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4；贵州省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所 贵州 贵阳 550006）

当前中国正在走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进“四化”同步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难以破解的根源在城乡二元的市场资源结构、城乡二元的经济制度资源结构、城乡二元的人力资源结构、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的教育等。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展开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的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目标，是破解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路径。各地在探索“三农”问题破解问题上，形成了不同新农村建设范式，这在我国东部较为典型。东部不同新农村建设范式具有差异性与趋同性双重特征，结合其背景并挖掘背后的规律，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彰显。

一、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新农村建设范式转换的背景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阐述，其主要用于科学哲学史研究，其断言：科学革命就是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即“范式转换”。今天，范式转换越来越多用于经济领域。新农村建设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路径。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多次使用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类似提法，但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更加全面的要求，是一次重要新农村建设的范式转换。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及新农村建设范式转换的关键在于，改造并转变传统农业和建设拥有现代新理念的新型农民为主体新型农村。大量关于新农村建设范式转换的知识存量，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选择或政策决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既需要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思路和方向的根本性转换，同时也需要建构起支撑这种转换的政策体系和治理结构。[1](P115)新农村建设范式转换影响着着发展方式转变。突破农村发展的制约就要确立新的发展范式，其要实现农村转型、农民素质提高，而且要特别重视农业发展，重视农村全面、协调、综合发展。[2](P32)同时，中国新农村建设范式转换有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在改造传统农业的同时，不能忽略几千年来乡土性的影响。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高同质性、低流动性的乡土特征正朝着阶层分化、高流动性方向发展。[3](P39)但现实中，需要从回归乡土，传承农耕文明的视角，探究新农村建设的一种价值发展范式，通过重构村社共同体，强化礼治秩序，延承农耕文明，壮大乡土人才队伍等来推进新农村建设。[4](P170)有学者从社会转型、社会行动、系统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理论视角，考察和探讨了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状况、问题、趋势以及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提出把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5](P1)新农村建设中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属开源之策；其税费改革属节流之需；新农村建设应该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从根本上实现广开财源之举。[6](P107)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着一走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从总量角度看，中国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从均量及质量的视角看，中国目前尚非质和量统一的经济强国，因为其东中西部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不同个体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民的市民化、农村的城镇化推进力度较大，新农村建设任务艰巨。农村与城市差距增大，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推进，加上农村市场化、经济全球化推动，传统农业不断向现代农业转型，中国众多的分散经营的农村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与市场化这一巨大变迁。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这在我国东部更为明显，新农村建设的范式转换及其重大战略性举措的实施正当其时。新农村建设需要构建起一套与当代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涵盖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等多层面的建设范式，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农村社会转型。

二、趋同性与差异：新农村建设三大范式转换的简要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以乡镇企业遍地开花著称的“苏南模式”，以个私经济蓬勃兴起而闻名的“温州模式”，以及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珠江模式”。三大模式不断变化，在工业化、国际化与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各有创新与发展，同时又相互融合、趋同现象显著，这三大模式发源地，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成为中国经济最强的增长极。[7](P1)以苏南模式、珠江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在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制度演进过程各有其内在制约因素，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8](P11)从制度变迁到政策诠释来看，新农村建设范式转换的趋同与差异的双面性。珠江模式中发展的重要支撑并占据重要地位的是外资，产品营销及研发对外商依赖性强。珠江模式中新农村建设在于都市快速扩张外部驱动使得农村被就地城市化，依靠外资的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发展与国际环境等外部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流的交换，使得企业发展中技术设备、信息来源、产品销售等得以外资等多方资金不断注入，使得当地农村经济社会系统、生态环境结构不断优化，从而促使珠江三角洲地区全面可持续发展。珠江模式发展过程中，其整体结构，在产业层次上呈现总体偏低状态，产品附加值上涵盖不高，因而贸易结构值得深度优化，创新能力需要稳步提升，整体竞争力需要不断增强；其资源环境与人文经济社会环境结构需要优化，需要控制土地开发强度，增强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化解环境污染问题，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瓶颈，推动模式持续发展，促使城乡和区域平衡发展。江浙经济发展环境的比较，不能不提到“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作为两省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两种模式已经成为两省经济发展的符号，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产生、发展、更新能够清楚地反映江浙不同经济发展的环境及其变迁。[9](P246)温州模式中新农村建设依靠市场和民间的双重力量，突破体制束缚，形成一个开放、完整、竞争的市场体系，其由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企业为主要经济形式向以股份合作制企业为典型形式的过渡最后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制企业阶段。在农村产业发展上，因地制宜，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发展家庭工业、专业市场、推销大军，注重民间社会团体、资本和资金市场的发育，拓宽农村经济发发展的融资渠道。苏南模式中新农村建设通过乡镇企业这一苏南模式新农村建设内驱系统性要素的推动，逐步突破传统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化农业结构，不断促使苏南整体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工化与分业化蔓延，使得苏南农村逐步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的转化，加速了农村市场化进程，激发了农村多元化市场主体的活力，建构了城乡通开的要素市场体系，拓宽了各类资源自由流动的渠道。在苏南新农村建设中，传统的苏南模式逐渐演变为新苏南模式，苏南地区在大中城市建设经济园区，比如苏州新加坡工业园、苏州新区、无锡高新技术开发区、常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国家级开发区和一系列省级开发区的落成，增强园区经济产业集聚的吸纳功能，新苏南模式向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的发展范式演进。苏南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让苏南呈现出经济商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文明进步、环境与居住和谐的景象，城乡居民一同享受着改革和建设成果，实现农村的包容性发展。珠三角、苏南、温州三个区域品牌演进中，在要素整合的方式、产业集聚方式、企业组织方式与生成模式、市场竞争优势的建立以及品牌形成方式上，三个区域品牌各具其特色，但经历了区域要素整合、优势产业形成、优势产业集群形成、市场优势形成和区域品牌形成前后相继的5个阶段，建立了区域品牌构建的五阶段模式。[10](P26)珠江模式，以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世界工厂”的称号，走出了一条利用外资和多方筹集资金发展乡镇企业的成功之路。温州模式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起家，由家族企业逐渐向公司制企业过渡，苏南模式是集体经济、乡镇企业起步，走向股份合作，两者最终走向股份制或公司制，进行“人力”、“钱力”、“市力”等优化组合配置。

东部新农村建设各具特色，新农村建设范式转换的有着趋同的一面与差异的一面。各地新农村建设中倡导统筹协调、规划先行、因地制宜、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比如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在探索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实践中总结和形成的，其建设范式在初始路径上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企业后转向全面发展经济的，都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这是其趋同的一面，同时由于各地资源禀赋、环境差异，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以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国际竞争为初始路径，温州模式则更多以经过高新技术改造过的传统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立足为初始路径，从而展现其差异的一面。

三、良性互动与系统重构：东部新农村建设中范式转换的研究展望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城市发展的同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生产方式、农民就业结构亦发生变化,但各自的变化速度非均衡，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凸显，城乡发展步入新的转型阶段，其可谓是一次大的范式转换。30多年来新农村建设的探索，当时被认为是科学的东西，逐步在实践中得以认可且不断发展，同时出现新的瓶颈急需破解，这主要集中在城乡二元结构诸多方面，必须在良性互动与系统重构等范式转换上下功夫。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以及农村发展滞后的中国现实背景和乡村建设相关知识背景下提出的一种发展战略，需要把握新的农村建设和建设新的农村两个方面，并从多元化和城市化模式中探寻新农村建设路径，避免陷入守土保农观、狭隘建设观、片面问题治理观，以及政治运动化、形式主义和机械模仿等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11](P131)沿海地区新农村建设须遵循乡村转型发展规律，重在科学规划、分区推进，通过优化城乡用地、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特色经济，提升农村生产力，促进沿海城乡互动与协调发展。[12](P563)我们需要立足于东部新农村建设实际，贯穿现代农村新理念，进行城乡统筹、农业基础夯实、农民素质提升、农村发展结构优化方面的制度变迁，并进行相关政策诠释，运用于新农村建设实践中进行检验、矫正，不断进行范式转换，推动农村全面建设。

推进新农村建设，首要任务是发展现代农业，优化农村发展结构。当前，我国东部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进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两者良性互动的局面还没有形成，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相关政策措施亟待研究完善。我们需要立足于东部新农村建设实际，将新农村城乡统筹系统、农业基础夯实系统、农民素质综合提升系统、农村发展结构优化系统进行要素组合与优化配置，进而破除城乡人力资源二元结构、城乡市场资源二元结构、城乡户籍制度二元结构、城乡教育资源二元结构。以东部典型新农村建设为例，立足于其建设实际，贯穿现代农村新理念，关注农村基本民生问题，新农村要素组合配置的城乡统筹系统、农业基础夯实系统、农民素质综合提升系统、农村发展结构优化系统的研究与示范展开，通过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建设，探寻东部新农村要素组合配置及关键技术集成模式，从分化、整合到统筹迈进，进而实现东部农村的和谐共生与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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