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研究

2013-04-12潘荣华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5期

关键词：陈垣医事救国

潘荣华

(安徽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医学人文研究中心，安徽合肥 230032)

青年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研究

潘荣华

(安徽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医学人文研究中心，安徽合肥 230032)

辛亥革命爆发前，陈垣总结《时事画报》的办报经验，开辟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医学救国之路，学医兴医却不行医，而是“以著述医自任”，积极创办《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并发表100多篇医学文章。这些文章纵论古今，融汇中西，积极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对推介医学新知、唤醒国民意识和改良卫生体制等方面产生重要社会影响。

陈垣；医学救国；医学著述；历史影响

辛亥革命前后，陈垣以《时事画报》和《震旦日报》为阵地，在广州投身反帝反清斗争，他的如椽之笔使他在清末政坛独树一帜，为其赢得“革命报人”的美誉[1]。在此期间，陈垣还开辟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医学救国之路，其突出特点是善于利用现代报刊的强大宣传教育功能。他“学过西医，办过报纸”[2]，“以著述医自任”[3]，先后创办《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撰写了160余篇热情洋溢的医学著述*陈垣嫡孙、历史学家陈智超曾多次到广州采访知情亲友，数次查阅广东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收集资料，经过艰辛努力，将发表陈垣医学论述的《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找齐，经过20年的整理，汇集成《陈垣早年文集》，1992年交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共收文章165篇，本文所引《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文章均采自该书。。当前学术界对陈垣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定居北京后的史学研究领域，对其早年在广州的生平事迹的研究多限于医学史领域，对其在1907—1911年期间的医学救国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尤其薄弱*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赵璞珊：《珍贵的历史记录：读〈陈垣早年文集〉》，《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第22-26页；陈智超：《陈垣早年著作初探》，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 1990年江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131页；赵璞珊：《陈垣先生和近代医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第21-30页；陈智超：《陈垣早年著作初探》，载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131页；刘泽生：《近代中国医史奠基人陈垣在广州》，龚书铎主编：《励耘学术承习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0页；刘贤：《清末陈垣医学文章叙论》，黄爱平、黄兴涛编：《西学与清代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89-606页；李玉梅：《陈乐素〈陈垣同志的史学研究〉中之习医延释——迈向不见人影的历史》，载张其凡，范立舟编：《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6-103页。。基于此，本文以《陈垣早年文集》所收《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文章为基础，努力还原“著述医”陈垣医学救国主张和实践的真实面貌。

一、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的形成

陈垣，字援庵，号励耘，广东省新会县石头乡(今棠下镇石头村)人，1880年(光绪六年)11月12日(农历十月初十)出生，自幼随父赴广州求学，他勤学苦读，博览群书，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史学功底尤为深厚。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古籍的滋养使陈垣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此时正值内忧外患之际，晚清政府腐朽无能，救亡图存运动跌宕起伏，再加上西风东渐已入佳境，而广东正得风气之先。具有强烈爱国热忱的陈垣毅然放弃科举考试，以满腔热情投身到反清反帝运动*陈智超先生据广州《中国同盟会杂志》1912年8月第3期的史料查证，陈垣曾参加同盟会并任广东支部评议员，参见孙邦华：《身等国宝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与多数爱国志士一样，他决定以笔为枪，以报刊为阵地，通过舆论宣传，开通风气，凝聚力量。

1905年，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民主革命风起云涌。陈垣和兴中会会员、革命画家潘达微等人编辑《时事画报》，从此掀开他“革命报人”生涯的第一页。《时事画报》“系在内地发行的唯一革命报”[4]，辟有杂文、谈丛、小说、剧本、论说、短评等栏目，以图画纪事为主，文字庄谐并收，“仿东西洋各画报规则办法，考物及记事俱用图画，以开通群智、振发精神为宗旨”，揭露美国虐待华工罪行，报道抵制美货运动，宣传反帝爱国思想，揭露清朝的封建专制与腐朽。陈垣负责文字工作，经常以谦益、钱罂等笔名，撰写大量笔锋犀利、内容深刻的反清反帝文章，有力地配合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政治活动，为反清反帝作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

由于《时事画报》遭到官府查办，陈垣暂避家乡和广州。在此期间，陈垣的革命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并选择医学作为保民、强种、救国的道路，于1907年进入博济医学堂，全面接受西医教育，为其实现医学救国之梦储备医学知识。

陈垣进入博济医学堂后，正值反帝运动高涨时期，这家美国教会学校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满怀爱国热情的陈垣不满外籍教师的傲慢无礼和学校当局对中国师生的歧视，萌生了自办西医学校的想法。当时适逢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筹建，陈垣便积极参与筹建工作，并出任董事[5]。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的创办是国人维护国权、医权和医学教育权的壮举。在20世纪初的广州，新式医院和医校均为外国人创办，没有国人自办的，外国人完全控制中国的医权，横行霸道，恣意行凶。梁培基、陈子光、郑豪等数十医界人士决定自办医校，捍卫医权，维护民族尊严，并决定先行成立光华医社作为宣传机构，募集款项，推梁培基为医社社长。光华医社自成立后，草拟简章，在社会上广为宣传办校宗旨，即完全由中国人自办，中国人当教师，全部采用中文课本，各界人士纷纷加入光华医社，并慷慨解囊。经过几个月的艰辛筹措，1909年初，一所四年制医学校终于成立，命名为广东光华医学专门学校(后改名光华医学院)，以示光耀中华发扬华人自立之精神。为冲破旧礼教的束缚，该校招收女学生，首创男女同校上课[6]。光华医学院是中国人自主自立自办自教的第一所高等西医学校，它的创办打破百年来洋人在广东垄断西医的局面，体现近代医界爱国人士维护民族尊严、兴校育才、培养医师、挽回医权、光我华夏的昂扬斗志[7]。

光华医学院草创之初，陈垣为了表达对医权运动的支持，毅然从博济医学堂退学，组织同学一起转来光华医学院就读[8]。关于这段历史，陈垣后来在《广东光华医学院故校长郑君纪念碑》一文中回忆道：“光华医学院者，合全粤医师之力而成，谋学术自立之先锋队也。学术贵自立，不能恒赖于人。广州滨海，得风气最先。近代医学之入广州百年矣，然迄无一粤人自办医学教育机关，有之，自光华始……光华之成，余忝为创办人之一，复从而就学焉。”[9]陈垣是光华医学院的创办人之一，也是第一届新生和第一届毕业生，1910年，当陈垣以优异的成绩领到一张“一尺有余、四周画有龙旗”的毕业证时，颁发毕业证的校董正是他本人。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自己发给自己的毕业文凭”的传奇佳话[10]。

陈垣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和生物学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提高教学效果，陈垣很重视实践教学，因当时社会上还没有教学挂图，他为使学生易于接受、理解，就自己动手，把日文课本上的人体插图临摹、放大后，作为教学挂图。他还常带学生到广州郊外乱坟地中捡拾零散骨骸作为教具。他讲课有新思想，新内容，易理解，易记忆，深受学生欢迎。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为亲邻义务诊病，随请随到[9]264，解决不少患者的痛苦，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这一时期的医学学习、教学和研究经历，尤其是严格的医学训练方法，使他成为一位学贯中西、兼涉文理、积众深而成博通的学者。虽然1913年以后陈垣不再从医，而是以史学作为救国的手段，但是，这一时期的经历使他受益终身，正如他在一封家书所言：“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11]

在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的这段时间，除日常学习、教学和研究工作，陈垣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医学著述上。他坚守报刊这块阵地，积极参与《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等报刊的创办和撰稿工作，利用报刊这种反应灵敏、传播快捷、覆盖面广而号召力大的媒介，大力普及医学新知，为医学救国摇旗呐喊。在创办光华医学院过程中，陈垣、潘达微和梁培基等光华医社社员有感于国人无卫生知识，医生数量少，医学水平低，影响国人体质，遂筹办《医学卫生报》月刊，梁培基任主编，负责出资和发行，潘达微绘画，陈垣撰文[12]，向民众传播医药卫生常识，刊登学术论文，倡导医学革新。1908年7月，《医学卫生报》第一期正式出版，至1909年5月停刊，共出十期。同年7月9日，陈垣父亲去世[13]，《医学卫生杂志》亦告停刊。翌年8月，陈垣与叶菁华等重新筹办另一医学专业杂志《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初定为月刊。关于此刊的创办目的，陈垣在该刊第一期上撰《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发刊词》云：“粤之有医学杂志自美人嘉约翰始也……呜呼！一省之大，四十年之间，医学杂志只有此数，而其半尚非我国人所办，而又皆不能以永年，抑又何耶？且不独吾粤已也，所有沪上发行之医报，以及留学界在日本所发行之医报，亦复如是……吾国人日矜言中国医学驾乎西洋医学之上，否亦斤斤于中西医学之短长，即以医报一端论，其所长者安在耶？岂故为是寒蝉仗马者以镇静胜之耶？……光华诸子于时有卫生杂志之倡，将欲引其吭而摇其舌，以通前此之隐也。抑吾闻之，他国医报，一科有一科之杂志，一会有一会之杂志，细如皮肤霉毒、耳病咽喉等科，莫不有会、有杂志，且能寿至于号至数千号焉。兹事体大，非此所能也。先其普通者、肤浅者，以期渐进乎深造，乎专精，并期其能稍永年焉。”[3]74-75

此时的陈垣意气风发、豪情万丈，亲自担任主笔，撰写大量医学类文章。据陈智超先生粗略统计，已经发现和能确定的发表于1907年至1913年间的陈垣著作，计20余万字，除刊登在《时事画报》和《震旦日报》的政论文章外，绝大部分刊于《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这些文章既有经典著作的注释阐发、学术理论的争鸣探讨，又有临床经验的详细记录以及医籍源流的考释、读书心得，此外，还在“医事批评”、“医事杂评”、“医事摘评”或者“医事纪要”等栏目上发表数量可观的时评文章。无论是对西方医学新知和医疗卫生制度的推介，还是对中国古代医学史的研究以及对当时清廷卫生体制的批评，都充满历史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集中体现陈垣的医学救国思想。

此外，陈垣还撰写《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记》和《东三省防疫方略》二书*《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记》收入《中国荒政全书》第四辑第四卷，《东三省防疫方略》目前尚未发现，参见陈智超：《陈垣早年著作初探》，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20页。，前者记录疫情平息后在奉天召开的国际鼠疫研究大会的盛况，后者介绍东三省鼠疫防治情况。万国鼠疫研究会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最早的国际研讨会，不仅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斗争的勇气和智慧，而且在人类对抗瘟疫的斗争中，从科学实践和政府行为两方面，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为中国人民争得荣誉和信心[14]。1911年4月，《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由光华医社出版单行本，同年4月至12月上海《中西医学报》自第十三期起分八期予以连载，1948年广州光华医学院《光声》杂志再次全文刊载，在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也为后人研究这段光辉历史留下宝贵文献。

二、陈垣医学救国思想形成的原因

陈垣走上医学救国之路绝非偶然，除中国社会内外环境和时代发展的进步等客观条件外，其自身因素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促成其产生医学救国思想。

其一，陈垣是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出生于广东新会的陈垣自幼受家乡浓烈传统爱国精神的熏陶。甲午战争风云之后，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少年陈垣目睹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无恶不作，从此立下匡世救国、振兴中华的宏愿。正是在这种炽热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下，陈垣毅然走上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并在《时事画报》发表激情洋溢的革命言论，例如1905年，美国拒不废除已经期满的《华工禁约》，导致沿海城市掀起一场“反美拒约”运动。陈垣是广州拒约会会员之一[5]4，当听闻清政府准备隆重接待来广州考察拒约运动的美国总统女儿一行时，他和《时事画报》同仁编辑反美专号，创作极具讽刺意味的漫画《龟仔抬美人》，引起强烈反响，此画经各报转载，引发了长达一年的政治外交风波[15]，美国领事照会两广总督查禁反美招贴画，结果，地方官“一面出示禁止张贴漫画；一面逮捕曾在街头演说人”[16]。这足以说明青年陈垣的爱国主义思想已经臻于成熟。正是这种深沉爱国主义情怀促使他在遭遇革命的挫折后始终坚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为其产生医学救国思想提供强大的精神原动力。

其二，深受清末科学救国和医学救国思潮的影响。当时一批深受西方科学影响的爱国知识分子倡导以西方的科学来拯救中国，并把国家存亡建立在国民身体素质上，认为要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必须首先发展医学，改善卫生状况，因此发出强国保种呼声。如维新领袖梁启超呼吁“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他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17]449；戊戌六君子之一，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早年跟随嘉约翰学习西医3年，曾在上海创办医学堂，后来在澳门担任《知新报》主编，成为维新派在华南的舆论阵地，《知新报》特意开辟西医专栏，宣传医学维新，主张“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日骎骎乎进于道矣”[18]。总之，要强国保种，雪洗“东亚病夫”之耻，就必须振兴医学，学习西医之优长，重视普及医学知识[19]。随着强国保种思潮的高涨，一些人为学习西医或西下西洋，或东渡扶桑，或走进中国的教会医学校，陈垣是其中之一。

其三，受医界爱国人士的熏染。陈垣在负责《时事画报》编务期间，与潘达微、梁培基等进步人士相濡以沫、并肩战斗，他们都是医学救国思想的积极实践者。潘达微(1881-1929)，广东番禺人，民主革命党人。因革命需要，潘达微受孙中山嘱托，与梁培基等人成立赞育善社(赞育医社)作为革命党的机关所在地。他们开演说会，登广告，呼吁破除陋习，以西法免费为孕妇接生，并把“保产育婴之善法”，看做关乎“保国强种之大关系”。潘达微更以“大觉”的笔名，在1905年的《广东日报》上发表《医学关乎种族之存亡》的文章[20]。梁培基(1875—1947)，原名缄，字慎余，广东顺德人，1894年入博济医学堂读书，从博济医学堂毕业后，始而教学行医，继而制药售药，以西医西药起家，有感于中国医权旁落，力主医学救国，倡导自办医疗事业。他还出资支持《时事画报》的革命宣传。作为回报，《时事画报》全权代理梁培基药厂的广告，从而使其药厂在新兴的民族医药工业中站稳脚跟，并得到迅猛发展。陈垣与他们相识相知，逐步认识到医学救国的重要性，认为：“要使中国摆脱落后的状态，一定要使科学发达起来。”[21]这种思想在《时事画报》的文章里也有所体现，如《放胸的说帖》一文，把妇女提到“国民之母”的高度，把放胸提到强民保种的高度认识，指出：“日日言养成伟大国民，而先于国民之母弱之如是，是乌足以养成伟大国民也。”[22]这在陈垣从医以后的文章里有更多体现。

其四，亲历穗港瘟疫，使他立志学医。清末穗港地区鼠疫频发，特别是1894年前后的香港鼠疫大流行，广州是发源地，也是重灾区，因鼠疫而死者达十万之众。眼见哀鸿遍野，死亡枕藉，陈垣大为震撼，忧国忧民之心油然而生，他想：如果医学发达，瘟疫何至于如此蔓延。在此期间，他自己也身染疟疾，大病一场，那时候他就萌生学医的愿望[13]14。后来，父亲患尿路结石病多年，中医医治罔效，1906年转请西医动手术而痊愈，父亲解除了生理上的痛苦，他也解除了思想上的痛苦[23]。另外，以药起家的家庭背景也是陈垣走上医学救国之路的重要原因，陈垣祖父陈海学以贩卖新会特产陈皮起家，后来到广州经营中药材，店号初名“松记”，后改名“陈信义”，用二字镶入铺门联首：“信人所在，义事之宜”[24],以彰经营宗旨和店风。陈氏店铺生意兴隆，陈垣之父陈维启继承家业后，盈利日丰，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在香港、上海、重庆、北京等地开设分号[25]，造福了地方百姓。如此种种都坚定了他学医的信念。

三、陈垣的“著述医”活动

陈垣学医从医，但是始终没有行医，而是以“著述医”身份，致力于培养健康国民的文字宣传工作。考察陈垣在光华医学专门学校的活动，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办报，传播知识，开启民智；二是从医，学习医学，研究医学，传播医学；二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将“医人”与“医国”、“医学救国”与“办报救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医人医国为其宗旨，医学新知为其内容，报刊传播为其形式。这就使陈垣与孙中山等人医学救国的路径截然不同。纵观陈垣之前的经历，应该说，陈垣选择这一路径是经过缜密思考和切实可行的。

其一，抱着医学救国理想的仁人志士的曲折经历让他深受启迪。例如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弃医从政。孙中山走的是“医人”之路，是从个体入手，通过开业行医，以医术治病救人。孙中山先后在广州、澳门悬壶济世，由于德艺双馨，声名鹊起，求治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26]。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政府的腐败，使他深感“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亦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府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27]。因此，医病不如医人，医人不如医国。悟道此理，孙中山遂“抛弃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28]。陈垣是孙中山的追随者，还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医人医国的曲折经历，使他认识到行医只能治疗少数人的肉体之痛，不能消除国人的愚昧和无知，更不能解决中国积贫积弱的痼疾；而通过某种媒介将医学知识传播给民众，则能使更多的人转变卫生观念，养成防病治病的良好习惯，增强防病治病的能力，从而达到强民保种的目标。这一思想在他和叶慧博的谈话中曾有谈及。陈垣与叶慧博相知很深，他当选议员后，推荐叶慧博接替他任《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主编。叶慧博在《送陈君援庵之北京序》中回忆道：“陈君睹医事之不发达，慨医流之多事治疗，恒悒悒不乐，仍乃发奋著《牛痘入中国考略》及《高嘉淇》、《黄绰卿》等传以见意，盖陈君邃于古学，资于事故，隐然以著述医自任。”而此前与陈垣讨论医事，他曾“叱为小道”，“而有志于天下之学”[3]419。说明陈垣一开始的从医目标就不是针对个体的行医治病，而是针对疾病背后的卫生问题，医治肉体疾病背后的精神之疾、观念之病以及国家卫生体制之弊。显然，要根治这些疾病，绝不是少数医生治疗几个病人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动员全社会的总力量，从观念上、制度上进行变革，尤其是深层次的制度积弊，更需要舆论来引导，需要媒体做推手。正是基于此种考虑，陈垣立志成为一名“著述医”，并在民国成立后“英年橐笔走京师”，当了一名众议院议员。此时的陈垣虽然从政了，但并没有“弃医”，而是按照既定目标追寻医学救国之梦。在陈垣离粤赴京之际，叶慧博对陈垣的未来充满畅想，曾言：“陈君此行受国人之负托，将何所挟以慰国人，更何所施以造国家。吾卜陈君将以所学与天下相见，而国家之医事制度、卫生行政诸大政亦将有所赖焉。”[3]419叶慧博是陈垣的好朋友，这番话颇能代表陈垣从政的初衷。

其二，选择“著述医”之路是陈垣长期从事报刊工作的经验总结。陈垣先后从事革命报刊和医学报刊的编辑工作，虽然没有自觉地对报刊理论作过系统探讨，但是他围绕着抵御外侮、振兴中华这一目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报刊这一现代传播工具的价值有深入思索，对报刊的功用有独到见解。他在《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发刊词》中对医学报刊与医学之振兴的关系有精辟论述。陈垣用人之口之喻，说明报刊对医学进步的意义，认为医学之有报纸，犹人之有嘴巴，“人之苦莫苦于无口，口不备不足以成人，今吾医人亦赖口之用甚矣”。他对西方“一科有一科之杂志，一会有一会之杂志”的情况推崇备至，认为医学报刊的有无关乎国家医学的振兴，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各国创办医学报刊，充分发挥报刊的传播作用。陈垣的报刊思想十分丰富，仅此文所及，具体列举报刊功能13条，略有以下数端：

首先，医学报刊是传播世界医学资讯的便捷工具。陈垣指出：“世界今日开某医会，明日开某医会，其会地、其时日、其所布告事件、其所演说学理，孰编纂之？”陈垣认为，振兴国家医学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动向，紧跟时代潮流，扬鞭催马，奋蹄直追，向世界水平迈进。因此他非常关注国际卫生会议的动向及中国参与情况，并及时通过医学报刊向国人宣传报道。例如1911年中国政府迅速扑灭震惊世界的东北鼠疫，并成功主持召开万国鼠疫大会，光华医社派9人前往，陈垣因事未能成行，乃于同仁出发前赠言为其壮行，曰：“东省牺牲数万生灵，以供诸君子之研究矣，诸君其毋负此行也。”[3]415陈垣心系万国鼠疫研究会，更心系鼠疫的防治和国人的健康，为给我国防治鼠疫提供参考资料，他广泛搜求京沪奉天各地报纸、东西各国新闻报道以及东省友人函告，撰成《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和《防疫方略》，字里行间洋溢着饱满的壮志豪情和民族自豪感。陈垣自序云：“陈子既纂《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毕，喟然曰：中国学者其果不足与外国学者抗行乎？……今观斯会，知其不然。”[16]85-86

其次，医学报刊是开启民智培育人才的有力手段。陈垣极其重视报刊在教育读者、提供新知、开通民智、培育人才等方面的功能。清末，民众的卫生观念还比较落后，例如中国人讳疾忌医，视医院为不祥之地，陈垣特作《释医院》为人们排疑解惑指点迷津，提倡患病入院治疗[3]240-241。陈垣曾报导《请增疯院名额》呼吁改善管理疯院之法[3]322-323，第四届万国精神病者看护学会召开时，陈垣予以报导，指出国人不太关注国人的心理健康，并且仍称呼精神病为“心疾”。陈垣纠正说，“心疾”应作“脑疾”，“人之灵性在脑不在心也”[3]342-343。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的背后是一颗拳拳爱民之心。由此，陈垣认为，国家医学能否振兴，民族尊严能否维护，最关键的就是要唤起民众，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国民素质。

其三，医学报刊是政府发布重大医事进步和医事法令的重要平台。例如，晚清曾对医生、产婆和痘师等医疗群体的资格进行规定。陈垣在《医生产婆痘师注册》一文中慨叹道：“接生当以医生为之，不得已而后有产婆。种痘亦当以医生为之。乃吾国医生多不谙种痘，痘师又多不为医，奇也。”在西方，接生、种痘均为医生业务范围，但是在中国却不是这样，医生不接生也不种痘，这样就有产婆、痘师等没有接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从业群体。清政府为改变这种混乱局面，仿照西方行医资格制度，“令内外厅造医生、产婆、痘师注册，将传令考验”[3]249-250。这一设想体现一种制度化和标准化的现代追求[29]。

其四，医学报刊是民众评论医政的主要阵地。陈垣说：“世俗对于医师，有不规则之诽毁也；病家对于医法，有误会之怨怼也；普通社会之批评，对于医家法令，如海港检疫，如传染病预防，有非理之讥谤也；则又孰辨明之？”例如中国的仵作制度与西方法医制度存在很大差距，清政府理应奋起直追，大力培植现代法医人才。但是，清朝政府却以“缓不济急”为由，先在京师建立检验学习所，以后再在各省设立。学生来源是“调取各属识字仵作”，教材则是“照例各给洗冤录一部，派员讲解”，如此等等。从法令上看，仵作的“贱民”帽子是被摘掉了，但是从学生来源、教材选择、学习内容以及学制来看，仍与法医实践所需要的人才相去甚远。陈垣认为，在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情况下，如果中国的检验吏制度不与西方制度接轨的话，则必然危及中华民族尊严。一年前发生的佛山轮船葡人踢死华人案就是一个教训。此案由于中西检验方法不同，中西官亦各以为据，以至于案件久拖不决，最后还是由美国法医的检验结论了结此案。这使陈垣感叹不已，“甚哉，中国人命之贱也”*当时媒体对此事多有关注，陈垣在《医学卫生报》第9期《医事批评》分别以《奏设检验吏已咨行到粤》、《美医生副检交涉命案》和《美医生副检交涉命案续》予以评论，参见陈垣著、陈智超编《陈垣早年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年版，第284-285页、第291页、第307-308页。。

四、陈垣医学著述的历史影响

陈垣的医学著述贯通古今、融汇东西，思想深邃，内容丰富，大致涵盖三个方面：一是推介医学新知，关注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和法医学等；二是钩沉医学历史，纵论古代医人、医事和医籍等；三是报道中西医疗状况，解剖卫生观念、防疫方略和医疗体制等。陈垣医学著述的目的一如其在《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发刊词》所说，“将欲引其吭而摇其舌”，“先其普通者、肤浅者，以期渐进乎深造，乎专精，并期其能稍永年焉”。基于此，陈垣的医学著述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而是注重向国人传达一种观念，传播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首先表现为厚重的历史感，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努力传播历史观念。他从小就酷爱历史，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陈垣在从事反清的文字宣传和介绍医药卫生知识的时候，纯熟而又巧妙地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借古喻今，目的是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激发国人的历史责任感，为重振我国医学的雄风，锐意进取，积极创新。其次表现为强烈的民族尊严感和炽热的爱国情感，这是贯穿陈垣医学著述始终的永恒主题。例如，在论及我国的医学教育时，陈垣认为，要振兴我国的医学事业，不仅要走自我发展自我教育之路，还要放眼世界，虚心借鉴国外经验，勇于开拓创新。他感慨地说：“日本医学与我同耳，特以谋革新者较早，故进步较速，其实彼过渡时，教育何尝完备……一检日本德川季世之医事教育可释然矣。”[3]203-204有感于斯，陈垣根据赴日本访学时的参观情况，写成《日本德川季世之医事教育》(《医学卫生报》第4期)，说明医学教育权是民族尊严的象征，必须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不能假之于外人。日本近代的医学改革完全控制了国家医学教育权，才有医学教育的飞速发展。

总之，陈垣的医学著述是他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历程中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虽然这些文章远没有他的历史著作那么尽人皆知，但是其价值和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其一，在近代救亡图存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陈垣从关注医学与民族命运出发，以医学为主题纵论国家大事，以《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为媒介，阐发他对医学救国重要性的认识，将医学知识、实证精神等域外新知引入中国医学界，积极倡导医学救国主张，对近代中国的西医传播和社会变迁发挥积极的作用。

其二，陈垣的医学著述客观上也扩大了《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等医学启蒙报刊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了西医新知在中国的影响范围，推进医学救国思潮向纵深发展，影响范围也渐次扩大，这充分表明这两份医学专业杂志已经逐渐成为近代早期医学救国思想的重要宣传平台。虽然这两份杂志存在的时间较短，相对于近代中国的西医报刊来说，其地位和影响也并不显著，与后来杂志相比，其医学救国宣传的作用更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对近代西医新知的介绍、医学精神的宣传、国人卫生观念的演进及晚清医政变迁的考察，其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其对西方医学知识的介绍，促进了中国西医学各科的发展，为中国医学的近代化创造积极的条件；在思想观念方面，其著述活动使国人开阔了眼界、转换了视角、更新了观念，使医学救国思想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一步彰显和传播。

其三，陈垣医学著述所唤起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爱国主义是一面蕴涵着深刻历史内涵和现实内容的伟大旗帜，薪火相传，历久弥新。今天，当我们重温历史，重读他的医学著述时，仍然被他的爱国主义情绪所感染，他留给我们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医学救国思想被赋予新的时代特征。医学救国是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兴起的，医学救国是近代中国习医的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动力。当前，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要求我们学习先辈的爱国行动，把真挚的爱国之情化为振兴祖国医学的动力，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主动地承担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厚德怀仁，好学力行，为振兴祖国的医学事业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综上所述，陈垣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传播者，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奠基人[9]263，而且是医学救国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此期间形成的医学研究方法和撰写的100多篇医学著述，不仅为后人探求救国、保民、强种的道路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他以后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对研究以陈垣为代表的清末知识分子医学救国主张和实践也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文献。

[1]冯自由.革命逸事：第4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241.

[2]陈垣.与毕业同学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N].中国青年，1961-16(2)：2.

[3]叶慧博.送陈君援庵之北京序[M]//陈垣，陈智超.陈垣早年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419.

[4]陈垣.陈垣来往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806.

[5]刘乃和.励耘承学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7.

[6]潘拙庵口述，伍锦整理.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史略[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26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139-152.

[7]张耀荣.广东高等教育发展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20-122.

[8]刘泽生.近代中国医史奠基人陈垣在广州[M]//龚书铎.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1-40.

[9]陈垣.广东光华医学院故校长郑君纪念碑[M]//刘乃和.陈垣年谱.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5.

[10]陈述教授谈陈垣先生教育青年治学的几件事[M]//文史哲编辑部.治学之道.济南：齐鲁书社，1983：86.

[11]陈智超.陈垣早年著作初探[M]//暨南大学.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129.

[12]黄碧琴.爱国医卫先辈梁培基[M]//杨万秀.广州名人传.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