济中非市场的因素还占有重要的地位[23]。因此，我们进一步划分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2003年公布的统计标准。样本组进行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样本组的市场化程度(MAR均值=10.6140)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样本组(MAR均值=7.1358)；而中西部地区样本组(PC均值=0.4898)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比例显著高于东部地区样本组(PC均值=0.3996)；中西部地区样本组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AQ均值=0.1256)显著高于东部地区样本组(AQ均值=0.1123)。此外，中西部地区样本组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规模(SIZE)、股权集中度(CRI)，以及成长机会(AGR)与东部地区样本组也存在显著差异。

(二) 模型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静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估计，Hausman检验显著地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所以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为了避免异方差与序列相关问题，本文使用Driscoll和Kraay提出的面板固定效应方法进行回归估计[37]。

1. 模型(4)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对模型(4)进行全样本回归检验，然后基于政治关联的三个本质特征划分样本，回归检验政治关联强度差异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回归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

全样本检验结果由表3可知，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与政治关联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从而证实了假设1a。这可以解释为：民营上市公司在政治关联的“庇护”下，更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获取各种好处，如获取融资便利、税收优惠等；或者通过盈余管理规避一些风险，如诉讼风险、管制风险等。此外，盈余管理程度与股权集中度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可能是因为股权越集中，大股东越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实施“掏空”企业行为；盈余管理与企业规模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可能是因为企业规模越大，其经营状况越稳定，应计利润波动较小，从而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盈余管理与成长机会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可能是因为高成长性民营企业一般都是新兴企业，往往资金需求量较大但又面临较多融资约束，因此更有动机通过盈余管理缓解融资约束。盈余管理程度还与财务杠杆、盈利能力正相关，与营业周期负相关，但均不显著。

表3　模型(4)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

为了验证假设1b，我们以具有“代表类”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依据政治关联三个本质特征划分三个分样本：(1)检验“层级性”分样本。为了控制“规模性”，我们选择“代表类”政治关联人数等于1的企业；为了控制“时效性”，我们选择现任“代表类”政治关联企业；最终筛选出372个样本。(2)检验“规模性”分样本。为了控制“层级性”，我们选择省级以上(含省级)“代表类”政治关联企业；为了控制“时效性”，我们选择现任“代表类”政治关联企业；最终筛选出229个样本。(3)检验“时效性”分样本。为了控制“层级性”，我们选择省级以上(含省级)“代表类”政治关联企业；为了控制“规模性”，我们选择“代表类”政治关联人数等于1的企业；最终筛选出226个样本。

分样本检验结果由表3可知，(1)“层级性”检验结果。盈余管理程度与政治关联、股权集中度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公司规模、营业周期分别在5%、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2)“规模性”检验结果。盈余管理程度与公司规模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政治关联、盈利能力以及股权集中度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3)“时效性”检验结果。盈余管理程度与公司规模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股权集中度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政治关联正相关但不显著。此外，三个分样本检验结果均显示盈余管理程度与成长机会正相关但不显著。总体而言，分样本检验基本证实了假设1b，即政治关联具有“层级性”、“规模性”和“时效性”等本质特征，从而导致政治关联存在强度差异，政治关联强度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

2. 模型(5)回归结果

表2的描述性统计显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民营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政治关联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很有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所致。因此，我们在模型(5)中进一步引入市场化程度解释变量，以分析市场化程度与政治关联、盈余管理的关系。我们同样在全样本回归检验的基础上，依据政治关联的本质特征进行分样本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全样本检验结果由下页表4可知，盈余管理程度与市场化程度负相关但不显著，而与交叉变量MAR×PC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从而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2。这说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反映会计信息的能力有限，再加上法制的不完备、政府的干预，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更大，民营企业在政治关联的“庇护”下，有动机且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能够有效反映会计信息，再加上法制环境良好、政府监督有力，政治关联“庇护”作用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民营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和程度。此外，盈余管理程度与政治关联、股权集中度，以及成长机会分别在5%、10%、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公司规模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财务杠杆、盈利能力正相关但不显著，与营业周期负相关但不显著。

⑱如阿莱达·阿斯曼所指出的，一般情况下，在不断回忆的过程中，“稳定的力量渐渐地从强烈情感转移到了语言公式上”(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300页)，在反复多次的叙述中，李秀英关于受难经历的语言描述是不断趋于稳定的，但与此同时，她的情感仍然强烈。

表4　模型(5)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

分样本检验结果由表4可知，在三个分样本检验中，盈余管理程度与市场化程度均负相关但不显著；在“层级性”检验中，盈余管理程度与交叉变量MAR×PC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在“规模性”与“时效性”检验中两者负相关但不显著。值得一提的是，引入市场化程度变量以及交叉变量MAR×PC后，盈余管理程度与政治关联的相关性得到明显改善，特别是“时效性”检验中，两者的关系在模型(4)检验中并不显著，但在模型(5)中呈现出10%水平上的显著正相关。这进一步说明市场化程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治关联间接发挥作用的，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治关联更有可能起到“庇护”作用，因此民营企业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并且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可能会更大。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2。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依次做了如下检验，由于篇幅原因，这里只对检验结果进行报告：(1)在剔除了控制变量后，回归分析了模型的拟合优度，结果显示没有显著差异；(2)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极端值样本实施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然后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没有显著差异；(3)使用GMM方法，控制内生性偏差，结果显示没有显著差异。由此可见，以上研究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五、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深圳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2009—2011年间的经验数据，检验了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政治关联现象比较普遍，而且中西部地区这一现象比东部沿海地区更为普遍；(2)政治关联显著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3)政治关联具有“层级性”、“规模性”和“时效性”等本质特征，从而导致政治关联具有强度差异，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强度越大，其盈余管理程度就越大；(4)市场化程度对盈余管理有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通过政治关联间接发挥作用，即市场化程度越低，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越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我们认为，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企业政治关联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机制，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降低了市场对企业盈余管理的约束，不利于提升市场以会计信息为基础配置资源的能力。此外，可能存在的政治关联双向“寻租”行为也会滋生腐败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政治关联现象加以治理和约束，总体思路如下。第一，要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减轻民营企业对政治关联的依赖，让民营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第二，进一步加强立法和提升执法能力，逐步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这一方面可以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使其无需政治关联的“庇护”，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民营企业与政府或官员之间的双向“寻租”成本，将政治关联置于法制的威慑和监督之下，有效防止腐败行为；第三，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完善“三会一层”相互制约机制和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遏制任何利用政治关联“掏空”企业、中饱私囊的行为。笔者提出以上措施，以期能逐步降低政治关联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影响程度，可以有效约束民营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民营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从而更好地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进我国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本文的研究区间仅为2009—2011年，研究结论还有待在更长的时间窗口内进行检验。此外，本文的理论分析还需进一步深化，研究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些也正是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即尝试借鉴和吸收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企业能力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学说的精髓，系统研究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作用机理、治理机制等，以及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之间的逻辑关系；深入分析企业政治关联的本质特征，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政治关联度量方法；进一步跟踪盈余管理的研究进展，积极尝试运用新方法(例如DHKS方法[38])计量盈余管理；基于以上研究，在更长的时间窗口内进一步检验市场化程度、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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