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师范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在研究老子的大量学术成果中，少有系统涉及其危机管理思想的内容，实属老子思想研究的空白与遗憾。其实，危机管理思想构成了老子管理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一来就老子所处时代社会现实而言，老子处在社会由兴转衰的充满弊端、充满矛盾、充满危险、充满危机的时代；二来就老子的地位和人格而言，揭示现实社会的弊端、矛盾、危险、危机并试图改变之，不可避免成为老子著《道德经》的主旨之一。因而，客观地揭示弊端和危机所在，说明弊端和危机原由，预防并寻找解决弊端和危机的良策，定成老子著述的内在逻辑。认真习研《道德经》能够发现，老子在“言道德之意”的主体框架内，形成了一个“危机内容——危机诱因——危机预防——危机化解”的危机管理思想体系。当前，深入系统研究老子的危机管理思想，对启迪分析解决我国社会危机乃至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老子的危机管理思想缘起

(一)危机四伏的时代与老子的忧患精神。老子生活在春秋中后期(学界较一致的推断：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这一时期，私有土地、私人工商业和诸侯经济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奴隶制度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内部、奴隶主之间、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无比尖锐，周天子的权威逐渐衰落，诸侯、卿大夫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他们不仅不听周王的命令，甚至各自为政，独霸一方。在大小诸侯们贪求财富、追求政治权力的欲望推动下，社会出现了子杀父、弟杀兄的现象，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出现了诸侯争霸、大国灭小国、君臣易位的混乱局面，战争十分频繁。据《春秋》记载，在243年，诸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就达483次之多。[1](P8)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动荡、军事纷争，给社会思想意识和人们的精神观念以巨大的冲击。这一时代不仅出现了贫民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在《论语》中可以看出的“避世”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忧患精神作为基本动力，寻求解救社会矛盾和危机的妙方。面对政治社会由变动而来的危机，老子作为忧患精神的杰出代表，又是周守藏室之史，长期掌管古代历史文献，能得以从历史变迁中观历代兴亡成败得失，加之他年高寿长、阅历丰富、饱经风霜、久历世事，能于无常与剧变的世道中，发现其变化的规律，于其所熟悉的炎凉与颓败的世态中，发掘其根本原因。[1](P7)正所谓“老学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在于宇宙论的建立，而依然是由人生的要求，逐步向上面推求，推求到作为宇宙根源的处所，……以取得人生的安全立足点。”[2](P236)

(二)自然、社会、人类一体化的逻辑思维。在如何建立一套危机管理思想体系问题上，老子遵循了“自然、社会、人类一体化”的逻辑思维，亦即老子的“天道、世道、人道一体化”逻辑思维。他将“天道”作为终极的依据，推衍于“世道”与“人道”，他说：“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二十三章)[3]，就是说，世道、人道与天道，世德、人德与天德，世间之失、人世之失与天地之失，是同类比德的东西，比如天地之生是从“道生一”(四十二章)[3]开始的，那么世间之治也是如此，“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3]，“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三十九章)[3]。缘此，老子在对秩序的崩溃感到沮丧之时，便以“天道”之朴素无为对世道进行激烈的批评与矫正。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3]，他发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3]，为此，他要求治国者像圣人那样“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3]。除了“天道”与“世道”之外，老子思想还极关心“人道”，只不过，他的“人道”是以“天道”为其理性依据和思索起点的。在老子的思路中，“天”与“人”也是同一的。老子一系道者从天道之无言自化、宇宙之无中生有、万事万物之归根复命等经验中，体会出人道保全生命、克服异化的方法，他把自然观念放大到整个人生哲理，思索出一套上通天道、中通世道、下至人道的理论。如他发现“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七章)[3]，因而，他告诫人们要“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二十八章)[3]，“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3]。他认为，人要保持其生命无忧，就应该像“天”一样顺大道而行，这就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2](P87-90)[3]

二、老子危机管理思想体系中的危机内容

老子站在管理哲学的角度，梳理出了所处时代与社会的种种潜在和显在危机。主要有：道德危机、欲望危机、诚信危机、政治危机、人生(生命)危机、战争(用兵)危机等，从而构成了老子危机管理思想体系中的危机内容。

(一)道德危机。老子所言“道德”与孔子所言“道德”有较大不同。孔子所言“道德”即伦理规范。老子所言“道德”包括“德”与“道”两个方面，“德”是德性、品德，人的天性、禀性；“道”是具有客观性、运动性、辩证性、规律性的宇宙本源。老子看到，现实中的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管理者往往偏离“道”的规律性与自然而然性，人为地、刻意地追求“仁义礼”等所谓的“德”，这样实际上却陷入了违背自然社会本质规律的伦理道德危机。正如老子所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3]。在这里，老子将人分为五个层次，依次为道、德、仁、义、礼。“道”是最高层次，“礼”是最低层次。仁义是有意的表现，礼则是灾祸的开始。在老子时代，“礼”(同时包括了“法”)已经成为统治者控制人心的工具，老子反对“礼”与“法”，向往自然无为的“道”。在当今社会，同样如此，如果一味强调法律、法规、制度、奖惩，只注重硬性管理，不注重柔性管理，往往会招来怨恨与反抗，久而久之，人本身的自然本性和纯朴的德性就被泯灭，人们就会去追求浮华、浅薄，那是非常危险的，灾祸就要临头了。所以老子语重心长地告诫统治者要“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三十八章)。[3][4](P143-144)

(二)欲望危机。欲望危机就是人的欲望给个体生命、社会组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带来的危害与破坏。恰当而适度的欲望本是人类与社会前进发展的动力，但欲望失当和过度便会造成欲望危机。欲望危机的实质就是欲望异化。老子并不反对人的基本欲望，但他反对不当而过度的欲望。他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3]。他从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欲望——声色味的过度追求可能导致的危害，得出“灾祸与人的欲望”相互关系的基本结论，这就是“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3]。

(三)诚信危机。诚信危机就是所发生的事件和一些人的行为背离，伤害了人与人相互间的信任，造成对己、对人、对社会的危害。老子所说的诚信危机主要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说官与民)之间的信用与信任发生的冲突而导致的危机，他说，“信不足也，有不信焉”(十七章)[3]，“信不足也”的主体是统治者，“有不信焉”的主体是老百姓。在这里，老子所言的诚信危机涵盖了三个层面：一是认识到诚信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没有诚信天下必然大乱；二是意识到社会缺失诚信是因为管理天下的统治者自己缺乏信用(信不足也)，才导致人民群众的不信任(有不信焉)，指出了统治者的信用是诚信的前提；三是说明了取信的主要对象只能是人民群众，如此才能巩固政权统治和社会稳定。

(四)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就是一定时期社会内部存在的阶级、阶层之间的紧张、冲突和对抗关系，并由此造成社会生产秩序、生活秩序、政治秩序失调或失控的局面和现象。老子不仅从以往朝代兴替上观察到政治危机的危害性，更目睹了当朝社会统治者的违道失德、巧取豪夺、战争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惨象，因而他不得不愤怒地指出，“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竽”(五十三章)。[3]意思是说，统治阶级太过腐败，频繁地变更政策法令，比如巧立名目征收各种税赋和劳役兵役等，百姓深受其害，无暇从事生产，结果田地荒芜仓库空虚；而另一方面却是统治阶级的奢华生活，穿着华丽的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吃足了精美的饮食，钱财绰有富余，这与天下最大的强盗没有两样。老子深刻洞见到这是社会显在的政治危机，统治阶级的行为必然遭到天道的惩罚与人伦的谴责，天人共怨，自取灭亡。

(五)人生(生命)危机。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人生(生命)就像危机四伏的社会一样，生命随时随地受到威胁，尤其是民众百姓的生死状况，由于统治者的贪婪、智者的为非作歹、众人的惑乱、官员的横征暴敛、这样那样的战争与徭役等所引起的惨绝人寰而导致民众百姓大量死亡，从而形成老子所看到的人生(生命)危机。正如老子所说：“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五十章)。[3]其实，老子是一位十分重视摄生和珍视生命的哲学家，他主张和宣传的人生(生命)观是：人要贵生重己，对待名利要适可而止，这样才可以避免危难；反之，为名利奋不顾身，争名逐利，则必然会落得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正是：“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3]

(六)战争(用兵)危机。在《道德经》里，老子用了多个章段，不少的篇幅写战争与用兵，构成了老子的战争观或用兵观，形成了老子无为不争、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后发制人、哀兵必胜的军事战略思想。不过，贯穿他的战争(用兵)观的主线却是主张和平、反对不义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想，他针对当时“春秋无义战”的连年战争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和社会悲凉，发出了强烈谴责，控诉了战争的极大危害性。“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三十章)[3]。在这里，老子揭示了战争的危机或危害性就在于：选择武力和战争是最愚蠢的行为，它所造成的危害必然会遭到报应，这种报应体现在荆棘丛生、民不聊生和加速自身灭亡。

三、老子危机管理思想体系中的危机诱因

危机诱因就是诱导、引发、滋生各种危机的因素和原因。在老子危机管理思想体系中，深刻剖析了危机诱因，主要有：违道、不知、奢泰、强争等。

(一)违道。老子所言之道，由宇宙万物本原引申为本质、规律、总原则、总法则。违道就是违背、违反自然和社会的本质、规律以及人类行为的原则、法则。老子教导人们一定要在认识事物本质规律的前提下，按规律行事，遵循人类活动的原则和法则，否则就会走向愿望的反面，造成损失、伤害、危害、破坏乃至种种危机。如老子根据事物渐进运动发展的规律，强调人们要循序渐进，不要急躁冒进；强调统治者、管理者要无为而治，不要违背自己本具的天性和超越自己原有的能力，从而给下属、组织、人民、社会带来灾祸。所以，他指出：“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二十四章)。[3]对于社会之所以战乱纷起，民不聊生，老子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其中缘由在于“无道”，即“违道”。“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四十六章)。[3]在老子危机管理思想体系中，违道是诱发所有危机的总根源。

(二)不知。老子所言不知，包含不自知、不知他、不知足、不知止四个层面。老子深谙“自知之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足常乐”、“知止不殆”的重要性，洞见到不自知就容易犯糊涂，不知他就容易犯愚蠢，不知足就容易犯错误，不知止就容易犯冒进。犯糊涂、犯愚蠢、犯错误、犯冒进，就会做出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害人害己的行为，从以下言语可观一般。“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十三章)[3]。“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七十一章)[3]。“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3]“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七章)。[3]“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三十二章)。[3]

(三)奢泰。奢即是奢侈，泰即是过度，奢泰就是违背自然规律而走向极端过分的主观行为。老子是辩证法大师，他看到了“物极必反”、“物壮则老”的基本规律，“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三十章)。[3]“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四十章)。[3]他主张适度原则，不搞极端，不搞过分，不搞奢侈，希望人们从圣人的思想中去体会立身处世的原理，做到“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3]违反适度原则而走向奢泰，就会出现危险。如物质生活的过度，就会出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十二章)[3]的结局。

(四)强争。在老子思想体系里，强争就是逆自然、社会规律而动的逞强争夺、胆大妄为、冒死犯难、冒天下大不韪的行径。这种行径与自然之道的品性恰恰相反，自然之道具有“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章)[3]，“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七十七章)[3]，“天之道，利而不害”(八十一章)[3]的品性，与之相对应，人类社会之道理应做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3]然而，现实中有些人却偏偏要以非正常手段、非法手段强取豪夺，或者与民相争，导致祸患无穷，身败名裂。因而，老子痛斥“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3]，进而提醒人们，“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四十二章)。[3]

四、老子危机管理思想体系中的危机预防与化解

社会机体的自身复杂性以及内外环境、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社会危机的发生与存在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止危机尽可能少的发生，以及危机发生后如何有效化解，使人民生产与生活安定，社会有序运行。老子不愧为医治社会疾病的良医，将自然、社会、人类贯通成一个整体，开出了一系列危机预防与化解的良方。

(一)“道体德用”法。在《道德经》里，老子建立了一个以“道”为核心，以“道”在社会和人生等领域的应用、体现与展开形式的“德”为重点的“道德”思想体系。在“德”与“道”的关系中，“德”是“道”的具体体现，“道”是“德”的实际内涵，“道”是自然社会的规律、原则、法则，是无形的、不可见的，“德”是“道”的行为体现，是有形的、外显的，“道”为体，“德”为用，体用不二，二者不可分割。“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二十一章)[3]，“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3]按照“道德”的内在关系，老子强调人类的认识与实践活动前提必须是识道、尊道、循道、悟道、用道，亦即认识规律、尊重规律、遵循规律、感悟行事法则、运用良好方法，这样，才能克服主观随意，抛弃恣意妄为，做到无为而治，进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如此，潜在的和显在的“轻狂”、“轻躁”、“妄想”、“妄动”、“妄作”、“妄为”就会遁形，社会危机自然就会减少甚至不发生，即便发生了，只要适时回到“道体德用”的要求，亦可减少或消除危害。

(二)“道体民本”法。老子将“道体德用”的哲学思想具体落实到“道体民本”的政治思想上，因为他清楚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和历史推动中的主体作用，“尊道贵德”的核心是“遵道贵民”。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六十章)。[3]老子认为要达到治国理政安天下之目的，前提是“以道莅天下”，根本途径是将恩德交归人民，即“德交归焉”。如何将恩德交归人民，老子主张顺应民心、赢得民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3]同时，反对统治者使用强权暴力，反对统治者与人民搞对立对抗，从而给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无尽的灾难，他反复告诫统治者在治国爱民的行为中，应以“道”为尊，不要违背自然规律而妄为，不要骚民、扰民、损民和害民，指出：“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无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七十二章)。[3][1](P103)

(三)“无为而治”法。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均遵循道的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3]可见，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治国理政就该顺应社会规律、顺应民心，实现无为而治，让社会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不横加干涉百姓，不以主观妄作去影响历史进程。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正如老子所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3]，“为无为，则无不治”(三章)[3]，“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三十七章)，[3]“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四十八章)[3]，“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3]在这里，老子的基本逻辑是：“无为而治”的理论根据是“道”，现实依据是变“乱”为“治”；根本要求是“为无为”；主要内容是“无为而无不为”，基本目标是“天下自定”。

(四)“少私寡欲”法。为了维持生命，欲望总是需要的。但如何对待欲望，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老子看到，人的欲海难填，总是无止境地追逐名利财货，其结果对于个人往往不但无益于贵生，反而弄得行伤德坏，身败名裂；对于国家不但无益于安定，反而弄得贪风肆虐，民不聊生。所以，老子坚决反对纵欲，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3]少私寡欲不是禁欲，而是欲望的适度，是尊道贵德基础上的治国理政与做人处世之道。[2](P158)唯有此道，才能既不负百姓“可托天下”的重托，又使自己生命“可以长久”，为此，老子要求统治者在工作与生活中做到：“治人、事天莫若啬”(五十九章)。[3]“啬”就是节俭，引申为清静无为，是统治者“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3]的修行准则。老子根据治人事天相统一的原理，认为：“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五十九章)。[3]在老子看来，“啬”具有“尊道贵德”、“少私寡欲”的内涵，一个始终坚持“尊道贵德”、“少私寡欲”的人，就是不断积累“德”的人，正可谓“啬以治人则民不劳，啬以治身则精不亏”。[1](P272)

(五)“见微知著”法。在“道”的运动中，老子发现一条辩证法则，即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从小到大的过程，老子形象地说成：“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3]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又具有“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六十四章)[3]的特征。从现代系统理论角度看，一些渐进的量变因素，特别是那些处于系统反馈盲区之中的细小量的积累，往往造成最难以避免的突变。对这种渐进的演变，如果执意于原先的稳态，人为地加以抗拒，就会导致系统势能的蓄积，把系统推向高势位，使突变前景更不确定，增长了局面失控的危险。基于此，老子告诉人们做任何事情从一开始就要注意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六十四章)。[3]不仅如此，还应自始至终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他注意到，在做事时更多的人往往开始还比较谨慎，没过多久就松懈了；有些人对大事、难事比较谨慎，对小事、易事则疏忽，结果往往小事变大，小祸酿成大祸。因而，老子告诫人们：“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六十四章)。[3]

除上述危机预防与化解的主要方法、对策外，还有“心灵净化”法、“治者自律”法、“报怨以德”法、“精细管理”法、“柔性艺术”法等。可分别参见(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3](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3](六十三章)“大小多少，报怨以德。”[3](六十三章)“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3](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3]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论述。

在老子危机管理思想体系中，危机预防与危机化解占有突出地位。老子不仅注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更注重解决问题。正如魏源在其《论老子》之二中明白无误地说：圣人经世之书，而《老子》救世之书也。他在《老子本义》中多次说：《老子》救世之书也。老子著书，明道救时。[5](P503)台湾学者南怀瑾对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儒释道”的功用，有一个妙喻：儒家是粮店，佛家是百货公司，而道家是药店。[6](P9)在这里，“救世”、“救时”、“药店”内蕴了一个共同信息：《老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更是一部医治人类社会之病、缓解人类社会之困、拯救人类社会之危的书。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列子(列御寇)指出：“五性好恶，四体安危，世事苦乐，古犹今也，人犹我也。人人相犹，损一秋毫而利人，悉天下以奉天下人。”无疑，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虽然时空相距遥远，但人性社会相通，而老子恰恰穿越了时空隧道，通达当今的人性社会。因而，老子的危机管理思想对当今世界，尤其对当今中国社会有着不可或缺的启迪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凤飞，张大生.品读老子[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0.

[2] 过常宝，刘德广.名家品老子[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

[3] 李聃.道德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4] 张其成.大道之门[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5] 熊铁基，马良怀等.中国老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6] 王扉.破玄老子的密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