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斌，陈 岗，何志明

(1.四川文理学院 党办，四川 达州 635000；2.四川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川陕苏区宣传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观及其实践
——以刘瑞龙为中心的考察

李万斌1，陈 岗2，何志明2

(1.四川文理学院 党办，四川 达州 635000；2.四川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在宣传工作领域，中共历来高度重视对受众认知能力的分析，这也在刘瑞龙主持的川陕苏区宣传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群众路线观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起步于早期革命工作，最终成型于抗战时期，而苏区的宣传实践经历，是中共群众路线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刘瑞龙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有力地推进了苏区的政治、经济建设。以他为代表的中共地方领导人，其革命实践工作，对于中共群众路线的最终成型，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刘瑞龙；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群众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1956年中共“八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对群众路线的定型描述。[1]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观的提出、完善乃至定型，都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具体实践。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群众路线工作方式也在实践中逐步形成，这既包含着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高层领导人对群众路线理论的阐发，也体现了中共地方领导人对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在川陕苏区，时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的刘瑞龙，亦在宣传工作中充分践行群众路线，使川陕苏区的宣传工作成为苏区史上的一大特色。本文拟从刘瑞龙主持川陕苏区宣传中的工作方式为研究视角，进而彰显以他为代表的中共地方领导人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最终形成所作出的贡献。[2]

一、抗战前中共对“群众路线”的阐发过程疏证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它起源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为该路线的最终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本文有必要首先对抗战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地方党组织对于“群众路线”的阐发及实践过程进行疏证，进而厘清刘瑞龙在苏区宣传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组织与思想渊源。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俄为师”诞生的列宁主义政党，列宁主义政党与西方议会政党的显著区别就是对组织与宣传工作的重视。在组织方面，它要求不断扩大组织基础，严密组织机构，使自己成为“群众党”；在宣传方面，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认同特征，力求将党的政策政纲做到家喻户晓。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在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要求“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3]一个政党强大与否，拥有的成员数量则是衡量其“党力”的重要标志。中共力量要壮大，必须将新党员吸纳对象从原来的知识精英群体转向普通民众。为此，1926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要扩充党的力量：“一个幼稚的党能做到布尔塞维克化，要能做到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4]从小团体到群众党，这种发展路径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作中对群众路线的实践。

南昌起义的枪声，标志着共产党正式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也拉开了国共两党武力对峙的序幕。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不少地方纷纷通过武装暴动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另外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中共地下党也在进行艰苦的斗争。如为了在国统区发展党组织，1928年11月，时任党的领导人的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负责人谈话时候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6]565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于群众路线一词的较早表述。而首次将群众路线进行较为明确的定义，是在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又称“九月来信”)，在论及红四军与群众的关系时候，首次明确提出比如在筹款工作中，红军不要“单独去干”，而是要“经过群众路线”，这个文件使得“群众路线”的概念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义。[7]同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在“关于单纯军事观点”一节中也明确提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8]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观念从产生到最终提出亦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1927年，毛泽东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赞扬了农民群众在反对农村封建势力中发挥的作用。[9]在国共十年对峙时期，毛泽东对于群众路线也逐步进行了阐发。1933年，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批评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进而提倡“群众化的方式”。[10]同年，他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也强调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每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记群众大多数，反对关门主义、命令主义，认为“只有耐心的艰苦的去做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6]5661943年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成为“群众路线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的标志”。[11]

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也成为地方党组织推动工作的重要途径。在陕西，1928年陕西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并通过决议案，检讨了过去不重视深入组织发动群众的错误，决定“彻底打破不信任群众力量的机会主义的观念，刻苦耐心的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组织群众”。①在四川，四川省委同样强调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共产党员，是政治斗争家，是群众组织者，要多研究，多宣传，要扩大党的行动，应严密自己的组织，取得广大的群众。”②在川北地区，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并建立直属中共中央的川陕省委，统领川陕两省党组织。1933年6月，中共川陕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川陕苏区首府通江召开，在陈昌浩的提议下，通过的《斗争纲领》中明确指出，“扩大党在群众中的信仰与领导”。③中央决定大政方针，但执行却需依赖地方党组织，可见地方党组织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更是刘瑞龙在革命工作中群众路线观形成的重要思想渊源。

我们梳理中共群众路线的演绎理路可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层级，中共大政方针政策从制定到执行，两者缺一不可。以群众路线的提出与实践为例，我们常常不自觉地将关注重心投放在当时中共中央高层代表人物身上，因为这些人物在制定政策纲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考察他们对于群众路线的认识及提炼过程，无疑是有利于把握其发展主脉络，但这往往会造成党史研究中存在的“按电钮”思维惯性，即认为中央制定的大政方针，就好比按动电钮，电流立即畅通无阻地达到地方党组织并带动整个基层组织的顺利运转。[12]这却与当时复杂多变的具体形势存在相当的距离。中央大政方针的执行，需要地方党组织根据自身特殊情况，予以积极、主动、创造性执行。以刘瑞龙为例，他在担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之后，在贯彻落实中央群众路线工作精神之时，将中央政纲与地方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在宣传工作中采取群众路线的方式，使得川陕苏区的宣传工作成为苏区史上一大特色与亮点。

二、刘瑞龙宣传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观

刘瑞龙就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时年仅23岁，而且之前并未从事过宣传工作，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此，刘瑞龙亦认识到他“从此进入了同白区、游击区完全不同的新的工作环境，执行我过去基本不熟悉的任务”。[13]35川陕苏区建立后，面临的问题依然不容乐观，外部强敌环伺，内部不少民众对共产党与红军存在误解。特别是后者，将直接决定了川陕苏区的建立是否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可见，改变民众心中被敌对势力歪曲宣传的共产党及红军形象，成为苏区宣传工作刻不容缓的问题。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中，指出“党的宣传工作成为开展斗争发展组织的导火线”，并要求党的各级组织都须建立宣传部的工作。④本次会议正式拉开了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的序幕。

群众基础是苏区政权存在的柱石，这直接决定了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的基本面向。因长期受敌对政治势力歪曲宣传的影响，红军进入川北并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不少民众对此持疑惧态度，必须尽快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有效地将这一不利形势扭转，使普通民众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的基本主张以及奋斗目标。但认知能力的总体低下，使民众理解“苏维埃”、“阶级”之类的“洋名词”无疑是困难的。这就决定了苏区在宣传工作中必须以普通民众所能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年轻的刘瑞龙在担任宣传部长时，就决定以普通民众为学习及工作对象：“除了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自身实践学习外，别无其他途径”。[13]35这是他在苏区宣传工作中群众路线观的基本思路。事实证明，这种工作思路贯穿于整个苏区宣传工作中，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2]

宣传工作必须要考虑受众的认知能力，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针对苏区民众文化水平较低的客观现状，在刘瑞龙的主持下，川陕省委宣传部积极采取各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如歌谣、诗词等，努力推进苏区的宣传工作。刘瑞龙一生的诗词歌谣作品众多，他这种良好习惯在早年担任南通县委书记时就得以充分体现出来。1929年他用南通农村地区流传甚广的泗州调写了一首《农民歌》，在歌曲中他热忱地讴歌了农民为整个社会所作的贡献，如开篇即为“农民功劳真正高，种田种地养吾曹，衣食住房他们造，劳苦，功高，没有农民命难保……”[14]刘瑞龙在歌谣中热情洋溢地赞颂农民群众，可以说，这是他早期群众路线观的基本体现。在担任宣传部长后，刘瑞龙将广大底层民众作为其工作对象，并正式提出了自己宣传工作的群众路线观：“苏区党的宣传对象，重点放在苏区广大人民方面，提高他们的觉悟和斗志”。[15]43检视川陕苏区的宣传工作，我们可以发现，刘瑞龙始终在坚持实现与主要宣传对象——广大苏区民众进行情感共鸣。这种共识与认同的取得，更是宣传目标顺利实现的保障。

阅读目前留存的川陕苏区宣传材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材料在内容上大都存在共性。那就是对于底层民众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与贫穷进行了充分揭露。在宣传土地改革政策时候，刘瑞龙创作了《农村阶级划分歌》，对雇农、贫农、中农、富农以及地主的划分标准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如雇农是“除去两只手，什么都没有。专替人做工，勉强能糊口”；地主的表述是“田地非常多，自己不耕作。收租又逼课，农民受盘剥。身份比人高，政权手中操，压迫我农工，封建他代表”。[16]同时，川陕省委宣传部更是对共产党与红军作为底层大众的代言人进行了充分的描述：“佃户不交地主租；穷人不还富人债；穷人不缴款子；穷人不完粮(即缴纳粮税——引者)；没收发财人的谷子给穷人……”⑤这些材料中，“穷”这个高频词汇反复出现，对于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与升华具有重要作用。

“叔叔。”菊花轻微歪着冻僵的脖颈问我，“为什么要把我放到这样的地方来呢？在这里照不到温暖的阳光，一天到晚都阴森森的，叶接触不到清新的空气。夜里，叶子上也下不了霜，早晨还得吃灰尘，还不能从地下吸收水分。这是为什么啊？我想回到土里去……”

川北经济发展滞后，民众生活较为穷困，苏区宣传中对于“穷人”翻身的渴望的肯定和对“穷”的根源的充分揭露，进而建构了共产党及红军带领广大民众翻身做主人的巨大能量。

除了宣传工作中突出群众路线外，刘瑞龙还撰文批评一些地方干部不重视发动群众，并深刻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深刻了解加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的重要。在剧烈的国内战争中，在我们大举消灭刘湘的战争中，决不能光是依赖红军，红军是消灭敌人的主力部队，是革命战争中在于主要的力量，但必须同时计算到组织群众斗争的力量，计算到白色统治区域群众对苏区的响应，一定要了解、推动成百万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的进攻，大举消灭敌人，这就能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⑥可见，无论是宣传还是其他方面的工作，刘瑞龙都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这也使川陕苏区的宣传工作成为苏区史上一段不朽的传奇，更为刘瑞龙宣传工作中群众路线观的最终形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刘瑞龙宣传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观最终形成于抗战时期。1939年，刘瑞龙发表《目前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宣传工作中必须践行群众路线，进行了充分阐述。在此文中，他指出了宣传工作的基本目的：“每个宣传工作者，必须了解，宣传是组织群众的手段之一，它的基本目的则在于把群众组织起来，引导群众走上斗争的阵地。为宣传而宣传，无目的的宣传，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在宣传方式上，刘瑞龙更是认为要以群众路线为依归，要根据时间与地点的差异，“掌握住当时当地的宣传鼓动中心。最忌千篇一律、陈词滥调、文言诗词”，并且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17]

三、群众路线与川陕苏区的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宣传工作，早在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两党就在宣传及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一番较量。根据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的研究，国民党在较量中往往没几个回合就偃旗息鼓，甚至国民党的报纸也往往照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的文字。[18]在大革命失败并转入武装斗争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更是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因为这对于争取国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曾任粤军香翰屏部参谋的李一之观察中共的宣传后发现，红军所到之处“字迹不拘大小优劣，必在墙壁遍涂标语，或标贴文字宣传，五花八门，不一而足”。[19]而根据当时的在华传教士观察，红军喜欢“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这些标语都是由宣传班写成的，这些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20]可见，宣传工作是共产党及其红军始终沿袭的一个革命传统。

充分发挥宣传优势，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大特长。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撤离西进并进入川北，历经千辛万苦。特别是翻越秦岭之时，严寒之下不少红军将士衣衫单薄，食不果腹，病号很多，条件极为艰难，为此四方面军的宣传工作就起到了重要作用。宣传人员“站在山坡、隘口、沟边，不断用快板、顺口溜、歌声、口号，激励指战员们攀岩涉水，战胜疲劳和饥寒”。[21]223-224正是在宣传人员的推动下，红四方面军最终战胜饥饿、寒冷及疲劳，顺利进入川北并以通江县城为中心建立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苏区。

红军进入川北，首先就是要建党与建政。据刘瑞龙晚年回忆：“川陕苏区一直处于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如何把苏区人民发动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来，党的宣传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宣传工作必须走在“在做一切工作的时候，宣传工作要打先锋，红军发展到哪里，宣传工作就到达那里”，“在川陕苏区最独具特色的宣传形式，就是利用你们(指四川省巴中、达州市等地)那里山高石头多的资源优势，发动各地党组织，组织书写队、錾字队，在群山之巅，道路两旁，关隘渡口，村民院落”等地，都可见石刻标语。[21]260

在刘瑞龙主持下，苏区宣传部门充分利用十字街头与交通要道上人流量较大的特点，树立起高大的石碑，上面刻有共产党的《十大纲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与《劳动法》等，这些石刻标语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被誉为标语之王的“赤化全川”。该标语字高5.5米，宽4.7米，字道深0.35米，宽0.7米，字间距7.1米，笔画中可卧一人，气势十分磅礴。这些标语的特点是内容简单直白，琅琅上口，并与苏区民众的总体认知水平相契合。

除此之外，宣传部门巧妙做到“我们利用民歌、小调、川戏、花鼓、金钱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编印写文艺宣传材料，既促进了文化活动，又进行了政治宣传，山区农民是非常欢迎的。在各县、各重要场镇还开辟红场和阅览室，对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有很重要的作用。省委宣传部还组织一部分干部负责编写列宁小学和苏维埃学校的课本，以及在群众中间进行宣传的通俗读物”。[22]186刘瑞龙就曾与川陕省委负责人共同起草了两本《三字经》：《革命三字经》和《消灭刘湘三字经》，还有《农村阶级划分歌》等，起了很好的效果。[15]44

另外，在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撰写的平分土地布告——《平分土地办法》中，刘瑞龙采用了八言句式，首句中即是“没收豪绅地主土地，把连平均分给穷人”。[22]189值得注意的是，刘瑞龙并非四川人，但在他的《三字经》与《平分土地办法》中，出现了川北当地的方言如“烂巾巾”、“把连”，此语在当地分别意为“破衣烂衫”及“全部”。这充分反映了刘瑞龙在宣传工作中以当地劳工民众为对象，并将群众路线贯彻到其中的特点。可见，对刘瑞龙的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句式来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的确是十分有效的。

四、结语

刘瑞龙主持下的川陕苏区宣传工作，通过类型多样的载体，简单直白的内容，形式各异的手段，融合近代以来在国内流布甚广的生存斗争学说，[2]成功地将共产党与红军的政策纲领传布到广大底层民众之间，不仅有力地支持了红军的武装斗争，帮助苏区政权的迅速建立，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的方法论意义。因为，中共政纲、工作方法的最终形成，既有中央决策层的深思熟虑，地方领导人的努力践行亦是题中应有之义。两者实现良性互动，为群众路线的最终成型，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刘瑞龙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领导人，其优良作风与事迹，给当下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启示就是：“群众路线是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视察时候指出，“中国革命史是我们最好的营养剂”。而老一辈无产阶级领导人的的革命工作经历，更是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发挥其示范效应。可见，学习并继承刘瑞龙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思想及实践，将有利于推进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有利于启示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牢固树立群众路线观念，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心实意为广大人民群众奉献聪明才智，为带领广大的人民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懈努力奋斗。

注释：

① 陕西C.P最近工作方针——省委第五次全体会决议(1928年3月)[G]//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1994：329.

② 四川临时省委通告(省字第四号、组字第二号)——整顿纪律严密组织事(1927年8月12日)[G]//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1984：51.

③ 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斗阵纲领——昌浩同志的提议(1933年6月24日)[G]//.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

④ 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33年2月)[G]//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

⑤ 川陕省委宣传部.告昭广(元)剑(阁)梓潼绵(竹)一带穷苦父老兄弟们(省字二四三一号)(时间不详)，通江县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历1-1-2.

⑥ 川陕省委宣传部.消灭刘湘紧急动员中的白区标语大纲(1934年2月14日)，通江县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历1-1-4.

[1] 刘得功.中共八大，群众路线表述基本定型[N].长江日报，2013-07-05(07).

[2] 李万斌，陈 岗，何志明.刘瑞龙与川陕苏区宣传工作成效简论[J].中华文化论坛，2013(7)：108-113.

[3]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90.

[4] 组织问题决议案[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80.

[5] 政治决议案[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14.

[6]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关于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G]//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9年)：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81-482.

[8]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

[9]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13月)[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

[10]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4.

[11]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M]//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9.

[12](美)黄宗智.评关于江西时期的几本西方著作[G]//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译组.中共党史译丛：第1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221.

[13]刘瑞龙.刘瑞龙回忆录[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14]刘瑞龙.农民歌(1929年)[M]//刘瑞龙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

[15]刘瑞龙自述[M]//刘瑞龙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6]刘瑞龙.农村阶级划分歌(1935年)[M].刘瑞龙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0-11.

[17]刘瑞龙.目前宣传工作的几个问题[M]//刘瑞龙文集: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6-27.

[18]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67.

[19]黄道炫.革命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6-127.

[20]金紫光.外国人笔下的中国红军[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238.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2]刘瑞龙.从川陕苏区到延安[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邓杰]

ThePrinciplesandPracticesofMassLineintheSichuan-ShaanxiSovietPropagandaWork:ACaseStudyofLiuRui-long′sJob

LI Wan-bin1, CHEN Gang2, HE Zhi-ming2

(1. Party Committee Office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2. (Ideology and Politics Department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Sichuan Dazhou 635000, China)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the viewed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to and this is embodied by the propaganda job of Liu Rui-long. The idea of mass line is a gradually developing process. It started in the earlier revolution and was matured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propaganda experience in Soviet area wa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is period, Liu Rui-long did propaganda jobs in various ways to develop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construction in Soviet area. The local leaders of CPC, namely, Liu Rri-long, have played a necessary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mass line.

Liu Rui-long; Sichuan-Shaanxi Soviet Area; propaganda work; mass line

2013-05-13

四川省教育厅2012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党史三进研究”(CJS12-070)；四川省教育厅2013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研究与探索——以四川革命老区地方高校为例”(CJS13-073)

李万斌(1955—)，男，四川阆中人。党委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美育研究。

K269.4

A

1674-5248(2013)06-0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