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海 燕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 银川 750021)

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中，女性是知识分子启蒙的重要对象，女性身体也一直是启蒙话语的焦点，从废缠足的身体解放到对摩登风潮的批判，女性身体一度成为各种政治文化力量间交锋的场域。学者汪晖指出现，代性可以分为精英的和通俗的两种，“精英们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不断创造现代性的伟大叙事，扮演历史中的英雄的角色，而通俗的现代性则和各种‘摩登’的时尚联系在一起，从各个方面渗入日常生活和物质文明。”[1]1120世纪30年代都市涌现的“摩登女性”无疑是中国社会通俗现代性的一个侧面。以《良友》和《玲珑》为代表的通俗刊物热情宣扬“摩登女性”形象，建构着性感美丽的女性身体标准，并号召大众进行摩登身体实践；但在精英文化层面，左翼文学对女性摩登身体大肆口诛笔伐，国民党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也极力打压摩登风潮。面对来自精英文化的压制，大众媒介尝试建立摩登身体的合法性，用摩登思想来武装摩登身体，以此去除女性身体的污名。大众媒介对女性摩登身体的建构和尝试为女性摩登身体正名的努力揭橥了女性身体的复杂意涵，集中于女性摩登身体的论争也反映出女性在社会现代性进程中所处的困境。

一、30年代都市“摩登女性”的涌现

20世纪30年代，在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摩登女性”(modern girl)开始大量涌现，大众刊物纷纷刊载“摩登女性”形象，如《良友》即以“摩登女性”为封面；女性杂志《玲珑》则专以“摩登女性”为主题，除刊登明星、名媛照片外，也刊登普通作者、读者的照片，宣传女性“摩登”形象；《妇人画报》不仅刊登“摩登女性”形象，还对之进行讨论；“摩登女性”的话题也时常见诸《北洋画报》、《人间世》、《女子月刊》等其他刊物。30年代，“摩登女性”也是文学书写的对象之一，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刘呐鸥就是描写都市“摩登尤物”的健将，此外，在左翼作家笔下，亦不乏“摩登女性”的身影。

“摩登女性”并非横空出世，与新女性、革命女青年等女性形象一样，“摩登女性”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日本研究者坂元弘子在论及近代上海的“摩登女性”时指出：“早期的女性解放论者对‘摩登女郎’的享乐及奢侈性加以非难。然而‘摩登女郎’的问世并非与女权论无缘，事实上，她们恰恰正是女权论的产物。通过辛亥革命、争取‘公民权’的女性参政运动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女性才得以在中国出现，不经过上述历史过程，不可想象‘摩登女郎’会骤然出世。”[2]241正是经过废缠足的女性身体解放，为受教育的“新女性”们开辟了道路之后，“摩登女性”才进入了社会公共空间。“摩登女性”形象的产生与商品经济发展密不可分，1930年代特别是在上海等拥有租界的大都市里，外国资本大量拥入，民族资本也蓬勃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消费、娱乐行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文化与物质产品大量输入，新闻报刊等大众媒介也日趋成熟。1934年第85期的《良友》杂志刊登了一幅题为《都会的刺激》图画，画中一个穿着高开叉旗袍的中国摩登姑娘被爵士乐队、摩天大楼、跑马场看台以及《金刚》电影海报围绕着。[3]这幅图画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都市女性身处铺天盖地而来的消费娱乐浪潮的情形。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借助无远弗界的报刊媒介，“摩登女性”才作为一类形象大量涌现。

所谓的“摩登女性”如何“摩登”？1930年代“摩登”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词汇。研究者张勇指出，“在20年代末期‘摩登’一词刚出现时，有人在‘现代’的意义上使用它，有人则在‘时髦’的意义上使用它，可是到了30年代，后一用法远远超过了前者”[4]。在大众视野中，所谓的“摩登女性”不外乎打扮入时，时髦靓丽的女子。“摩登二字，在英文为Modern，意义即现代，后来却一变而为时下一般新女子们所专用的名词——摩登。凡青年或中年，甚至老年的妇女，只要是烫发，粉脸，涂唇，细眉，长衣短袖，短裤长袜，擦指甲，高跟鞋的，都称之为摩登妇女。”[5]“大约平常人之所谓摩登，是根据了外表而定。一个女子穿的是一九三三年的新装，头发是烫成Permanent wave，血红的唇，二三寸高的皮鞋便被目为摩登女子。”[6]在通俗刊物中抛头露面的“摩登女性”借以展现其“摩登”的也无非是外形，《玲珑》大量刊登摩登女性形象，她们面容精致、身材凸凹有致，时尚而不俗艳；《良友》第100期回顾了之前的所有封面，可谓摩登女性形象的大展汇。BOB头、中烫发、红嘴唇、高跟鞋和改良旗袍，这些迥异于小脚女人和五四新女性形象的身体标记构成了都市摩登女性的招牌形象。在关于“摩登女性”的讨论中，其“摩登”主要关乎身体，在大众刊物中频频现身的“摩登女性”们的“摩登”亦不外乎身体。

二、大众媒介对女性摩登身体的建构

《良友》和《玲珑》在大量刊登“摩登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建构着女性摩登身体的标准。在媒介的塑造下，电影明星、社交名媛当仁不让地成为“摩登”的先锋。1935年《玲珑》刊出的“世界标准美人造型”[7]就集好莱坞五大女明星的特质为一体，这个被称作“ideal girl”的摩登女性四肢修长、胸部丰满、红唇大眼、头发卷曲，身材匀称结实，恰到好处。在这样的好莱坞摩登女郎的投射下，中国摩登女性的身体被想象和建构，性感健美成为女性摩登身体的理想标准。

大众媒介从头到脚地建构女性摩登的标准，各类广告、美容术、流行时装制造着女性美的神话。“皮肤搽旁氏白玉霜，立即光滑滋润，娇艳欲滴，欧美妇女，无不以旁氏白玉霜为美颜之必需品。”[8]“三花牌”化妆品广告则承诺，“妇女每日用之，必得秀丽之色与如花之貌。”[9]“礼和老牌消瘦片”以为女性减肥脂，增妩媚为口号。[10]媒介不仅对女性的美丽神话广而告之，还提供具体操作途径。《玲珑》杂志经常刊登美容的文章，为女性指点迷津：《脸黄的补救法》指导女性如何养成白皙的肤色[11]；《摩登的脚》详解如何通过运动美化脚的曲线，以便穿上当时最摩登的高跟鞋[12]；《怎样使手美观？》指导女性在修甲后要在指上涂上美容膏，勤于工作的女性更要经常涂滋润手部的化妆品。[13]《良友》第86期用图片配以文字详解美容化妆的技巧，内容包括敷粉、描眉、涂唇等等。[14]面部美容、美发烫发、睡前美容、整容化妆……各种美容方法不一而足，从头到脚地建立起女性的美丽身体。

在媒介的塑造下，摩登身体还应达到时尚与健康的完美平衡。30年代健美观念风行一时，女性被号召参与体育活动、塑造健美体格。《良友》、《玲珑》等报刊热衷于刊登好莱坞女星的裸体摄影或画作，展示其健康的身体曲线。国人“对魅力四射的好莱坞的想象将健美强化为一种时髦的西方美学”[15]。在这种西风东渐的潮流下，趋时、入时的摩登女性无不以西方的“Modern Girl”为翘楚。大众媒介一边不遗余力地展示好莱坞女星的健美身姿，一边对其健美心得广而告之，诸如《好莱坞女星的健身美容术》等对普通女性现身说法，而大众对之更是一呼百应，“我们的身体，应加以注意使合健美的原则”[16]。如何健美，体育运动是不二法门。“亲爱的姊妹们，你们要健而美的体格吗？如果你们每天在早晨起身之后，费去十几分钟的功夫，来练下面最简便的健身术，天天不间断，保你们的体格日见健美。”[17]

女性摩登身体是社会、媒介的集体建构，更是女性的个体实践。当美丽的逻辑与时尚的逻辑划为等号，谁在建立美的标准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追赶上时尚的步伐。《良友》第43期刊登了这样一幅母女对话的漫画，“女：这些短袍都不趋时不堪再用了。母：你当初若依我的话把袍脚摺起来现在不是可以放长再用么！”[18]漫画暴露了摩登女性的苦恼，时尚如同忽长忽短的旗袍变幻莫测，女人们却不得不加紧追赶的脚步。透过《玲珑》、《良友》等通俗刊物，我们不难发现都市女性如何积极地投身到摩登身体的建构当中。《怎样使身体健美》，详细介绍如何使自己的胸部、臀部丰满，怎样拥有纤细的腰部、匀称的身段。[19]怎样去除脸上的雀斑？怎样使大腿变细？这类“怎样使身体……”的句式不绝于耳。在西方摩登女郎的参照下，在明星、名媛的引领下，普通都市女性热烈地投身于摩登身体的实践，将身体做摩登战场，沉浸在美丽神话的迷思中难以自拔。

三、摩登身体的合法性

一方面《良友》和《玲珑》等大众媒介对摩登女性形象的介绍热情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左翼文学和统治意识形态对摩登女性则大张挞伐。而他们对摩登女性的贬抑，症结在于女性身体。其实摩登并不是30年代才有的风潮，早在晚清、民国初年，妓女就是摩登的先锋；摩登亦非女性专利，30年代男性追求时髦并不亚于女性，但唯独女性身体遭到诟病，女性追求外形时髦成为众矢之的而被口诛笔伐。左翼作家毫不掩饰对女性摩登身体的厌恶，茅盾《子夜》的开场借吴老太爷的视角戏剧性地表达了这种厌恶。“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明显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胳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20]10—11女作家白薇对“摩登女性”痛下针砭，“她们拜金，吸血，狡诈，无情：……妖精的外貌，狐狸的居心”[21]；田汉在谈及创作电影剧本《三个摩登女性》的动机时也说，“那时流行‘摩登女性’(Modern Girls)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名词也有不同的理解，一般指的是那些时髦的所谓‘时代尖端’的女孩子们。走在‘时代尖端’的应该是最‘先进’的妇女了，岂不很好？但她们不是在思想上、革命行动上走在时代尖端，而只是在形体打扮上争奇斗艳，自甘于没落阶级的装饰品”[22]464。在这样的语境中，“摩登女性”几乎面临着人人喊打的处境。

1934年国民党政府发起了“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以改造社会道德和民族精神为目的，假借儒家传统来建构适合现代民族国家需要的被统治对象，摩登女性是其针对的对象之一。通过禁止女性赤足裸腿、烫发、露臂等禁令，女性身体遭到严密控制。当权者试图通过介入私人日常生活领域，特别是通过身体控制达到社会统治的目的。在此，女性摩登身体成为不合时宜的刺激物，其潜在的破坏性令权力统治者颇感不安，故被赋予伤风败俗的负面道德意义而进行训诫、改造。在左翼文学运动和新生活运动等强大话语力量的塑造下，女性摩登身体被赋予了明显的负面意涵。

事实上，不仅左翼文学和统治意识形态对女性摩登身体进行围攻，即使是热情宣扬摩登女性形象的大众媒介也不乏对摩登身体的贬抑之辞。“除了少数真正觉悟的新女子外，今日之所谓新女子者，多半是外观上的新，谈不到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新。”[23]“今之摩登女子，竞以服饰之炫奇，且以色娇人者，其速鉴诸。”[24]摩登女性的罪状包括“太爱修饰”、“美而不健”、“片面追求消瘦”等病态的追求。[25]《良友》第76期中有一版以“春来了”为主题，刊出茅盾《春来了》一文，极力讽刺摩登女性“发疯似的要求刺激，肉体的官能的刺激”[26]。在刺耳的批判旁边却是一幅摩登女性“春之新装”的照片。严厉的谴责与摩登女性形象同时登场，构成对女性摩登身体的矛盾叙事。

大众媒介对摩登女性身体自相矛盾的叙事增加了摩登的含混意义，同时也体现了媒介试图建立摩登身体合法性的努力。在《玲珑》中，“摩登”逐渐被分离为两种，一种是俗艳的，受到精英阶层批判的，另一种却是高雅的，这种高雅的摩登并不排斥女性身体的摩登，而是借助摩登的思想来去除摩登身体的污名。《妇人画报》主编郭建英就毫不讳言要建立起女性现代美的标准，在他看来，“现代美绝不是只在外观上加以摩登的修饰，就会简单地产生的东西，它须由女子内心美和外部美综合的结晶，它须根基于个人广博的学识，丰富的情感和明显而健全的性格。”[27]192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真正摩登的女子寥寥无几。同样，《玲珑》杂志也着力于塑造一类美貌与德行兼具的新摩登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既能吸收最潮流的事物，也有现代的思想、道德和知识。“我们对于摩登的解释，至少应具有两个条件：(1)她的外表，固然要是时代的(但不是要很奢侈)，因为拘泥于古旧的不一定是美德。(2)她的灵魂，她的脑筋最为重要。”[6]这种宜室宜家的摩登女性形象作为理想的高雅的“摩登”与只重装饰的媚俗的“摩登”划清了界限。由此看来，女性摩登身体只有在现代思想的武装下才具有合法性，才可以祛除那些蛊惑人心、伤风败俗的负面影响。

摩登与反摩登、通俗与精英、物质与精神、西洋与中国、颠覆与规训……凝结在30年代摩登女性身体上的意义复杂而矛盾。就女性自身而言，摩登风潮的流行对女性走向社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女性积极的摩登身体实践似乎也是女性自主性的一种表征。然而，事实上摩登女性处于大众媒介的建构之中，终究无法逃脱商业资本的无形之手。就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进程而言，女性摩登身体无疑是各种政治文化力量交锋的场域，围绕着女性身体的争论不绝于耳，但是这些表面上围绕着女性的讨论，实质上又远离女性。摩登女性被作为都市物质文明的产物而观赏或诟病，女性身体不过是商品化的建构、道德的象征物抑或意识形态统治的对象而已。《良友》、《玲珑》等大众媒介对女性摩登身体的建构，使我们洞见女性摩登身体的复杂意涵以及女性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中所处的困境。

[1] 汪晖.死火重温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 坂元弘子.试论近代上海“摩登女郎”的形成过程——社会史、思想文化史的多元比较分析[A].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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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左企.怎样才是新女性[J].玲珑，19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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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李瑞琼女士.摩登妇女之摩登病[J]. 玲珑，193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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