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会昌，郎瑞萍

（河北北方学院 文学院，河北 张家口075000）

在英语世界中的魏晋六朝文学研究中，陶渊明一直是关注的热点。20世纪以来的陶渊明研究成果颇多，但尚少集中梳理之成果。笔者以个人所见，拟从译著、论著、论文3方面对其简单介绍，以就正于方家。

一、陶渊明作品译著

自陶渊明作品西传，形形色色的中国诗歌选译集不乏其身影，但其诗歌选入数量有限，难以代表其真实水平。集中观照陶渊明作品的译著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William Acker的《陶隐士：陶潜诗歌六十首》（T＇ao the Hermit：Sixty poems by T＇ao Ch＇ien，Thames and Hudson，1952）可谓开山之作。继其后者则有Lily Pao－hu Chang的《陶潜诗》（The Poems of T＇ao Ch＇ie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53）、James.Robert.Hightower（中文名：海陶纬）的《陶潜诗》（The Poetry of T＇ao Ch＇ie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Albert.Richard.Davis的《陶渊明作品及意义》（T＇ao Yuan－ming：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83）、David Hinton的《陶潜诗选》（The Selected Poems of T＇ao Ch＇ien，Copper Canyon Press，2000）等一批英文译著。

Acker的《陶隐士：陶潜诗歌六十首》对陶渊明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传播功劳不小。在他之前，英国汉学家Arthur Waley的《中国诗歌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Alfred A.Knopf，1918）就选译了12首陶诗。而Acker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译介的数量，有60多首。该书基本涵盖了陶渊明的重要诗作，而且以“出色地传达了陶渊明诗歌不饰雕琢之质朴、隐遁世事之宁静的艺术风格”［1］521在汉学界广受好评。

1970年出版的海陶纬《陶潜诗》共译出陶诗56题，共124首，基本涵盖了全部陶诗，还收入《归去来兮辞》、《闲情赋》和《感士不遇赋》等3篇赋作。该书译文优美、流畅，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以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对诗作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评注，对作品的旨意、典故、思想内涵等内容进行了独到的解读。“如果说，以前陶诗及其它作品的译介还停留在局部的范围内，那么通过海陶纬相当全面的译介和评注，陶渊明这位中国大诗人首次以完整的面貌来到了英语世界。”［2］35

Davis的《陶渊明作品及其意义》出版于1983年，共分为两卷。第一卷收入陶渊明作品68题，诗文135篇，超过海陶纬译本，是英语世界迄今为止最全面的陶渊明作品集。在第一卷中，作者将陶渊明的作品按照类型共分为四言诗、赠答诗与其他五言诗、编年诗及其他诗等7类。为满足普通西方读者的阅读需要，作者在每一类型的开头部分都先作整体性介绍，然后是译文，最后是作者的点评。第二卷照顾的读者群是专业学者，主体是陶渊明作品的原文，之后是英文的补注或补评。作者对陶集的不同版本的异文、校勘、典故等进行了详细说明，而且还交代创作背景并适当串讲段落大意。“戴维斯本人明确表示，这样的安排，是希望自己的翻译能承担起不同的使命。”［2］53该译作既适合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同时可供专业学者参考借鉴，体现出作者相当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

由此可见，陶渊明作品的译著在数量上是呈阶梯递进的方式，从最初的选译、节译到后来的全译，翻译的陶渊明诗作越来越全面，水平也日益提高。特别是译著从文学普及向学术研究延伸，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海陶纬在其译作《陶潜诗》的序言中就自称译稿曾得到台湾著名学者王叔珉的指点，后经著名学者方志彤的审读，还曾接受过叶嘉莹的批评和建议。这些学人的帮助，使其译文有相当高的含金量。海陶纬和Davis的译著最为海外汉学界所认可，为陶渊明诗歌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助力不小。

二、陶渊明研究论著

近年来，有关陶渊明的研究专著陆续出版。这些论著超越了以往作家个案研究以生平与创作为主体的套路，体现出研究视野的广度与宽度。

Kwong Charles Yim－tze（邝龑子）作有《陶潜与中国诗歌传统：对文化同一性的追求》（Tao Qian and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The Quest for Cultural Identity，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作者将陶渊明置于时代文化语境中，与其他中西方的大诗人进行对比，并视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邝龑子的著作分两部分，他在其中详细传达了两个核心观点：首先，陶潜的“个人与文化同一性的探索”［3］1；第二，陶潜文学上的“生活与理想的统一”［3］1。邝氏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关注陶潜作品与当时文学与社会政治之关系，而且还将之与中国古典哲学与古典美学思想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他在对中西文学现象的比较中熟练地运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以进一步阐明其观点。

作者在文中试图区分陶潜与同代人的出世与入世之别，提出陶潜的“自然与名教”的统一是与他的理想和现实生活（心灵自由、社会责任、真、善及人性关怀）密不可分的。与那些假隐士不同（他们往往以隐士博取虚名或视之为终南捷径），陶潜兼具道家的自然平等与儒家的社会责任，这使得他的作品更具个人理想。对于陶潜的哲学观念，作者也有所发明，特别是对陶渊明作品中的佛学思想进行了探讨。他对逯钦立在《陶渊明集》中将《形影神》视为对当时佛教和道教的形神思想的反动的观点并不认同。邝氏指出，“尽管陶渊明与东晋佛学大师慧远交情匪浅，但是人们在解读陶渊明作品时却往往将佛家思想搁置一边”［3］222。尽管陶渊明将道家的自然心灵与儒家的社会责任相融合是超越时代的，但其理想和生活却有着很深的佛学烙印。作者以《饮酒二十首·其五》为例，指出“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一联，正是佛教思想对“心”的关注的一种反映。

邝氏运用多重方法（比较法、细读法等）分析陶渊明的作品及其自然平易的诗歌思想和诗歌创作。他反对沈约、钟嵘、刘勰、阳休之等人对陶渊明的艺术追求之批评，并且尝试去纠正对陶渊明的作品的这种不公正待遇：去世多年后才赢得盛唐诗人对他的“广泛认可”以及宋代作家对他的“完全认同”［3］181－182。在一系列比较和缜密的文本阅读中，作者展现出其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广博的知识积淀。

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Tao Yuanming ＆ Manuscript Culture：The Records of a Dusty Tab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5）在近年的海外汉学界中引起了较大关注。Cynthia L.Chennault撰文指出作者“通过一条不同寻常的探究路线进入陶渊明研究领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4］838。孙康宜认为该书是一本极为重要的著作。作者将文化研究与文学分析完美结合，同时对陶诗及其相关的物质文化进行了细读。柏士隐也对该书赞许有加，视其对中国文学研究具有直接而深远的贡献，必将在多年内不失其重要价值。作者也自称该书“以陶渊明为个案，讨论了手抄本文化给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古文学研究带来的问题，强调文本的流动性和抄写者／编者／读者参与了文本的创造，其回到文本、版本与异文并以此颠覆‘原本／真本’的研究和批评策略，一方面显示了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一方面也展现出完全彻底的语文学与后现代理论的殊途同归”［5］612。

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中文版后，国内学界的批评声音却多了起来。龚斌、田晋芳等人先后撰文对田晓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提出质疑。如龚斌认为：“在承认文本流动时，不宜过分夸大流动的速度；承认抄本会出现差错时，不可夸大差错的程度。以《陶集》原本无法看到为理由，便认为《陶集》手抄本与原本完全两样，称手抄本的‘强大力量’，足以塑造出一个虚幻的陶渊明，这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6］3。而田晋芳则认为，田晓菲对陶渊明的解构“由于文化观和方法论上的谬误……造成了陶渊明形象的严重失真，把他贬为一个心机颇深汲汲于功名的庸俗文人。”［7］103一热一冷，颇值得深思。田晓菲立足于西方学术背景，运用全新的阐释理论和解析方法构建出了一个别样的陶渊明。在西方学人眼中，这样的陶渊明更真实可爱。而中国学人则视之为对陶渊明形象的庸俗化与矮化。除了田著在某些方面对陶渊明的误读之外，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对中国学人的激烈反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Wendy Swartz（中文名：田菱）的《阅读陶渊明：读者接受的模式转换》（Reading Tao Yuanming：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427－1900，2008）在英语世界中第一次对陶渊明接受史进行了全面研究。作者通过阐释学实践、文化需要以及有影响的读者干预等视角关注读者对陶渊明作品的接受，追踪陶渊明形象构建的轨迹。通过对文人文化的核心——隐逸、个性与诗歌在近1500年间的考察，作者揭示了不同时代的陶渊明形象以及解读其作品的不同方式。

Robert Ashmore的《阅读之乐：陶潜时代的文本与理解》（The Transport of Reading：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Tao Qia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0）探索了陶渊明及其同时代人的阅读经验；作者认为千百年以来，读者都是通过陶渊明诗歌对其进行接受。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这样的推断：陶渊明不被他的那个时代所理解。这本书试图在六朝古典诗学的传统中来看待读者对陶渊明的接受，暗示出对他那个时代的阅读与理解的更深入的调查。

从上述论著可看出，西方学者的视角兼具传统与现代，既有社会学、美学、心理学、宗教学相结合的传统路数，也有接受史研究和“手抄本文化”研究的现代方法。其共同性则是理论色彩较为浓重，喜欢直接在西方理论的框架中来研读陶渊明，重视文本细读等新批评的研究方法。

三、陶渊明研究论文

在陶渊明研究论文方面，海陶纬和A.R.Davis也是先驱人物。海陶纬的《陶潜的赋》（The Fu Of T’ao Ch’ie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2，1954）为陶渊明的赋学成就为人忽视的事实感到不平。海陶纬认为陶渊明在写作时改造传统为己所用，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能够更充分地抒发情感的形式。

对陶诗用典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有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 A.R.Davis的《陶渊明的用典》（Allu－sion in T’ao Yuan－Ming，Asia Major，N.S.5，1956）。Davis提出前人对陶渊明的印象往往是一位简单、自然、平易的诗人，诗歌绝少用典。作者在文中颠覆了这种观念。Davis主张陶渊明是一位intellectual poet（智者诗人），甚至是一位bookish poet（学究诗人）。作者在文中列举了《停云》、《饮酒二十首》、《止酒》等作品为例，指出陶潜诗歌明用或暗用典故处甚多。陶渊明的诗歌传播范围可能是只限于朋友圈，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读懂他的“真意”。海陶纬的《陶潜诗中的用典》（Allusion in The poetry of T’ao Ch’ie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31，1971）是另一篇讨论陶诗用典的文章。海陶纬在研究过程中对陶渊明诗中的用典进行了分类，并具体讨论了他们在各章的分布情况。作者在研究过程当中不从概念或定义出发来进行演绎，而是从文学创作实际出发对文本的实际情况进行归纳，体现了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色。

饶龑子的《自然与真实：陶潜的诗歌》（Naturalness and Authenticity：The poetry of Tao Qian，Journal 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Volume 11，Dec.1989）属于传统研究，注重陶渊明诗歌中的朴素、明快、自然、真实之风。

Susan E.Nelson的《重访东篱：陶渊明的菊花》（Revisiting the Eastern Fence：Tao Qian＇s Chrysanthemums，The Art Bulletin Volume 83，No.3，Sep.2001）注重从文化学角度研究陶渊明的影响。作者认为，陶潜对菊花的喜爱深深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和艺术。菊花成为诗人的个性、哲学观和政治价值观的象征。尤其在中国的图像系统中（如绘画、雕塑），菊花形象的多义性印证着中国历史中文化英雄的千变万化的活力，展示着作为文化符号的它们自身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在菊花画的传统中，陶潜及其有关菊花的诗歌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中国艺术中，语言艺术（诗歌）与视觉艺术（绘画）的交互作用是一大特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二十》）的千古名句，使“菊花”这一在陶诗中出现次数不多的意象成为陶渊明的独特符号，并在画家笔下不断得到浓墨重彩的表现。“菊花”既是对陶渊明隐居田园的一种暗示，更是作家对超越生死的一种渴望。在后世画家笔下，陶渊明也成为他们“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的一种选择。他们塑造的陶渊明或陶渊明式人物既是对画作的主顾的一种恭维，或许还是作者隐秘自我的一种表现。陶渊明之所以能在众多隐士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作者将其归结为退隐的决绝态度。对那些隐士和致仕的官吏，尤其是对那些在出世与入世间首鼠两端的士大夫而言，陶潜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文化英雄。

田菱的《重写隐士：早期陶渊明传记作者对其形象的构建》（Rewriting a Recluse：The Early Biographers’Construction of Tao Yuanming，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 Volume 26，Dec.2004）着眼于陶渊明的接受。《宋书·隐逸传》、《南史·隐逸传》、《晋书·隐逸传》和萧统的《陶渊明集序》一贯被视为信史为研究者所采信。该文试图证明这些传记的编撰者在材料的选择和保存上有很强的目的性，他们所构建的陶渊明形象也是有意选择的产物。

Pauline Lin的《应璩与陶渊明的诗歌渊源》（Ying Qu and His Poetic Relationship to Tao Qia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ume 69，No.1，June.2009）通过研究陶潜与应璩之间的文学关联，重新评价了陶潜诗歌的原创性。她重新审视了钟嵘《诗品》中“其源出于应璩”这段被大多数评论者所漠视的话。通过关注应璩的书信集，她指出了两个诗人间明显的文学相似性。通过思考陶渊明诗歌的传播与保存，Pauline Lin调查了为何陶潜会成为一个有力的诗性声音而应璩却不为人知；为什么陶潜与应璩等小诗人之间的联系被轻描淡写（如果不是被故意遗忘的话）。

Maria Rohrer的《陶渊明诗作中的饮酒主题》（The motive of Wine－drinking in the poetry of Tao Yuanming），选自Peter Kupfer编《中国葡萄酒文化：历史、文学、社会与全球视角的研究》（Wine in Chinese Culture：Historical，Literary，Soci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0）。作者认为，在这位中国首位田园诗派的代表者的作品集里，饮酒主题占据着中心地位。他有50余首诗作涉及到酒。所以，“酒”是陶渊明最青睐的诗歌主题。作者引用施密特·格林策有关“酒与醉酒”同“做官—隐退”相关联的结论，认为在陶诗中，清醒和做官，饮酒和隐退，这两对主题也是相互联系的。在陶渊明的独居诗、友情诗和离别诗中，酒的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酒一方面可以增强孤独和忧伤的感觉，而与此同时，酒又被作为用于克服孤独感的慰藉之物。在陶渊明的世界中，酒已经成为了一种特定的象征，它代表着生活的乐趣和真正充实的人生。

博士论文有Ping－chow Tu的《两位自然诗人的比较研究：华兹华斯与陶潜》（Studies in two nature poets：William Wordsworth and Tao Ch＇ien，Univer－sity of Illinois，1959），采取的是西方学者偏爱的中西比较之方法。Wing－ming Chan（陈永明）的《陶潜论生死：其诗中的自然观》（T＇ao Ch＇ien on life and death：The concept of"tzu－jan"in his poetry，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1981）聚焦的是陶渊明的哲学观念。邝龑子的《陶潜的艺术世界：诗人及其时代》（The artistic world of Tao Qian（365－427）：The poet and his age，Yale University，1989）针对的是陶渊明创作的文化背景，Elizabeth Chipman Brotherton的《李公麟与其所作陶潜〈归去来兮辞〉的长卷图绘》（Li Kung－lin and long handscroll illustrations of T’ao Ch’ien＇s Returning home，Princeton University，1992）则从绘画与诗歌关系的角度入手分析。Jin－tang Peng的《尘世的灵性：对玄学及陶渊明作品的历史性研究（Earthly spirituality：An historical study of Neo－Daoism and Tao Yuan－Ming＇s works；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1996）提到玄学对文人士大夫思想的影响：他们既想承担世俗的责任，又渴望一种超越性的生活。这构成了他们矛盾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论文阐述了士大夫们构造这种理想生活的可能性以及局限性，这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归隐田园的陶渊明，采取融合儒道的精神立场来克服现实生活之痛苦。因此，陶渊明的诗歌以其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对玄学思想的超越。他的作品既是历史性的又是超越时代的，是时代的心灵写真。田菱的博士论文《隐逸、个性与诗歌：中国文学传统对陶渊明的接受》（Reclusion，Personality and Poetry：Tao Yuanming＇s Reception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3）在英语世界中是最早对陶渊明进行全面的接受史研究的博士论文。作者提出研究作家身后的不同阐释能看出阅读实践是如何影响作品解读的，并且可以由此了解当时的文人文化和价值观。陶渊明的文学接受在中国传统中往往与历史学、传记学和伦理学相关。作者还分析陶渊明形象在接受史中的的变化：从一个富于趣味的人转变成了道德楷模，这种变化代表了不同时期的道德观和理想观。作者还揭示了他的文学价值与文化及审美价值判断之间的一致性，并且阐析了六朝到明清对陶渊明接受的变化过程。

在陶渊明研究论文领域，同样呈现出与研究论著相类似的特点。研究者在西方学术背景的浸淫下，在研究过程中眼界更为开阔，想法更为大胆，并且往往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必将带给人们更多的启发。

［1］Minford J，Lau J S M.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Vol I）［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2］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0.

［3］Kwong Charles Yim－tze.Tao Qian and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The Quest for Cultural Identity［M］.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5.

［4］Chennault C L.Review on Tao Yuanming ＆ Manuscript Culture by Xiaofei Tian ［J］.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7，66（3）：838.

［5］田晓菲.关于北美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之现状的总结与反思［A］.张海惠.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C］.北京：中华书局，2010.

［6］龚斌.《陶渊明集》异文问题之我见——兼评田晓菲《尘几录》（上）［J］.九江学院学报，2010，（4）：3.

［7］田晋芳.解构岂能还原陶渊明诗人的本真——《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献疑［J］.学术界，201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