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昌员1，王 桑

(1.赣南师范学院，江西赣州341000；2.广东惠州一中，广东惠州516000)

在《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等文学课程的教学大纲中大体都有这样的目标要求：“这门课程通过古代文学作品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真挚生动的艺术形象、优美精致的文学语言、广博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的教学，使广大青年学生对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遗产有所了解。这门课程应该对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提高我国的精神文明修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这一目标要求，在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我们既要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又要注重对学生的德育和美育教育，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乡土情怀，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提高他们做人的能力，塑造他们美好的心灵，完善他们的个性和心理品质，使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得到升华。

同时，文学课程中又有着丰富的地域文学和文化资源，借助这些资源对青年学生进行乡土情怀和人文情怀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也是目前我们进行教学改革必须大力关注和坚持的思路与方向之一。

文学课程中极其丰富的地域文学和文化资源主要表现在：

其一，地域文化广泛存在。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形成了诸多具有鲜明特征的地域文化，如以今之陕西为中心的秦文化、以今之山西为中心的晋文化、以今之山东为中心的齐鲁文化、以今之四川为中心的巴蜀文化、以今之湖南、湖北为中心的楚文化和以今之浙江、福建为中心的吴越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一直承传、发展到今天并还发生着重大影响。

其二，文人籍贯、文人群体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在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时曾指出：“建安文学集中于邺都，梁陈文学集中于金陵；河南、山西两地在唐朝涌现出的诗人比较多，而明清两朝则比较少；江西在宋朝涌现的诗人特别多，此前和此后都比较少；江苏、浙江两地在明清两朝文风最盛，作家最多；岭南文学在近代特别值得注意。”[1](P8)

其三，许多的“文学流派”以地域命名，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如宋代的“江西诗派”、“四灵诗派(永嘉四灵)”，明代诗文的“公安派”、“竟陵派”、“茶陵派”、戏曲的“吴江派”、“临川派”，清代的“桐城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

其四，中国古代的各个时期都有突出的地域文学典范。如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采自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而《雅》、《颂》则是周天子都城所在地(秦地)的乐调，也是有着一定地域色彩的歌谣，因此，南宋郑樵曾说过：“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2](P865)

《楚辞》也是地域文学的典范，宋黄伯思《离骚序》谓：“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卷十五《楚辞类》引)[3]

南北朝民歌的风格、内涵都与地域有着紧密的关联。南朝民歌有吴歌、西曲两类，多产生于长江流域商业发达之地，以反映男女之情的情歌特别发达，感情真挚细腻，情调艳丽柔弱，哀怨缠绵，绮丽精工，有较多的市井气息，多为整齐的四言或五言。郭茂倩《乐府诗集》曰：“吴歌杂曲，并出江南。……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4]北歌多产生于大漠草原，主要反映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情景，风格多爽朗奔放，质朴刚健，形式上以杂言多见。

其五，中国古代文学体裁也与地域有关。如散曲是金元时期北方兴起的一种合乐歌唱的诗歌新体式，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剧文学，它们以元大都为中心，因此，杂剧和散曲都属于北方文学的范畴。南戏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发育成熟起来的，最早出现于温州(旧名永嘉)，故曾称为“温州杂剧”、“永嘉戏曲”，后又以杭州为中心，则又属于南方文学。

词大体上也可以说是南方文学，早期的词作者主要是以浙江、江西、江苏、福建为代表的南方人，词中的景象与人物也多是江南的小桥流水、杨柳依依、莲娃歌女等。

我们再以江西为例，考察江西地区丰富的地域文学和文化资源。唐以前，江西文学家还比较少，著名文学家只有东晋的陶渊明一人。陶渊明以后，从南北朝、隋朝直至初唐，虽然又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发展，江西地区文学家的数量仍然增长非常缓慢，不仅著名文学家没有，一般的文人也少见。到盛唐时期，才陆续有綦毋潜、刘虚、钟绍京等人崭露头角，但留下的作品并不多。中唐时期，江西文人的影响反而不及盛唐。据周文英《江西文化》一书统计，《全唐诗》、《全唐诗外编》中籍贯基本明确的诗人大约有867人，江西共55人，其中盛唐5人，中唐8人，晚唐五代42人[5]。由此可以看到，盛唐、中唐时期，江西仍然远远落后于许多地区。但晚唐五代的发展却比较迅猛，不仅文人的数量增长较大，在全国仅次于浙江地区。影响较大的文人也逐渐出现，如会昌三年(843)，江西有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卢肇。稍后，被誉为“咸通十哲”之一的郑谷以及五代的王定保等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搏得了不小的声名。

到了北宋、南宋时期，江西地区文学的发展成为了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据粗略统计，江西地区作家的数量超过了二百位，毫无争议地跃居至全国前列，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文坛领袖，如“唐宋八大家”中，江西据其三，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都是江西人。欧阳修更是无数后代学子景仰的一代宗师，不仅首变宋代散文之风，复启宋诗之端，还在词、文学理论等方面取得了重要建树。王安石学杜学韩，自成高格。黄庭坚被尊为“江西诗派”之祖，他提出了独特的诗歌创新理论，他的诗突出地体现了宋诗的艺术特征，这都使他成为了宋代诗坛上影响最深远的诗人之一。南宋时期最活跃、成就最高的诗人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号称“中兴四大诗人”，其中杨万里是江西吉安人，他创造的“诚斋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独树一帜。而就宋代代表文学样式宋词的情况来看，据笔者《历代江西词人论稿》一书统计，《全宋词》中籍贯基本明确的词人1493位，其中江西188位，数量为全国第二，居浙江之后，作品总数量大约5000多首，是留存宋词作品的四分之一略强[6]。而占引领之位、具引领之功的词人代代涌现，如人称晏殊、晏几道、张先、欧阳修为“宋词四大开祖”[7]，唯张先非江西人。姜夔是南宋淳雅派的创始人，也可以说是清代“浙西词派”的远祖。而王安石、黄庭坚、刘过、文天祥、刘辰翁等也都称得上是宋代著名的词人，王兆鹏、刘尊明曾撰《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认为宋代词人如果排位次的话，辛弃疾当为第一位，姜夔与苏轼并列第二，欧阳修第六，晏几道居第十，黄庭坚十三，晏殊十八，刘过二十五，王安石二十七[8]。前三十位词人中江西有其八，是其他地区不能比拟的。

元代江西文学继两宋之余绪，仍然保持蓬勃发展之势头，如“元诗四大家”中，江西有其三：虞集、范木亨、揭溪亻斯。明代江西文学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局面，且有了多种文体的共同繁荣。先有诗文为驱，明代文学理论家胡应麟在其著作《诗薮》中谈论明初诗坛状况时说到：“国初越诗派旺方刘伯温，吴诗派旺方高季迪，闽诗派旺方林子羽，岭南诗派日方于孙仲衍，江右诗派日方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9]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广东五地区正是明初诗人最为集中的地区，江西仅居江苏、浙江之后为全国第三，而吉安府作家的数量更是与江苏常州、浙江杭州府持平，略少于江苏苏州府。胡应麟提到的刘崧刘子高正是吉安泰和人，稍后的“台阁体”阁老之一杨士奇也是吉安泰和人。明中叶，小说、戏曲踵诗文之后繁荣发展，江西、浙江二地成为了戏曲创作的中心，临川人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以江西南安府为故事发生地演绎震撼古今的爱情故事，将中国古代的戏曲创作推向了最高潮。至清代，江西文学无论与它的鼎盛时期相比，或与江苏、浙江地区的繁盛相比，都已略显沉寂，但作家数量仍相当可观，也仍有不少作家富有影响，如魏禧是“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蒋士铨是清代戏曲的代表作家、“乾隆三大家”之一，文廷式是“晚清四大词人”之一。

除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作家之外，江西还吸引了大量的流寓作家。江西地处“吴头楚尾”，南抚百越，北望中原，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宋代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和政治中心的南移，江西一度成为南宋京畿地区的屏障，并自宋至晚清一直拥有着巨大的交通区位优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政要官员、文人学士出入江西、流寓江西，促进了江西文学的发展及与全国文学和文化的交流。这其中最典型的是辛弃疾，辛弃疾是南宋爱国词人的领袖，他虽生于山东历城(今济南)，不是江西人，但他长期生活于江西，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江西度过，终老于江西，他融入了江西的文学和文化中，对江西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江西还是客家人聚居的中心之一，是客家文化的大本营，客家文学和民俗文化也是江西独特的文学和文化资源。江西还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大本营，是中央苏区所在地。因此，江西又是苏区文学生存发展的“红土地”，孕育了无数光辉灿烂、极具时代特色的苏区文学作品。

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紧密的依存关系。关于这一点，前人也早有关注。如唐初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曾经谈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则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0]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以为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诸子百家思想学说，莫不因为“时与地”两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11](P572)。其他从地域角度谈文论诗者亦不在少数。

正因为文学、文化与地域之间有着这样密切的联系，所以，地域研究是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它丰富了交叉学科研究，兼顾主流性和边缘性、本土性和民族性，视野宽广，且有深度个性。同时，地域研究又能为地域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宝贵的借鉴，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不仅应在学术研究上要重视地域文学和文化资源的开掘，在教学实践中也应该重视它、利用它，把它作为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切入点、深化点，将地域研究与文学教学联结起来，在遵循教育教学改革系统性、综合性原则的基础上，确立文学教学的人文主题，充分利用地域文学和文化资源为我们提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乡土情怀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的素材与养料，使其在塑造青年学生的乡土情怀、人文精神中起到良好的作用。

地域文学多以某一地区为环境背景演绎故事、再现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多层面地反映广大民众的生活风貌、世态人情和社会心理，真实地记录该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这些作品是民众的生活史、心灵史和风俗史，其认识价值、社会学意义、教育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教学中关注这些地域文学和文化，可以使广大青年学生充分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辉煌的传统文化，了解自己的家乡，培养他们的乡土情怀，使他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更好地继承和发掘家乡与祖国的文化遗产，为家乡和祖国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如历代江西文学就是江西人民创造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掘其深厚意蕴可以让青年学生了解江西文学、文化、历史的发展轨迹，江西对全国的贡献、江西在全国的地位，树立江西青年的自豪感、自信心、责任感，激发他们对江西的热爱之情，培养他们的乡土情怀，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的江西地域文学无论是作者的人格魅力，还是作品所展现的精彩的艺术世界、思想情感都可以使青年学生增益心灵与情操之美，如欧阳修、晏殊、王安石、杨万里、汤显祖关怀国计民生、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辛弃疾、文廷式等爱国志士的报国赤诚，陶渊明等隐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持自己浚洁人格的气度节操，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忧国忧民的情怀，激发他们献身国家的豪情壮志，树立他们良好的道德情操。而无数精美作品所展示的人们对幸福安宁生活的憧憬与追求可以培养他们的正确的人生观和理想信念，山水诗歌对华夏美好山光水色、人文胜境的讴歌，咏史诗悠久历史的咏叹，可以培养他们对中华大好河山与文化传统的热爱与自豪之情。

又如宋末江西遗民文人群体的教育意义也非常具有代表性、典型性。这一文人群体中的文天祥、刘辰翁、邓剡、罗志仁、赵文、赵功可、刘将孙、彭元逊等在国家存亡、江山易主的历史变革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抗争精神，文天祥领导了宋末的抗元斗争，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刘辰翁秉性鲠直，早年忤权奸贾似道，后文天祥起兵勤王，他参与文天祥幕府，宋亡后隐居不仕。王炎午毁家产助文天祥勤王军饷。邓剡祥兴时任崖山行朝礼部侍郎，崖山兵败后投海自杀，被元兵捞起，与文天祥一同北遣，终不屈节，后放还。赵文出于文天祥之门，从文天祥勤王入闽，兵败被俘至燕，备受艰苦，后获释归隐。谢枋得入元后隐居闽中，屡荐不起，被福建参政魏天佑强逼入大都，竟绝食而死。这众多的气节之士面对国破家亡的深重灾难毅然奋起抗争，斗争虽然失败，也义无反顾，取义成仁、慷慨赴难，表现得极为悲壮。这两个群体文人的人格魅力及作品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是极有价值和说服力的。

客家文学和民俗文化是中原人南迁过程中结合赣、闽、粤三地不同地域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而形成发展的，体现出独特的内容、形式和精神特征，对它的研究既是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引入教学中也可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和发展史，弘扬族群意识和民族精神。

苏区文学是土地革命时期产生的，它承载和展示了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幸福、自由而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不仅有助于青年学生对过去的光荣岁月加深认识和了解，也有助于我们深刻领悟从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军队和人民就血肉相连，从而对“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和谐社会重要思想有更深入透彻的学习。苏区文学激昂向上、催人奋进的精神内涵更是能激励青年学生进取奋发，紧握时代精神。

地域文学与文化不仅有独特的内涵，而且往往具有独特的样式和特色，如古代四川的竹枝词，中央苏区的红色歌谣与兴国山歌，都有自己形式和内容上的特点。对地域文学和文化独特形式特点的关注也使青年学生深入理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命题。

地域文化和文学虽然是个案式的现象，但它并不封闭孤立，而是由点及面，由局部辐射整体。如分析研究江西文学就要比照江西文学与全国文学及其他地区文学的演进、交流关系，论析江西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获得江西区域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多重认知，这就可以引导学生探求由“区域繁荣促进甚至带动全国发展”的文学和文化建设模式。

文学教学中融入地域文学和文化内容，不仅视角独特新颖，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培养教师独具特色的教学风格，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个性，使他们更为深入地了解社会实际。

地域文学和文化研究与教学的对接有利于培养学生对科研的兴趣，使他们更为直观地了解和接受科研的方法。今天的学生即是未来的文化继承者和传播者，地域文学和文化教育以教师科研的现身说法介绍运用中西方各种理论的、实证的、审美的方法，努力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对文学和文化学习、研究的兴趣，培养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和创新创造的素质能力。

地域文学和文化引入教学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努力引导学生从中发现和提炼升华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促进推动21世纪我国的经济腾飞和文化繁荣。如我们研究江西文学既要分析江西文化对江西文学的滋润与养成，探索江西文学的文化特征及审美形态，探究江西文化与江西文学的形成史、发展史，更要寻绎江西文学中蕴蓄的丰厚的“文学兴赣”、“文化兴赣”之积极因素，发掘古代江西文学兴旺之成因及其与当代江西文学兴起的密切关联，并由此为起点探析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为全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

总之，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文学课程得天独厚的各种地域资源，唤起学生热爱家乡的感情，进而激发引导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启迪他们的思想，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的乡土情怀和人文情怀得到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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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序(卷七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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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邱昌员.历代江西词人论稿[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7] 薛砺若.宋词通论[M].上海：上海书店，1985.

[8] 王兆鹏.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J].文学遗产，1995，(4)：47～54.

[9] 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 魏徵.隋书·文学传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