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义学视角下名名复合词的中心问题

2013-04-11方清明

海外华文教育 2013年1期

方清明

(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中国广州510631)

汉语学界很早就关注到有一类名名复合词，如“煤球、火舌、人海”等的中心难以确定，概括来说有两种观点，“正偏”说和“偏正”说。“正偏”说多就现象论述现象，如刘云泉(1984)、贺水彬(1984)、戴昭铭(1988)、周荐(1992)、晓洲(1994)、彭迎喜(1995)、仲崇山(2002)、黄青(2002)、林华东(2004)等。而“偏正”说多以批判口吻进行论述，如:项梦冰(1988)、袁毓林(1999:11)、王洪君(1999)、刘正光(2006:183-186)、王冬梅(2006)、张怡春(2007)、方清明(2011)等。为什么学界会对此进行旷日持久的争论呢?我们认为长期存有争论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以上诸家有一个共同倾向，即要么肯定，要么否定。我们认为不宜采取“是则全是、否则全否”的极端态度。“从哲学上说，绝对的‘非此即彼’是低级思维，而高级思维承认在一定条件下‘亦此亦彼’。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不存在的。有的差异会在中间地段融合，有些对立会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使对立变为中介。”(张志毅、张庆云2005:27)本文重新梳理线索并试图以认知语义学提倡的“两个中心”来解决争议。

一、“正偏”说概述及其不足

刘云泉(1984)认为“雪花、烟柱、火海、虾米、玻璃砖、通讯网、秋老虎”都是正偏式。其理论依据是名2用来比喻名1的形状，如“雪花、茶砖”等;有的词的名2不仅用来比喻名1所表示的事物的形状，同时也起着分类作用，如“石笋、石林”等;有的名2与名1之间的比喻关系，重点不在形状的比拟，而是通过比喻关系名2对名1从性质、程度、范围、用途等方面加以限制，如“尸蜡、火海”等。贺水彬(1984)也认为“对于这类词，我们不能只从形式上来确认语素间的结合关系。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一种前偏后正的关系，从意义上看，中心语素又在前，究竟哪一个是中心语素?这就要看在这个比喻结构里面哪个是喻体语素，哪个是本体语素，总不能把喻体语素作为词的中心语素吧。”戴昭铭(1988)认为“菜干”是后语素修饰前语素。周荐(1992)认为“宅院、烟卷儿、韭黄、氛围”等为逆序复合词。

“正偏”说有意识无意识地注意到了语义在名名复合词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正偏”说只从意义出发，并未有形式上的验证，这致使其相关结论饱受质疑。

二、“偏正”说概述及其不足

(一)关于刘正光的“新旧信息”论

刘正光(2006:183-186)认为“浪花、人海、火舌、雨丝、灵芝茶、石笋、腰花、雪花、冰锥、火苗、汽车船”等并不是偏正式。他认为“名1构成识解的范围(或概念基础)，名2是客观识解的实体，根据信息安排的一般原则，往往是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焦点落在新信息之上。这样，以上反例都获得了合理的解释。”

刘正光注意到“浪花、人海、火舌”等这类名名复合词的特殊性，并试图从认知角度予以解释值得肯定，不过刘的论述未经过形式验证，因此效度和信度值得再考虑。如信息安排原则多用于语用分析，用来分析固化的名名复合词，这种操作令人怀疑，以语用模式来分析词法的惯性行为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二)关于袁毓林的句法验证

袁毓林(1988:10-17)反对把“云海、石林、通讯网、雪花、钢筋、地球”等看成是前正后偏式的名名复合词，认为名2已经表示具有某种性质的事物，即具有借喻和称代的意义。袁毓林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他的验证方法存在问题，他的第一条验证是(用例编排有所调整):

从结构扩展前后对比来看，扩展后的很多用例如“人的海、心的海、车的河流”等要么不能成立，要么不自足。而且我们认为原式与扩展式并不是同一范畴的结构，因此不存在袁所说的变换关系。以“思潮”与“思想的潮水”为例，“思潮”是复合词，属于词法范畴，而“思想的潮水”是组合式，属于短语结构范畴，二者有很大的区别。从语义上看，“思潮”具有高度凝练的语义，指“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级或阶层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情况而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而“思想的潮水”只是一种把思想比作潮水的隐喻，其语义与“思潮”根本不同。连袁毓林自己不得不认为“名名一经组合成词后是不可拆分的”。也就是说，袁毓林的第一条验证方法是在假设(实际情况行不通)的情况下进行的。袁毓林的第二条验证方法:

袁毓林认为以上用例中的动词都与名2有着直接的语义制约关系，这只是袁毓林为了自圆其说所举的用例。对此，我们能轻松地举出反例，如:

捏泥人|修理机器人|堆雪人|血球，红彤彤的|这鱼干太湿了，我们不买

以“捏泥人”为例，按照袁毓林的分析方法，显然动词“捏”制约的是“泥”，而不是“人”。“捏泥人”完整的语义分析应该为“捏泥使之具有人状”。其它用例中的动词对名1的直接制约关系也远远强于名2。因此袁毓林的第二条验证方法即使可行，其效度也要大打折扣。另外袁毓林还认为:

“煤饼”中表示质料的“煤”用以限制“饼”——形体像饼的东西，以区别于“铁饼”、“肉饼”、“豆饼”等词。“书林”中的“书”，用以限制“林”——成群同类事物，使语义更为明确，以区别于“冰林”、“石林”、“枪林”等词。(引自袁毓林1999:10-17)

袁毓林的上述论断更加不可信。众所周知，名名内部必然有某种联系，复合成分之间有某种语义关系的是必然的。没有关系的事物是难以产生联想，也难以复合的。人们在使用“煤饼”一词时，与其说区别于“铁饼、肉饼、豆饼”还不如说区别于“煤灰、煤块、煤渣、煤屑”。煤饼是燃料，铁饼是运动器材、肉饼和豆饼是食物，它们之间语义差别极大，语义关联度很弱。用认知语义学的术语来说，即它们根本就不在同一个认知域中。而“煤饼”的构成在“煤”的认知域(结构语义学称之为“语义范围或者语义场”)内区别于“煤灰、煤块、煤渣、煤屑”等则是很有可能的，它们同是燃料范围，只是形状有所不同而已。

(三)关于王洪君(1999)的分析

王洪君(1999)反对周荐(1991)的所认为的“逆序定中”，她认为“分析构词法就应该特别注意字义与整体词义的关系，以整体词义考察、鉴别成分字的转指义。考虑到自先秦始，汉语自由定中结构的次序就一直是定语在前、中心语在后，词法中应慎立‘逆序定中’一类”。王洪君认为作后字的“稀、干、彩”也完全可以分别理解为名性的“稀状物、加工成的干性物、彩状物”。

整体来看，“偏正”说要比“正偏”说占上风。袁毓林和王洪君都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稀、干、彩、海、饼”获得了名词转指义(具有该性质或形状的事物)，不过这不能证明这些转指意义就是人们认识整个复合词的中心和认知基础。“糖稀”是与“糖”相近多一点还是与“稀”多一点呢?人们的语感恐怕倾向于“糖”多一点。这种认识不是主观臆测，而是人们百科知识的认知所得。

三、名名复合词的两个中心及认知分析

(一)材料的搜集及分析

要深入探讨名名复合词的性质，就必须重视客观资料，广泛收集，正所谓“立义必凭证据”，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这正是归纳法的精髓。下面以《现代汉语倒序、正序多用词典》为蓝本，按音序排列如下(个别用例可能有所遗漏或偏颇，好在不影响此处立论):

观察以上用例可以发现:名2的初始基本义都指具体的实体，如“柱”最初指木柱，“浪”最初指水的波浪，“花”最初指植物的花朵，“蛋”是动物产的卵，“舌”最初是指动物的舌头等等。这类名2与普通名词不同，它们在形状特征上极具特点，因此这类名2很自然的引申出了另外一个义项“具有名2状的事物”。名2的基本义是具体的，而引申义是抽象的。

为什么会成批地发生这样的引申呢?这可以用认知语义学中的转喻来解释。转喻是认知能力中最为基础的一种，即所谓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正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认知语义学认为“转喻”是人类概念化认知的基本能力之一，其内涵、外延以及重要性都是传统修辞学的“借代”所不能比拟的。

认知语义学认为转喻的本质是转喻源与转喻目标之间存在的邻近性关系。目标意义的表达具有某些交替性质，不一定通过转喻机制来表达。有人认为转喻的一大优势就是交际时能传达出比实际话语更多的额外信息，这也是一种心理捷径。该性质使得转喻研究越来越与话语研究结合。转喻使得使用一个事物时就能激活另外一个相关事物，这是非常高效的方式。只要说明其中一个概念，通过转喻使得另外一个概念有激活的可能。

例如“海”因为其具有“水大、水多”的稳定特征，因此可以转喻为“大、多”的一种事物。因此有“人海”产生。那么为什么不命名为“海人”呢?为什么“海人”不能表达“海一样多的人”这样语义呢?下面以“X海”与“海X”构成的名名复合词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二者因位置不同而产生差异。

X海:云海、雾海、人海、花海、星海、血海、恨海、宦海、火海、苦海、墨海

海X:海岸、海豹、海波、海菜、海带、海胆、海岛、海盗、海底、海港、海沟、海狗海龟、海军、海口、海葵、海狸、海龙、海轮、海螺、海马、海米、海牛、海鸥、海鞘、海鳃、海扇、海参、海狮、海獭、海滩、海塘、海豚、海湾、海峡、海蟹、海熊、海燕、海盐、海藻、海蜇、海猪

以上用例告诉我们，“海X”中绝大多数用例的“海”都表示具体处所意义，而“X海”中的“海”则是引申义“海一样大的、多的事物”。这充分说明，即使有“海人”这样的组合出现，那也不太能表示“海一样多的人”，更优选的是表示“海上的人、海里的人”的意思，其中作为前语素的“海”必须具备“海X”构式所赋予的处所意义。

“海碗”不是指海上的碗，而是指“特别大的碗”，这是个例外。为什么不说“碗海”呢?可能的解释是，“海碗”中的“碗”意义实在，是常用餐具，与“云、雾、火”等具有抽象性质不同，倒是与“马、狗、岛”具体物类似，因此“海碗”是个例外。

上述名名复合词可以用形式框架“具有名2状的名1”来判断。用传统修辞学的术语来说，该形式框架中的名1是本体，名2是喻体，这就是历来很多学者认为该类名名结构为“前正后偏”的症结所在。我们所罗列的用例都可以进入该形式框架。在形状上不具有特殊的特征的名词不能充当名2的引申义，如桌、椅、屋等。以“桌”为例，我们通常注重桌子的材质“木桌、石桌、塑料桌”，形状“圆桌、方桌、长桌”，大小“大桌、小桌”等属性，也就是说材质、形状、大小是激活“桌”常规认知特征。“桌”本身的形状并不具有固定的认知凸显特征，因此一般不用来摹状其它事物。认知语义学认为凸显的事物特征容易成为认知焦点。

那么是不是在形状上具有特殊的特征就一定产生引申义呢?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名2能否产生引申义，还要看人们对该事物的认识、掌握的程度。“事物常见必然导致相关词语常见，事物冷僻必然导致相关词语冷僻”，(叶文曦、邱立坤2008)也就是说，冷僻的名词即使极具形状特征，由于使用频率低、不为人们所熟知，因此也很难产生引申义。如“梭”中间粗，两头尖，形状似枣核。“梭”可谓形状特征非常鲜明。不过梭状的物体并不是很常见，因此也就不太产生“名1梭”这类复合词。

(二)语言结构的两个中心

复合词所谓的“中心”至少有两个含义，第一是结构(句法)中心，第二是语义中心，这两个中心不能混淆(Jerome Packard 2001:194-196)。我们通常所说的偏正结构是指句法中心。所谓语义中心，是指对复合词、短语的整个结构语义贡献大，构成整个结构的认知基础的那个成分。一般情况下，语义中心与句法中心是一致的，即句法上的偏正关系，其语义关系也是修饰语-中心语的关系。但语义中心又有与句法中心不一致的地方。如果我们以两个中心的视角来看待上述名名复合词的话，学界关于该类问题旷日持久的争论或许会得到解决。

下面探讨语义中心与结构中心不一致的情况。如前所述，袁毓林(1999)的分析比较牵强、效果并不好。从向心、离心观也不能解释名2是中心而N1不是中心，因为它们都是名词性的，而整个复合词也是名词性的。石毓智(2006:246)注意到汉语复合词构造的一些特点，其中有一条是“汉语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英语的复合词构造都是‘右中心’的，右边那个词决定整个复合词的词性，即它们都是向心结构;汉语则没有这个限制”。由此看来名名复合词的结构中心不一定是名2。退一步说即使认为名2是名名复合结构的中心，那么还有语义中心的问题。这些有争议的名名复合词，其语义中心(或者称语义重要性)在左，也符合事实。我们必须承认名1的作用更大，即刘正光(2006)认为“浪花、火舌、雨丝”等复合词的名1明显是提供整个词的范畴结构的词，是构成整个词的认知基础。关于这一点，从语义相关度做删略运作可以说明问题(≌表示“约等于”)，例如:

浪花≌浪、浪花≠花 |钢板≌钢材、钢板≠板 |煤饼≌煤、煤饼≠饼

以上操作可以进一步解释为“浪花与浪更接近、而浪花绝对不是原型意义的花”、“钢板是钢、钢板不是板”、“煤饼是煤的一种、煤饼不是饼的一种”。这说明该类名名复合词的语义中心确实在左边。另外形式框架“名2状的名1”也说明名1是语义中心。名1是生活中常见的实体，是具体物，而名2则一般只是一个类名，并且由类名转喻为更为抽象的具有该类名形状之物。这或许就是汉语社团很多人认为名1为语义中心，而名2不是语义中心的认知动因。

为什么有的名名复合词中的名1比名2更具有认知意义上的语义中心地位呢?为什么人们认为名1而不是名2符合直觉意义上的语义中心呢?请看Ungerer和Schmid(1996)对“雨衣”一词的分析:

雨衣这个复合词就会被理解为受“防雨”这种属性来附加限定的外衣。然而，要求被试说出雨、外衣，雨衣(各个范畴的名称给不同的被试组)的属性时，雨衣与雨有着多得多的共同点。正如属性清单所示，雨衣与雨一般来讲都与湿、水、暴雨、强风、冷而坏的天气有联系。从数量来看，雨衣与雨的属性重合比雨衣与衣的属性重合大得多。……如果我们认可对范畴的描写也包括联想的、经验的属性这种认知观的话，那么就不能不承认这样的看法:对于普通的语言使用者来说，雨衣是雨这一综合认知模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其它大衣之外的)大衣的一种。(上述引文由彭利贞等翻译，103-104)

虽然“雨衣”一词不属于我们讨论的特殊名名复合词，其认知语义学方法适合我们做出类似分析。下面我们以“煤球”为例，我们认为“煤球”含有“黑色、可燃、生热、燃料、密度大”等基本属性都与“煤”等同。而“煤球”与“球”除了不重要的形状属性外无其它类似点，人们在提到“球”这个概念时，最容易联想到的下位词是“篮球、足球、排球、气球”等，绝不会联想到“煤球”，因此，我们认为“煤球”是在“煤”这个认知域内得到认知的，而不是在“球”这个认知域得到认知的。也就是说，“煤球”的语义基础或语义中心是“煤”而不是“球”。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形式上的验证，即与量词搭配时有所差异，如“一只篮球、一只球”都可以说，“一只煤球、一只煤”都不能说，只能说“一块煤球、一块煤”，因此与量词的组配也显示，“煤球”的语义基础或语义中心是“煤”而不是“球”。

我们再以“裤袜”为例，很显然“裤袜”融合了裤子和袜子的众多特征，那么“裤袜”是裤子的一种还是袜子的一种呢?拥有不同生活经验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回答。这种不同回答正好反映了“裤袜”中“裤”与“袜”对整体的语义感知都有所影响。如果以量词搭配来看，人们多说“一条裤袜”，少说“一只裤袜或者一双裤袜”，因此在“裤袜”中，“裤”的语义贡献可能比“袜”要大。这也证明了有些名名复合词的语义中心可以在左边。

(三)关于名名复合词的强势语义模式

董秀芳(2004:133-135)认为可以把定中式复合词的强势语义模式概括为:“提示特征+事物类”。定语部分表示提示特征，也就是提示所致对象与同类事物相区别的标志性特征。定中复合词的中心语表达的是事物类，即对所指对象所属类别的定位。董还认为“病魔”中的“魔”是“傀儡中心语”，因为实际上的语义中心与结构所提示的语义中心并不匹配。在结构上“病魔”的“魔”是中心语，按照一般定中式复合词的结构，应该将“病魔”理解为一种“魔”，实际上“病”才是真正的语义中心。

我们承认“提示特征+事物类”是名名复合的强势语义模式，但同时也认为有“事物类+提示特征”这种弱势语义模式的存在。否则无所谓强势与弱势之分，更何况前文的实例都支持我们的分析。从最一般的意义关系上说，结合在一起的语言成分，往往都可以从相互限制意义范围的角度来分析其意义关系，并不一定是位置在前的才起限制作用。(符淮青2001)

四、结语

片面地从句法中心或者从语义中心来看待上述有争议的名名复合词，得到的结论只能是片面的。我们从认知语义学视角的两个中心来看待名名词的争议问题，不是简单地弥合、遮盖矛盾。我们认为争论“前正后偏”还是“前偏后正”的益处都不是很大，最为关键的是从看清这类结构的本质属性以及引起争论的本质动因，弄清楚争论的缘由这才是关键。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论述现代汉语语义上存在“正偏”式名名复合词是从有无角度进行的，不是从绝对数量上来说的。符淮青(2001)指出了“偏正”式的普遍性。我们认为尽管存在“正偏”式，但并不具备普遍性，这是不争的事实。

戴昭铭:《现代汉语合成词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的关系》，《语文研究》，1988年第4期。

董秀芳:《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方清明:《现代汉语名名复合形式的认知语义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符淮青:《构词法研究的一些问题》，李如龙、苏新春编《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贺水彬:《论形象词语的构造与修辞关系》，《修辞学论文集》(第二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黄青:《汉语名词N+N=N结构探讨》，《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2002年第2期。

林华东:《从复合词的“异序”论汉语的类型学特征》，《泉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刘云泉:《现代汉语构词法中的前偏后正式》，《杭州大学学报》(增刊)，1984年。

刘正光:《语言的非范畴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彭迎喜:《几种新拟设立的汉语复合词结构类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王冬梅:《“前正后偏”说质疑》，《语文学刊》，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