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28）

清代学术以考据学见长，为人所熟知。梁启超总结道：“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从考证学衍生而来”[1](P2)。乾嘉时期正是清代学术之巅峰时期，涌现了众多知名学者，如戴震、惠栋等，梁启超称其为“全盛运动”，并“名之曰正统派”。他分析正统派的特点之一，就是“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1](P4)。而段玉裁正是这一高峰时期的代表人物。他学识渊博，著述甚丰，治学严谨，为一代学林之典范，学术成就影响深远。

段玉裁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这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的《说文解字注》，而后人研究段玉裁学术的重点，也多在该书上。但是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段玉裁对经学也用力甚深。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简要分析段玉裁的文字学与经学的关系，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阐发段玉裁的学术造诣。

一、段玉裁的文字学对经学的影响

段玉裁作为清代儒学大师，和众多学者一样奉六经为神明。他说道：“六经，犹日月星辰也。无日月星辰则无寒暑昏明，无六经则无人道”[2](P1)。可见他对经学的重视。在经学上，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经韵楼集》等著作，但这与他文字学的成就《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相比，成果并不显著。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师戴震的指导有很大关系。清代小学盛行，“在经学范围之内，顾炎武首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此后经学研究大体即循此程序进展，文字、音韵之学终由附庸而蔚为大国”[3](P5)。戴震同样注重文字、训诂之学，他常常提出训诂、文字，乃是通向经学的必经之路，他说道“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4](P369)，章学诚记载戴震的一段话中说道：“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壬正月”[5](P224)，这些可见戴震对文字学、训诂学的重视。他给段玉裁写信时曾说道：“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4](P531)。戴震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段玉裁，为段氏日后的学术道路指引了方向。

因此，段玉裁穷尽一生成就《说文解字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经学作的解读。而他在文字学上的突出造诣，也为他解经提供了良好的帮助。

（一）通过文字学校勘经文

校勘学对儒家经典的作用重大，甚至有人提出“书非校不能读也”的观念。段玉裁极为重视校勘，清阮元编写的《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的序言，就是由段氏所写，由此可见段玉裁在校勘上的成就是得到学者认可的。他在文中说到：“抑校雠经、注之书，亦犹步算之于日月星辰也，千百年而步算有差焉，则随时修正之，干百年而经、注之伪又或滋蔓焉，亦随时整饬之。又乌知今日之不伪者，异日不且伪哉？所望步算日月星辰者，有如此日而已矣”[2](P2)，他认为校勘有助于理解经文的真正含义，对精妙的校勘提出表扬。段玉裁在《跋黄荛圃蜀石经毛诗残本》中，还描述了他在四川任职时，寻求蜀中石经，希望能够用它来校勘的情况。“余少时，闻蜀石经兼有经、注，憾不得见。乾隆壬辰，至成都，暇则欲访寻文翁高朕讲堂旧址，孟蜀广政时所刻石，及宋皇祜以前所补，以为能见残碑破字于荆榛瓦砾中，未必不可以为雠校之助也。而知交无同好者，独往今府学中，光沈辔绝，为踌躇欷者久之。自此留蜀敷年，南至于泸定桥，东至于巫峡间，问诸所见士大夫，莫有藏拓本一片者。”[2](P6)段玉裁积极搜寻石经残文但无所获，从他的失望之情中可见其对校勘的重视。

段玉裁在校勘中又往往能够利用文字学解释他人所不能解释者，使自己的校勘更加的有说服力。

比如，《诗经·国风·邶风·匏有苦叶》中“济盈不濡轨”一句中，轨字按照校勘的比照，有两种写法，一种做轨，一种做。《诗经》传本都是用轨的，唐孔颖达《诗经正义》认为轨字原本乃是字，后人抄经错写成了轨，于是改为字，后来唐刻石经也采用了孔颖达的说法。至朱熹、江永、戴震等人仍然按照古本来解释，但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

段玉裁对这一改法及训诂产生了一定的疑问，并试图找出正确的解释。他首先分析了孔颖达改经的原因，孔颖达沿袭了《经典释文》，《经典释文》认为轨字，“旧龟美反”，“依传意宜音犯”。段玉裁又进一步的分析，“轨之训，车辙也之训车，轼前也。孔氏谓‘不濡轨’，断非不濡车辙。”[2](P9)轨是车辙之义，肯定不会有水过而不沾湿车辙这样的事情，只能说水没过了车的哪个部位，而軓的意思是车的轼前，正是车部位的意思。再加上《经典释文》中轨字是可以读作犯，正是的读音。于是段玉裁寻求其源流，追溯毛传，“以所据毛传‘由以上’之文求之，上于轴，舆上于，于舆最前，故定为‘由以上曰’，此陆氏所谓‘依传意宜音’也。”[2](P9)这样，孔颖达在两者之间找到了联系，改正了经文。

但段玉裁并未轻易信服，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然与‘牡’为韵，音既不谐；虽下于，然云‘由以上曰’，亦未安。”[2](P9《)诗经》“：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6](P302)段玉裁从音入手，认为如果读作字，与下文的牡字在音韵上不和谐，这样陆德明与孔颖达的解释就不能令人信服。

在多次考证下，他提出自己的解释。“轨之意则训为车辙，车辙之训，出于说文，本无不是，而俗谨以上两轮之迹释之，两轮之迹出于车辙而非辙，犹迹出于履而非履也。……轨之本义，谓舆之下、两轮之间也。舆之下、两轮之间成扁方形，是日轨。轴之上为之上为舆，由而轴，而下至地”[2](P10)。至此，段玉裁通过文字学，找到了“轨”为经文正字的合理解释，为经文的校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这样，段玉裁从文字学入手，究其本义，求二者不同，又寻本溯源，找出孔颖达改字之由，进而详论“轨”字之改，最终找到了经文的最佳解释。这是段玉裁利用文字学校勘经文的一个范例。由此而看，文字学是段玉裁校勘经学、寻求正本的利器。

（二）利用文字学解经

段玉裁受到老师戴震的影响，极为注意通过文字来解释经典。他说道“凡字有本义焉，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余义者，其失也固；习其余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蔽与固，皆不可以治经”[2](P10)。“经之不明，由失其义理。义理所由失者，或失其句度，或失其故训，或失其音读，三者失而义理能得，未之有也”[2](P59)。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他在解经中非常重视对文字学的应用。

比如他在解释儒家经典《大学》一文的“在明明德在亲民”中，就充分应用了文字学知识。他对孔颖达正义的解释进行了批评，谓孔颖达解释明明德为“‘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析为‘明其明德’，与郑注绝不合，为后儒读经错缪之始。”[2](P59)段玉裁指出“明明”早见于《尔雅·释训》，训为“明明、斤斤，察也”。接下来他又找出郑玄的解释，与孔颖达的解释形成了对比，郑玄在释“明明”时说道：“明明德者，谓显明其至德也。凡言显明者，皆谓明之至”，“重言明者，其德自小至于大，自内至于外，自微至于著，自近至于远，自尔室屋漏至于家国天下。下文云‘明明德于天下’，谓大明极于天下”[2](P59)段玉裁指出了郑、孔之不同，进而通过自己的分析，认为孔颖达妄自解释，没有根据，是对经文的歪曲。

然段氏不是盲目地尊郑贬孔，他解释了批评孔颖达的原因。段玉裁分析“古经籍言明明，皆煌煌赫赫之类”[2](P59)，指出了明明之义。为了增强自己的说服力，又广引其他的经文，如《诗经》中的“在公明明”，与此同。而至孔颖达妄自增加文字解经，是因为没有明白“明明”之义，所以错解了经文。段玉裁通过文字学的分析，证明了郑玄的观点，解释了经文。

此外，他还通过音韵学的知识，分析了亲民与新民的读法。二程在解释《大学》的时候，读“亲民”为“新民”，段玉裁以此说为误。“人与人患隔而不亲，亲民之事，必兼富之教之，未有不使民菽粟如水火而责以仁者”[2](P60)。段玉裁认为，亲爱人民，要更符合治国之次序，所以不应当读为“新民”，而当做“亲民”。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段玉裁通过文字学对经学进行解释，往往能够分析出经文的起源、变革原因等情况，而不是盲目的遵循旧说。从文字训诂入手，段玉裁为经文找出了最佳的解释。

二、经学对段玉裁文字学的影响

段玉裁师承戴震，极为重视训诂明经的理论，但其学术影响最大，用功最勤的仍是《说文解字注》。在此书中，儒家经典同样成为段玉裁阐发语言学思想的重要工具。

比如，他解释“离黄，仓庚也”，为了正确解释仓庚的意思，他引用了经学内容进行解释。他说“《豳风》毛传曰‘仓庚，离黄也。’《月令》注云‘仓庚，骊黄也。’《释鸟》曰‘仓庚黄也’又曰‘，黄，楚雀。’又曰‘仓庚，商庚’，然则离黄一物四名，按说文离、不类厕，则不谓一物，又按，毛传：‘黄鸟，搏黍也。’不云‘即仓庚’，仓庚下亦不云‘即黄鸟’，然则黄鸟非仓庚。焦氏循云‘郑笺称黄鸟宜食粟’又云‘蛮小鸟儿’，显非仓庚。玉裁谓‘:盖今之黄雀也’，《方言》云：‘黄，或谓之黄鸟’此方俗语言之偶同耳。陆机乃误以仓庚释黄鸟。”[7](P142)这就是用经学的例子来证明离黄与仓庚异类。

在《说文解字注》中，段玉裁大量引用经学著作来进行解释文字，经学为文字学提供了充实材料，使文字论证更加紧密合理，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值得说明的是，段玉裁的文字学成就卓越，经学的引导可能是其重要的内在动因。他受老师戴震的影响，注重考证训诂，而其最终目的则是解经。他在文字学所下工夫之深，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能够更准确的解经。

三、小结

陈焕在《说文解字注》后序中，回忆段玉裁的话：“闻诸先生曰：‘昔东原师之言，‘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余之注说文解字也，盖窃取此二语而已’”[7](P789)。段玉裁的同门师友王念孙在给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写序文时强调：“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7](P2)，这些都对段玉裁的文字学与经学的关系有了一定的阐述。

由上，清代学者注意考证，也注意考证之学与经学之影响。但是能够有段玉裁之功力者，则极为少数。段玉裁的文字学与经学相互影响，交相辉映，成就了他的学术地位。虽然段玉裁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文字学上，成就了《说文解字注》这样经典的传世之作，但是他的经学思想，仍不能被忽视，这同样也是段玉裁用力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在研究段玉裁文字学成果的时候，同时也要注意他对经学的理解，这样才能更全面的分析段玉裁的学术思想。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段玉裁.经韵楼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三联书店，2005.

[4]戴震.戴震全书[M].合肥：黄山书社，2010.

[5]章学诚.章氏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6]孔颖达.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