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兴 珍

（四川师范大学a.社科学报编辑部，b.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论民族国家建设与西康师范教育的再兴和发展

凌 兴 珍

（四川师范大学a.社科学报编辑部，b.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国民政府时期，在边疆危机与民族国家建设背景下，刘文辉主持的西康政府，秉持“化边地为腹地”的“新西康”建设方略，高度重视教育及师范教育对边民的化导作用，西康教育及师范教育因此得以再兴与发展起来，并以西康建省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表现为由地方自主零星兴办向中央资助地方兴办发展，后期表现为由中央统管与地方分区推进向结构调整和质素提高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而且，它的再兴和发展，是在政府的规划主导和汉化边民的指导思想下实现的，并与边地的国民教育、边民教育的推进相配合，且以抗战期间西康建省后的发展最为迅速，这使其既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和计划性，又难免具有粗放发展与质量低劣的时代局限，使其对西康教育、文化、社会进步乃至边民的国族国家意识养成的化导与推进作用较为有限。

国民政府时期；民族国家建设；边疆教育；边疆师范教育；西康

面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以及藏区极端民族自治势力对西康的侵犯，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以武力征讨与文化灌输结合的方式实现了川边治理与改土归流，其中吴嘉谟领导的关外学务局以发展关学师范带动关外教育发展的举措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民初因藏人内侵、政治失驭、兵匪变乱、学款移作军用，川边康区教育出现了明显倒退，几无师资培养可言。刘文辉主政的西康政府则采取“化边地为腹地”的“新西康”建设方略，加强了对西康的治理与开发，西康教育及师范教育随之再兴与发展起来。关于近代西康教育的推进问题，学界既有研究不多，笔者亦仅对清末川边康区民族师范教育作了初步探讨，至于民国西康教育及师范教育发展问题至今尚少专论发表①。本文仅以民族国家建设背景下的西康师范教育再兴与发展为题作一讨论，以揭示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师范教育发展与政治环境、官方努力之间的联动关系。

一 民族国家建设与边疆教育成长：西康师范教育再兴与发展背景及动因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久，即决定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宁夏、西康等特别行政区改建行省，并决议发展边疆教育以促进民族国家建设。1928年5月全国教育会议上决议“注重满、蒙、回、藏、苗、徭……等教育底发展”［1］乙编，1-4。 8月，国民党二届五次全会《党治教育实施方案》中规定华侨及蒙藏回苗等教育“分三期实行”［2］计划，7-9。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里有共谋汉满蒙回藏诸族“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之建设”，“诚心扶植各民族经济政治教育之发达”［3］40-41的内容。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关于蒙藏之决议案》更是将“发展教育”作为实现蒙藏经济与文化振兴的“入手办法”［4］呈，6。1931年9月，国民党三届中央常会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由教育力量，力图蒙藏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以期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义国家之完成”的边教原则［5］9。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相关部委也开始着手边疆教育之组织建设、政策制定与计划拟定。蒙藏委员会于1929年2月成立后，除接办整顿北平蒙藏学校外，还呈请行政院奖励蒙藏学生求学内地，提案在北平与成都、后决议在南京与康定两处尽先成立蒙藏学校各一所。教育部于1929年11月添设蒙藏教育司，1930年4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对于蒙藏教育主张“用国家力量来扶助与推进”［5］68，并决议通过《实施蒙藏教育计划》。1931年，又相继公布《蒙藏学生就学国立中央北平两大学蒙藏班办法》、《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教育部民国二十年度蒙藏教育经费分配办法》、《教育部蒙藏教育实施方案要目》、《教育部要求蒙藏各旗宗选派学生攻读师范令》等法规。国民党中央则于1929-1931年间在其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华侨特别班、西康学生特别训练班以及蒙藏班一、二期。国民政府此时启动边疆教育，主要基于三大政治因素：一是践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立党建国宗旨和民国以来教育界发展边疆教育的主张；二是解决西部边疆落后与教育不发达危及边疆安全和国防的现实问题；三是实现向边省渗透中央势力，进而达到统合边疆政局、完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民族国家建设目标②。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教育部、蒙藏委员会拟议之边疆设校开班计划未及办理，蒙藏委员会管理之北平蒙藏学校亦停止招生，仅有中央政校蒙藏班在专门培养蒙藏人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面临着内乱渐息、外患日重、列强对边疆侵略加剧的局势，边疆地区呈现出“旧的势力逐渐动摇”（指蒙藏王公贵族、宗教领袖渐失尊崇与信仰）而“新的势力不统一的发展”（指边省优秀青年多前往俄、英、法、日等国求学）这一很可虑、很危险之发展态势［6］293。因担心“不数年则必尽失边疆”，“西北孙匪广西李白粤陈鲁韩晋阎陕杨诸人亦为边藩之第二”③［7］448，451，513-514，1932—1936年间，蒋介石萌发了“以民族平等为原则，组织五族联邦制度”之想法，且准备在满、蒙、藏等地进行“自治试验”，并视“经营西北与四川”为“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之良策，后更有以追剿红军为掩护经营西南、建设对抗俄日根据地的想法，最后形成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之应对日俄侵略战略④。随中国政治经济建设重心向中西部推移，西部蒙藏回苗等民族教育的国防政治意义被发掘出来。1932年4月，章嘉呼图克图在国难会议上提出《改善蒙藏军事政务宗教教育以御外侮案》。1934年7月，教育部长王世杰向国防设计委员会提出《推广边疆教育以固疆域案》。1936年4月，国民党中央通过的《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纲要》明确要求用教育文化之力消弭边疆民族感情之隔阂、抵御外来之文化侵略、建立全国民众精神上之国防［8］29，31。 同时，国民党中央同意中央政校于1933年8月改蒙藏班为蒙藏学校，1934年2-4月间又决议在边省要地张家口、包头、宁夏、兰州、迪化、伊犁、西宁、康定、丽江共九处筹设中央政校边疆分校，并于10月先期成立康定、包头、西宁分校，后又筹设了肃州、大理分校⑤。国民政府相关部委亦开始整体规划与拨款补助各边省发展边疆教育，蒙藏委员会委托云南省立第三中学办理的国立丽江康藏师资养成所于1932年成立，教育部会同蒙藏委员会拟定的《教育部二十三年度边疆教育计划大纲》、《教育部二十四年度推广边疆教育实施办法》、《教育部二十五年度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教育部二十六年度推行边疆教育计划大纲》及经费预算表，对察、绥、宁、甘、青、新、康、滇、黔、桂、川、湘等省蒙藏回苗等族教育及师资培养作了规划与经费预算，教育部并于1936年夏在百灵庙筹办成立了国立蒙旗师范学校。这些举措本质上说都是应对时局变化、巩固疆域、抵御外侮的需要，因为在中国边疆将至于总解体、边疆各自为政局面业已形成之时，边疆国防建设不得不“以教育为入手之方”，“教育在边疆今日之建设上为最先而又最紧要之工作”［9］66-67，72。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部边省成为抗日后方根据地，边疆教育的政治国防意义进一步突显，边疆教育因抗战而开展成长。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中央及政府迁返南京，除对边疆教育作了布局调整与规划，还强调了以边疆国民教育为中心的边教发展取向。

西康“雄踞西南，有高屋建瓴之势。进可以促成印缅民族之独立，退可以谋川滇黔青之共同发展”，康定更是“通川康藏咽喉之地”［10］20，26。 1927年夏，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打败刘成勋接防西康，身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军总指挥等要职。1928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建西康特别行政区为行省，只因刘文辉意图全川而致使西康建省搁延未行，直到1933年秋刘文辉在二刘大战中败退雅安后始专营西康并推动西康建省。同时，因康藏战事吃紧、九一八事变后列强侵华与边疆危机凸显，西部边疆的安全保障与开发建设的紧迫性增强，时人发出了建设“复兴中华民族的重心—西康”之倡议［11］7-9，“西康省治之议又一度提高”［12］5，国民党中央遂于1934年12月决议成立西康建委会，次年7月22日建省委员会正式成立。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康建省加速进行。1938年9月，四川宁、雅两属划归西康。1939年元旦，西康行省宣告成立，刘文辉任省政府主席，并于该年春在西昌成立西康宁属屯垦委员会，管辖宁属汉区8县及18个特别夷务指导区。刘文辉受命以还，即借鉴赵尔丰治康经验，对于教育“始较前注意”［13］17。川康边防军总部则视整顿“教育”为“改良边地行政”的重要方面，认为“教育是智识的泉源，想边民能够发展他们的天才，从事于社会的种种的建设，舍教育是没有别法的”，要求“严定计划，详分步骤，力求普遍，务使边民积渐能于文化之林”［14］上，303，304。 在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成立、尤其是政委会主席龙守贤到职后，不仅以培养师资、发展教育为首策，认为“同化边氓，首重教育，而实施教育，端赖师资”，“师范讲习所之开设，诚为目前当务之急”［15］教育，11-12［16］教育，1，而且成立了教育行政人员训练所、国语讲习班，康区教育渐复旧观。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后，刘文辉“更遵照中央及蒋委员长意旨，特别注意教育”，聘“专家审拟计划，以普及教育与提高程度为目的”［13］17。 西康省成立后，为了建设“新西康”，“使康、倮各族，一律同化于汉族，同文同轨，并洗净愚昧的心理，换成聪慧的灵魂，变成和汉人一样的聪慧”，刘文辉提出了“化边地为腹地”的经边方略，实施了“进化”、“同化”、“德化”三化政策，但不论德化、同化、进化，实际“都有赖于教育之运用”，“都靠教育作它的生力军”，因此教育实为“三化政策的生力军”，“发展边疆教育”天然是“建设新西康”的中心任务之一［14］下，727-737。 西康宁属屯垦委员会成立后，也“以汉化边区为目的，汉化又以政治为主、教育为先”［17］卷七，21-22，其拟定的《二十九年度宁属边民教育实施计划》是以“政教合一、保教合一、汉倮合一，奖励边民自动兴学”为原则［18］99-100。

正是在上述背景、思想指导下，西康教育及师范教育得以再兴与发展起来。

二 官方努力与西康师范教育再兴与发展历程

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师范教育的再兴与发展，大致可以西康建省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经历了1927-1933年地方零星自办、1934-1938年中央兴办与资助地方兴办两个阶段，后期经历了1939 -1944年中央统管与地方分区推进、1945-1948年结构调整和质素提高两个阶段。

（一）西康建省前师范教育的再兴（1927-1938）

1927-1933年间，西康特区政府及康定、泸定县政府开始自主兴办短训性质的师范学校与师资培训机构，并改组师范讲习所为长期师范学校。1927年8月1日，康定知事梁仁俊主持开办西康师范讲习所，附设两等小学校内，学生一班共29名，1928年1月起由严钟麟主持并义务担任精神讲话及核阅试卷，仅办六个月结束［16］教育，15［19］附表，192。 1928 年春，康定县教育会召集教育界人士暨各家屠行公议“附加肉厘作西康师范讲习所暨本所平民学校经费”，复因女教“尚待次第筹画”，“本年暑假女子高校毕业一班，无处升学”，康定县知事严钟麟遂与两等小学校长宁国清、女子小学校长汪席丰商定利用两校教室、教员以及商人牟某私铸藏洋罚银280两，开办男、女师范传习所各一班”［16］教育，6-7，37。 8月1日，康定女子师范传习所成立，有女生20名，全年经费藏洋3960元，以肉厘项下附加余款划拨［16］教育，6-7，9-10。9月，西康师范讲习所成立，计划招生60名、实际招收42名，学制一年，实际仅办六个月结束，毕业学生25名［20］170。1929年秋，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军民财各长官复假康定女子师范传习所地址召集地方学界人士开教育会议，“筹商经费及改组学校诸问题，结果尚属圆满”［21］创刊号，1，康定女子师范传习所续办一班，学制一年半，“仅有学生十一二人”［22］专载，13，至1931年2月修业期满毕业［21］新1期，8；新6期，10-11。 经政委会主席兼师范讲习所所长龙守贤呈准，师范讲习所续办第二期，结果招生和留级生共计40余名，学制二年，1931年夏毕业学生22名，其余一律饬令留级［21］新20期，7［23］109。 1931年秋季呈准改组为“西康师范学校”，续招第三期，学制三年，又称三年制师范第一班，招得男生49名［21］新42期，5［23］109。 1932年春招插班生6名，秋季招师范第二班，因关外军事影响而仅招得康泸两县暨旅康军政学商各界子弟 14名［24］53-54。1933年下期添招第三班、女子第一班，1934年秋季添招男生第四班［25］，1935年上期招收男生第五班、添设实验小学一所［26-27］。此外，1930年夏、冬，泸定县知事吴文渊组织了暑期、寒假师范讲习所，期限两月［21］第20期，9；新3期，10；新10期，15。 1931 年 5月，泸定县城区有初级师范讲习所一所，泸定县长吴筱波又设立暑假、寒假师范讲习班，短期训练县中师资；1933年，泸定县长曹良璧在圣谕庙开办县立师范学校，学制一年，结业一班后停办［28］166。

1934—1937年间是国民政府整体规划与拨款补助各边省发展边疆教育、边疆教育进入中央兴办与中央资助地方兴办兼营并进的重要时期，也是国民党势力进入川康与川政统一、西康筹备建省与统筹规划教育及师范教育的重要时期。除前述的1934年中央政治学校先期在康定、包头、西宁设立分校，后又于1935、1937年筹设肃州、大理分校以及教育部于1936年夏在百灵庙筹设国立蒙旗师范学校外，1935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划拨教育部义务教育专款240万元、边疆教育专款50万元以兴办边疆教育，其中教育部指定义教经费补助西康3万元，边教经费补助西康师范1.8万元、藏小1.2万元［29］（一），612-613。 1935年 10月，川康甘青边政研究委员会拟订的《边民教育计划大纲》正式将西康、川边宁属各县等确定为边民教育实施范围［29］（二），857-858。 1936年春季，教育部划定边疆十省为边教实施区，边疆师范学校的设立，“已决定由新疆、贵州、云南、绥远、西康、察哈尔等分设六校，除察哈尔等省为师范回民班外，其余五处均为完全师范，并指定新疆办理回民师范，贵州、云南办理苗民师范，绥远办理蒙民师范，西康办理藏民师范”［30］194，指令西康省立康定师范附设藏民师资训练班并兼顾夷民师资之训练，其他简易师范科及师范科对于藏文藏语及康藏史地等课程须认真训练，由教育部补助1.8万元［29］（二），884-889。 1937年，中央政治会议核准边疆教育补助费64万元，教育部拟订的“推行边疆教育计划大纲”，规定划拨西康补助费3万元，补助康定师范1.8万元、补助六所藏小各0.2万元，要求省立康定师范续招藏民师资训练班一班并加以严密训练，训练期酌为延长［29］（二），895-896。

遵照教育部规划和指令精神，1935年春，西康建省委员会拟呈了《改进康定师范学校计划及筹办西康省藏族小学计划》，教育部据此指令西康省恢复原有之康定师范并附设藏族师资训练班，以边疆教育补助费1.5万作为增设藏族师资训练班之用，增设藏族小学6所或7所、并与中央政校西康分校密切联络，以边疆教育补助费项下1.5万元支拨，要求务须按计划定期成立［31］52。西康建省委员会拟定的《西康建省初步办法大纲》、《西康二十五年度边疆教育计划附经费预算表》，前者计划西康师范改进充实遵电办理，另拟省立康定师范及附设藏族小学师资训练班计划案缮呈，预算应需经费共计36455元［32］专载。后者规划康定师范应择要扩建教室两所、理化实验室一所，添购图书仪器设备，除师范正科缓招外，应添招简易师范第三班至少40人，补招藏族师资训练班插班生至少20名并延长至下期毕业，预算经费3.5万元［33］教育，82。 1938年8月，宁、雅两属划归西康，西康省立县立师范增至3所，即省立康定师范、省立西昌师范（系1914年春在越西县城开办、1915年迁至西昌城内的四川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于1935年12月更名）、越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系1933年春季开办）三校，此外尚有中央政校康定分校简易师范部。1938年秋，西康建省委员会拟定《西康省二十八年度施政计划大纲》，计划1939年度省立康定师校停招简师部，开办师范部，并附设特殊师资训练班；省立西昌师范男女分设，年招一级，各办至三级为度，并于必要时附设特殊师资训练班；省立雅安师范拟俟小学增设至相当时期设法创立，年招一级，男女部各办至三级为度［34］计划，222。

事实上，除西康特区政府于1934年11月在雅安开办汉康官话学校一班、教育行政人员训练班与团务干部传习所，12月又在康定开办川康边防军汉康语文传习所速成班［25，35-36］外，因红军过境，直到1935年下期，西康师范学校始改组为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原有第三、四、五班分别编为简易师范第一、二班，添招藏族师资训练班一班20名，惟因经费有限，设备未按计划购置［33］教育，82。 1936年，西康建省委员会由雅安迁至康定后，饬令省立康定师范附设藏族师资训练班一班，计学生50人，招收小学毕业生，修业一年半，下期毕业学生30名，派往藏族小学工作；并设立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招录曾任小学教师或简易师范毕业生60人，四个月毕业，派任短期小学教员［37］［38］计划，288。 至1937年上期，省立康定师范有简易师范三班、藏师一班，学生由原来4班80人增加至4班160人［39］专载，168-171，下期续招藏师第二班并延长至二年毕业，并添招简师第四班，教学除部定科目外，对于西康特殊教育及康藏语文特别注重，添建教室二所、寝室一院、图书室一所［40］专载，176-184。至1938年底，省立康定师范只设简易师范部、藏族师资训练班二部，拟至1939年度始行添办师范部、简师第四班，附设特殊师资训练班已招足学生80名，分甲乙两组，定于 1939年 3月 16日开学［41］附载，207-216；中央政校康定分校仅一简易师范科和小学部、中学部。

（二）西康建省后师范教育的发展（1939-1948）

1939-1944年间，除国立师范学校改由教育部直接管理外，为了配合新县制实施后国民教育发展需要，西康省教育厅制定和实施了以省立师范学校为中心、县立师范学校为辅助的国民教育分区推进战略与师范学校设校增班、结构调整和素质提高计划。

西康建省后，因新县制实施、国民教育亟待推进，西康省教育厅决定先以与内地情形相同县份作为国民教育推行区域，再分期扩展，至于情况特殊各县则划入边教范围，适用特殊学制和特殊教材。为了储备国教师资，1939年，西康省拟订并奉准实施了《西康省师范教育三年实施计划》，将全省分为康、宁、雅三师范区，分别以省立康定、西昌、雅安师范学校为中心，计划在1939年1月至1941年12月三年里，逐步整理扩充省立康定、西昌师范，增设特殊、义教、民教、劳作师资训练班和小学教员暑期讲习会、塾师训练班等以培植特殊师资，拟于1939年秋季设立省立雅安师范学校，增设义教、民教、职业师资训练班和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塾师训练班等以培植普通师资，并在师范学校实施导师制、注重精神教育、侧重职业教育，严定服务规程，注重社会教育，实施辅导制，辅导各区小学、改良乡村、促进社会发展［38］计划，288，290-299。 1939年春，宁属屯垦委员会所拟的《二十九年度宁属边民教育实施计划》，规定宁属范围之师资训练，除通令宁属各级师范学校自1940年上学期起加授倮语、全省中级学校招收旁听倮族学生并俟其程度相当改为正式生外，由屯委会主持开办边民教育师资训练班甲乙两组来培养［18］99-100，并开办了边民教育师资训练班。 1941年，西康省教育厅按教育部要求拟具《西康省推进师范教育三年计划》，除原有各师范、简师继续办理并加充实外，规定省立西昌师范增设体育师范科，会理、荥经两县各筹设简乡师一所，并举办各种暑期教员讲习班［5］970。

1942年春，教育部划分全国蒙胞、藏胞、新疆及西南各民族住区等四大边胞住区为17个师范区，要求各边胞住区至少设立师范学校一所，其中西康省占有康定、巴安、甘孜三个藏胞师范区［42］195-203。1943年6月底，新任教育厅长程其保提出了西康教育整理思路及分区分段发展办法，西康省教育厅拟订的《中等学校整理办法大纲》调整原有三个师范区为五个师范区：第一师范区以省立康定师范为辅导中心，康定、泸定、丹巴、九龙、金汤、泰宁等6县局属之；第二师范区拟于1944年在康定创设省立边疆师范学校一所为辅导中心，专收康、倮两族优秀学生，分教育、医药卫生、农艺、工艺等组训练，使学生毕业后能负起建、教合一之使命，关外巴安、道孚、雅江、义敦、德荣、理化、定乡、稻城、甘孜、瞻化、炉霍、白玉、邓柯、德格、石渠等15县属之；第三师范区创设省立云定师范学校为辅导中心，会理、宁南、盐边、德昌等4县局及天会指导局区属之；第四师范区以省立西昌师范为辅导中心，西昌、盐源、越西、冕宁、昭觉、宁东等6县局属之；第五师范区以省立始阳师范为辅导中心，雅安、天全、汉源、荥经、芦山、宝兴等6县局属之；同时要求实行新县制县份设立县立简师校各一所或至少在县立中学内附设简易师范一班［5］970。西康省教育厅拟定的《西康师范教育下年度计划》、《西康省整饬师范教育办法》⑥，重申了推行学区的计划，并拟大量增加图书及音乐艺术体教各类教具，在省立康定师范加授藏文藏语、省立西昌师范加授彝语、各师范学校加授地方自治科目。1943年在省立始阳师范增招女子简师一班、省立康定师范增设附小一所，1944年度拟增设省立泸定师范一所，凡实行新县制各县设立简师一所或在县立中学校附设简易师范班至少一班，必要时各县创设短期小学师资训练班［43］31-42＆72-85。

1944年7月至1945年6月，西康教育厅依据设校计划调整全省师范区为六区，每区设省立师范学校一所，要求新县制各县在1946年度以内完成每县一简师校计划，并计划筹设省立第二边疆师范以改进康、宁两属边民教育师资，且拟于机构相当完成后，即着手充实各校内容、改善待遇、慎选师资，并规定省立边疆师范学校与洗毛厂、农改所、卫生院进行建教合作。西康师范教育发展要点则对设校增班作出具体规划，拟于1945年7月增设省立富林、云定和第二边疆师范三所，分别培养第六师范区（汉源、越西）、第三师范区（会理、德昌、盐边、宁南）国教师资以及宁属腴田、拖乌、沪宁等九特区局倮族教育干部人才并辅导地方教育发展。除1945年暑假后改省立康定师范为省立女子师范外，各省立师范筹办专科师资，如西昌师范续设体育专科、康定师范设童子军专科、富林师范设幼稚专科，并于西昌、冕宁、越西、汉源等县简师校增加班次，雅安、荥经二县中简师科增班改校，另于天全、会理、盐源、盐边、芦山等县中附设简师科［44］特载，60-75。1945年6月，西康省教育厅拟具、奉教育部令实施的《西康省卅四年度师范教育实施计划》，重申了增设省立师范三所的计划，并再次调整师范教育区为七区，并以新设立的省立富林、第二边疆师范为中心增划第六、七师范区，第七师范区负责宁属九特区局倮族教育人才培养并辅导地方教育发展，同时要求省立县立师范增设校班计划于秋季完成⑦。

事实上，中央政校康定分校于1939年附设藏族师资训练所及特殊师资训练班，并于1940年2月改隶教育部并更名“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到1943年有师范三班，并于1942年奉教育部令筹设巴安分校，1943年8月成立，1945年2月改隶教育部并更名国立巴安师范学校。至1940年上期，西康省立康定、西昌师范大体按计划扩增班级，附设特殊师资训练班并新建校舍，越西县立简师、新设冕宁县立简师则因设备简陋而需认真整顿，计划于雅安设立的省立雅安师范学校最后选址始阳镇，以旧有的江西馆修葺改建成立，定名省立始阳师范学校，于1940年秋季开学［45］四中等教育［46］中等教育第三，41［47］53。 1942 年 7 月至1943年6月间，西康师范校数由原省立师范2所、县立师范3所、国立康定师范1所而新增县立简师2所、县立中学附设简师班1所，合计9校，班级由原师范、简师23班而新增4班，合计27班，学生共约1000名，但新县制各县设师资训练机关一所的计划尚未达到，质的改进计划多因经费和抗战影响未能如期完成［43］31-42。 西康省立边疆师范学校于1943年10月开始筹备，1944年2月在康定设立，西昌、雅安县立初中于1943年增设简师校班，省立西昌师范于1944年度如期完成体育师范科增设，省立云定、富林师范和第二边疆师范及会理县立简师校按原计划于1945年7月增设。针对布点缺陷、结构不合理以及内容空虚等问题，西康省教育厅已开始着手于师范教育的结构调整与质素提高。

抗战结束后，西康省除继续完成设校增班、师范区调整外，主要致力于师范教育的结构调整与质素提高。1945年，西康省教育厅长向理润遵教育部指示拟订的《西康省整饬中等学校办法大纲》和《西康省师范教育调整方案》，虽仍以增划学区、加强辅导工作、注重师范生专业及精神训练、提高师范学校素质、严密管制并指导师范毕业生服务为重点⑧，但已计划增设专门师范科目，要求省立西昌师范体育师范科仍旧办理、省立康定师范自1948年起增设幼稚师范科、省立始阳师范自1949年度起增设音艺师范科、省立富林师范自1950年度起增设童军师范科、省立云定师范自1951年度起增设劳作师范科，并督饬德昌、盐源、盐边、宁南四县于1951年完成筹设县立简师一校［5］970-971。1946年6月，西康省教育厅拟定《整饬师范教育办法》十条，对于设校、招生、训练、课程、留生、奖惩及服务均有严密规划，以改进质素、重划学区、教育兼施为努力重点，要求图书、仪器、音乐、劳作、体育、卫生等设备应达到最低标准，培修或新建校舍应按计划完成，按照标准规定课程授课、举行学业竞试并设置英语专修科，举办幼稚、艺术、童训、音乐、劳作等专科师范，加强师范学校辅导地方教育工作，依照规定奖助清贫师范生，严管师范毕业生服务并严定办法实行奖惩［48］2。1946年度，除调整各校教育机关人事、完成中等学校班次、提高师生待遇、整饬学风、充实设备、筹设留学贷金外，西康省还有改国立康定师范为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保送奖励本籍学生入专科以上学校肄业的计划与举措［49］3。1947年，西康省教育厅拟订的《西康省教育工作计划》及《边疆教育计划》中，有咨请中央设立国立西康师范专科学校，先办理化、数学、英文三系，举办体育或童军教员训练班一班，拟设省立体育专科学校、省立藏文康语专科学校、省立倮语文专科学校各一所，分区分期完成省立普通师范5所30班、省立边疆师范2所6班22组、县立简师校11所37班之计划；同时着力于充实内容、调整班级、整顿学风、加强训练、充实设备，严令实施辅导地方教育、奖助清贫优秀师范生、管制师范生服务、励行新学风运动［50］85-97［51］29。

结果，1945-1946年度，西康省师范学校已达12所，尚有1946年度应筹设之简易师范8所，增设省立第二边疆师范、省立云定师范、省立富林师范、会理县立简师、省立甘孜初职校5校共招生9班，新增县立初中附设简师班3班，并将省立康定师范逐渐改为女子师范，以本省征购粮食库卷价款先行筹设省立师范专科或师范学院。西康师范教育在量的方面发展可谓迅速，已接近饱和状态，不过在质的方面则为不平衡之发展，距较低之应有标准尚属遥远［52］论著，4-7［53］。 1947年2月，国立康定师范正式升格为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1948年上半年，教育部补助西康省基本教育经费85.309亿元，西康省政府分配应用委员会划拨5亿数千万元，平均分配给7所省立师校和7所县立简师校以充实图书教具［54］。

西康建省后，经过努力，西康省师范校数和规模逐年扩大，师范学生及毕业生年有增加，在量的增加上取得了显著成绩。据统计，西康师范学校至1939年底计有5所12班，共有学生757人⑨；到1945年底，达到省立7校32班学生828人、县立7校18班学生658人，总共14校50班学生1486人［55］15-17；到1946年底，西康省立师范计有7校32班99组，县立师范12校31班，总共19校63班，师范校数以及西康学校师资几达饱和状态［50］89-94［51］28。 随师范教育的发展与国民教育师资的增培，西康省各县小学数量迅速增加。据调查，1934年底，西康有小学 56所、学生1800余人［32］专载，未筹经费、未设学校者不下20余县［29］（二），873-874；到1937年春，西康小学已达95所，学生3100人［39］171；到1942年，西康省共有小学1191所、学生23178人、教职员849人，其中康区共有小学146所、学生7668人、教职员234人，宁区共有小学589所、学生23718人、教职员849人，雅区共有小学 456所、学生 27716人、教职员 770人［38］计划，289。国民教育县份迅速增加，1941年仅雅安、汉源、西昌、会理四县，1942年增加了天全、荥经、盐源、冕宁四县，1943年增加越西、芦山、宁南、康定、泸定五县，1945年增加德昌、宝兴、甘孜、道孚、巴安、九龙、丹巴七县，共达21县、人口1839300人、学龄儿童289596人，至1946年底入学儿童增至165281人，甚至语言、生活、习惯不同的康倮宗族都划入国民教育实施县份［56］9。边民教育范围得以扩展，到1943年，康属专为边民设立者有省立小学11所、县立小学及短期小学100所、学生约4000人，宁属九县专为倮民设立者有省立小学8校，总计边地小学119校、学生7536人；到1945年，康属指定甘孜、道孚、瞻化、雅江、东俄洛等五校为改进边校实施校，宁属则选定冕宁、盐源、盐边、宁东等省小为改进边校实施校，另外在西昌设立宁属边疆文化馆一所、在康定筹备康藏语文补习学校一所［57］29［58］99-100。 西康康定、泸定等县师资来源已不感缺乏，边民的文化素质、汉化程度和民族国家意识有所提高。据韩孟钧讲：“原来本省的教员因为师资太缺，无分品类，士兵通司都被征用，现在都被淘汰而至于绝迹。过去的康师、西师虽也有不少毕业生，但都不到关外边荒去服务，大半中途改业，实在是有若无，现在一批一批的到关外到边荒去了，规避者为数已少”，西康各地已能在沿大道附近发现几个解汉语识汉字的人，西康省除专门技术人才外的各项普通合用人才大概敷用了，边胞知道国家民族的概念，在他们心目中都有中央、都有领袖了，每一个角落里都能见到抗日和抗战的标语，边胞们都乐于踊跃输将救济前方抗敌将士，乐于应征修机场、筑公路、建设后方［47］54。

总体来看，国民政府时期，西康师范教育的再兴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具有明显阶段性特点，即由建省前的地方自主兴办向中央与地方兴办兼营并进发展，再向建省后的中央统管与地方分区推进、结构调整与质素提高发展，符合教育发展从量的发展再到质的提升的一般规律；第二，它的再兴与发展，是在政府的规划主导与汉化边民的指导思想下实现的，并与国民教育的迅速推进相配合，且以抗战期间西康建省后的发展最为迅速，这使其既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和计划性，又难免受到抗战时期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呈现出粗放发展的特点；第三，随师范教育的发展与国民教育师资的增培，西康省的小学、国民教育县份数量迅速增加，边民教育县份得到扩展，师资来源已不感缺乏，边民的文化素养、汉化程度、民族国家意识有所提高，体现出师范教育对西康教育、社会、文化进步一定程度的带动作用。

三 战争与建省建国环境下的西康师范教育特色

关于西康师范教育的内涵，前面略有提及，国民政府时期的报刊亦多有评论。1938年，《战教周刊》报道：建省前的西康仅有师范学校一所，“校内除桌凳外无他设备，教师由驻康军政人员兼任，学科极不完备，程度也不整齐，校内编制课程、修业年限、行政组织等均不合部令规程”［37］。1943年6月，《新康报》社论称，“以宁属说，三所县立简师，创立未久，限于经费人事，实在说不上成绩，唯一的省立师范一所，每期上课时间号称十四周，其实两头还有幌子，学生生活是终日不得一饱，至于教员如何，课程如何，不必多问”，学校甚至没有一个教育课程专任教师［59］。1945年9月17日，教育部视察员程宽正在视察报告中指出：“康定城市不大，附近各县及关外，小学及初中无多，而康定城内及附郭之中等学校，却有省立康定中学、康定师范、边疆师范、康定商职、康定农职及高级医职等六校。各校学生均感不足，即国立师范之师范生与初中生待遇特优，而师三下亦仅十五人，师二下二二人，初三下二九人，初二下三九人，是则国立康定师范似无维持设置之必要。且该校办理不善，不但不能起示范作用，抑且予当地教育以不良影响，予边地人民以不良观感……。”［60］481上述评论，透露出西康省师范教育忒差强人意。这些评论是否确实？实需我们做深入考察分析。

第一，经费递增不敌物价上涨，制约了师范学校规模发展和质素改进。

康定师范常年经费，据统计，1931年度 3240元，1932、1933年度 4440元，1934年度 5640元［61］专载，195-213，但欠薪时有发生［29］（二），873，874。 1934年9月，因受新开办的中央政校康定分校宽裕办学经费的刺激，西康特区师范讲习所汪所长要求南京政府补助经费而获准［62］。自1935年改为省立师范后，加上中央补助费，“每年经费为2万元，后为3.5万元。因战争发生，后缩为2.5万元”［37］，即按七折发给［41］附载，209-216。 抗战时期尤其是西康建省后，西康省立师范经费增长较快。比如1940年度预算师范教育费133480元；1941年度师范教育经费概算186116元，教育部补助边教师资训练费180163元，原因是物价较往年约增4倍左右⑩。1946年下半年度决算支出省立师范经费146.05万元，而该年教育经费占全省总经费的1/3。1947年度决算支出师范经常费2688万元，临时费27210.5万余元。1948年度决算支出师范经常费 3408万余元，临时费27210.5万余元⑪。但经费递增明显不敌物价上涨速度，原因在于西康各属地方均甚贫瘠，师范教育几乎全赖中央及省款办理，而抗战期间中央与地方财力万分窘困。

经费严重不足，制约了师范校班发展与质素改进。省立西昌师范1943年3月公告“本期各班皆奉令停招”［63］，省立第一边疆师范1947年7月公告“本期无毕业班次，下期暂不招新生”［64］。地方人士甚至主张就康、宁、雅三属中心地点康定、西昌、雅安各设立一师范学校，各区内省立师范学校实行合并，县立则并入县立中学内附设师范班［52］论著，4-7。抗战爆发后，省立师范图书、仪器、设备等费一律停支［41］附载，209-216，以致“内容之空虚，已成普遍现象，除破烂房屋桌凳外，其他教学研究实验诸设备，俱极贫乏”［65］。中央政校康定分校自改国立康定师范后校舍、图书、仪器设备“殊鲜添置者”［60］478。 尽管1943年西康省教育厅拟定《充实中等学校设备方案》和《师范学校设备三年计划》，并采取措施充实中等学校设备，但直至1949年西康省政府仍列省立县立师校为必须培修校舍及充实图书仪器设备者⑫。西康师范学校自1935年改组后始“厉行专任制”［37］，但直到西康建省仍常以在康军政人员兼任，以致毕业升学省外学生须经相当时间补习，尤以英、数、鑿三科程度最低［66］介绍，6。尽管抗战时期大批人才迁移至川康，也没能完全解决西康师范教职员缺乏与兼职的问题。省立西昌师范“有许多课程，就闹成有书无人‘教’”［67］，国立康定师范“教职员大都兼任党政机关或其他教育机关职务至一、二、三处不等”［60］476。利用边校开办的省立第二边疆师范创办费仅10万元，初额定人员31人，旋核减为21人，第二学期开学二月后又核减为15人，且负债高达80万元［68］22-23。西康各类师范学校师资缺乏、兼职普遍，实缘于经费缺乏，“因其缺乏经费，所以不能以相当代价聘请教师”，“如在根本上缺乏经费的地方，则师资即只好由县府职员兼尽义务”［14］上，426，加上教职员薪资增长不及物价上涨速度，不少教职员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到校外兼职或者“做点生意”［69］，这对校务、教学、训育的影响可想而知。

第二，师范生与教师待遇菲薄，影响到师范学校招生、留生和师范生服务教育。

中央政校康定分校简易师范部学生入学后，学校供给衣服、伙食、住宿、书籍和纸张，连附小中高年级的童子军装备也由学校配发，学生仅自备内衣、铺被、鞋袜、笔墨等，学生投考踊跃，但学生伙食很差、不实行奖学金［70］135-160，至1945年上期“学生膳食质量尚佳。主食全系大米……每星期牙祭（即吃肉）一次，每次每人发猪肉半斤”［60］480。西康师范讲习所学生，每人每月交伙食费大洋5元，伙食标准是每日两餐，每餐一菜一汤，每桌八人，每周打一次牙祭，书籍 费 也 是 学 生 自 备［24］教育，58［28］166［71］94-95，311-312。1935年改为省立后，免缴学食宿杂各费，并供给制服、被褥、书籍、文具用品，勤学者发给相当奖品或奖学金，毕业后免除差徭，其余概照部颁标准执行［61］专载，195-213。1936年度每人每月伙食费最低 6元，每年发军训制服冬夏衣各一套、书籍文具费10元、灯油茶炭费4元［33］教育，82。1940年每生每月伙食费22元、灯油茶炭费1元，每期制服费20元、书籍文具15元、体育费3元。1941年每生每月伙食费35元、杂费2元，每期制服费25元、体育费5元⑬。自1945年度起，每名公费生膳食费4800元；自1947年度起，师范生公费名额820名、每名每月食米2市斗3升、金币4.2元⑭。自1939年5月订立西康省立中学师范奖学金制度，规定家境清贫、学业操行及体育成绩优秀学生，奖给高中师范每人每年8、6、4元和初中简师每人每年 6、4、3元三等奖学金［72］本省法规，68-69。1947年调整为以每校每班一名为原则，暂定50名，每名奖给奖学金1万元［73］31，以后逐年增加至每校学生总额的3/10［51］89。限于经费，西康省立县立师范学生待遇不能完全按中央规定办理，核定的师范生公费及奖学金往往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学生营养不良现象十分普遍，以致师范学校招生、留生十分困难，加上小学教员待遇菲薄，西康省立县立师范历年休学学生相当多，能够正常毕业的师范生人数有限，而师范生“营养不足，面黄肌瘦，加上一袭褴褛的衣着，如果毕业后分发到关外服务，无怪乎受‘汉讨口子’之讥了”［74］。

康、宁二区的省立县立师范皆以招收各县藏、羌、回、汉等族子弟为主，雅安境内的省立县立师范全招汉人并无边胞，直到西康建省，省立康定、西昌师范学生中真正康籍者不到200人［66］介绍，6。中央政校康定分校简易师范部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康定、泸定、荥经、汉源、天全、芦山、雅安的汉族子弟，也有来自宁属的冕宁、盐源、西昌和关外巴塘、新龙等县的民族学生［70］119，135-160。 除省立康定、西昌师范附设特殊师资训练班及中央政校康定分校简易师范部注意招收边民子弟以培养边教师资外，西康省立第一、第二边疆师范和国立康定、巴安师范亦注意招收培养边民师资，然而真正的边民子弟占极少数。1943年，邓俊康就注意到，西康各师范学校招收学生完全是汉民子弟，纯粹边民子弟占极少数，学生毕业后服务边地均有不适应之苦，且因语言文字的差异，教者与被教者之间的隔膜难以化除［75］33-36。1945年，教育部视察员程宽正亦指出，国立康定师范在校学生122名中，有107人为西康籍，其中属康省的边区学生仅46人，“在此四六人中又未必皆为康族或倮倮，故真正的边民，为数甚少”［60］477-478。

西康师范学校1933—1934年毕业学生40名，其中升学蒙藏学校8人、川东师范6人、其他学校5人，服务教育行政机关者4人、任教员者7人，不明10人［61］专载，195-213，服务教育者仅1/4。1937年，西康建省委员会明定师范生服务办法及期限，并咨教育部迫令各省非服务期满之毕业生不得升学［37］［38］计划，288。 1938年7月，中央政校康定分校简易师范部第一班学生毕业31名，其中6人奉命到重庆巴县界石场蒙藏学校高中部深造，其余毕业生有的去了叶秀峰组建的国民党西康省党部，有的去了刘文辉筹建的西康省政府任职，真正服务于小学教育者仅数人，到解放时多数成为国民党的党、政、军、特、教的中下级人员［70］154。简易师范第二班毕业生14人，经省府分发至康属各县小学服务的少数学生亦“不安于现状”［75］34［76］。 自1943年10月开始，西康省加强了师范生毕业服务管制，并将其列入各年度工作重点，还制定了专门的师范生毕业服务及奖惩办法。1944学年度，西康省因规避服务而开除学籍、追赔学费者1名，因服务成绩优良而准予保送升学以资深造者4名，并训令各师范学校详查具报各校毕业生服务情形。为使师范生均能服务教育起见，1946年，西康省按照部颁规程拟订《师范生手册》。尽管三令五申，但西康省师范毕业生服务于教育部门的人数仍极其有限。比如国立康定师范1944年夏师范班第一届毕业生16人，“在教育界服务者，仅占半数”［60］479；西康省小学教员1946年底共计5008名［56］11-12，合格教员仅2026人，占教员总数的40%；1947年所需教员6007人，通过增培，合格教员仅达 47%［50］89，93-94［51］28；西康省县局乡镇保教育行政人员1947年度第二学期为2704人，其中师范学校毕业者730名、仅占总额的10%多一点⑮。究其原因，在于“师范生往往得到规避服务的机会”，“不合格的教师常常与合格的师范毕业生不合作”［65］，即便就职于初等教育的教师也未必认教育为终身职业或对教育儿童感觉兴趣，师范生甚至以服务关外教育为当差，视服务学校为畏途［77］9。

第三，课程训育具有民族性、区域性、战时性特点，但学科讲授不全，训育敷衍问题突出。

在西康建省以前，西康省立国立师范学校计划设置的课程与教学比较注意西康地区特殊情况，开设有国民党党义、军事学、帝国主义侵略史和康藏语文、史地等课程。中央政校康定分校简易师范部课程，除遵照部颁课程标准外，还参酌地方环境与需要，增设藏文、英文二科，并于生理卫生科内增授简单医药常识，理化科除尽量利用所有仪器实验以增加教学效率与学习兴趣外，并随时利用课外时间参观附近工厂以补实验设备之不足。每班修业最后一学年即以实习为教学中心，除随时到附近各国民学校及社教团体见习外，并于附小作学校行政、各科教学与教务及训导工作之实习。学校还设有军训队长、国民党区分部，对全体师生实行军事管理、党化教育。学生一入学就要集体参加国民党，除个别教师外都是国民党党员。1945年后取消军训队长而改设训导主任，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58］31-34。西康师范讲习所，“除应授以教育学常识外，凡关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普通科学列入必修亦决不可少。惟实施党化，主义认识为先。服务边藏，番语文尤重”，科目设置19门，必修科目为国文、史地、自然、图画、手工、唱歌、教育学、教授法、管理法、心理学、伦理学、训练法、政治经济概论、帝国主义侵略史、三民主义、藏文16门［78］教育，2-4；1931年改为师范学校后招收的三年制普通初中师范第一班，开设普通的国文、英文、藏文、公民、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图画、音乐等课，最突出的是开军事学、帝国主义侵略史和康藏史地，尤其是根据民族地区特点把藏文列为必修课、增设乡土教材等，都是很切合康区实际、适合民族教育需要的，但却未开设教育课程［28］169-170；1935年下期更名省立师范后，除遵照部颁规程及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办理外，简易师范部须加授藏语、康藏史地（注重民族融合历史及帝国主义侵略康藏事实）、佛学大意、看护须知，师范正科须加授康藏语文、康藏史地（注重民族融合历史及帝国主义侵略康藏事实）、佛学概要、看护须知（附医学常识）、特种教育法（即夷民教育法），藏族师资训练班则设体育、国文、藏语（兼收汉族学生故特重藏语）、地理（特重康藏地理）、历史（特重康藏历史）、算学（特种算学教学法）、自然（特重自然教学法）、劳作（农牧）、图画（特重图画教学法）、音乐（特重音乐教学法）、教育研究（就已学之小学行政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小学教材及教学法等学科研究并补习之）、特种教育法（即夷民教育）、实习（包括试习试教两项），修业四年者得加授藏文、国语（专收藏族学生故特注重国音及汉语会话）、康藏史地（注重民族融合历史及帝国主义侵略康藏事实）、看护须知（附医药常识）、国防研究。训育须注重唤起民族精神、破除落后思想，须融合民族感情、统一语言及意志，须深究国际情形、激发爱民族爱国家之精神，须利用科学方法、改善日常生活及对自然界之真确认识，须具有佛学情操、培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61］专载，195-213。 实际上，据1936年阳昌伯指出：西康师范学生毕业三批，“学校课程方面，未闻有医药、农业、畜牧等边疆上需要之学科，且不按部颁规定在三年之间以应授之材料教完，甚至有时因人力财力之关系，减缩应习之学科；如师范第三期教育课程只授以教育概论及管理法二科，且部分片断讲授，未能以整个知识贯输于学生。若言数理科，则更属幼稚。因此每期毕业学生程度尚不若内地初中学生，既无教学技术，复无力向外升学”［79］6。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及政府明确规定边疆教育的目标和宗旨是训练生活技能、培养国族意识、融合大中华民族各部分文化、实现全国文化统一和边疆巩固。西康的国立省立县立师范增加了抗战课程，加紧了特殊训练。省立康定师范就增加军事训练及实习时间［41］附载，209-216。 特殊师资训练班甲组设普通科目公民、国文、康语、军事训练和小学国语社会、小学自然算术、小学教育研究以及特殊科目农垦学科、畜牧学科、工艺学科、医药常识、实习，乙组普通科目有公民、国语、算学、常识、军事训练、教育概论、实习以及特殊科目农垦须知、畜牧须知、简易工艺、医药卫生、实习等，每周教学36小时、每学年须办足48周，并特重公民、军事、生产和精神训练（唤起民族精神、发挥民族思想、统一语言及意志），培养科学应用之兴趣及改进农牧生活之精神，施行农场牛厂之生活习惯训练，以深入民间［80］命令，98-103。事实上，该特师班1939年上下两期所授课程俱偏重普通科学，对于咨部核定之特殊科目竟不注重，终属名实相违。1940年上期又因未能聘得专任农科教员，特殊课程多未讲授，而人事上亦欠调协，学生成绩亦未能符预期［45］四中等教育。 西康省立第一边疆师范设甲、乙两种班级，各班内分设教、农、工、医分科，其课程和学级编制都带有几分试验性和创造性，注重实践和民族特色，但因班级和课程复杂、学生程度不整齐，特订一套课程并试行一种学级编制，即以兴趣分为教育、农艺、工艺、卫生四组，以能力分为甲、乙、丙三组，课程分为共同学科和专科学科，学生实习采取“教学实习间期制”办法，即学生受训二年、派出实习一年、再调回训练一年。1944年夏派出第一届工、农、医三组学生36人到关外南北两路共11处据点小学之工厂、农场、医疗室等实习［28］173［71］312［81］19-20［82］39-45。省立第二边疆师范，旨在培养既懂教育又有工农专业技能、既能办学校又能从事边疆民族经济建设的一专多能人才，学生入学时即按志愿分为教育、工艺、农艺三个专业组，课程分基础课、专业课两类，比普通师范课程多，学校被誉为“政教合一、建教合一、教学合一、文武合一”的边教先驱摇篮和边疆民族干部学校，教生实习是到边实校、北山边小、康专各实习厂场、农职校、农改所的农牧场、苗圃以及一些公司的工场等［68］22-23［83］4-5［84］207-214。 据 1945 年调查，国立康定师范尽管师范必修科目与部颁标准尚少出入，选修课循学生之请而定英语为甲乙两组，复以地方环境需要而增设藏文，但规定之社会教育、教育辅导等选修科目却完全置之不顾，恒因教员兼职过多而随意调课、提早至晨间或延至晚间，甚至辄多旷课、缺课、迟到或早退，教员上课多不点名且不带点名册，教学鲜有准备，教学进度至少延缓一学期之多，学生上课与否一任自由，学生作业不足且不加批改，教生在附小实习，“既无实习教员主持其事，复无其他教育教员或附小教员在旁指导”，且因教导主任、训导组长、级任导师各在校外兼职而无力训导学生，“校风遂以日堕”，“学校几成无政府状态”，学生宿舍“几疑为难民收容所”［60］478-480。1947年 2月升格为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后，设置国文、史地、数理三科，国文、史地科实行二年制，数理科实行五年制。五年制与二年制的课程在教材深浅上有所区别，各科在课程设置上突出民族地区特点，开设了中国边疆史和藏文，同时还体现了师范性，除开设必修教育课程外，还注重实习、专门开办附小、四年级为教学实习时间；在各科中，较具优势的是国文和史地二科，原因在于西康地处边区、少数民族所占区域大、兴汉学迟、数理教师缺乏、设备极差，故教学重在国文，学生国文基础优于数理［70］119，140，152-153。

总体来看，西康师范教育在办学条件和教育内涵上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西康建省以来师范学校尽管多有增设，但因经济文化落后、抗战环境以及经费、师资、学生不足等诸多因素限制，学校发展规模受到影响，师范毕业生因待遇低廉而多不愿从教，而从教者亦多不安于现状，以致西康省的合格教员和教育行政人员未能达到半数；第二，西康省培养边教师资的虽有省立康定、西昌师范，省立第一、二边疆师范以及国立康定、巴安师范6校，但招收的学生中汉民子弟超过边民子弟，培养的边教师资很少，加上待遇低微、生活艰苦，到夷区服务的师范生更少，又因服务边地的毕业生均有不适之苦，且因语言文字的差异，教者与被教者之间的隔膜难于化除，对于边民教育的推进阻碍实多，以致边地的学差观念难以消除；第三，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上，注意边疆语文、史地、宗教及农、工、医、教知识教育，注重党义思想、民族精神与国家观念的训育与养成，以促进边地生产、生活、教育的改进，适应边疆内属和汉化的需要，然而却普遍存在名实相违的情况；第四，西康省虽对师范教育质素不断提出整顿与充实的要求，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师范学校普遍存在教员缺乏且兼职过多、学科及课程开设不齐、设备简陋、内容空虚、学生程度偏低等质量问题以及国师、康师、边师均集中于康定以及西师、第二边师集中于西昌的布局结构不合理问题。总之，西康师范教育的发展只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改善和提升，是一种粗放的发展样态，其对西康教育、文化、社会、经济进步乃至边民的国家国族意识养成的化导和推进作用不能估计过高。

四 结论

通过前面的讨论，似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西康师范教育的再兴与发展，是官方基于边疆危机、抗战内战环境实施的民族国家建设和西康建省举措，其加强西南边防、内属汉化边民、统一全国文化、建设统一民族国家等政治意图十分明显，用刘文辉的话来说，就是以教育文化之力来建设“新西康”、“化边地为腹地”。

第二，西康师范教育的再兴与发展，是在政府的规划主导和汉化边民的思想指导下实现的，并与国民教育、边民教育的推进相配合，由建省前的地方自主兴办向中央与地方兼营并进发展，再向建省后的中央统管与地方分区推进、结构调整、质素提高发展，且以抗战期间西康建省后的发展最为迅速，这使其既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又带有浓重的官方色彩和计划性，还难免粗放发展的特点。

第三，边疆与内地教育本有异质点，仅移植内地普通教育到边地绝难为功，因此西康师范教育在内涵上呈现出民族性、区域性和战时性特点，但因战争环境下教育经费增长不敌物价上涨对教育的质素与内容改善的影响，西康师范教育在质量、内容、结构上呈现出量质不相应、内容空虚、结构不合理问题。这是边疆师范教育的共同特征，也是抗战时期各级各类教育均存在的设备缺乏、师生待遇菲薄等共性问题。西康各类师范学校更突出地存在着师资缺乏且兼职普遍、课程开设不全、教学训育敷衍塞责、边生招留困难且不愿服务教育、校风学风不良等内涵空虚问题，其发展样态十分粗放，使其对西康教育及社会的推动与引导作用受到影响，并导致西康学差观念难以化除。时人所谓“经费不足，设备简陋，师资缺乏”是西康“学校失败之原由”，西康教育“根本上以经费、师资、学生为三难，则以后之进行，即以打破此三难为其出发点”［14］上，361，426-427，正是我国近代边疆教育状况的真实写照及经验教训之所在。因此，解决边疆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形式主义和解决经费、师资、学生三难问题。

注释：

①关于近代西康教育及师范教育，目前主要有张敬熙著《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上卷（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42-54页）、熊明安等主编《四川教育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刘先强《20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述论》（《西藏研究》2007年第1期第90-95页）、凌兴珍《试探清季川边康区的边疆民族师范教育》（《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6期第123-132页）等论著有涉及，但主要集中在清末时段，对民国时段则较少论及。

②⑤关于此一问题，笔者《论国民党中央筹办边疆教育的真意和成效——以1929-194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筹办边疆教育为线索》（待刊）有较细致的论述。

③引文中的“西北孙匪广西李白粤陈鲁韩晋阎陕杨诸人”，指与中央军政势力相疏离的西北孙殿英部、广西为主的李宗仁白崇禧部、广东陈济棠部、山东韩复榘部、山西为主的阎锡山部、陕西杨虎城部。

④参见：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8、24-25页；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薛光前《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9页。

⑥《西康省政府训令省立始阳师范学校发本省整饬师范教育办法仰该县转饬所属简易师范学校班科切实遵行由（1943年12月）》，雅安市档案馆：民国天全县档案，案卷号4-4-132。

⑦⑧《西康省政府教育厅训令为奉电令拟具本省卅四年度师范教育实施计划一案令仰各照并转饬知照由（1945年6月）》，雅安市档案馆：民国天全县档案，案卷号4-4-136。

⑨校班数参见《西康省师范教育三年实施计划》，《西康省政府公报》第8期，1939年8月31日出版，计划，第288页；学生数参见《西康省中等教育概况统计表（1939年8月）》，雅安市档案馆：民国名山县档案，案卷号4-2-740。

⑩⑬ 1940-1941年度省立师范经费和师生待遇，参见《西康省政府二十九年度教育文化经费支付预算书》、《西康省政府三十年度教育文化费概算书》，四川省教科所教育志办公室：四川省志教育志·教育经费资料，编号2497＆2498。

⑪ 1946-1948年度西康省立师范经费决算数，参见《西康省三十五年下半年度地方岁出总决算书（194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止）》、《西康省卅六年度省教育文化支出决算数调查表》、《西康省卅七年度省教育文化支出决算数调查表》，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案卷号228-1＆2。

⑫《西康省政府三十八年度工作计划（教育）》，西康省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编制，1948年12月，第31页。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教育厅档案，案卷号228-17。

⑭《教育厅公衔》，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教育厅档案，案卷号228-128。

⑮西康省教育厅编《西康省教育统计（三十六年度第二学期）》，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教育厅档案，案卷号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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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开办西康师范讲习所计划大纲［G］.西康特区师范讲习所简章［G］//西康政务委员会周年汇刊.1930.

［79］阳昌伯.西康教育设施刍议［J］.康藏前锋，1936，3（11）.

［80］为令发省立康定师范学校附设西康特殊师资训练班办法大纲及各县学生名额表仰于二十八年三月六日以前送校并报查考由（省教字第0018号，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发）［J］.西康省政府公报，1939，（2）.

［81］兰悦忠.实验中的西康省立第一边疆师范学校［J］.西康教育，1946，（创刊号）.

［82］杨正荣.西康省立边疆师范学校成立始末［G］//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委员会.康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出版时间不详.

［83］边绍明.建国前凉山教育撮要［G］//政协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1995.

［84］高立本.民族教师的摇篮——省立第二边疆师范学校［G］//政协凉山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1992.

［责任编辑：罗银科］

G6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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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315（2013）06-0031-14

2013-07-1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化边疆建设与边疆教育转型——1935—1949年西部边疆师范教育研究”（批准号：11YJAZH056）；四川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民国四川师范教育研究”（批准号：09SA034）。

凌兴珍（1965—），女，重庆渝北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编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省级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近代教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