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超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毛泽东学风观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杜 超

(信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学风是马克思主义通往大众的必要条件和必需前提。学风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问题。毛泽东关于学习、学风的一系列论述内容丰富，观点独到而深刻，其中关于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八股”的剖析和批判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意义；他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及其为学为文的成功实践和经验总结，更是我们在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过程中足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学风；文风；毛泽东学风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就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的不断深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范围的最大化和程度的最充分化。要想做到这些 ，一个绕不过的前提就是学风的优化。而进一步的问题是：当前学风建设的水平能否足以支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断推进？不良学风有哪些表现？如何才能改进学风？基于这些问题，重温毛泽东关于学习、学风和文风的一系列论述，从中获得的启迪是深刻的和富于建设性的。

一、学风问题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学风命题。1941年9月10日，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毛泽东首次使用“学风”概念，他指出：“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1]373事实上，毛泽东关于学风问题的探讨，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20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现象，把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开口闭口就是“拿本本来”，即所谓“本本主义”。针对这种严重危害党的建设进而会危及中国革命前途的错误倾向，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呼吁“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纠正本本主义[2]111-112。

在明确提出“学风”概念之后，毛泽东多次使用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强调。毛泽东认为，学风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共产党人的工作态度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第一个重要的问题”[3]813。

毛泽东为何如此看重学风并把它提到这样的高度呢？

首先，学风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因而也是关乎马克思主义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集中表现为学不学、信不信、用不用，以及怎样学、怎样信和怎样用。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看，对此问题始终有正反两种不同的态度。马克思总是期待人们把他的理论当做科学而不是教条，当做方法而不是结论。他明确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4]。据此，列宁进一步概括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5]，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其次，学风问题还是决定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纵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学风正，则事业兴旺，党无往而不胜；学风不正，则事业受挫，党的自身建设更是损失严重。我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反复告诫我们，学风问题的确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

在当前，学风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学风问题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也决定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能否实现。弘扬优良学风，制止和克服不良学风，关乎党的性质、宗旨，关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人民群众中的吸引力、感召力和亲和力。要想动员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想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最广大人民中达到入眼、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要想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就必须用群众听得懂、看得清和喜欢听、喜欢看的方式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用群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表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真正实现理论“掌握群众”并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人民群众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和言论、文献、文章等载体和文本来了解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所以，在理论宣传、教育和普及过程中，必须力戒假、大、空、旧，倡导真、简、新、实，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真正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真正引领、启发大众的思想。理论创新最终必须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必须落地生根，而不是只停留在少数领导干部以及专家、学者的书案、报告和作品中。欲达此目的，必须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形式，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融入现实和指导现实。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吸引力、凝聚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理论素养，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二、不良学风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优良的学风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前提，反过来，不良学风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通往大众进程中的障碍。

关于不良学风，毛泽东归纳了三种最典型的情况：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八股。

与英国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服务相比，我国图书馆界对数字学术服务的专门研究还相对滞后，个别高校图书馆开展的数字学术服务主要涉及数据存储、机构知识库服务等内容。虽有个别图书馆对数字人文服务的研究与实践探索较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总体来说，我国图书馆界的数字人文服务研究与实践尚未得到广泛重视。图书馆在此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尚缺乏与学科专业人员的合作，未形成图书馆深入支持学科专业人员开展数字人文、数字学术研究的局面。

《反对本本主义》的写作背景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内部 “左”派风最盛行的时期，而“左”倾路线最致命的问题就是盲目崇拜和不切实际。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本本”、苏联革命经验以及共产国际决议的招牌,攻击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奉行“从决议中来到决议中去”的思想路线。为了宣传自己的正确思想,更是为了拯救中国革命,困境中的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基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刻理解, 毛泽东反复论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382,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毛泽东列举了本本主义的典型表现：研究问题不搞调查研究，不从实际着眼，“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眼睛盯着本本，心里想着本本，“开口闭口‘拿本本来’”[2]111。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本本主义者总是以熟谙马克思主义某些经典文本的理论家的面目出现，他们中的有些人也的确可以整段甚至整篇背诵某些原著，貌似拥有高深的理论造诣。问题在于他们仅止于此，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名言名句幻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动辄拿个别结论来吓唬人。本本主义对工作有害、对事业有害，“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2]111。因此，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表达方式，掷地有声地说：“要不得！要不得！”[2]109

主观主义是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一种顽症，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作风和思想方法。这个概念最早是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提出来的。之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主观主义就是单凭主观热情，“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 而是“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 “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3]799。他还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主要有两种，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重视理论，轻视实践，不从实际出发，仅从书本或文件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只语片言当成教条，不顾具体情况，到处生搬硬套；经验主义强调片断经验，轻视理论，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到处搬用。两者的共同点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本质上都是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都是有害的。“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3]800

相比于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毛泽东关于党八股的论述更为充分。在毛泽东看来，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惯用的表达和表现形式，属于文风。但文风总是和学风相联系的，是学风的引申、具体化或特殊的表现形式。作为一个概念，“党八股”是毛泽东的一个独创，是与“洋八股”不尽相同的土洋结合的“八股”样式。关于党八股的表现和危害，毛泽东采取以毒攻毒、诙谐幽默的方式一口气开列了八宗“罪”。论及第四宗罪“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时，毛泽东质问：“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3]837而说到文章的层次结构，毛泽东讽刺“党八股”的做法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3]838

虽然时过境迁，但毛泽东笔下70年前的这些不良学风和文风仍然潜滋暗长，不曾绝迹，个别时候表现还很严重，只不过具体的“症候”有所不同，但在思维方式、思想实质上并无二致。

本本主义在当下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满足于或局限于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寻章摘句。有人打着“回归马克思”的旗号,以去除阅读者自身的主观性、进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原本本”的意义世界为主张，希求最大限度守卫原创文本的客观性和纯粹性。随之，以该领域专家学者自居，把一己的阅读结果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说长道短，指手画脚。事实上，充其量，这也只不过是一种虚妄。且不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就反对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奴隶式的盲目崇拜”和“简单模仿”，郑重地指出他们创立的理论不是教义而是方法[6]，如果按照文本崇拜者们自身的逻辑，用抽空阅读者的主观性来守护文本的客观性,那他们就不应当“在场”,但他们却念念不忘炫耀所谓的阅读成果,追求“发声”，这难道不是“州官放火”和“百姓点灯”之间的强行分裂么？固然，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原著、忽视文本，但也绝不能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正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111-112更何况，与小“本本”相比，现实社会是一部无字大书，“行万里路，读无字书”是中国杰出知识分子求知、为学和修养的不二法门，所以，“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2]110，在今天仍然是理论工作者必修的功课。

与上述表现本质上并无二致的另一种表现是对西方理论的偏执。近年来，理论界出现了 “以西解马”，特别是“以海解马”即以海德格尔来解读马克思的理论动向，并有愈演愈烈之势，部分学者无判断介入甚至照搬西方学术，并以此来评判和确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合法性或现代性，动辄“解构”、“后现代”云云。有的博士生写的论文简直就是用汉字写的洋文，用汉语说的洋话，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不伦不类，让人如坠五里云雾。

主观主义最突出的症候是自以为是、自说自话、自我陶醉式的“宅学术”和“关门文章”。 前者表现为远离大众生活和大众视野，立足书斋和案头，局限于狭窄的学科领域，沉溺于文本解读、技术操作甚或文字游戏，在封闭狭小的领地自说自话、自得其乐。这种以主观主义、自我中心为本质特征的“学问”，必然是脱离实际的狭隘的学究式的学问。后者表现为起草文件、写文章、上课、作报告，既不认真倾听来自群众、来自基层的声音，不重视获取第一手资料，也不重视盘点已有的积累，不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只会或只是满足于闭门造车，除了说些空话、大话、套话、外行话甚至错话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用来教育人，缺乏针对性、有效性；用来指导工作，可谓是纸上谈兵。

在当下，被毛泽东充分剖析过的 “党八股”不仅表现为一种不良文风、学风，甚至表现为一种顽劣的思维惯性。“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之状未曾收敛，反而改头换面，来势汹汹。随便翻翻一些文章，总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一大篇文章是一大堆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时髦的新话、严谨的套话、违心的假话。以至于媒体征集群众最反感的套话、官话时，“高度重视”、 “积极应对”、“亲自过问”、“全力确保”、“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等高频词被高票推荐。“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在今天的表现是，不是以话语质量赢得话语权，而是让身份、地位、名望等特殊资源充当话语权；不是让事实和学理说话，而是靠形容词和生硬结论定调。在理论宣传过程中，“本质”、“核心”、“灵魂”、“精髓”、“关键”等概念反复出现，广大群众理解不透，更无从掌握。倘译成外文，局面同样尴尬：若直译，很难找到对应的单词；若意译，内容似乎又很相似，外国人仍是一头雾水。应该说，“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文风格式样眼下已不多见，但作为一种不注重“事物内部联系”，而是着重事物外部标志的“概念游戏”的思维惯性，必然会衍生新的表达式。“数字化表达”就是一例——当然，此“数字化”非彼“数字化”，乃指在行文中习惯于加入一组组数字。如某报告中的 “5678工程”，乍一看玄之又玄，殊不知就是要求农户发展养殖业，“养5头牛6头猪7只羊8只兔”的泛泛要求，至于到底养多少合适倒在其次了。再如“坚持一个中心，实施两个行动，提高三项指标，落实四项政策”、“n要n不要”以及“一是……、二是……、三是……”之类的句型句式，几乎成了公文领域的“葵花宝典”。

不良学风的存在，危害极大。从小处说害人、害己，往大处说，害工作、害民族、害国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最广大人民的进程中，不破除学风顽疾，就难以推出理论普及的精品力作，就难以实现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真正“落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目标也将是一句空话。

三、以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如何优化学风？

一是坚持一个基本原则：用马克思主义学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何谓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本质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任何正确的理论，只有同实际结合起来，切实发挥其指导作用，才能实现其价值。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都只能是空洞的理论，因而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2]293。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际与古人治学的“实事求是”联系起来，进一步阐述道：“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3]801在这里，毛泽东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实质就是“有的放矢”，即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中国革命之“的”[3]801。

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强调“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详细地占有材料”，正是因为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必须下足工夫调查研究，进而“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3]801。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实践中，作为理论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必须着眼于变动不居的世界大势，着眼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进程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中活生生的素材和第一手资料，认真研究、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用高质量的中国话语体系、中国话语文本解析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用鲜活生动的事例阐释理论，用实实在在的道理升华实践和引领大众。

二是把握一个基本方法：向毛泽东学习文风，以文风为突破口改进学风。

——学习毛泽东的理念。关于文章风格，毛泽东一贯反对装腔作势、空洞抽象，提倡“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534。而关于文章的表现力，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三性”,即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他批评一些文章概念不准、判断不当、缺乏逻辑又不讲究词章，认为看这样的东西“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呼吁“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8]。

——学习毛泽东的语言。毛泽东一贯提倡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观点，在延安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演讲中，都谈到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3]837和“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3]851，还反复论及要“大众化”不要“小众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还特别列举了列宁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写标语、传单，揭露资本家的罪恶，号召工人参与罢工活动的例子，并号召“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3]842。他在1940年2月写的《〈中国工人〉发刊词》中说：要“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7]728。

不仅如此，毛泽东本身更是学习群众语言、使用群众语言、丰富和发展群众语言的典范。他的语言雅俗共赏、亦庄亦谐，不管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住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可以说，毛泽东的语言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过的生动局面。在《为人民服务》中，他用连老百姓都听得懂的话表达着一个宏大主题：“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3]1005而当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却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106如此脍炙人口的语句，早已为几代人耳熟能详，可谓现代汉语的典范之作。

毛泽东杰出的语言才能还表现在，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汲取营养并化而用之。大量的成语、典故、俗语和格言警句经他发掘、提炼和改造，被赋予全新的鲜活内涵：“实事求是”、“愚公移山”、“推陈出新”、“对牛弹琴”；“徒有虚名”，“并无实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钦差大臣满天飞”、“东风压倒西风”、“逼上梁山”、“小脚女人”、“瘪三”、“纸老虎”，等等。经过毛泽东点石成金式的妙用，许多古代词语、民间俗语进入了现代语汇，重获新的生命。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过程中，我们面对的对象是多层次的，这就要求下工夫解决语言的可接受性问题，杜绝照本宣科、概念循环或名词游戏，反对故弄玄虚、装腔作势、东拉西扯。比如，面对农民朋友，直接用“重视生态文明”的说法自然不妥，换成“不焚烧秸秆，不乱用农药，不滥施化肥，天会更蓝，水会更清，空气也会更新鲜”，效果可能会好一些；“和谐社会”对普通大众来说也许有些不好理解，可以解释得更家常、更生活化一些，不妨把它说成是“亲帮亲，邻帮邻，干部群众一条心”。

——学习毛泽东的精益求精。虽被公认为文章大家，但毛泽东从不降低对文章质量的要求。对自己的每一篇文章，从内容到形式，从字、词、句到篇章结构，都要千锤百炼，不厌其烦地修改。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指出，“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3]840。他还进一步强调说，“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3]844。

毛泽东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手稿中，大多都有密密麻麻修改过的痕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三卷的编辑工作，他不但参加选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而且为一部分文章增写题解和注释。《矛盾论》一文，他作过认真的修改，同时还主张删去其中论形式逻辑的部分。毛选一至四卷出齐后，根据毛泽东提出要修改注释的意见，从1962年8月起，开始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9]39-45。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亲自审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对收集到的一百多篇材料，逐篇阅读，认真地修改文字，有些篇目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改作文一样。他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新命题，把一些冗长、累赘、一般化的标题改得引人注目而又贴合文章的主旨。如一篇原题为《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的文章被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另一篇题目《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阴、花果满山》则被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9]48-49。毛泽东修改锤炼文章的严谨细致做法由此可见一斑。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任务就是面向最广大人民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要实现理论普及、理论武装效果的最大化和最充分化，客观上必然要求打造一批站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理论普及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毛泽东的学风观、文风观及其为学、为文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极富针对性的指导和借鉴。

[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73.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6.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9.

[9]董边.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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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8444(2013)05-0576-06

2013-07-16

201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艺术研究”(10BKS062)。

杜超(1964-)，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