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俊 哲

（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成都610041）

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的转型、发展及其特征

刘 俊 哲

（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成都610041）

由于巴蜀地区近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特别是阶级关系及思想斗争的错综复杂性，巴蜀哲学形成了一个多元要素的复合体。在哲学思想形态上，体现为马列主义、现代新儒家思想、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三者并存，其中现代新儒家思想更为凸显。在哲学思想变化和创新方面，蕴涵着哲学思想的经学的研究出现了思想上的六变，并赋予了古代经学的近代政治思想色彩，而且西方哲学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革命等思想被有选择性的吸纳，还进行了哲学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文化观等方面的创新。在哲学思想发展进程上，巴蜀哲学沿着先经学哲学、再政治哲学、后学理性哲学的逻辑路径向前推进。近现代众多的巴蜀哲学家或思想家在学术视野、新思想的接受、理论的创新、思想体系的构建等方面都各有不同的表现。此外，巴蜀地区少数民族哲学在近现代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巴蜀；近现代哲学；转型；发展

一

巴蜀哲学思想通过长期的孕育在两汉崛起，蜀汉至隋唐五代通过兼容而不断演进，两宋达到了高潮，而元明清时期通过对理学的反思及其流弊的批判或疑辨，以及重视事功和实利、提倡理欲和情理的结合，从而使巴蜀哲学在批旧倡新中有了新变化。巴蜀近现代哲学便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演进，有了创新性的发展，且在历史的嬗变中既与全国近现代哲学的变化发展有着近似的相同性，又体现出自身的特质。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造成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异常复杂尖锐，由此必然要求改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维持的社会制度格局和思想文化格局。与此同时，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以强力之势冲击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无不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催生着国人思想的更新和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变法图强，其集中表现就是洋务思潮、维新变法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想的产生及由此引领下产生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出生巴蜀地区的志士仁人以极大的热忱接受新思想，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积极投身到变法革新的运动之中。有的走出偏僻的巴蜀之地，到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或沿海地区学习先进思想和参加革新斗争，甚至远涉日本留学，涌现出了被称为“六君子”之一的变法志士杨锐（四川绵竹人）、维新改良思想家宋育仁（四川富顺人）以及民主革命者邹容（原四川巴县人，现隶属重庆市）三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们都是自觉接受、宣传西方民主、自由、法制、进化等新思想的“新派”人物，积极投身于变法革新的洪流之中，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在《革命军》中大力宣传和阐发新兴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革命的措施、动力、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地。四川井研县人廖平，是一位中国近代经学的殿军人物和经学大师，虽然他一生均在四川从事学习、教学研究等活动，但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思想、尤其是受到西方进化论观念的影响，且在其经学研究中有着若隐若现的表现。廖平提出了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小统大统、人学天学、融合天人大小、以《内经》解说《诗》《易》天学之经学六变思想。在哲学思想上，廖平继承发挥了中国传统儒学的天人关系论，用西方进化论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等等。同时，廖平所倡导的“托古改制”之说，给古代经学赋予了近代政治思想色彩，康有为受其启迪，从而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找到理论依据。而且，廖平穷辩伪古文经学，开启学术界厚今疑古之风，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甚大。另外，出生于四川乐至县的谢无量，是一位国学大师、学术大师、诗人和书法家，其研究范围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等诸多领域，著作等身，其中有一些是研究哲学的著作，而其《中国哲学史》于1916年出版，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早三年问世，尽管不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样声名远扬，但它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山之作。

近代各种巴蜀书院对人才的培养，以及巴蜀各种报刊和学会对新思想的宣传，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斗争等，对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孕育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也标志着巴蜀近代哲学学术思想的复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巴蜀各种书院中，尊经书院的开办在四川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该书院于同治十三年（1874）由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在四川成都创立，是一所官办书院，由薛焕、张之洞、王闿运、宋育人等先后任山长（院长）。该书院一改以前研习时文贴括、八股文，不知读书，到毕业时不知《史》《汉》之状况，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培养通经致用的精英人才，而又以经学理解西学是尊经书院的一个大特色。尊经书院对近代蜀学的兴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在科举制病入膏肓之际，它“以通经学古课蜀士”，“绍先哲、起蜀学”以及偏重朴学为学术使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蜀学学者，也为近代四川文化的勃兴培育了一批新旧学兼通的人才。如经学家廖平、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四川维新领袖宋育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今成都市新都区人）、京师大学堂副监督骆成骧（四川资中人）、保路运动领袖人物蒲殿俊与罗纶（四川西充人）、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及共和国副主席张澜（四川南充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四川荣县人）、著名学者吴之英（四川名山县人）等均出于该书院。

总之，在中国近代，巴蜀哲学在新的社会历史境域中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不仅传扬了巴蜀传统儒学，特别是儒学中的理学形态，更为重要的是融入了西方进化论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独立、平等、自由等思想，培育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或革命思想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变法革新的革命者。

二

洋务运动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相继失败，并且在思想文化上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推波助澜。复辟与反复辟、革新与保守、侵略与反侵略、中学与西学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政治层面上，中华民族仍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在思想层面上，国人陷入了深度的本体迷茫、价值迷茫、意义迷茫之中。与此同时，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不仅在物质和制度层面，而且在文化上不如西方。中国向何处去，包括政治向何处去、文化向何处去仍然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大的历史课题。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鲜明的现代特性。这决定着在思想文化上，由以前儒家思想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局面逐渐向现代新思想、新观念形态上的根本转型。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步入了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它既是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又唤起了国人意识的觉醒，掀起了振兴中国思想文化的热潮。这一时期，西方各种思想纷至沓来，马列主义也被介绍进来，且逐渐得到广泛的传播。当时中国的许多思想家以开放的心态接纳西方文化，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大解放，各种哲学、文化思想派别和观点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其中形成了举足轻重的三大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是指以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宗，并有选择性地吸取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新儒学思潮，又称现代新儒家；自由主义是指当时中国的西化思潮，它对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价值观的传统儒学给予了猛烈批判和根本否定，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西化；激进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确切的称呼（这种称呼之所以不确切，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激进主义，而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进行了批判继承。

现代的巴蜀之地不是真空地带，上述的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以及振兴中国民族思想文化的思想斗争在巴蜀之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在巴蜀大地回荡，各种思潮对巴蜀学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220正是当时巴蜀之地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政治思想斗争推动着巴蜀学人，特别是青年学子的哲学思想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他们以热忱的心态要么接纳西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么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批判继承，还有的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突出的成就，甚至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影响的著名哲学家，由此实现着巴蜀哲学的现代转型和创新。

当时中国主要学术思想几乎在巴蜀哲学思想中都反映出来。一是就马列主义学习、传播和接受来讲。1919年夏天，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王右木（四川江油县人）在成都成立了马克思读书会，开始了马列主义在巴蜀的传播。此后，在巴蜀地区创办了宣传、学习马列主义的刊物，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马克思主义在巴蜀之地逐渐深入人心。马列主义者郭沫若（四川乐山人）运用马列主义思想对先秦诸子哲学思想进行考察批判，并且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研究历史、文学、戏剧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的成果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对传统儒学的批判方面，在巴蜀大地也不乏其人，其中吴虞的批判在全国影响甚大。三是在西学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吸取方面，更是有留学海外的贺麟（四川金堂县人）、张颐（四川叙永县人）和唐君毅（四川宜宾人）等人。四是在继承弘扬中国传统儒学方面，仍然有贺麟、唐君毅二位先生，他们是现代新儒家中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而且四川双流县的刘咸炘也是传统儒学的薪火传承者。

以上这些彰显出巴蜀哲学思想的近现代转型。一是在政治哲学上，由以前的具有封建制度核心价值意义的“三纲”思想向民主、自由、平等、独立等思想的转变。如邹容的民主革命思想、吴虞对儒家“三纲”论的批判，以及几乎所有的巴蜀近现代哲学家或思想家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独立等思想的信仰和传播。不仅如此，杨锐、宋育仁、邹容、郭沫若等还亲身参加改革封建制度的斗争。二是巴蜀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唐君毅承续了中国传统儒学之“道统”，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宋明理学中的陆王心学，重建现代儒学，而且他们为了改变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体论薄弱的状况，借鉴西方近现代本体论哲学思想，建构起了唯心论哲学体系。三是在认识论上，贺麟、唐君毅在考量和继承儒家认识论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认识论思想，形成了具有开拓创新特性的现代认识论。四是在伦理道德方面，郭沫若等宣传以人民利益至上，以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为首位的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观。五是在思想工具方面，巴蜀哲学家以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批判、研究。如吴虞批判孔孟之道运用的是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法律等思想，郭沫若研究先秦诸子和蒙文通（四川盐亭人）中年以后研究宋明理学所运用的指导思想均是马克思主义。

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转型期，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彼此斗争和相互交织融合的时期。其对立斗争是双向的，既有运用近现代哲学思想，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又有运用中国传统思想批判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具体表现为吴虞运用西方思想批判孔孟之道，郭沫若运用马列主义批判道、墨、法三家思想，而主张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唐君毅先生，以中国传统儒家的心性仁学批判西方以经济利益和自然科学至上的思想，等等。在巴蜀近现代哲学家的批判和研究中，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和近现代思想的交织、融合，或者说二者之间有着相互贯通、彼此为用的关系。如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思想批判道家、法家和墨家，但又对先秦孔孟的儒家思想给予了充分的价值认定。又如吴虞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孔孟之道，但是又同样运用西方思想去论证法家思想的合理性。另外，贺麟在文化观上，不仅有选择性地批判西学，同时主张复兴中国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的近现代科学、民主等先进思想，特别是提出了复兴儒家文化，必须与西方文化融通，主张大规模、无选择地输入西洋文化和学术。

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贺麟、唐君毅在继承儒家道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做出了积极的思想贡献。

贺麟认为中国的复兴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复兴，而“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2］130，而且“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礼教的诗教”来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2］133。在本体论上，他构建起一个以逻辑之心为本原的客观唯心体系；在文化观上，提出体用合一，以中学化西学的思想；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多方面的创见，包括知行同时发动、知行是同一生理活动的两面、知行同时并进、知主行从、知行自然合一等知行合一新论，等等。

唐君毅的哲学思想与贺麟不同，他以生命心灵为基点，提出心通九境论，并且由此构建出一个文化意识之宇宙模式；以真实至善之心为本原，构建起一个伦理道德论体系。同时，他认为中国文化体现了本心的生生精神，西方文化也是根植于心的，但中国文化是不偏重于任何文化理想而又能会通其理想的“无执”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执著于理想和理智的精神的“有执”之文化，而且“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为自觉地求实现的……西方文化根本精神，则为能自觉地求实现”［3］361。所以中国文化是“圆而神”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方以智”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唐君毅提出以“圆而神”的中国思想文化为基，吸取西方“方以智”的思想文化来发展中国文化的中西文化融合论。

以上充分体现了贺麟和唐君毅有着强烈的复兴中国思想文化的担当意识，而且构建了一个既丰富而又有创新性的哲学思想体系。

三

就整体而言，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与全国近现代哲学基本同步。其主要表现于：除实证论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包括维新变法哲学观、民主革命的政治哲学思想、马列主义哲学、新儒家哲学，以及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主义、康德哲学等的批判吸取等，无不在巴蜀哲学家那里体现出来。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近现代巴蜀地区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有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受外敌侵略掠夺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二，在巴蜀之地，经历着与全国一样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第三，出生在巴蜀之地的多数哲学家或思想家都到过我国思想文化发达的地区，有的甚至漂洋过海求学，从而接受了新的哲学观，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开阔了哲学研究的视野。这样，巴蜀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全国基本同步就在情理之中。

不仅如此，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还有自己的特质，主要表现于以下几点。

一是继承古代蜀学的学术传统，且予以发扬光大。古代蜀学学术有以儒教为主、会通儒释道三教及刘咸炘所说“崇实，玄而不虚”等特点，巴蜀近现代哲学研究继承了这一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刘咸炘、谢无量、贺麟、唐君毅等人的研究无不体现着儒释道三教会通之学术精神，而且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有的哲学家还将蜀学会通三教的特性发扬光大，开创出中西会通、以吸取西学的优长丰富发展中学的研究理路和新的学风。另外，刘咸炘在学术思想上宗儒道两家，但同样认为他自己的学术思想属于儒家一派，只是把道家思想当作一种方法或工具而已。与此同时，巴蜀近现代思想家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同现实的政治革新、文化发展、国家的前途命运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着蜀学之崇实与玄而不虚的特性。而且，巴蜀近现代思想家还继承了古代蜀学重经学，而又勇于创新、突破旧说之传统。廖平是全国著名的经学大师，刘咸炘、蒙文通等人也有着非常深厚的经学功底，对经学有着较深的研究。廖平创造性地研究经学，其经学思想之六变表现了他对经学在不同时期的各种不同的理解，尤其是他的第一变以礼制平分今古和第二变尊今抑古更是体现了其对经学研究鲜明的超越性特色。刘咸炘崇奉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想，且以常道释经，认为六经中所蕴涵的大道具有永恒性，而且六经是一种价值之学，所以对时下之社会具有价值。蒙文通既继承廖平，又提出诸如“汉代经学乃会通百家，终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等经学新见解。

二是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研究成就突出。在这方面，贺麟先生是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研究大家，唐君毅先生也是研究黑格尔哲学至深的哲学家，此外，张颐对黑格尔伦理学有着独到的研究。

三是现代新儒家思想凸显。中国现代新儒家主要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其中巴蜀出生的就有贺麟、唐君毅两人，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现代新儒学体系。

四是在批判孔孟之道方面，巴蜀地区涌现出了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学者，这就是吴虞先生，我们暂且不评论这种批判的价值。当时全国对孔孟之道批判最为激烈的，除胡适、陈独秀外，再就是巴蜀的吴虞。胡适为亚东图书馆民国14年出版的《吴虞文录》所作的序言称，吴虞是“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而且又赞誉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

但是，与全国近现代整体哲学相比较，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尚有不足之处。如有的学者虽然对中国传统哲学或经学思想有着较深的研究，但对西方哲学思想接触和了解不多，廖平、蒙文通、刘咸炘便属此类。廖平是经学大师，但是对西学思想只有零星的了解；蒙文通是国学大师，但其哲学思想研究主要局限于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和宋明理学的范围；刘咸炘也称得上是国学大师，对西方哲学思想了解也非常有限，因此最终造成其研究范围较广，而且不乏新的见解，但显得较为零乱而无系统，更谈不上建立一个哲学体系。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几乎终生活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相对滞后的巴蜀之地，其次与他们无此方面的知识结构以及无此方面的浓厚的学术志趣等亦有着密切的关联。

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先经学哲学，再政治哲学，后理论哲学（凸显哲学的学术性）的过程。但这是就其内在逻辑或发展规律而言，并不否认各个阶段中的某些思想或理论有经学哲学、政治哲学、理论哲学之间的交叉性。经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廖平，他既是巴蜀地区，又是全国范围内近代经学研究的典范。廖平的经学研究经过六变之后，致使其经学思想越变越无前途，这标志着旧时代经学的终结。紧接着，在巴蜀地区出现了变法维新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杨锐、宋育仁、邹容等，他们提出且实践着变法维新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此后，吴虞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及郭沫若对孔子思想批判的反思，虽然具有思想文化的属性，但又无不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再后来，蒙文通、贺麟、唐君毅的哲学思想同政治有一定的瓜葛，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无疑有着非常强的学术性，包括理论性、方法论、逻辑性、说理性等均十分凸显，而且其思想理论较之以前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

巴蜀近现代哲学思想中包括四川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更是在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开拓创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他们的哲学思想主要不是局部性的，更具有整个中华民族的特性，邓小平哲学思想更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进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巴蜀地区，不仅有广大汉民族居住和生活，而且还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形态各异、水平高低程度不一的哲学思想，不仅为巴蜀哲学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而且使巴蜀哲学大放异彩。相比较而言，巴蜀地区的彝族和藏族哲学思想较为丰富。由于巴蜀彝族和藏族集中在四川地区，所以人们往往将其称为四川藏族和彝族。四川藏族和彝族哲学是通过本民族世世代代创造而形成发展的。在近现代社会，彝族哲学主要是对其先民创造的哲学思想的传承和运用；藏族哲学思想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而且出现了藏族僧人根登群培对宗教界盲目崇拜佛陀等现象进行的深刻反思，对藏地中观应成见予以一定程度的批评，由此引起了藏传佛教界的一场论辩。与此同时，近代以来，藏传佛教思想，包括其中的哲学思想，不仅对国内的其他一些民族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而且业已传播到海外，特别是在英、法、德、美、瑞典、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有着较为广泛的传扬。

［1］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贺麟.贺麟选集［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The Transformation，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Philosophy in Ba Shu

LIU Jun-zhe
（College of Politics，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u，Sichuan 610041，China）

Due to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modes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fmodern times in Ba Shu，especially the complexity in class and ideological struggle，the philosophy in Ba Shu became a complex whole.The philosophical ideology consists of Marxism-Leninism，modern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western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in which themodern Confucianism is the highlight.In the renovation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s，the research on the classics laid amodern impact o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Moreover，modern western thoughts such as freedom，equality，democracy and revolution were absorbed and innovated in such aspects as philosophy ontology，epistemology，moralit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The philosophy in Ba Shu developed along the way of classics first，then politics and finally logos philosophy.Modern philosophers and thinkers in Ba Shu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academic vision，the acceptance of new ideas，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Besides，theminority philosophy in Ba Shu changes aswell in modern times.

Ba Shu；modern philosophy；transformation；development

B259.9

A

1000-5315（2013）06-0026-05

［责任编辑：苏雪梅］

2013-08-08

四川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协调小组重点项目“巴蜀文化通史·哲学思想卷”（2007编12号）；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编号：2012XWD-S0101）。

刘俊哲（1951—），男，四川宣汉人，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