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学院，浙江嘉兴314001)

1956年 2 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苏共二十大全部议程结束后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题为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大反斯大林，后来人们把这个报告称为《秘密报告》。

众所周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罗列的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斯大林搞 “个人崇拜”；二是斯大林粗暴和滥用职权；三是斯大林有个人“自大狂”“多疑”症；四是指责斯大林对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败负有责任；五是指责斯大林时期发动过大清洗运动等。[1](P749-808)总之，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斯大林被描述成了一个“白痴、心眼狭窄、爱猜疑、心理性格无常”的“暴君”与“独裁者”。[2]应该承认，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破除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造势等等。但是，也在客观上带来了一系列后果：首先，全面否定斯大林功绩，某种意义上等于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其次，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给广大党员干部带来了思想混乱；最后，否定斯大林，也引起了苏联社会生活动荡不安。

有人形容这份《秘密报告》,“犹如爆炸了一颗威力巨大的原子弹。”过去对斯大林一直抱崇敬态度的多数人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恶毒诽谤，仍然相信“斯大林永远活在历史上，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3]一向把斯大林看作民族的象征和骄傲的格鲁吉亚人，感到他们的民族尊严遭到了践踏，于是，在《秘密报告》发布后不久便纷纷起来反对。在第比利斯、哥里、库塔伊西、苏呼米、巴统等城市，市民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其中，第比利斯的游行示威最后演变成为骚乱，当局悍然下令军警向群众开枪，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不仅是从1918 年以来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示威活动，而且开创了武力镇压的先例。”[3]因为苏联官方一直封锁这方面的消息，所以人们长期不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那么，格鲁吉亚首都民众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做出了怎样的反应？他们发动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动因何在？苏联党和政府在处置本次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又留下了哪些值得总结、借鉴的历史教训？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还没有论著对这些问题进行过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有鉴于此，本文拟利用解密历史档案、事件目击者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就以上问题作一初步历史考察。不当之处，祈请同仁批评指正。

1956年3与5日—3月10日，发生在第比利斯市的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为说明问题方便起见,笔者有必要首先对事件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特点作一概述。

1. 3月5日-8日四天，是群体性事件的前一阶段。此阶段的群体性事件以和平方式进行。

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的话题逐渐从报刊上消失了。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可是，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央级报纸上连一条有关斯大林的“短讯也没有刊登。”[4](P101)更不用说发表纪念他的文章了。于是，群体性事件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街头突然爆发了。事件的“起因是领袖的忌日居然毫无表示。”[5](P163)第比利斯的大学生“最初作出反应”。他们决定以实际行动“纠正当局的‘错误’。”[5](P163)当天，有数千人从四面八方自发组成游行队伍聚集到市中心广场，向斯大林纪念碑进献花圈。[6](P202)3月6日,游行继续。因为游行者“没有受到阻力，便逐渐增强了力量。”[5](P163)不仅人数有增加, 而且更加有组织性。3月7 日,除了第比利斯19所高等学校的学生，一些中学生也加入了游行队伍。这些大中学生在游行过程中齐声高喊:“光荣属于伟大的斯大林”、“光荣属于领袖斯大林”。[6](P202-203)

3月8日,游行队伍的数量又增加了。仅在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大楼前面就聚集起将近1万人。他们要求在市内悬挂国旗和斯大林肖像，在报纸上发表配合哀悼日的文章。面对万人参与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赫鲁晓夫“又决定让步”，但这样做的结果“是火上浇油。”[5](P163)

2. 3月9日-10日两天，是群体性事件的后一阶段。此阶段的群体性事件演变为暴力抗法。

9日，“第比利斯的混乱状态达到了顶点。”[7]当日，游行、集会、示威的人数“增加至8万人。”[5](P163)在大街上集会的已不仅是青年学生, 而且有成年人。城市的正常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游行集会者高喊：“打倒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当苏联总理”。[8]“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打倒赫鲁晓夫！”一些示威者建议“为贝利亚恢复名誉和撤换赫鲁晓夫”，甚至“要求格鲁吉亚从苏联分离出去。”[9]事到如此，仍然“没有人出来阻止集会者。”[5](P16)

9日深夜,一些示威者开始强行占领邮电大楼；一些人前往火车站朝开往莫斯科的特快列车扔石头，打砸车窗玻璃，叫嚷“俄国狗……”；还有一些人则动用刀子、石块、皮带对付执勤警察，甚至抢夺其武器。赫鲁晓夫获悉事态近乎失控后终于明白：“不动武是不行的。”“不可以对这种狂热听之任之。”[5](P163-164)于是，他命令坦克、摩托化步兵和内务部队进入第比利斯市区。随后,军方动用坦克驱散了主要街道和列宁广场上的人群。一些人负隅顽抗，结果遭到了镇压。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0名示威者被打死，60人受伤，被捕入狱的人更多。”[9](P298-299)

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军方宣布 “自3 月 9 日 24 时起实施军队巡逻。 凡破坏公共秩序和妨碍市内正常生活者,一律扣留,并送民警局追究责任。”[6](P212)3 月10 —11 日,军队在市内加强了巡逻；各级党组织纷纷召开维稳大会；各工厂企业安排了夜间值班；部分破坏者和挑唆者陆续被克格勃抓捕。这些“组合拳”式的措施采取之后，市内秩序逐渐趋于稳定。[6](P210)

此次在第比利斯发生的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是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 民众的“第一次反苏发动。”[6](P210)赫鲁晓夫一度纳闷：“为什么这(群体性事件)恰好发生在格鲁吉亚？”[8]他认为斯大林在世时，“并没有格外突出格鲁吉亚人，或者对他们格外开恩。如果用百分比来表达，斯大林杀害的格鲁吉亚人要比俄罗斯人或苏联其他一些民族的成员要多。……斯大林根本不是格鲁吉亚人的保护人。”[8](P34)在赫鲁晓夫看来，斯大林晚年，同样出生于格鲁吉亚的民族沙文主义者贝利亚，倒是“一些格鲁吉亚人的保护人。”[8](P34)曾经是苏联二号人物的贝利亚1953年12月被处决与1956年2月斯大林被批判两件事，“使得格鲁吉亚的某些人和某些集团情绪低落，因此唯有那里发生了抵制。”[8](P34)笔者认为：赫鲁晓夫分析的原因，存在相当的片面性。其实，格鲁吉亚首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些原因是：

第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令许多格鲁吉亚人“深感气愤”[6](P211)。他的讲话，不仅被广大民众看做是对格鲁吉亚民族英雄斯大林的“攻击”与“侮辱”[10](P82)，而且他们觉得这一事件使格鲁吉亚“在整个苏联丢了自己的脸”[6](P211)。众所周知，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和斯大林有特别的关系：对于大多数格鲁吉亚人来说，斯大林就是其引以自豪的一位民族英雄。自从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以后，每逢斯大林忌日，格鲁吉亚民众都会“奉献花圈，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并且在活动中“高唱他们喜欢的歌曲，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11](P130)可是，因为党中央全面否定了斯大林，所以这样的传统纪念活动也就被“自作聪明”的地方官员“无中生有，以上级的名义下达了指示，禁止花店出售纪念斯大林的花圈和缎带”[11](P130)，民众的愤慨油然而生。

第二，苏共中央没有将二十大上否定斯大林的决议及时传达到格鲁吉亚基层单位。据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博布科夫回忆：“群众不了解赫鲁晓夫二十大讲话的内容，很多流言蜚语歪曲了报告的内容。”一些人在讲述报告的内容之时，援引了被判决的贝利亚案件结论中的所谓“事实”。将斯大林所犯“错误”与贝利亚的“罪行”相提并论，“无疑是火上浇油”[11](P130)。遗憾的是，“党中央没有考虑到向人们提供准确可信的消息，没有考虑到往加盟共和国派出有经验的宣传人员，把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的内容，传达给格鲁吉亚的老百姓。”甚至那些被派往格鲁吉亚维稳处理问题的克格勃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苏共二十大决议的内容。”[11](P130)高层与基层之间缺少必要的信息沟通，难怪许多格鲁吉亚民众“只要求一件事，那就是了解苏共二十大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凭什么批判斯大林。”[11](P131)

第三，一些格鲁吉亚普通老百姓个人对于斯大林确实怀有深厚感情。他们对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感到不可思议。比如，有一位地方报纸的编辑就是因为对于斯大林感恩戴德，所以积极参加了格鲁吉亚哥里市群众大会的组织工作。他曾经对处理事件的克格勃工作人员如是说：“你们要求我拒绝斯大林，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我出生在哥里，就在斯大林故居的对面的房子里。我在斯大林中学毕业，然后是斯大林大学，我享受的是斯大林助学金。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斯大林。现在我编辑的报纸就是《斯大林的部落》。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11](P131)求实说，像这位报纸编辑这样觉得“拒绝”斯大林莫名其妙者，为数并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在格鲁吉亚，“连以前反对斯大林的人，出于民族感情也在为他辩护。”[8](P44)

第四，一些格鲁吉亚党政领导干部害怕失去政治上享有的特权。所谓政治特权，指的是当年格鲁吉亚许多劳动者，比如煤矿和工厂里的工人是俄罗斯人，“而行政管理人员是格鲁吉亚人。”[12](P506)在格鲁吉亚，“60%是格鲁吉亚人，40%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等，但在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俄罗斯人。”[12](P506)因此，担任领导职务的格鲁吉亚人有理由担心：随着非斯大林化进程的加快，当地人垄断党政领导管理岗位的局面会有所改变。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和贝利亚都是格鲁吉亚人这一事实，在该共和国引发了民族主义情绪，而这种情绪又得到了孟什维克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12](P505)

第五，一些格鲁吉亚普通民众害怕失去经济上曾经享有的一些政策优惠。1956年7月10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如果谈到在格鲁吉亚对揭露个人崇拜的反应，那里的事并不使我们惊讶，因为格鲁吉亚党组织的水平不高，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它一直是由贝利亚领导的，实际是不受中央监督的。总的来说，格鲁吉亚享受着许多经济优惠”。[12](P505)比如，在农业集体化时期，贝利亚特别允许格鲁吉亚集体农庄庄员种植“宅旁园地”，并且以此作为他们“主要收入”来源。[12](P506)再比如，贝利亚对一些格鲁吉亚种植的农副产品(葡萄等)，“规定了较高的收购价格。”这些举措，都使得当地民众得到了实惠。赫鲁晓夫认为，“显然，与其说不满是由揭露斯大林的迷信引起的，不如说是在消除格鲁吉亚的所有弊端过程中害怕失去特权的心理引起的。”[12](P506)

第六，第比利斯民众发动的群体性事件得到了其他城市民众的“支持”。[10](P82-83)3月8日，第比利斯市出现群体性事件时，有莫斯科的大学生参与进来，并且作过演讲以示支援；3 月 9 日，距离第比利斯只有2小时车程的斯大林出生地哥里市也举行了群众集会。会场上，一位名叫库希阿尼泽的兵役委员会军官发表演说，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米高扬等进行了谩骂[13]；他还蛊惑人心地说，“苏联军队支持人民。”公然号召“武装人民”，“给人民发放武器。”[13]同一天，好几辆汽车满载着哥里棉纺织联合企业的工人开往第比利斯参与集会活动。[6](P209)哥里市话剧院还将身着西装、化装成无产阶级领袖列宁和斯大林的两位话剧演员，送到首都群众集会会场上进行表演。[10](P82-83)这些声援与支持，客观上助长了首都民众的过激言行。

综上所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爆发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相当复杂，绝非单一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人称与群体性事件都“是自发的”，“并没有什么事先的预谋。”[11](P132)事实并不像有人猜测的那样：“青年人是受比较年长的组织者操纵”。[4](P101)即使时隔45年之后，曾经自发参与当年游行示威的人在2001年春天俄罗斯的电视转播中还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能不到广场去，大家都在那里！”[14]

尽管苏联党和政府最终以武力方式驱散了示威群众,恢复了社会秩序，平息了骚乱，但是在应对本次重大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历史教训。

第一，高层掉以轻心。仅以赫鲁晓夫个人为例，事发之初，当格鲁吉亚地方领导人在给他打去“惊恐不安的电话”时，赫鲁晓夫的回答是:“不必慌张，保持镇静。”他以为大学生们会如他所说的“胡闹一阵就安静下来了。”[5](P163)事实上，大学生的游行集会活动并未安静下来，相反愈演愈烈。3 月 6-8日,游行继续。因为“没有受到阻力”。9日，事态发展已经十分严重，居然还是“没有人出来阻止集会者。”[5](P163)面对8日万人参与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赫鲁晓夫“又决定让步”，但这绝对“是火上浇油。”[5](P163)9-10日采取军事行动，纯属亡羊补牢之举。

第二，地方干部渎职。在事件发展过程中，格鲁吉亚共和国党中央、市委、区委的干部，基本上没有对群众游行、集会、示威、公开演讲等活动进行过持续有效的干预和制止。事件目击者苏联《劳动报》记者C.斯塔特尼科夫当时就说：“这几天的事件说明，我们，首先是情报部门，在这里有所疏忽。敌人正是利用了最软弱的地方——民族感情。沙文主义者浮到面上,开始猖狂行动。”地方官员“允许(他们在集会场所)装麦克风(演讲)已经是错误了,既然装了,那党的领导干部和所有党的积极分子就绝对一步也不能离开麦克风,而且要自己安排发言”， 一些不光彩的人们“正是利用缺乏领导之机”,“把事情推到反苏行动的地步。”[6](P210)

第三，执法者不作为。民警的职责就是预防、制止、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等等。可是，当年在第比利斯市群众集会现场，民警局工作人员,有的对于群众集会演讲表示愤慨,而有的则“微笑而已。”“谁也不曾向(集会)讲台移动半步”，去检查那些自称是党员的挑唆者(也许他们手中的党证是偷来的)。但是, 挑唆者“播下的挑拨的种子发出了反革命的芽。”“谁也不曾试图去制止这种胡闹。”[6](P204-205)执法人员持续多日，“什么反应也没有”[6](P203)。实质上助长了群体性事件的迅速蔓延、扩大与质变。

第四，社会管理不力。社会闲杂人员、无业游民需要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与管理。但是，格鲁吉亚共和国对无业人员的管理十分不力。例如，在第比利斯生活着不少不工作，而靠父母的收入过日子的无业之徒(“啃老族”)。据说,当地有好几千名大学生毕业后不愿去工厂或者农村工作,“他们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酗酒和滋事。”实际上,“挑唆者正是从这批人中搜罗追随者来执行自己的冒险计划。”[6](P210)假如这些游手好闲的大学生被引导去做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那么挑唆者就会失去相当一部分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支持。

第五，法制教育缺失。用社会主义法律的基础知识来教育年轻一代，使他们从小就受到守法的教育，懂得和善于履行社会主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增强法制观念，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行为习惯是学校与家庭教育的题中之义。在格鲁吉亚,大学生、中学生的法制教育是不到位的，结果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出现了一批没有原则的年轻流氓”,“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不惜去犯罪。”[6](P211)他们法制意识淡薄有多种原因，其中学校和家庭法制教育的缺失和弱化，应该被看着是主要原因。

第六，信息披露不及时。如上已述，格鲁吉亚的群体性事件很大程度上缘起于人民群众不清楚苏共二十大决议的内容。身处莫斯科的中央高层领导应该知道：揭露斯大林的所谓“暴政”，民众会产生怎样的反应。为了避免其过激反应，“应该往格鲁吉亚派出有经验的宣传人员，向群众解释所发生的一切”。[11](P132-133)问题是，官僚主义十足的高层领导们压根儿没有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可以相信：“很多第比利斯的居民都能够理解二十大的决议，这种震动了整个加盟共和国的风潮和不必要的牺牲都是可以避免的。”[11](P133)

参考文献：

[1]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赫鲁晓夫回忆录[M].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2] 曾枝盛.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缘由与后果[J].社会科学论坛，2001，(1)：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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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M].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1] 菲·博布科夫.克格勃与政权——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回忆[M].王仲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12] 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3] O.B.埃德尔曼.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苏联检察院对5810例反苏维埃鼓动宣传活动案件的司法复查(1953-1991)(下册)[M].方琼，唐福山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4]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M].张俊翔，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