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继 华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198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的发展进入一个低谷期，理论的式微或终结之声不绝于耳，曾经额手称庆的“理论的狂欢”如今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衰落气息，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潮进入了“后理论时代”。这一切是否意味着理论处于危机之中，抑或真的走向终结？对理论的反思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2003年，伊格尔顿出版《理论之后》一书，该书通过对理论的反思与批判，再一次将后现代理论推到了意识前沿。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幻象》是伊格尔顿试图从政治和理论观念着手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的阐释，那么《理论之后》则在反思后现代主义所造成的文化理论削弱，并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为理论寻求出路，某种程度上彰显出当代理论的兴衰历程。对后现代思想的持续关注成为伊格尔顿一贯的理论态度。

一、理论的自反性

《理论之后》前四章主要是反思196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遭遇的困境。在伊格尔顿看来，虽然文化理论的黄金期早已过去，但如果以为现在可以回到前理论时代，那就错了，因为“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指导性假设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不过我们正生活在所谓高雅理论的影响下”[1]3。也就是说，“理论之后”并不意味着理论已经终结，而是我们现在正处在理论高峰的余波之中，应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对理论的性质和使命进行深刻反思。反思显示出理论的要义和价值，即伊格尔顿所言的“批评性的自我反省”。例如，文化理论就诞生于对人文学科所作的反思：“这种理论诞生于我们被迫对我们正在从事的活动有了新的自我意识之时。它是我们不能再将那些做法视为天经地义这一事实的征兆。”[1]27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理论的繁盛绝非偶然，它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常社会实践和思想实践迫切需要调整和重新审视的产物，是传统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遭遇变革的结果。当这种理论失去曾有的权威性，日渐远离生活实践，后理论对其提出挑战，强调多元性、具体性和地方性的时候，于是，智识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缝隙。由此看来，理论对常识的反思性批判推动着日益关注现实的实践性品格的形成，显示理论在“理论之后”的今天仍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它促使人们反思在后理论时代“理论”何以成为问题。

理论何为？理论就是对世俗的质疑、批判、追问与反思，理论的价值就在于持续不断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揭示日常生活掩盖下的生命常态。从词源学来说，“理论”的英文theory最接近的词源是希腊文theoria，即心灵中关于真实的影像，theoria得自theorein(沉思或思辨)和theasthai(注视)，赋予沉思以视觉上的联系[2]993，理论的思辨或注视预示着理论活动具有质疑、反思自身的功能。乔纳森·卡勒提出批评理论具有反思性：“理论具有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3]16利奇认为理论在其目前的框架中至少有六种不同意思，其第二种“理论指普遍原则和传统作法以及在所有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所作的自我反思”[4]，也强调了理论对传统普遍原则的反思性。当然，对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不是抽象的、概念式的反省，理论的反思功能离不开实践行为。拉曼·塞尔登等认为理论“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行动而不是文本或立场观点：对于那些理所当然的理论假设和观念提出批判性疑问”[5]328。伊格尔顿延续了其一贯的实践批评风格，把对理论的反思建立在审美实践的现实基础上。他看到，在充满差异性的历史现象中蕴含着极大的政治潜能，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剖析，反思理论自身的现实功用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就成为独特的思维策略。在这个问题上，伊格尔顿重点列举了反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如何制造文化的相对主义、地方主义，揭示它们与文化理论的关系。

反理论主义强调文化的相对性、一致性，认为文化之间不存在评判的理性基础，人必须跳出自己的文化域才能实施批判。而这恰恰是伊格尔顿所质疑的，他坚持认为理论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不与生活实践脱离，反躬自身的文化批判无需置身于外层的玄学空间。当然，他批驳的反理论代表主要是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和斯坦利·费希。罗蒂倡导“反本质主义”哲学观，认为哲学不再是文化的权威和核心，哲学已归于常识，以肢解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罗蒂提出该书旨在“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6]4，即以实用主义的“无镜哲学”取代传统再现表象的“镜式哲学”神话，走向开放和多元，从而预设了哲学领域的反理论之路。费希认为，理论用普遍性(一般性)取代局部性(地方性)以指导实践是一件永远不可能企及的事，因为理论的第一手资料以及符合规范的法则总是会被发现，而且往往独立于与之关联的情势(语境)。因此，现今的所谓理论只不过是借用了理论的术语和内容，把特殊领域内所发生的涉及地方的、个别的、宗派集团的利害关系提高到普遍性位置[7]100—102。费希预测，理论最终会被摒弃。其实这些反理论者质疑理论，是因为他们认为理论本身是虚构的、抽象的和概念化的，其急剧膨胀带来的普遍性、独断性容易对理论之外的一些问题形成遮蔽。他们要证明的还是理论对现实的干预，即理论的实用性问题(如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哲学观)，这恰恰是文化理论的当下存在，伊格尔顿对此却不认同。关于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伊格尔顿有一个重要观点，即文化理论是现代主义通过其他方式的延续。1960年代前后，现代主义失去了激动人心的力量，其异议冲动依然存留，文化理论正好成为其安身之处。文化理论以多方面的进取性席卷语言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相信地方性、实用性和特殊性，在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后现代并和后现代融为一体。这种后现代风格绝不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与其同谋，附丽于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多元性之上，其“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约定主义，它的怀疑主义，实用主义和地方主义，它对团结和有纪律组织的观念的厌恶，它的缺乏任何关于政治中介力量的适用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将对它极为不利”[8]152。显然，伊格尔顿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关系的揭示，实乃召唤着文化理论的坚实根基和现实基础，而当前的文化理论恰恰讨厌的是本质、基础、一般之类的范畴。因此，西方世界要对此作出深刻反思。

理论具有反思性，源于理论在对事物现象的描述中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用普遍理性的角度替代个别的狭隘角度，以突出其具有的指导意义。在这种普遍模式指导下，任何一种关于知识形态的描述或概括不再仅仅满足于对个别现象的认识，而是超越了自身价值，使得阐释和批评行为更具客观性、自觉性和有效性。当然，理论的知识系统在急剧膨胀的同时往往也会造成对地方性、个别性的遮蔽，尤其是对个体的审美经验和实践经验的轻视，这也是反理论者对理论的合法性质疑所在。回到《理论之后》，我们应看到，伊格尔顿对结构主义、后殖民、女权主义等的批判，无不带有强烈的解构意识。这种解构的政治观、历史观成为伊格尔顿反思的方法论前提。对伊格尔顿而言，解构理论是为了重建理论，即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内寻求理论的出路，这才有了理论必须对德性、价值、真理、死亡等主题的思考。但是，由理论高峰期开拓的跨越学科边界的风气，其影响依然在延续。理论与概念、知识，理论与生活实践、价值判断的关系等关乎理论的有效性、合法性问题依然存在，这意味着伊格尔顿的反思、重建之旅充满着艰辛。

二、理论的担当性

理论是对剧烈变化的历史和政治现实的干预、批判，理论更源于对现实社会的政治思索。这种极具批判性和创新意识的理论预设成就了那个时代的理论高峰期，用戴维5洛奇的话说就是“‘理论’在其自身开始被理论化——或者用当时时兴的话来说被解构时，便诞生了”[9]。文化理论自诞生之后，为社会发展提出很多真知灼见。伊格尔顿指出，文化理论有两大重要成就，就是把性和性属确定为合法研究对象，同时将通俗文化纳入研究的视野。藉此，大众文化的地位得以确立，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呈现多样化。但作为反抗权力的理论，却愈来愈在权力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尤其随着文化理论黄金岁月的消逝，整个社会陷入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纷乱争论中，关乎人类存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文化理论都未能予以正确回答。“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1]98那么，当代的文化理论到底在关注什么呢？“相反，吸引人的是性。在一批略显狂野的学者身上，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式接吻的迷恋。在某些文化圈里手淫的政治远远要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社会主义已经彻底输给了施虐受虐狂。在研读文化的学生中，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1]4本来，当代文化理论在规避对本质性、普遍性的过度强调后开始关注地方性、现实性和多元性，不幸的是，却面临着被庸俗化的危险。文化理论对“性”的迷恋固然有助于推翻清教徒式的教条，显示对愉悦身心的肯定，然而却是远离社会现实、远离政治的，很容易深陷资本主义的文化体系之中。事实上，文化理论一味地解构和颠覆传统的思想观念, 却又无法建立起正确的思想观念, 结果在面对人类根本性问题时就软弱无力，止步不前。

《理论之后》的任务不外乎两方面：一是在对文化理论与现实、道德和政治关系的关注中，批判去政治化的后现代运动；一是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为理论寻求合理的出路。在论析过程中，伊格尔顿时时以保卫马克思的姿态强调批评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坚持理论的政治担当和理论批评的政治性，体现出对文化现实和当前处境的反思。为强化这一观念，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没有遵循历史的统一性思路，而是选择20世纪60年代这个文化发展的横断面与去政治化的八九十年代作对比，发现理论的去政治化和政治活动在当下的被遮蔽。从狭义来看，伊格尔顿所指的理论即文化理论，主要是指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各种文化研究等，它是1965年到1980年间政治运动的产物。作为激进政治运动的产物，文化理论融合了政治与文化的结果，使得“乌托邦思想、性政治、精神贫乏、帝国战争、和平和友谊的福音，伪东方主义，政治革命主义、奇异的艺术形式、迷幻状态、回返自然、对无意识的解放”[1]44—45等融为一体。在这种强盛理论的影响下，原先从形式、语言、结构中寻求解构的先驱们现在转向了艺术、权力、躯体、霸权等领域，这才有了拉康、福柯、德里达等先驱们留下的理论遗产，这些理论遗产无疑与当时的政治事件有关。伊格尔顿看到，文化理论开始于现实政治问题的驱动，但发展到后来，理论与现实问题相距甚远了，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来，许多激进分子开始放弃过去的理想，坚持理论的去政治化。文化与经济生产、政治优势、资本主义等融为一体，成为激进政治的替代品。这恰恰是后现代的一部分，而后现代以社会分层、身份、种族和性别等微观政治取代宏观政治的做法并不是致力于解决问题，而是把问题取消了。因此，后现代主义是处于问题的最后部分而非解决办法的最后部分。由此看来，所谓“理论的终结”，不过是后现代主义的终结。基于理论批评不可或缺的现实政治维度，伊格尔顿由此解构了后现代语境中的“理论的狂欢”。

面对文化理论背离初衷严重走偏，远离社会现实的现状，伊格尔顿提出文化理论必须探究理论难堪大任的原因，尤其把政治等完全置于语言和性范畴之列，对道德、革命、真理等现代性启蒙话语做出新的阐发，恢复理论的担当性。这正是伊格尔顿探讨“理论之后”重建道德、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基点。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是理论的批判者而非反理论者。当然，伊格尔顿对文化理论去政治化的焦虑和基于“理论之后”的批判有一定的析出背景，那就是左派文化在学术领域内的格局与地位变化。文化理论兴起于西方左翼政治运动蓬勃发展时期，生成之初即带有激进的政治色彩。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新左派”运动爆发，吸引众多知识分子批判性地关注工党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社会政治议题，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西方政治，显示左派政治的强势地位。随着政治运动的失败，政治上的孤立无援使得他们转向文化和哲学，来寻求阶级、种族、政治等方面的平等和自由，对抗一个文化角色日趋重要的资本主义，补偿其政治上的无家可归状态。这预示着“新左派”已不单单是一种纯学术理论研究，而成了表达政治立场的风向标。然而，作为英国新左派的旗帜，伊格尔顿对新左派运动怀有某种矛盾心理。随着文化理论甘心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叙事的注脚，“西方左派文化既对资本主义文化体制存有不可以根本杜绝的依附性，但也绝对不愿意看到资本主义全球叙事的来临”，处于这种矛盾状态的伊格尔顿“既要在哲学和理智的层面上践行‘文化左派’的实践精神，同时又要在思想层面上为文化左派迎战自由主义的挑战廓清理论和现实障碍”[10]。这样一种心理使得伊格尔顿以一种相当开放的姿态反思文化理论家同时处于马克思主义之内与之外的现状，索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理论的终结”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在今天失语的忧虑。

三、理论的回归性

20世纪文学和理论的关系可谓跌宕起伏，此消彼长。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文学在“理论”中开始失势，变得举步维艰；理论则在自言自说，沦为文化研究的症候式解释。基于此，学者们纷纷为后理论寻求出路，化解文学和理论的对峙关系。卡勒提出理论所忽视的正是文学和那些文学性的东西，因此有必要在文学研究中重新奠定文学性根基。卡宁汉要求回到被理论“抛入外圈黑暗之中”的文本细读传统，贝特提出从文学的“基础和基本功”入手，回到文学传记和版本目录学[5]328—332。姑且不论他们的理论补救策略能否真的奏效，但其对文学传统的回归和文学性的强调却显出真知灼见。然而，对伊格尔顿来说，“理论中缺失的‘另一半’并不是文学、读解、文化或美学，而是政治”[5]337。这说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伊格尔顿那里，文化理论似乎已游离于文学或审美领域，直奔政治而去。所以，《理论之后》花绝大部分篇幅论述理论的出路在于对道德、价值、本质、真理等基本问题进行重新阐释，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重大问题敞开胸怀，而非文学和审美担此重任。

伊格尔顿并非没有意识到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他尤其反驳了理论家远离作品和理论卡在评论者与作品之间的指控，认为适度的文本细读对理论家尤为有效，而批评概念最大的用处，则是能与艺术品保持联系，并成为理解艺术品的有效方式。理论和文学的关系既然如此密切，伊格尔顿为何将文学置于拯救理论的策略之外呢？这首先应从伊格尔顿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解谈起。在伊格尔顿看来，和真理、道德、政治对现实的作用相比，艺术和文学包含着大量与现实政治体制难以和谐一致的观点和经验，艺术家关注的是价值的语言而非价格的语言，因此，艺术品只能表现出社会日常生活的浅薄，而“在市场决定价值的文明体里，随着艺术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文化反而能够将自身的非必要性变成德性”[1]94，文化能够发挥政治批判、道德价值的作用。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对于艺术作品而言产生了两大成就，一是文化理论的存在显示解释艺术作品并非只有一种正确方法(还有其他的理论方法)，一是在艺术作品的产生过程中，除作者之外还有许多因素牵涉其中(如文化权力、文化权威、文化环境等)，这显然是在诉说文化理论的巨大功能，张扬理论的自身价值。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不能认为理论只为阐释作品而存在，因为理论不只局限于对艺术的讨论，而是可以凭借自身能力配合实际的政治目的。更何况，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整个文学批评并不是那种行家的自主话语……，它是整个伦理人文主义的一部分，与对道德、文化、宗教的思考密不可分”[11]18，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伊格尔顿将改造社会的重任寄希望于文化理论自身的能动性上，这本无可厚非，但其对文学特有的功能、尤其是想象性和超越性的理解确有失之偏颇之处。而当作为反思的文化理论替代了文学和艺术，预示着有界的文学向无边的文化推进，这无形中跨入了他也反对的后现代众声喧哗之中。

文学和理论曾经是天然的同盟关系。文学作为理论问题的核心，靠与理论的联姻而成为流传于世的经典；理论也深深寄居在文学的深处，倾听来自文学的天籁之音。但是，随着文化理论的诞生以及文学研究格局的转变，文学和理论的对峙、疏离成为不言自明的话题。一方面是理论系统在急剧膨胀，理论在不断地享受日渐翻新的快感；另一方面是文学知识谱系在日益缩小，文学在自己的生存场域里焦头烂额。于是，人们不禁对耳熟能详的文学发出质疑：“文学”概念还管用吗？对此伊格尔顿分析了理论取代文学理论的原因：第一，传统的知识分类方法已经失效，而文学理论可以说正是这一分类的产物。去掉“文学”两字而成为“理论”，标志着一种新的整合已悄然发生；第二，学科上的不确定性取代了原有的分工或分类的确定性，预示文学理论作为其中一个分支的人文学科的危机；第三，人文学科的危机其实也就是普遍价值的坍塌，就是精英主义文化观和虚假平等主义的衰落。当普遍价值陷入危机时，人文学科必然陷入危机。[12]伊格尔顿把文学研究的萎缩和理论的扩张症结，归于学科体制和普遍价值坍塌的危机，由此，体现普遍价值观的文学理论让位于知识系统急剧膨胀的理论，这就是卡勒所主张的文学和理论没有太大的关系：“既然理论本身把哲学、语言学、历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等各方面的思想融合在一起，那理论家们为什么还要劳神看看他们解读的文本究竟是不是文学的呢？”更何况，“理论著作已经在非文学现象中找到了‘文学性’”[3]19。在卡勒看来，“文学性”在非文学的话语与实践中也必不可少，在“理论”中可以自由运转。也就是说，作为对非文学领域的置入，由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文学性”不再是传统文学的自设对象和专有属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性在维持“理论”各学科之间的平衡和作为探究文化内在意蕴的构成方面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把文学当文学看，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对作品做出审美评价，它有时只是在问：我们对作品所作的文化解读，在何种意义上正是文学创造使其成为可能？当文学为文化思考开辟出新的可能性时，文学性这一范畴的价值也就得到了维护。”[13]由此，文学性可以有效化解理论和文学的对峙，为理论回归文学提供可能的前提。

既然理论不是系统地解释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分析方法，卡勒在《文学理论》中自然就认为，文学应被理解为不同视角交叉重叠的产物：“我们可以把文学作品理解成具有某种属性或者某种特点的语言。我们也可以把文学看作程式的创造，或者某种关注的结果。哪一种视角也无法成功地把另一种全部包含进去。所以你必须在二者之间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3]29这种动态的辩证的研究观和多样视角为文学的超越性提供多维空间。但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却跳出文学的视野，对理论予以道德考量。我们说，伊格尔顿的忧虑情结多少有点多余。因为当文学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大行于世，其功能的发挥就不同于理论对现实的批判。文学作为对传统经验的维护和表达，是基于感性生命、精神需要乃至个人和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审美把握，其相对稳定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规范可以对任何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质疑与挑战。因此，文学对现实的超越性想象、虚构性批判和夸张性讽刺的品格始终永存，并成为权威性能量，不断为后学者所效仿，产生布鲁姆所言的“影响的焦虑”，所以后理论者提出的诸如保持“文学在理论中的位置”，以纠正理论研究中的非文学倾向不失为理论回归文学的一剂良方。“‘后理论’各种主张的提出，寄寓着对于‘理论’补偏救弊的古道热肠，‘理论’的非文学倾向的弊端理应得到救正，而‘后理论’正体现了这种担当。‘后理论’成为可能，就意味着对于‘理论’的非文学倾向的解脱和超越。”[14]由是，后理论向文学回归成为可能。当然，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走向文学，而是在反思自身的基础上，面对消费文化对文学经验的疏离和精神价值的稀释，在更高层次上向文学的投射。

[1]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 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M].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 文森特·B·利奇.理论的终结[J].王晓群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7).

[5] 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7] 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M].文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 戴维5洛奇.向这一切说再见——评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J].王晓群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11).

[10] 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J].文学评论，2011，(5).

[11] 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 Structuralism. London：Verso，1984.

[12] 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J].文学评论，2008，(5).

[13] 汤拥华.理论如何反思？——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引出的思考[J].文艺理论研究，2009，(6).

[14] 姚文放.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J].文学评论，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