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宁宁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美国干事陆慕德(Maud Russell)于1917年至1943年间服务于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①这位曾被冯玉祥称为“中国良朋”并被共产党政权认定为“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的外国女性，历经了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多个重要历史时期。②从拒绝传教士的身份定位到虔诚信仰共产主义，坚定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并在回国后不遗余力地反对美国的远东政策，宣传并促请美国民众对中国国情的真正理解。她以女青年会干事的身份，不仅推动了女青年会事业的发展，更生动诠释了新女性的时代意涵。虽然她的很多举措不为人理解乃至遭到误解与诟病，仍体现了女性在时代变更中的多样选择。

一、初到中国

1893年8月9日，陆慕德出生于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的阿拉梅达县(Alameda County)。③当时美国的妇女正以各种组织形式向传统只为男人开放的公共领域发起进军，关注女性与儿童的权益，致力于劳工立法，改善工厂安全和卫生设施，提高不同层次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由于深受这种氛围影响，陆慕德在学校就读时，参与到女青年会的活动中，更在毕业后受雇于旧金山当地的女青年会组织。在观念上，她认同“基督徒社会主义者”(Christian Socialist)为自己的称谓，这亦为她此后的信仰转变奠定了基础。

1917年陆慕德见到了赴旧金山招募干事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顾恩慈(Grace Coppock)，并最终于1917年8月跟随顾恩慈来到中国。［1］16

彼时正值一战期间，陆慕德抵沪时恰逢中国爱国学生游行抗议美国对华主权侵犯。在陆慕德看来，美国与一般欧洲殖民国家不同，是试图与中国建立一种特殊关系，其门户开放政策清楚地表明，美国支持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此后更将庚子赔款用于支持中国学生留美。爱国学生对美国的抗议与陆慕德心目中的“美国好意”形成了强烈的观念冲击。④

初到上海的女青年会总部，陆慕德与中国妇女接触较少。她与其他的来华干事首先赴南京的语言学校学习，并很快对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25与此同时，她更将关注点置于中国的劳工阶层。然而如何真正地帮助中国的底层民众却在很长时间内困扰着她。她在当地青年会开办的学校中教授英语，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质疑为文化侵略，基督教文明在中国的角色问题也促使她不断深入研究当时流行的社会福音理论(Social Gospel)及基督教社会主义神学(Christian Socialism Theology)。

1919年4月，陆慕德到北京女青年会接替一位身体欠佳的干事，目睹了“五四运动”中国民众喷涌而出的民族主义情绪。面对日本接替原德国在山东权益所引发的仇日浪潮，她深深忧虑《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所试图建构的世界和平秩序最终将流于失败。⑤陆慕德预感到中国形势走向激进革命的可能，但此时她作为一个西方人士来华的使命与行动还未出现明显的转向，只是更加倾向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各种主张。离京后，她愈发关注中国的政治运动，并通过各种渠道与家人及美国的媒体分享关于中国局势的看法。

二、工作转向

1920年1月，陆慕德抵达湖南长沙。此时，新文化运动在性别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知识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数目明显增多。在拯救国家危亡的大前提下，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女性主义共同塑造了当时的妇女运动潮流。这一时期，政党力量的加入，更使对妇女问题的关注面不断扩大至社会下层。陆慕德在目睹了当地劳动妇女与自身生活的差距后，深感无法忍受这种巨大鸿沟的存在，便与同工决议女青年会的项目应使中国受压迫的妇女得到实际的帮助。

1921年3月，总干事顾恩慈访问长沙，指示女青年会的工作重点转向工厂女工。陆慕德与同事开始在当地工厂展开调研，希望为女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在陆慕德的建议下，长沙市会总干事Ingeborg Wikander使用女青年会自身的经费雇用穷人修缮当地的左氏祠堂。⑥她还与同工一起组织长沙贫苦的妇女合作针线活，这些做工精美的刺绣很快取代了机织品，并被安排远销欧洲。同时，长沙女青年会亦在同时教授这些合作女工认字读书，以备生计所需。美国学者克罗尔(Elizabeth Croll)认为长沙女青年会的事工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慈善行为，而着眼了下层妇女的实际需要。［2］

1922年4月，陆慕德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徒学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第十一届会议。⑦在与来自32个国家的764名代表的热切讨论中，陆慕德更加坚定了基督之爱是荡涤一切不公义之源泉，并加入到女青年会的经济改革事工中以期促使中国的经济秩序基督化。

尽管遭遇到中国社会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声讨，陆慕德仍然相信基督信仰对中国社会改革的重要意义。9月，她回到长沙，加入到青年会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中，以当时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编制的《平民千字课》等教材为基础教授工人读写。⑧当地男女青年会的干事尤其以某些农村为扫盲重点，使所有长沙人民能读会写成为他们的事工目标。

1924年陆慕德获得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一年后当她返华并被派往湖北武昌时，“五卅事件”引发的全国范围的罢工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反教运动极大损害了教会事业，尽管陆慕德组织学生会议进行交流时，鼓励她们以国际的眼光积极面对中西关系，她仍未能有效地扩充组织的成员人数。

1926年中国的北伐革命蔓延及武昌。陆慕德和她的同事开始了对难民的救助工作，并以此赢得了中国同工的尊重。⑨尽管作为一名信仰和平主义的传教士，陆慕德仍对国民革命的动机持积极态度，相信它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在给母国的去信中，她希望美国学生理解中国学界支持革命的原因:“对于教会学校的学生而言，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当爱国运动要求他们加入时他们应如何是好呢?作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冷眼旁观吗?但在诸如“五卅事件”发生时他们又怎能不表达出一种民族的愤怒呢?同时作为中国人与基督徒，他们究竟该怎样做呢?”

此后数月间，陆慕德不断收集革命的揭帖、传单、布告，并尝试以积极的解释填补激进革命与基督教自由主义之间的理论鸿沟。尽管对马克思的字眼并不熟悉，但她在稍事研究后相信了革命军及新政府的合作态度。她在对湖北省妇女运动宣言翻译中发现，革命旨在解放各个阶级的中国妇女，废弃束缚女性传统陋俗，以图在宪法上赋予她们平等的权利——这似乎与基督的伦理相得益彰。在这种认同下，陆慕德与部分美国干事一道以自身获得的一手材料为基础进行积极地游说，劝导教会界与美国民众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虽然她试图加入妇女联合会被拒，但她仍然认为国民革命是对中国民生的真正关注。

此时尽管国民革命引发了外交上的争端，很多自由派传教士仍拒绝了政府发出的撤退指令。陆慕德亦决定留守武昌，继续相应的事工。

1927年3月27日，国民党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袭南京，这场劫掠成为自庚子事件后另一轮反帝浪潮的高峰，陆慕德不久便随很多外国同工一道转移至上海女青年会总部。⑩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在上海青帮的支持下展开了清党行动，国共合作宣告破产，共产党和激进人士被指控为南京事件的罪魁祸首。包括了陆慕德在内的女青年会干事及很多传教士相信了这一指控，他们很快认同了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并给予了极大支持。蒋被看做一场进步的社会政治改革的领袖人物，女青年会的西干事们因此而对其寄予厚望。

1927年秋，陆慕德回到长沙。北伐之后，女青年会的产业已被悉数摧毁或占据，湖南省的国民党主席何建不久驱逐了北伐军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共产党的力量也被逼转向地下或散于农村。在浓重的白色恐怖氛围中，陆慕德对时局有了审慎的思考，她强调了共产党对大革命的鼓舞和牺牲，但工人运动的成果却因激进红色的烙印而备受攻击。⑪1930年底，彭德怀率领的红军在反围剿战中进驻长沙一周，此举引起了当地的外国人士大规模撤退上海。事后，在铺天盖地的对“共产党军队烧杀抢掠”的舆论攻击中，陆慕德以目击者的身份澄清“作恶者实际是一部分当地的流氓”。她赞扬红军对当地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与此相对，她指责了何健军队置公众于不顾，并认为其行径将使民众义无反顾地导向共产主义。陆慕德因此被国民党当局视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被迫离开长沙。

三、信仰转移

1930－1932年，陆慕德回国休假，这段时间对她而言不失为信仰的转折点。中国局势使她感到基督真理的不适性，带着这种疑虑，她在1932年访问苏联。在那里，她自觉过着充实、愉悦而满足的生活，她认可了苏联在改善工人阶层生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甚至怀疑母国在经济大萧条下挣扎的民众为何意识不到阶级的团结与社会革命是他们唯一的希望。虽然随后的观察使她对苏联的民主体系及农业集体化运动心存疑虑，她仍然认为苏联之行是成功的。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深入了解为其此后在中国的事工做好了思想准备。

陆慕德回到中国时日本已经大举侵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权在民众抵制日寇的愤怒呼号中作为了了，与此同时却不遗余力地镇压共产党军队及左倾进步人士。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未能如愿抓住民心，更使蒋对中国社会的控制推向军事化。共产党被迫领导部队开始长征后，陆慕德表达了革命的信心，认同共产主义必定为民众所接受，而那些如她一般期待民主、赞同革命的人们会随时准备抵制蒋政府的反共运动。1935年“华北事变”后，她更加意识到，只有日本被击退才有中国的和平，也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带来新制度的实现。

1936年7月，总干事丁淑静辞世，陆慕德临时替任总干事一职。虽然仅仅六个月时间，她发起了丁淑静的纪念活动并设立了专项基金用以培养新干事。此外，为回应世界女青年会的研究需求，她组织了五组不同阶层的中国妇女代表集会，就中国妇女地位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进行交流，从而在国际的视野中反映出中国妇女自己的声音。［1］152－153

1937年1月，陆慕德休假回到美国，为中国的抗战奔走呼吁。美国女青年会因此设立了中国救济委员会，由陆慕德领导筹集基金。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世界女青年会很难在两国交恶时做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尽管收到中国女青年会关于日本入侵的抗议，希望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予以支持，世界女青年会在官方的文件仍然只是委婉的表达了对“中国麻烦”的同情。与此雷同，美国女青年会也介于官方的政治立场，未能公开地谴责日本的入侵行径。如此一来，西方对中国的援助便更多出于一种个人行为。

1937年底，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女青年会亦西下贵阳建立了新的协会。1938年7月，陆慕德回到中国后帮助贵阳女青年会在城市东北部为女学生设立了专门的寄宿舍，不久又组织当地妇女参加识字班，并在难民中开设技能训练。此时适逢艾黎(Rewi Alley)和斯诺(E.Snow)夫妇在中国倡议发起工合运动(The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支援前方抗战，陆慕德被邀请帮助合作社募集款项。她很快为设在宝鸡的第一家手工业工厂捐助100美元，且敦促女青年会加入到工合行列，在女工间发展工合项目并于组织所在地募集资金。不仅如此，她还设法联络美国的同事与朋友支持这个“为中国真正的民主经济体系奠定基础”的运动。1939年2月中旬，陆慕德通过广播报告了当地妇女为抗战做出的积极贡献，同时赞扬八路军与新四军的爱国主义，在痛击日本军队之余更着力进行社会重建。

1939年7月，陆慕德获准访问当时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考察其平民教育的实施情况。被当地的情景所感染，陆慕德建议女青年会输送更多的干事到此学习共产党的方式方法。在发展妇女参与公共事务方面，共产党以革命的方式转换了传统的妇女角色和性别关系。他们通过教授孩童读书写字宣传新的思想，并以此接近其家庭成员。他们也通过各种舞台表演普及共产党的妇女解放观念、男女平权意识。陆慕德发现，女青年会的平民教育、对抗战的大力支持，在组织上保持与国民党的相对独立也赢得了共产党的赞许。谈及国共关系，陆慕德认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批评主要针对其暗中破坏抗战联盟并非其意识形态，表达了对合作抗战真诚而鼎力的支持。

尽管陆慕德在延安的行动并不自由，很多时候在向导的约束下无法亲自接触考察对象，但这些不快并未影响她对共产党的良好印象，只是以更加审慎的态度面对共产党的政权。通过对延安的实地考察，陆慕德在观念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中国的社会局势出发，她愈发认为共产主义才是中国民众的真正需要。

1937年8月末，陆慕德辗转回到上海女青年会总部，继续推动工合事业。此时，工合运动由于与共产党的直接联系，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抵制。面对众多质疑，陆慕德坚持认为，改革必须适应中国民众本身的需要，这是任何反对无法阻止的。在她看来，教会欲以基督的真理拯救中国，却始终未能厘清要拯救怎样的中国，她热切呼吁基督徒面对中国的实际，针对现状展开讨论与研究而非一味刻板强调基督的原则。

随着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好转，中国抗战也进入了尾声。此时国共联盟却出现了破裂的危险，国民党开始公开打压共产党及左倾分子。面对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陆慕德感到必须返回美国向不明真相的民众揭示国民党的“法西斯”特质以及共产党的民主性，而最好的例证无过于在妇女问题上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试图将中国妇女推回家闱，而共产党却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她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陆慕德认为美国官方反馈的中国局势误导了民众视听，所传并非中国实况，中国人民需要的是一个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等各种公民权利的真正的民主国家。

四、回到美国

带着这种愿望，陆慕德结束了她在中国26年的事工生涯。1943年11月，她回到美国，希望通过自己的真实报道与分析告知美国民众真实的中国局势，进而期待能够影响政府的外交政策。

二战结束后，陆慕德出任“争取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Far Eastern Policy，CDFEP)主任，甚至，她还被认为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国共内战后，面对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的支持，陆慕德和她的同事们通过演说、文章、出版物等各种途径宣传中国局势，反对美国的中国政策。CDFEP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监视，甚至在1949－1950年间被冠以“妨害治安”的罪名。1950年，CDFEP被迫解散。陆慕德此后独自创办了《远东记者》(Far Easter Reporter)，并不辞辛苦地巡回报道她26年的中国经历，通过电视、采访发表她对中国问题的看法。［1］185－207新中国成立后，陆慕德更于1959、1972、1978年三次受邀访问中国，被共产党政权认为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

1989年11月6月，陆慕德因肺癌逝于纽约。

五、结语

作为新一代的女传教士，陆慕德也曾带着推动中国社会改革，促进其现代化的美好夙愿远赴重洋，怀揣基督教国度的优越感，试图在中国嫁接本土的价值观与文化体系。但26年的中国经历却使之转而成为共产主义的信徒，她倾尽一生的时间支持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并坚信这必将导向全人类的社会与经济正义。她认可共产主义为中国民众所需，是真正自由、民主的象征，而中国妇女的解放不仅解放了男女关系，更解放了每一个人。即便是在共产党政权“经济大冒进”、“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中，她也表现了坚定的支持。［1］218

注释:

① A Letter from Maud Russell to Asilomar Division，August 16，1926，Maud Russell Papers，NYPL，Box1.

② A Letter from Maud Russell to Orange N.J.and Asilomar Division，December 2，1926，Maud Russell Papers，NYPL，Box1.

③“Reports of Discussion Meeting Senator Wheeler，”June 24，1927，Maud Russell Papers，NYPL，Box2.

④ Maud Russell，“Assessment of Status Revolution in China，”December 28，1927，Maud Russell Papers，NYPL，Box2.

⑤ A Letter from Maud Russell to Mary Bentley，May 1，1932，Maud Russell Papers，NYPL，Box3.

⑥ A Letter from Maud Russell to Sarah Lyon，December 18，1935，Maud Russell Papers，NYPL，Box3.

⑦ A Letter from Maud Russell to“Some Friends Abroad，”January 26，1939，Maud Russell Papers，NYPL，Box3.

⑧ Transcript of Broadcast，February 17，1939，Maud Russell Papers，NYPL，Box3.

⑨“Some Excerpts from a Summer Vacation to Yenan，”A Letter from Maud Russell to Talitha Gerlach，August 10，1939，Maud Russell Papers，NYPL，Box3.

⑩ A Letter from Maud Russell to Margaret Sherman，February 7，1943，Maud Russell Papers，NYPL，Box4.

⑪ Notes on Talks to Women，1970－1971，Maud Russell Papers，NYPL，Box 54.

⑫ A Letter from Maud Russell to Ira Gollobin，September 18，1966;A Letter from Maud Russell to Rewi Alley，September 23，1966;A Letter from Maud Russell to Rewi Alley，November 23，1966，Maud Russell Papers，NYPL，Box 7.

［1］Garner Karen.Precious fire:Maud Russel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M］.Boston: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3.

［2］Elizabeth Croll.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M］.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8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