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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早期发展影响因素新论

2013-04-11胡志平

绥化学院学报 2013年9期
关键词:印社西泠印社社团

胡志平

(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西泠印社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社团之一,距今已有一百余年历史。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印社创始人以深谋远虑的智慧,基于社址要有长久性、稳定性、生发性的考虑,煞费苦心选定的社址,无疑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们之前,中国书画界亦曾出现过许多有影响的书画社团,但限于各种条件或观念,许多创办人没有或有而未能彻底解决社址问题,从而给社团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目前,我们还未能发现在诸多的社团创始人中,有人为了建造属于自己的社址而作出诸如西泠印社创始人群体这样的努力。

一、中国书画印社团的选址情况

研究一个社团的发展状况固然有多个方面,但社团是否有固定的社址为其依托,是考察其发展历程的重要方面。成立于西泠印社前后诸多社团最后的星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属于自己且固定的社址。创建于1909年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南社”也未有过固定且拥有产权的社址,还曾迁移一次,最后的解体原因十分复杂,但没有固定社址恐怕也是其中之一。林乾良先生在其所著《西泠群星序》谈及社址问题时,将南社与西泠社进行了比较,称无固定社址“是南社最伤心的事”。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各种社团的社址情况。

考察社团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当时人们多选择临时借用或以社员支持的形式,将会址放在社员家,或租赁其他场所以为社址,从而导致以一时之便利而忽略社团长远发展,或因一时资财不济,或滋生于一般文人的雅集观念,缺乏社团经营意识,使得社团从一开始就缺乏长久性、稳定性和生发性的必要基础。

清末民国众多社团于选址方面的相关资料表明,一般情况下,社团的社址选择分四种情况:

(一)设于私人居所。社团将社员的私人居所作为社址,是当时比较普遍的现象,虽然这样的选址不用或少有投资,于社团运作亦较为方便,但易于使之等同于旧式文人的雅集形态,缺少现代社团所必需的相对独立的条件,且较易发生因个人居所或人事变更而使社团产生迁移或停顿的危险。创立于民国纪元前的海上题襟馆,最初会址设在闸北交通路,后迁至汕头路画家俞语霜家,直至俞氏去世,题襟馆又从汕头路迁至宁波路渭水坊。(黄可著《上海美术史札记》8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素月画社成立于民国十四年秋,海上杨东山子秋实及其门人沈珊若等创建,社于南市小南门俞家弄杨氏故居,社长杨东山氏……民国十八年,杨东山氏谢世后,将社址迁于北门沉香阁,抗战时因社员星散,一度停顿。(王昌主编《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美术年鉴》,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1948年出版)民国廿四、五年间,杭州书画同道有莼社之组织……初在江秉甫家及余(姜丹书)之丹枫红叶室内雅叙为多,后借湖上西泠印社为常聚之所。(《姜丹书艺术杂著》11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二)设于单位(报馆、学校、茶楼)。选址如果只是从权宜之计出发,因社员与某一单位的特别关系而将社址选在该单位,亦容易发生变故。创建于民国元年的文美会,是由李叔同主编的太平洋画报(《太平洋报附刊》)发起组织的,会址设在太平洋报社内,还编有《文美》杂志,该会创办一年即无形解散。(王昌,《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美术年鉴》)

创建于民国纪元前3—4年间的文明雅集,集“海上书画家及鉴赏家,以茶馆为会所……初设茶馆于汉口路,后迁城内凝晖阁,嗣盘与松月楼。”(王昌,《中华民国三十六年美术年鉴》)

(三)租赁。租赁虽然是选址较为灵活的方式,但因其受租赁方的制约,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社团缺乏稳定性,从而影响其发展。钱化佛组织的艺乘书画社初设在劳合路莫悟奇的松石山房上,后因屋小“而多觉地位偏促”,又租赁三马路云南路口一幢房屋(钱化佛述,郑逸梅撰《三十年来之上海》48页)。民国时期中国美术年鉴中未曾记之,虽不能因此断定因为社址不断变更之故,但其影响不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创建于民国纪元前三年的豫园书画会善会,“赁豫园得月楼上为会所”,青年书画社成立于民国十年,会址在宁波路渭水坊,即向上海题襟馆分租过街楼一间。苑米山房花会假豫园放鹤楼旧址为会所,至抗战起会员星散,会址亦毁于火。胜利后,几度召集会员,另觅会址,以谋继续宣扬文化,至今犹在进行中。二十年代初,国画研究会成立,苦无会址,会员铁禅“遂捐出一角,中外人士为提倡艺术,捐款修之,以为会所。抗战军兴,会员星散。抗战结束后,设于六榕寺中唯人月堂的社址已另作别用,会址乃成问题。文献馆长简又文氏……愿于馆中划地,为诸夷人藏修息游之所。”(《黄般若美术文集》46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上海书画研究会成立于清宣统二年,假上海小花园商余雅集楼为会所,旋即停顿。青漪馆书画会创于民国纪元前一年,总事务所在南京路、贵州路转角,另在福州路文明雅集楼内假一角地,为会员陈列作品之所。该会章程中称,本会总事务所设于同志夏君处,但同时,又另设一处为会址。(黄可著《上海美术史札记》18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四)购置土地,建设会所。西泠印社当属于第四种情况。设于私人居所及单位,因限制于条件,或居所主人对于社团的态度的变化,或因单位负责人的人事变动都可能对社团的存留产生影响。惟有社团拥有自己的且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固定社址为社团永久的依托地,才有可能使社团发展壮大。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一个社团能否发展的首要前提是有一个固定的会址,便于会员活动、同道集会,亦使该社团有一定的稳定性。限于条件不可能每个社团都有固定的社址,而西泠印社在此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气魄,则堪称为大手笔。即使是抗战期间,“社务停顿,社中财产幸全或无损。”(叶良本《先君为铭公事略》转引自林乾良著《西泠群星》15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年版)而正因为西泠印社有固定的社址,才使她虽历经战争的劫难而元气不伤。一般情况下,在个人居所、租赁或借他人会所也可以正常开展会务,甚至还可能有所发展。然一但遭遇重大变故,就可能发生会务中断,甚至社团由此解体的事件。西泠印社对于印社的经营在当时即颇受首肯。姜丹书曾撰文记载经亨颐欲仿西泠印社制建“寒之友”事。民国廿六年春,先生(经亨颐)托潘天寿、姜心白及余在西子湖畔物色一地,以备建设寒之友社社屋,并言永充同道游息之所,不做子孙遗产,仿佛西泠印社之制。购地之后“乃自设计作图,鸠工造屋。”先生(经亨颐)谓余言“并无些许钱,乃斥老妻饰物,凑成工程费。”(钱化佛述,郑逸梅撰《三十年来之上海》117页)经亨颐有了这样的想法,并已为此筹集了资金,派学生去勘探选址之所。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此事,“犹以此志未遂为憾。”特别应指出的是,经氏的遗憾是由于战事突起而造成的。这是目前所见仿西泠印社制置地、建所的一例。可见,经氏与西泠印社早期创始人对于属于自己的固定场所对于一个社团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迥异于时人。在此之前,经亨颐为创设大同医院,“而尽捐故田宅”以为院址,亦非偶然。

二、西泠印社的选址特色

(一)合法性

选址之先即谋求印社的合法地位,并请求政府保护。1905年,印社创始人丁仁等向杭州府呈上《呈杭州府钱塘县》一文,称“虽云集会自由要亦吟坛变相,事关公益,体属私团。用敢声叙缘由,仰恳宪恩准予立案。”(《西泠印社小志》1页)1912年,西泠印社又呈杭县知事寻求保护的公文“具呈西泠印社社员吴隐、叶铭、王寿祺、唐源邺为案,经特许集资建设社屋,申请出示保护事。……事虽创举,曾奉官厅批准许可在案……伏维蒋祠既经议会认许照旧办理,则印社属私人创建,理合呈请保护。伏乞俯予出示晓谕,以免乡愚无知,或受有形之损害,不胜感激之至。”(《西泠印社小志》2-3页)1933年西泠印社印行三十周年纪念刊,将民政厅、财政厅发给业户的宅第地积执照和民政厅测丈队实测土地测绘面积图载于纪念刊第2页。

(二)人文环境特色

社址选于西泠,意在“占湖山之胜”,得山水之助,符合文人心态。在选择社址方面,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从开始便以身处名胜自豪,称“西湖名胜,原甲寰区。”《西泠印社成立启》云“窃以为湖山灵秀,扶轮皆闲气所钟;觞咏流连,赠缟有同声之应。……而况烟月西泠,风标胜赏,图书东壁,旧数珍藏。”数篇《西泠印社记》都不厌其详地描述湖光山色。《西湖古今名胜楹联大观》内收西泠印社楹联51副,附西泠印社简介,并称“近瞰远眺,四时皆宜,”(《西湖古今名胜楹联大观》杭州宋经楼书店出版1945年版)传统中国文人历来有纵情于山水之间的嗜好,社址选择在优美的山水之间符合文人的心态,风景名胜更容易吸引文人墨客,并引发他们的艺术创作激情。现在留存下来的大量的文人吟咏西泠印社的诗文就是明证。

(三)社会性

社址选于风景名胜,利于传播和保护。西湖天下闻名,往来期间的人们,在饱览湖光胜景的同时,亦可得见西泠印社的流风异彩,使自然名胜与人文名胜相得益彰。西泠印社有“藉导游人”的记载。“九月初,开二十周年纪念会。罗列金石家书画千余幅,以供众览。一时文采风流,声闻远播。由于社之前端、半山之坡,标以石坊,藉导游人登山之兴。”(《西泠印社志稿》卷三)西湖名胜闻名天下,设址于其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中外游人,如王国维、鲁迅、泰戈尔等中外文化名人都曾游览过西泠印社,这在无形中提高了印社的知名度。此外,处于风景名胜的社团的固定居所,使社团不易于为外力所摧毁,从而更利于社团的保护。

(四)文化传承性

社址选于文化遗址旁,使之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性。孤山曾是吟社、解社等文人结习之所。取慕先贤。选择数峰阁之侧的理由是为慕先贤。以数峰阁为例,“数峰阁亦旧迹也,《西湖志》载之后,祀明崇祯死事倪元璐、凌义渠、周凤翔、施邦耀、吴麟征、陈良谟六人,吴梅村有《登数峰阁祀死事六君子》诗,原在六一泉上,清光绪三年丁卯郡人丁丙移建,五年己卯梅启照撰碑记。本社创立之先同人每集于数峰阁,研讨篆刻,是数峰阁实为印社发轫之地。(《西泠印社志稿》卷一)在昔乾嘉时代,则有丁龙泓、杭堇浦、厉樊榭诸人,结吟社于前,钱叔盖、杨见山、范稚禾诸人,立解社于后。”《(西泠印社小志》)1页王跋《西泠印社志稿》云:光绪甲辰夏,与丁辅之、叶叶舟、吴石潜议仿解社例,广征同好,并立印社于阁旁。

(五)拓展空间特色

早期西泠印社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为使印社有拓展空间,最初,筹建山川雨露书室于前山,以共同人研究印学和集会栖息之所,而在山后,则为印社留下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是时,印学大昌,中外印人来归者日夥。嗣后,故游人寒暑皆宜,继上山发展,集资扩建楼馆亭阁,有观乐、四照、石室、泓洞等等。(叶良本《先君为铭公事略》转引自林乾良著《西泠群星》14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年版)有拓展空间也为后来扩大舍址提供了可能,1963年,原与西泠印社相邻的柏堂、竹阁、六一泉等胜景划归印社,韩登安为此刻印记念。

三、选址对西泠印社发展产生的影响

西泠印社的选址运作,为后人建社团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一个社团必须有固定社址才会顺利成长、发展、壮大,否则,某些并非重要的因素就会对社团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当然,西泠印社创始人为社址的选择、建设所付出的辛苦、财力亦非一般社团创始人所能比拟,而这正是他们成功的前提。

(一)为西泠印社奠定了“投资空间”

社团有固定的属于自己的社址,投资人才愿意投资其中,社团亦因此拥有了较大的“投资空间”。这种投资分三个方面:资金投资、实物投资、人力投资。1933年,西泠印社举行建社三十周年社庆。据《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载“入社赞助者踵趾相接,或拨基地,或筑亭馆,或置物品,或栽花木,分别经营,积多数人之心力,规模始备,诚非易易也。”(《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94页)1911年,李庸奉父命将小盘古捐赠给西泠印社,该事记载于李庸所撰《小盘古记》。1919年至1924年间,印社赞助人吴善庆、张均衡、僧泓伞等出资为印社建造还朴精庐、鉴亭、闲泉、凉亭、华严经塔等景点,使之得成今天规模。为扩大印社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印社赞助人还积极出力。两任杭县知事汪、周六介均为印社建屋、扩地、发函保护印社社员集资建房的财产和权益做出过很大贡献。曾任浙江省警察厅厅长的夏超,为保护印社财产不受非法侵占,曾特下《布告》予以保护。(陈振濂主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3年版)

(二)为西泠印社扩大了“公共空间”

有固定社址,人们才好介入,艺术家与公众之间才容易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从而拓宽了社团的“公共空间”。西泠印社选址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扩大了金石篆刻的社会性,它使得社团从个人居所、小圈子走向自由、积极和开放的“公共空间”,很少有象西泠印社那样除了专业、雅玩人士之外,还有那么多社会人士在不经意间便能邂逅且频率极高的社团了,而这种开放正是现代社团存在的另一个意义。

(三)为西泠印社造就了“宣传空间”

有固定社址并且少了私人化色彩,且位处自然人、文俱佳的环境中,使之具有了特殊的“广告效应”,由此使之延伸为西泠印社的宣传空间。1941年,韩登安曾刻“西泠印社”印,边款云“……不惟润色湖山,为裙屐游观胜地,而同人研寻观摩,是学亦得以发扬光大。”(韩登安刻《西泠印社胜迹留痕》1954年)处于西泠桥畔,孤山南麓的西泠印社,便有着类似的“宣传空间”。民国时期大量文献表明,许多与西湖有关的文字和图片中,总是得见西泠印社的风采,而这又是关于西泠印社的另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四)为西泠印社构筑了“视觉空间”

最初的选址及后来的建筑馆舍,使西泠印社具有了园林的艺术意味,而赋于这些古迹、新建之上的人文故事,使得他们得到了永久性的保存。西泠印社的建筑、匾额、楹联、道路格局以及种种特有的空间组织,都体现出一种视觉“美学”,许多建筑学家多层纂文对西泠印社的独特园林景观称道有加。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也许当初并未想到要创造什么,但他们却为后人留下了一道实实在在的独特园林景观。

从选址角度对西泠印社进行历史考察,在与其他书画社团相对照分析的背景下,对印社的形成、发展进行分析,从中发现,艺术社团其发生、演进、消亡的过程,既有历史的逻辑,也有非历史的偶然。我们在探寻西泠印社有如此大的发展的原因时,发现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选址的慎重与正确。选址的重要于今人诸多建社立所中所受到的重视虽非昔日可比,但我们仍觉得似乎缺少了点什么,我们还在期待能产生像西泠印社那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社团。西泠印社成功的选址实在是一个极好的现象,它提示后人,一个社团的创始人,除创社热情之外,还应有更多的理性思考,同时还将伴随着无私的财力与心力的奉献。至此,我们不禁对西泠印社早期创始人慎重选址之举措充满敬意。

四、结语

复杂的事物其背后一定蕴含简单的哲理,简单的事物发展表象下也一定错综复杂、暗波涌动。西泠印社的发展脉络其实很简单,但其成功的因素却纷繁复杂;社团的选址看来是个简单的因素,但要将其与社会环境、人文要素、管理理念等联系在一起综合来看,审慎思考,我们就会发现选址在成就西泠印社百年辉煌的历史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甚至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适逢西泠印社110周年诞辰,撰文以为留痕。同祝母校60周年华诞,永绥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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