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波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443002)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关于后现代的话题层出不穷，且众说纷纭，始终没能形成一个系统化的研究格局。虽然关于后现代文学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已开始，但言说方式的单一，或者说后现代在社会学层面有一定的影响，而与文学的对接，在作家那里获得了响应，但在研究者那里可能并不能成立，尤其是很多人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后现代文学。张立群打破了这一认知局限，他的专著《中国后现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后现代文学，不仅对其作了全面梳理，而且也进行了深层反思，将这一文学现象置于中国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下，进行了富有特色的理论阐释。

一 严谨的学术论证

到底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中国是否越过了现代主义而直接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对于这些最基本的定义和命题，几十年来争议未断。而张立群在《中国后现代文学现象研究》里，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界定概念和厘清思路，这也是其研究的立足点所在。对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乃探讨后现代文学的关键。

张立群并没有将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静态地置于80年代至今的文学格局里来考察，而是动态性地将这一现象作了灵活处理。这种“动态把握”的研究方式，恰恰对应了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先锋文学快速发展的方向。在专著中，张立群以阶段性的流派或思潮划分来呈现后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这是一种历史的客观现实，也是出于一种理性研究的需要。他称这种研究是“历史认知”的方式，并以历史动态发展的眼光对这一核心概念作了严谨的学术论证:“历史地看，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后现代文学创作更多是以借鉴、超越的姿态完成自身的实践的，这种在当时并不完全知道何谓‘后现代’就展开的创作实践，更多出自于文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需要。它曾以激进的技术实验呈现出先锋派固有的反叛、前卫的姿态，然而，其实质却在于一种艺术自觉后急欲摆脱既定价值规范、另辟蹊径的创新机制。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广泛传播、逐步应用于理论批评之中，许多新锐批评家已敏锐感受到80年代文学中一些文学现象和当下不断浮现的文学现象都可以通过上述理论加以解读。但对比八九十年代的后现代文学现象，人们虽可以察觉到两者之间内在的延续性，但其之间存在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时过境迁后，80年代的后现代并不是今天的后现代，而不断输入、日新月异的西方后现代理论又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打量、确认这一当下的舶来品，上述现象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批评相对于创作的滞后性及其存在的潜在缝隙，但对其进行划分、重审无疑可以作为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后现代文学的重要逻辑起点之一。”[1]13－14这一论证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显得多余，但从这本专著的整体架构来看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至少将后现代主义在八九十年代至今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多元理解梳理得很清楚，让我们认识到后现代文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概念，而是有着多重面貌和复杂格局的文学现象。就像汪民安所言，后现代性正是“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形式构想了乌托邦，以一种反希望的形式构想了希望，以一种反伦理的形式构想了伦理，以一种反上帝的形式构想了天堂”。[2]由于后现代性的复杂面貌，张立群以拨云见日的洞察力，对其研究作了准确的定位。他既不狭隘地看待所谓“后现代”和“伪后现代”的计较，也不是将所有先锋、前卫的文学现象都划归到“后现代”的范畴中，以图论述上的简便。

在定位上，张立群充分考虑到了“后现代”文学的客观现实性，同时更注重其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一由西方传过来的文学概念，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语境中有着怎样的演变、适应和本土化过程。尤其是在后现代与其他文学概念的纠缠中，一直呈现着相对繁杂的话语格局，尤其与“现代主义”的难以区分，更是让很多人拿捏不准，望而却步。但不管怎样，后现代文学既然成为事实，它的存在就是对当代文学创作和评价系统的一个重要补充和丰富，“在徘徊于诸多文化内容、创作手法的过程中，‘中国后现代文学’始终密切关注着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并以其独特的价值判断对社会现实、文化律动给予反思直至批判。后现代在读解历史的时候同样也在读解着自身，这无疑是我们思考中国后现代问题时一个值得思索的命题。”[1]17这正是后现代文学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也是张立群之所以研究中国后现代文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以研究带动创作实践，同时也以研究促进批评的反思。

二 深层次的文学梳理

在总结和梳理中，以研究带动创作，以研究促进批评的反思，或许正是张立群写这部专著的一个重要目的。他之所以将先锋文学、新历史小说、新生代小说、女性写作、汉语现代诗歌以及文化研究作为一条线性发展的脉络，勾勒和梳理出了中国后现代文学的群像，是因为这一脉络始终有一条中心线索，那就是现代性的渗透，它渐近的转换也让这条线索变得更为清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的潮流更迭，生动地呈现了文学现代性追求的趋势，这种趋势最终使文学在反思的过程中走向了后现代;文学上的后现代在中国生发过程中的独特性，使其唯有相对现代话语才能凸显自己的意义，这极有可能使‘后现代’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实验策略，并最终留下了‘现代性’的艺术投影;中国后现代文学变动不居的态势，同样符合‘现代性’以及‘审美现代性’的逻辑，这种态势使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广阔的前景。”[1]22从北岛、舒婷等朦胧诗的发生，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现代派”小说，再到“寻根派”和“后寻根派”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在短时间内也经历了其逐渐演变的过程，一直到马原、洪峰、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派的产生，始终围绕着现代性与现代意识的问题，无论是在叙事技巧上，还是在主题内容上，都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了一种反差甚至断裂。因此，后现代文学的解构性策略在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笔下得到了广泛运用，且形成了一股潮流，很多当代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对此都进行过现场追踪。

在张立群的专著中，同样也离不开对后现代文学的价值估衡，尤其是在经历了近30年时间后，再回过头来以后现代这一主题贯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始终，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对作家作品乃至文学潮流和文学现象进行重新评价，并将其纳入到后现代主义的范畴中来衡量。那么，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这一点就必定是研究后现代文学的前提。其实，先锋文学作为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化的一个中介，它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在当时并没有得以显现，而是到了后来，我们重新看待先锋文学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场域中的历史地位时，才得以真正明晓它所包含的后现代性因素。张立群在专著中将“先锋文学”称为“‘历史’的坐标”，正因为其后现代特征已很明显地流露，像非理性精神、意义消解、碎片化叙事、形式大于内容以及语言的乌托邦等，都成为随后而至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前奏。所以，关于后现代文学思潮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来龙去脉，是张立群这本专著必须面对的理论现实，他的梳理也是基于这一点。

真正进入到中国后现代文学的范畴，首先绕不过去的就是“新历史小说”，这一与先锋文学差不多同时进行的文学叙事，因其对历史的独特解构、戏仿与重塑，符合后现代社会中读者对史实的理解，对记忆的颠覆，因此一时之间成为了后现代文学的范本。而稍后的“女性写作”、“新生代小说”以及同时期的“第三代”诗歌和之后的“个人化写作”，都延续了后现代文学的诸多特质，或以解构和破坏为乐趣，或以反抗和颠覆为能事，或以彻底融入日常生活为旨归，对后现代精神作了全面对接。这些特征在张立群的细致梳理中，也有了不同于以往批评家和研究者的视野，而显得更见开阔、更趋理性，相应地，他的学术阐释更富学理性与时代感，既向历史寻求解密的钥匙，又于现实关怀中探索此在的意义。尤其是他最后将后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落脚到了当下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这一形态中，正好应合了后现代文学在中国的归宿。这与其说是梳理了后现代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发展脉络，不如说是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形式变化和精神转型的一条通途。

三 问题意识和文体意识

张立群的《中国后现代文学现象研究》这部专著，之所以能让人深入地读下去，而不是像很多学术专著那样艰深晦涩，很大原因还在于，他不是以纯粹的后现代理论来机械地套各种文学思潮，也不是以四平八稳的模式化语言来评价那些经典作家作品，而是以心贴心的方式，用问题意识来靠近那些文本，与作家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交流，这正是张立群在平时从事文学批评时所惯常运用的形式。我相信，在这本专著的写作中，他也得益于平时对大量文学文本的解读和分析，才会有他在专著中的精彩发挥。

张立群对余华、苏童、格非、刘震云等作家的新历史小说的解读，大都从他们所擅长的一种写作主题入手，深入分析，最后回到一种学理精神上。比如对于余华的“活着”主题，对苏童的“逃亡”主题，对刘震云的“故乡”主题，他都有着自己精彩的解读，通过对这些主题的阐释，又在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深深的宿命感，而这正是这些先锋作家的新历史小说所承载的审美意义和现实价值。这不是哪一个作家的独特风格，而是大部分新历史小说所透出的整体精神内涵，它们契合了作家在后现代语境中对人物命运的处理角度和方式，以及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独到思索。张立群在专著中所进行的大篇幅解读，可能都源于他对人在后现代社会中存在处境的现实认知，他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来观照个体人生，以精神探索来恢复文学感觉，而这正是一个有追求的研究者所拥有的品质。

将研究上升到精神层面上，而不仅仅局限于作品本身，当是很多研究者所达不到的层次与境界，包括很多人所热衷的文本细读，最后也只是将作品分解得支离破碎，并没有为读者带来多么清晰的美学意蕴。张立群力避此点，而从直觉出发进入到作家作品中，通过重新理解来打破那些约定俗成的规则，从而还原某一时期文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真实处境。比如他对于新生代作家笔下“游走”主题的解析，就印证了后现代文学的典型表征，尤其是他将邱华栋作为“游走”主题写作的典范作家，对其小说实践和创作谈进行了准确的对应，从而呈现了新生代作家所营造的独特的文学景观。“游走的‘后现代’不仅体现为‘新生代小说’的实验行为，同时也体现了商业时代科技、信息以及城市生活对其小说创作产生的影响，而这种‘游走’的精灵，恰恰反映90年代中国后现代文学所拥有的时代特质及其生存空间。”[1]128作者通过这样的分析，很快就将后现代文学与90年代的消费主义和商业时代的文化现实作了有效对接，从而得出了新生代小说之所以具有后现代“游走”特征的结论，这是一种论证，同时又是一种反证。与此同时，他在对90年代后的女性写作进行解读时，也大胆运用了这种严密论证的方式，打破了惯常的二元思维模式，而切入更多元的精神维度，既凸显其优势和特点，又要发现不足和困境，这些在张立群的专著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贯彻。

此外，在讲究理性分析和精彩概括的同时，张立群也非常注重自己的语言表达，这种表达不是一般常规的学术论证，而是在自己的批评和研究语汇上加入更多创新的元素，从而让研究性文字不至于陷入沉闷和无聊。除了对那些后现代作家及其文学文本进行精准解读之外，他在专著最后还从文学研究转到更广泛的文化研究层面，以精彩的表达对文学经典化问题、身体写作、都市文学以及当代电影，都作了文学化的论述，这种返朴归真恰恰是其鲜明的文体意识的体现。他没有以一种生硬的理论去阐释另一种理论，而是以内心体验的真切，去竭力靠近文化研究在后现代社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这种研究才显出了学术的清醒和睿智，也反映出了文学研究在本体上的精神自觉。

总之，张立群的这部《中国后现代文学现象研究》，虽然是对文学现象的研究，但确实从中透出了某种文学类型在精神层面上的反映，而文学之所以是文学，还是与人的性情和精神相关，而文学研究其实最后也应该进入到精神和思想的境界里，这也是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文学研究者所具有的理想情怀。张立群的这部专著，正是他朝这一方向努力的结果。

[1] 张立群．中国后现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