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剑芳

（石家庄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周喜俊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乡村女作家，这些年她笔耕不辍，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个性生动的女性形象。无论是泼辣能干、人称小辣椒的“辣椒嫂”，新时期为改变家乡面貌、积极投入改革激流的方丽娟，还是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韩华娇，这些形象都展示了乡村女性作为“人”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尤其是随着电视连续剧《当家的女人》的上演，菊香这朵山野小花因其旺盛的生命力、坚韧不拔和自强自信的精神，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周喜俊笔下乡村女性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精神觉醒。

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周喜俊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及女性意识觉醒通过一系列的作品和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来展现，而且这种展现是从最初对乡村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发展到对女性意识、女性精神的自觉讴歌，从而体现出创作的独特特征。

一

女性意识首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的心理，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周喜俊的创作对乡村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普遍命运进行了深切关注。其早期作品《爱的嬗变》《金匾泪》对乡村女性的普遍命运进行了深度剖析，描绘出乡村中普通女性的共同命运和为改变命运而作的努力。这些乡村女性最终警醒，懂得该如何做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爱的嬗变》写的是一个在包办婚姻的痛苦中苦苦挣扎而最终觉醒的女性薛荷花。作者通过薛荷花痛苦探索的过程，告诉乡村中与自己相同命运的女性，只有自强自立、自我觉醒，才是爱情、婚姻幸福的唯一出路。如果女性把爱情、婚姻寄托于男性身上，没有自立意识，那么结果永远是悲剧。同时，作品还对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包办婚姻进行了抨击。

荷花由父母包办定下娃娃亲，早早辍学回家操持家务。她善良、勤劳，但思想愚昧。她从没想过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修养，培养并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她将宝生给她买来学习的书籍撕了卷帘子筒，理由竟是“这书纸又白又硬，卷出的帘子质量好，也好染色”[1]236。愚昧竟至如此，令人愤怒，也令人可怜。面对宝生的嫌弃，她秉持着“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个古老、落后的观念，把自己所有的人生价值都寄托在男人身上，甘愿给男人当牛做马。她从未想过女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才有尊严、有价值。宝生的拒婚使她精神崩溃，想要撞墙；冰冷的婚姻使她很痛苦，但仍不能觉醒。直至宝生与她的一次长谈，诉说其内心的痛苦和对荷花不自强、不自醒的痛心，她才真正醒悟，毅然决然提出离婚。她在灵魂深处狂呼——婆婆的悲剧绝不能在自己身上重演。荷花在经历了人生的炼狱之后终于明白，自强才是唯一出路。于是，她走出家庭，走进社会，学习刺绣技术，学习怎样挺胸做人。在学成之后，她回乡办起了刺绣厂，带领乡村姐妹们勤劳致富。同时，事业的成功也带来了爱情的收获，她赢得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在乡村中，一批有着与荷花同样命运和经历的普通女性，不再是听天由命的孬种、任人摆布的木偶，她们有着自己的事业追求，经济上能够独立，爱情也有了自由。《爱的嬗变》从乡村普通女性身上发现和发掘了她们觉醒自强的潜质，觉醒的过程虽然痛苦、漫长，但又令人欣慰。

《金匾泪》是周喜俊另外一篇很重要的作品。作者通过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同情和生命体验的表达，体现出强烈的悲剧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故事的主人公——年轻守寡的媳妇李月兰，是另一种意义上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代表。李月兰的觉醒，不仅仅是对封建陋习、封建意识对女性束缚的反抗，更是对以老支书为代表的一些人的观念的反抗。

《金匾泪》故事素材取自作者熟悉的一个女人真实的生活经历。她18岁成亲，结婚三天丈夫就上了战场，再没回来。她守了一辈子寡，60岁了仍独居陋室。她脾气倔强，说话难听，很少笑。每当有人问起她的经历或说她可怜，她都会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一个有着苦痛经历的女性，生存状态不是很好，那她的心理呢？她当初有没有过改嫁的思想？作者对她的内心生命体验和情感有着好奇，同时也对乡村中普遍存在的女性命运有着一种深切的关注。后来，这位女性对作者敞开了心扉。当民政部门送来丈夫牺牲的消息时，只做了两日新媳妇的她晕倒了，等她醒来，还没来得及想今后怎么办，村里就给她挂上了光荣匾，并按烈属对待。婆家人、村里老少捧她、敬她，领导关心她。虽然没有人说过不让她改嫁，但她内心觉得光荣匾是用丈夫的命换来的，不能再有别的想法，否则就是对不起丈夫。作者在了解了她的经历后沉思许久，感到不仅要关注这个女性的生存状况，也要审视这个女性的心理。

周喜俊曾在 《一个女人的人生悲剧》一文中谈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女人对生活的选择也逐渐多元化，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观念早已被诸多女性摒弃。女人靠独立人格立足于社会已不新鲜。但对于她，一个没有文化，也没有更高人生目标的女人来说，光荣匾就成了她一生的精神寄托。光荣匾没有错，挂光荣匾的人更没有错，而她由于自身的意识，却误入了一个怪圈……那是她自己的选择。由此我联想到旧社会的贞节牌坊，那一块块洁白的石头，隔断了多少女人追求新生活的道路，那是女人的悲哀。”[2]337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周喜俊对乡村女性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的深刻把握和审视。女性，尤其是乡村女性，不能独立面对人生，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没有知识、文化，就没有开阔的视野，更难有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这样的女性只能是悲剧。作者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悲剧，她想让乡村女性独立坚强，自信自立，活出自我，活得精彩，所以，她将这个故事写出来，目的在于警醒，更在于激励。

作者把生活中的故事搬到了当下农村。《金匾泪》描写的是乡村青年姜盼旺与冯月兰在中秋佳节喜结良缘，洞房花烛夜，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村里的高压线被刮断，引发火灾，盼旺为抢救国家财产不幸牺牲，新婚的月兰瞬间成了寡妇。喜事变丧事，洞房变灵堂。老支书为盼旺请功，盼旺被追认为烈士。在各级领导和全村人参加的追悼会上，月兰在老支书和全村人热切的目光中表示了今生不改嫁的决心。老支书代表党支部和村委会送来金匾以鼓励月兰，并让她成为了妇女们的榜样。这个时候，没有人真正去关心月兰内心的痛苦。在给月兰治病的过程中，杨德平与她萌发了爱情。但金匾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折磨着两个年轻人，险些酿成悲剧。

《金匾泪》写的是一出寡妇再嫁的悲剧。造成月兰爱情悲剧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一是封建时代贞节烈女观念在现代仍然有存在的土壤，而且根深蒂固。为英雄守节的楷模称号、烈士金匾所意味着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容不得月兰背叛。这是扼杀人性的，与封建社会的女性守着贞节牌坊过一辈子没有什么区别。二是老支书的“好心”“私心”。老支书认为，保住月兰这个典型，就保住了村子和自己的名声，这是老支书出自善良之心的私心。作者对此持批评态度，表现出理性的批判精神。

这部作品写出了月兰对英雄守节命运所进行的反抗，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大胆肯定了人性的合理之处，并将其表达出来。月兰的身体因杨德平的细心照料而好转、复原，爱情也因为共同的理想、志向和倾慕而复苏。走过寒冬，迎来春天，虽然春天也有倒春寒。但已经觉醒的月兰，冲破了“道德”金匾的束缚，大胆追求爱情。作者用极细微的笔触将月兰觉醒的爱情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为她担心、着急。这正是作品的审美价值所在。寡妇的爱情虽然不那么容易被现实环境所容，但是月兰还是积极、主动地争取着自己的爱情幸福，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全新女性形象。她没有被善意的道德束缚、压垮，而是积极争取爱的权利，这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表现。这样一出悲剧，因为这个人物的积极争取，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周喜俊以满腔的热情关注乡村女性主体意识成长的过程，其多部作品都写出了乡村女性对人的价值、尊严、权利的追求。

二

周喜俊不仅关注乡村女性的命运，审视其内心，更关注乡村女性自我生命的成长、精神的觉醒。在她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这样觉醒了的女性形象，她们高扬女性主体意识旗帜，呈现出乡村女性独特的生命魅力。

周喜俊笔下的女性人物虽没有像简爱那样高举起男女平等的旗帜，但她们拒绝男权社会、传统习俗给女性的定义，不接受男权社会给她们规定的角色特征——温柔娴淑，虽然她们也具有这样的精神层面。她们有自己的追求、信念，敢爱敢恨，敢闯敢拼，这也是时代赋予她们的权利。她们是觉醒了的女性，不再把自己定位于被男性保护的角色，而是具有女性独立的人格魅力，如《订婚宴》中的喜芳芳、《九龙湾》中的张秀娟、《孔雀岭》中的柳梦兰都是这样的人物。她笔下的女性都有一种力量的美，这种力量源于自信。这些新时代内心意识觉醒的乡村女性，也正是女性主义文学家、批评家所推崇的女性形象。

《辣椒嫂》中辣椒嫂既是一个对新生活充满渴望的乡村新女性，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女性主体意识、女性精神解放的乡村女性。在新文学史上，高举女性平等的大旗、追求女性独立精神的女性形象很多，但乡村妇女形象却很少。每每提到乡村妇女，我们想到的都是被丈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默默忍受封建礼教压迫的画面。虽然妇女解放口号喊了多年，但在现实生活中，乡村妇女真正的解放仍步履维艰，尤其是精神上的解放。

评论家许来渠在《新故事〈辣椒嫂〉赏析》一文中，肯定了辣椒嫂韩华娇是一个 “追求女性独立人格，张扬自己个性”[3]18的人物。这是较早提出韩华娇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人物的评论者。

《辣椒嫂》中，韩华娇对传统观念的叛逆是有积极意义的，它表达了这个人物独立的人格精神和女性自我自主的性格特征。她刚进婆家门，就破坏了这里结婚中的古老风俗：新媳妇不能光明正大坐在炕中间，只能坐在炕旮旯里。也就是说，女性是没有资格在家里占有一席之地的，只有炕旮旯是她存在的所在；女性不能说笑、吃喝，甚至对来自众人的起哄也不能有所反抗。古老风俗是几千年来封建礼俗的具体体现，表达的是对女性的不尊重。韩华娇用行动告诉大家她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对封建礼俗、古老风俗有着天然的反抗精神，她潜意识里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老礼未必是正确的，自己觉得正确的就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她大大方方地蹲在炕上，笑嘻嘻地和旁人打招呼，把执行古老风俗的小姑子牢牢地按住，当着众人用胳膊夹着小姑子“嗖”地从炕上窜到屋地下。面对杨滑子的无礼，她不像别的新进门的媳妇臊得满面通红，低声求饶，而是噌地站起来，把手轻轻一甩，把杨滑子甩出五尺多远。这一行动把那些想对新媳妇无礼的人都给震住了。当胆小怕事的公婆劝她拿捏着点，做新媳妇不比在娘家做姑娘，让别人当笑话传出去，名声就难收了。但韩华娇有着自己的准则——新媳妇也不能任由别人侮辱，这个准则明确体现出她自我意识的觉醒。

如果说韩华娇大闹婚礼还是她潜意识内在的觉醒，那么后来辣椒嫂所做的一切就是一种明确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解放了，这种解放是自觉的。她能干、泼辣，做事公道，所以过门三个月就被大家推选为队长。公婆的阻拦没有打消她当队长的决心，她反而说服了婆婆。这是乡村新女性勇于承担、敢于担当的精神，是她作为一个女性的觉醒。许多评论者认为韩华娇是社会主义新人，是一个为乡村道德建设不懈努力的形象，但笔者更认为她是一个觉醒的、具有女性主体意识、敢作敢当和乐做乐当的女性形象。

《辣椒嫂》这个故事从内到外写出了这个人物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也反映了作者本身的女性主体意识。作者不同于以往男性作家按照男性意识去写女性，将“窈窕淑女”“温柔贤惠”作为女性美的特征；也不同于一些女性作家，自觉不自觉地也把女性塑造成“温婉可人”“善解人意”的形象。周喜俊笔下的女性，外形上五大三粗，壮得像小伙子；性格上泼辣能干，敢说敢为，颠覆了依附顺从、忍辱负重的传统妇女形象。

电视连续剧《当家的女人》中的张菊香无疑是周喜俊创作的所有女性中主体意识觉醒最有代表意义的女性形象。张菊香女性意识觉醒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二是有自主精神，敢于承担社会责任。

《当家的女人》中几个主要女性形象都有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但只有张菊香最自觉。《当家的女人》中写了四种类型的女性，每一种性格特征都很生动、突出。女性群像中，能干的不光有张菊香，还有王淑娟；泼辣的也不只有菊香，还有寡妇马秀芬；有事业心的除了菊香，还有李月春。我们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特征的分析不难发现，菊香是这些人物中最独特、最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形象。

王淑娟是作为一个具有反面特点的人物来塑造的。她有心计、有活动能量，依靠自己县委办公室打字员的身份，将丈夫赵军平一步步推向更高职位。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能干。她让姨夫利用手中的权利使军平顶替菊香上大学，扣留菊香和军平二人的信件。为抓住丈夫，她将自己扮成贤妻良母，甚至欺骗丈夫自己怀孕。她虽然知道自己要什么，但她并非一个自觉的女性意识觉醒者。她所做的一切，目的是将丈夫推向仕途的高层，满足自己夫贵妻荣的虚荣。这仍是封建社会女性对男性依附、依赖意识的体现，而没有对自己命运的把握和设计。

马秀芬作为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令人同情，生活的际遇使她变成泼辣的复仇者形象。她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邻居李月九家的安宁。因她的故意搅扰，李家儿子们娶不上媳妇，一家四个光棍。马秀芬这种带有泼妇般的蛮不讲理、没有理性的泼辣，并不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仍然是“男人是女人的天”这种意识的维护者。

李月春是乡村中具有事业心的女性形象。有评论者认为，“李月春的可悲之处还在于她为满足自己一心当官的虚荣”[4]。其实，这样评价李月春并不公平。她的确有一心想当官，甚至牺牲自己多年爱情的一面，但她和菊香一样，也有着强烈事业心的一面，当官不过是外在的表现。她一心一意想管好山村，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只是囿于极左路线思想的束缚，使她成为一个被旧体制、旧传统、旧观念套牢的悲剧形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村实行改革，她想为乡亲们做点事，于是积极寻找致富门路，这点她与菊香是一致的。但是，她虽然人从旧体制中走了出来，思维上却没有适应新形势，敢想但不会做。这是她的缺陷，她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张菊香则是一个明确意识到自己想什么、做什么，有能力把握自己命运、事业的女性形象，她的女性主体意识十分强烈和清晰。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情节完成了这个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形象的塑造。

在婚姻问题上，她自己做主，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说她的婚姻有撞命的成分，但她有自己的主见和把握婚姻的能力。这样的人物即使在21世纪的背景下都难能可贵，更何况是在20世纪80年代呢？菊香拥有把握自己命运的自信，这种自信首先来自于苦难经历带给她的磨砺，使她坚忍不拔，就像春天的小草，虽稚嫩却顽强。父母早亡，她过早地尝尽生活艰辛。上大学被顶替遭人生重创，她坚强地挺过来。嫂子容不下她，万般无奈，她只能向嫂子保证15天之内把自己嫁出去。她在和命运赌，但她敢赌、能赌，因为她有足够的自信。她的自信还表现在对二柱的选择上。她不慕权贵，不看重物质。到李家相亲，李家的贫穷没有吓退她，但她对家不和、邻不睦却十分在意，对大柱的唯唯诺诺、没有自信不满意，因为她怕的是人没有骨气、志气和自信。当然，她选择二柱也是在撞运，但她相信，凭自己的能力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于是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仓促婚姻。菊香的自信更表现在丈夫得重病之后的勇于承担上。面对家庭的贫困、孩子的意外夭折、巨额的债务、在煤窑上背砖的辛苦等种种磨难，她都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下来。她就像广袤大地上的小草，虽历经严霜风雪，挤压踏踩，但永远不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干的菊香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有人说，菊香是80年代的“李双双”，但笔者认为，她不仅具有李双双的男女平等意识、泼辣能干的性格，而且具备了新时代女性自强自立、自信自尊的时代特征。这是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她有文化、有知识、有胆识、有气魄，养羊、喂貂，搞养殖场，搞股份制，办蔬菜大棚养殖基地，竞选村主任，这一切都源于她那份特有的女性自信。她相信自己有能力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她的事业也曾经历过灭顶之灾，养殖场垮了，股份公司倒闭，背上了巨额债务，但她的意志没有垮，一切可以从头再来。她不断奋起，沉着应对事业、感情的危机，是一个打不垮的女性。

在当下文学作品中，能具有如此旺盛生命力和自信心的女性形象，只有菊香。这是一个觉醒了的乡村妇女典型，也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代表。

三

周喜俊作品中的乡村女性有着极强的女性主体意识，这与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周喜俊的成长经历中不难看出，她自身也有着这种女性主体意识和精神觉醒。周喜俊出生于河北行唐一个极普通的农民家庭，家里人口多、劳力少，她的出生给本已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负担。奶奶、父亲想将她扔掉，是母亲无私的爱保留下这个孱弱的生命。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环境，她没有被沉重的命运压垮、压倒。艰难岁月里，求生的本能使她成长为一个爱动不爱静的“淘气包”，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她有幸读书读到初中，并且成绩非常优秀。后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她因家庭原因无法继续读书，只能成为一名“敲钟就上工”的农民。无奈的命运没有打垮她，她仍对未来充满希望。沉重的劳作之余，她嗜书如命，白天到生产队上工，晚上就看一切可以搜罗到的书籍。她经常到县城文化馆借书，家离县城18里地，每次只能借一本书。每天中午下工后，她就骑车赶到县城借书，晚上下工后，顾不上吃饭就开始看书，并且连夜读完，记完笔记，第二天中午再去换新书，风雨无阻。就这样，她整整坚持了二年。书带给她开阔的眼界和对生活的思考、思想的启蒙和精神的觉醒，使她意识到，只有自我成长、觉醒，才能走出自己完美的人生之路，才能使自己强大，才能体现出女性的价值。这种体验和醒悟使她不断进取、向上，她先后参加了河北大学中文函授班、法律函授班

[1]周喜俊.周喜俊文集：7[M].石家庄：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2]周喜俊.周喜俊剧作选[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3]周喜俊.周喜俊文集：6[M].石家庄：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的学习。学习的经历是她认识自我、完善自我、追求女性主体意识和精神觉醒的过程。求学期间，其作品《辣椒嫂》的发表引起了轰动。这本书体现出乡村女性敢说敢干、敢闯敢拼、独立自强的信念。接受更高层次教育后，对乡村女性命运的关注使她的创作进入到新的层面，作品中不断关注女性的成长。从《辣椒嫂》《枣园风波》《风雨高家店》到《订婚宴》《九龙湾》《孔雀岭》，再到《辣椒嫂后传》《当家的女人》，周喜俊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完成了对乡村新女性形象的刻画，表达了自己对乡村姐妹们改变命运后的喜悦。

对女性意识的表达，反映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许多女性作家共同的愿望和特征。现代文学史上的石评梅、庐隐、丁玲，新时期女性作家王安忆、铁凝、池莉、张洁，一连串名字的背后为我们解读了女性的价值、女性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地位以及她们不容忽视的精神觉醒。如果说上述女性作家在体现女性意识和女性精神的觉醒上为我们塑造了自尊自信的知识女性、城市女性的话，那么周喜俊是从独特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乡村女性女性意识的觉醒。相对于城市女性，乡村女性受习惯势力的束缚和压迫更多，生活压力更重，受到教育的机会也更少，因此乡村女性女性意识的觉醒、精神的解放就显得更为可贵。身处其中的周喜俊对乡村姐妹们的处境有着切身的体会，所以对乡村女性的关怀也就愈发迫切，她所书写的乡村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追求在当下有着深远的意义。

[4]杨恩华.展现乡村变革的乡家百味大餐——赏析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当家的女人》[N].中国文化报，2003-10-01.

（责任编辑 周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