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淑艳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 天津 300191）

城市化以工业发展为依托，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科技、经济生活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的综合反映。近代日本作为东方后进国家工业革命一个成功的典型，其城市化呈现的特征也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

工业革命是近代城市化的前提。日本的工业革命较之英国工业革命迟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它的道路不是循序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而是原始积累与工业革命同步，这决定了始于明治时期的日本城市化，呈现出一些显著特征。

一、日本近代城市化是在农业落后、土地制度保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城乡对立、劳资对立、工农对立、官民对立关系突出

马克思说，文明时代的特征之一“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1](P200)日本的城市化道路，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的投资方向起了决定性作用。近代日本在实现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采取了“弃农仰城”的方针，所谓弃农，就是以牺牲本国农业为代价，大量进口粮食、农业原料和其他原料；所谓仰城，就是集中发展工业，扩张大城市[2](P49)。乡村城市化的过程，充满了城乡对立、工农对立，并以城市剥削农村的形式来加以实现。

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起点很低，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其资本原始积累也极不充分。日本原始积累的根本手段是明治政府于1873年进行的地制和地税改革。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不仅经济落后，而且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明治政府为了摆脱民族危机，提出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方针。但是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没有资本则寸步难行。由于当时不平等条约的存在，日本不可能靠关税取得所需资本。于是，明治政府于1873年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要求通过地税和地制改革，来确立新的土地制度，确认土地私有，承认明治维新前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允许自由买卖。《条例》将过去的实物贡租，改为货币缴纳。货币地税的缴纳者是土地所有者，但地主仍照旧向租佃者征收高额实物佃租。税率固定为地价的3%(后由于农民的反对降至2.5%)，丰年不增、荒年不减，确保了政府的财源(约占明治时期政府财政收入的80%)。这种土地制度下的农业经营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在高地税率，特别是谷物价格涨落的影响下，受到冲击的自然是广大下层农民；新兴地主可以在市场上出售收来的租米，从中牟利。经济力量薄弱的自耕农因缴不上税而变卖土地。1881年，全国出卖土地的农民就达90万人，抵押土地者有2000多万人[3](P15)。大量失地农民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佃农户骤增；1884—1887年，佃农户由原来的100万户增到200万户。如果这些农民彻底与土地分离而流入城市，充当廉价的雇佣劳动者，城乡关系当属自然，符合近代经济发展的走向。然而，日本地税改革的结果与英国18世纪的圈地运动的结果不同，并没有引起农民大量向城市流动，相反从事耕作的农户并没有绝对减少。因为明治初期和中期的日本，其工业尚未发展到能充分吸收“过剩人口”的程度。寄生地主基于高额地租的引诱力，也始终不想将全部失地农户赶出家园。他们宁愿把土地划分成小块租给佃农，而把资本投入城市工商业，因为这比把资本投入农业经营本身有利可图。于是一种矛盾现象出现：一方面加重了农村人口过剩的压力；另一方面，有时又出现城市与农村地主争夺劳动力的局面。于是，日本的农村经济得不到充分发展，呈现一片“零细经营”的状态，农民背着沉重的地税负担，在缴纳地税之余，已无力发展和扩大生产以及进行资本主义经营。此种停滞在狭隘生产规模上的农业，极大地限制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的开辟，限制了城市化的进程，加深了城乡对立。

但是，农民的贫穷“并不是封建制度下由歉收等因素造成的那种贫穷，而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引起的贫穷。”工人和下级薪资生活者的数量扩大使城市感到米谷不足，这为米谷投机者提供了活动基础。再者，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货币经济广泛深入农村，造成“米谷生产与经济作物的扩大成反比例而减少，买米的农民增加。”从事米谷投机的地主则加强佃租剥削，又促使农民益趋贫穷[4](P226)。同时，农村潜在过剩人口为城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的保障。但是遇有经济危机，一些工人就不得不离开没有保障的工作，无需一文失业保险费，又流回农村，转换为降低农村生活水平的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压力。于是，土地佃租率增高，危机最终转嫁到农村生产者头上。不过，在寄生地主制下的这种城乡对立并未影响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成为促使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它使国家和雇主免去了维持失业者生活的大部分负担，又造成农村人口过剩以抬高地租率。地主和资产阶级在这种城乡对立中找到了联系点，结成了共同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剥削的联合阵线。大地主把大部分卖佃租米的所得投资于股票、公债和企业，从而与资本的利息和分红等联系起来。农工银行对地主的贷贸和政府的辅助费，在相当多的场合也成为农业资金转化为工业资金的媒介。

国家作为资本的操纵者，强有力地把资本引向城市工业，并不惜采取牺牲农村经济的政策，断然进口大量棉花、粮食及其它工业原料。如在1896年取消棉花输入税时，虽然地主和农民方面极力反对议会通过此案，但终于不能抗拒资本家的压力；“农民诉苦示威，而棉纺业联合会却信心十足，坦然处之”[4](P150)。又如1899年山县内阁为筹措军费，向议会提出增收地税法案，遇到地主的强烈反对，但后者最终被压抑，致使原棉输入量增加了二倍以上[5](P143)。上述政策直接打击和排挤了农村经济与家庭手工业。

二、日本近代城市化历程短，程度不高，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伴有大量浮动人口和人口倒流现象

日本从原始积累到基本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或者说“从一种纯粹之农业经济，而转变为一部分之工业经济进行甚速”[5](P142)，仅经历了40余年；若从19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第一个高潮算起，只有三十余年。与此相适应，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近代城市化在日本也以历程短为特征。

德川时代末期，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那时，农民人身自由受到种种限制，被禁止离开土地，更不许迁入城市。当时的城市主要是诸侯所在地，即城下町。由于“参觐交待制”的实行，城市里也出现了一些行业和手工工场，但是规模小，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不重要。当时，大阪人口有30-40万，江户(今东京)约有100万人；全国仅有6%的人住在10万或10万以上人口的城镇中[6](P6)。明治时期，1873年，通过地税和地制改革，农民才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城市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口的自由流动才有了可能性。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过剩人口向城市的流动。1887—1890年间，东京新建了二十多家大型纺纱厂。其中不少工厂拥有上万纱绽；原有的工厂也不断扩大经营。1892年，日本已有近代棉纺厂39家；后又经过甲午战后与日俄战后的兴办企业的热潮，大批农村人口被卷入城市，成为工资劳动者。1898—1903年，17.56万农民流入城市。城乡人口的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1903年，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已从1873年的78.69%，减到64%。在此期间，六大城市，即东京、大阪、京都、横滨、名古屋、神户的人口增加尤其快，1886—1903年增加2倍以上。关于都市工人以前的职业调查表明城市人口的“大多数由乡村招募而来”[5](P143)。1908年，在东京就业的人数已超过70万，其中本地人只有35%。当时的东京基本上还是个政治中心城市，而拥有大型企业的横滨和大阪（大阪是当时日本最大的城市）等城市的发展更是不容忽视。在此后的10年间，日本大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很惊人，1903—1913年间，全国新增长的658.8万人口中，居住在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者有517.5万人，占近80%。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亦证明了这一点，19世纪70年代为60%，1915年降为49%，这恰好反映了国民经济从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方向发展，因为通常情况下，每个“农业户从事劳动的人多于城市居民户，所以当农林水产业就业比重下降，工商业等其他部门就业比重上升时，整个就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就会下降。”[1](P415-416)这突出地反映了日本城市化的趋势。当然，农业危机也往往把大批人口从农村赶往城市，也不一定能加入产业工人的队伍，所以仅从就业率尚不能判断城市化的规模。

工业是商业发展的基础，商业是城市发展的条件，没有工业就没有商业，也就没有城市的发展。近代日本，从事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口增加较快，所占比重很高，产值比重为40%。例如全国铁路网扩充很快，1872年铁路只有17.69英里，1893年达2039.6英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城市化的速度与发展程度。

但是，日本城市人口的升降波动很大。在英国，佃农的被扫除迫使他们举家迁往城市，遇有城市工业不景气，只好闲居城镇的家中，因其乡间的老家早已无影无踪。日本则不然，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具有短期和季节性，这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不彻底的后遗症。农业支出和非农业支出的增加，迫使小农有依赖于非农业收入的趋势加强，然而其收入不是被直接卷入城市消费，只是贴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农闲时走，农忙时归，遇有失业、婚嫁或收割时，就转回农村，这些人多以不离开或短期离开农村的形式进入城市(从一战开始才以离村进城定居者为多，使城市里安家的固定工人增加)。这一状况致使近代日本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大量浮动人口。再有，日本的工业化是在政府扶植的温床上发展起来的，工业基础脆弱，经不起波折，一遇危机，大量不能被城市工业自行消化的失业者，只能涌回农村。1908年经济危机时人口倒流的现象就比较典型。

城市化程度受工业化水平的制约。日本工业化的起点是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化前和经济增长初期的人均收入只是英国同期的1/6，不充分的原始积累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能是一个落后的工业国。日本的工业化“规模尚小，长崎虽为最前进之工业城，然而木屋与小工厂之数目惊人，家庭工业实事上并未过去……据工商部统计处报告，大部分之工业出产额，仍来自家庭工业”。[5](P142)日本近代工业之所以长期停滞在家庭工业和零散工场的水平上，仍然首先是因为寄生地主制限制，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以及原料聚集的分散性，不利于经营大工业；其次，那些既不能成为纯粹的耕作者，又不能完全被尚不发达的城市工业所吸收的人，只有另辟出路，青睐于家庭工业。这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工业不发达情况下过剩人口的问题，但其分散性却影响了城市化水平，因为人口和工业的集中是城市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日本的从业人员的城乡属性也不应忽视，如1909年在纺织业中以赁织业最多，其人数占总人数的50%，赁织业是副业性质，所以这些从业人员不能完全看作城市人口，因为他们仍没有脱离农村的种植业。直到1913年纺织业的技术革命仍处于初级阶段，行业的大部分设在村镇，其从业人员仍旧和他们的农业社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此外，近代城市化没有时间充分展开也有碍其发展程度。

总之，到日本实现近代工业化时，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0%强。到1920年，日本的农家仍占一般家庭的53%[5](P141)，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 40%～50%[3](P15)，即每一元钱中就有0.4-0.5元来自农业。按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70%为实现城市化的标准，日本仅处于城市化过程的中期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才进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三、在城市化过程中，日本超先发展起来的大城市拥有相当规模的国营大企业、矿山和军事工业，这在近代各国城市发展中具有自己的特征

东京、大阪、长崎、横滨等是日本的重要城市，也是城市化过程中超先发展的城市。这几个城市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不排除其地处平原或沿海等有利地理位置的影响。日本多山，平地较少，于是平地人口密度大，“在工业化前政治经济就很集中，并足以产生一些大得惊人的城市。”[8](P27)但这些城市的规模与工业产值能持续增长，并发展为后来日本的几大工业区，与其拥有国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不无直接关系。

众所周知，日本的工业革命主要是通过大力移植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业和经济制度来实现的。初看来，日本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道路，似乎与英国相同，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实际是从国营军事工业及重工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发端的，为时最早。明治政府建立之初制定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政策，其实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军事装备，加强国防，即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与之有关的矿业。

明治政府的军事工业不是白手起家的，是继承了幕末为抵御外敌而设立的矿山和军工厂，其中有大阪兵工厂、东京炮兵工厂、长崎造船所等等。当时，这些工厂已经引进了一些外国先进的科技。明治政府只是在此基础上以超经济的手段给以大力扶植，把这些尚属封建性的企业改造成为日本第一批近代大企业和国内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生产部门。尽管后来这些企业中的大部以极低廉的价格处理给私人资本，但其已经具备的规模和生产技术能力却仍是具有相当优势的，无论对日本的工业化还是对日本近代城市化能在较短时间有一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营军事工业和矿山等重工业的发展和技术引进，使之首先聚集了大量的近代产业工人。“1890年，以横须贺海军工厂和11家主要民办造船厂相比较，后者的动力机和职工总数还比不上一个海军工厂。”[4](P108)1909年，国营工厂占总厂数的0.5%，而职工数却占工人总数的1/7[7](P158)。这表明国营工厂集中程度较高，单位企业聚集和吸收了比其他企业更多的工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定居成家带动了商业及其他行业的发展；第二、三产业越发展，第一产业的人口就大量流往该地区，于是围绕着矿山、军工企业等国营重工业形成的区域，或建立新的城市，或被纳入附近原有城市的范畴，从而增加了城市的数目、扩大了城市规模、提高了城市容量。

“环男子寻求雇佣的一些大产业周围兴起了许多寄生的小产业，这些小产业因低廉的夥多的妇女劳力的供给激励起来，在金属业和机械业的城市……和其他造船城市重要产业全雇男子，纺织工厂也就设立起来……”[9](P148)大矿山、重工业等多用男劳力，按规律讲，大量使用男劳力的工厂企业附近，一定会出现大量使用女劳动力的企业，如大阪拥有矿山和兵工厂，所以纺织业首先在大阪兴起，最大的纺纱厂也在这里（如大阪纺织公司）。这些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农村流入人口。这样就有可能组成工资劳动者家庭，定居下来，促进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城市的发展。

日本近代城市化尽管程度不高，但毕竟为现代日本城市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作为东方后进国家经过工业革命而跻身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其工业革命的道路需要探讨，而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城市化道路所提供的经验与教训值得重视。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人民出版社，1956.

［2］储传亨等主编.城市科学概论［M］.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3］刘天纯著.日本产业革命史［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4］［日］守屋典郎著.日本经济史［M］.三联书店，1963.

［5］W·R·Crocker著.日本人口问题［M］.正中书局（中译本）1953.

［6］［英］G.C·艾伦著.近代日本经济简史［M］.商务印书馆.

［7］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M］.湖南人民出版社.

［8］［美］埃德温·赖肖尔著.日本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

［9］J.A.Hobson著.近代资本主义进化论［M］.商务印书馆，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