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燕坤，王砚蒙

（1.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 昆明650093；2.云南医科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500）

20世纪，中国与非洲获得独立主权后，双方关系就达到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南南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构成，独立主权意义下的中非关系，不仅使双方实现了相应的愿望及利益，而且丰富了国际政治的内涵，还为改变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作出了贡献。中非关系，越来越是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力量，越来越有利于世界格局的平衡发展。通过探讨中非关系是如何在行为意识和制度秩序上对国际社会有所贡献这一事实，能够发掘一旦国家权力和目标发生变化，所产生的效率将很有可能是一个志在改造世界的行动。

一、中非关系对国际政治的塑造之历史条件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客观的历史条件。中非关系，作为当今国际舞台上引人注目的现象，为国际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同样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近现代，国际局势的重大调整，为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创造了条件。

近现代，西方工业革命的世界性普及，使西方将异于自身的非西方沦为了剥削对象：非西方不仅资源耗竭，而且主权遭到剥夺。非西方在失去主权的同时，失却一切。西方成了掌控非西方命运的主体。国际关系，成了殖民主义者手中的权力博弈。

国际局势由此陷入到往复的无序和动荡之中，成了只由西方定规则的游园。非西方处在边缘化的外围，酷似造访地球的外星人，而观摩着地球人（即西方人）的权术游戏。

面对西方的肆掠性奴役，非西方并非“忍气吞声”。自殖民主义踏入非西方始，非西方就开始反抗。殖民主义踏入非西方的初始，也就是非西方抗击殖民主义的端倪。非西方从始至终并没接纳西方的优越性能够产生普世性价值这一“真理”。非西方声势浩大的反殖民主义浪潮，最终以绝大多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主权而走向尾声。

独立后的非西方，不仅延续了反殖民主义过程中共同援助、相互鼓励的情谊，而且还在国家建设上发展出一致性关怀。非西方国家所共享的依赖关系，不仅兑现了彼此间的互利共赢，而且还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的稳定前行；既争取了发展的主动权，也抗衡了西方唯我独尊的话语与心态。

非西方独立主权的获得，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一切不再由西方说了算。广大非西方国家，如同西方国家一样变成了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缔造了国际社会组合的一个崭新现象。尽管之前国际格局中也有组合现象①，但是，这样的组合却是以某种利益目标为落脚点的。当追求“利益”的过程对“利益”结果造成伤害时，这种组合便破裂、甚至瓦解。可见，西方立于利益基础的关系会因利益中断而终止。

国际局势重组已是必然之趋。当前非西方间的相互信任、彼此依赖及合作共赢，越来越说明国际格局完全有可能在西方之外产生具有深刻影响的重组效应。净化和重塑国际政治空间，已是非西方的当代国际价值及重大使命。

西方在缔造主导世界权力的神话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充当了自我发展的掘墓人，培植了世界权力必然会发生转移的因子。西方对非西方的凌驾，在肆虐剥夺非西方主权的同时，也造就了非西方必将推翻西方寄予无限可能的世界主导地位。中非作为近现代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国度，在获得独立主权后形成的稳定关系，无疑对当代国际政治的重构产生主导性效率。

二、中非关系对国际政治的塑造之表现形式

中国与非洲，作为当今世界舞台上两个重要的行为体，双方不仅在各自国家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还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在世界权力转移及国际格局重组的情势下，中非关系无疑为国际政治格局谱写了新篇章。

（一）国际主导角色的建构

理论上，能够成为某种角色，意味着存在某种可能或希望。一定的角色意味着一定的机会。国家，正是在享有一定角色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着生机的。

很久以来，国际舞台上形成了只有西方一家之言的局势。西方将自己定格在全球（或世界）中心的位置，并以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成就了能够主导世界之权力。非西方，却沦为了反面。

国际政治中，主权是一个重要的抽象概念，也是一个具体的关系基础。设若没有主权，一个国家就不能成其为国家，不能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更不能扮演相应角色。主权，既是国家的身份明证，也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彰显作用的依据。

近现代，由于殖民主义的肆无忌惮，中非不可避免地陷入被殖民的深渊。双方不仅物资遭严重掠夺，而且声音被彻底覆盖。殖民主义掌控了资源，取得了对一切问题操办的“合法性”。被奴役的中非失去了表达和实现自我的权利。此间的中非关系处于隔离之中，即便存在，充其量不过是代理人（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利益协商。

中非以坚决的姿态义无反顾地反对殖民主义，并取得最终胜利。作为受殖民奴役最为深重的国度，中非不仅是反殖民主义的强大行为体，而且是最大的赢家。双方为国际社会创造了抗争主权的成功范例，为国际舞台的活跃增添了动力因。

独立主权获得后，中非在国家建设上相互扶持，彼此支援。双方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主权国家应有的外交脉络中。国际关系意义下的中非关系由此产生，具备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实质。双方不仅培育了对本国人民负责的能力，而且还拥有了自主决定世界事务的主张；不仅拥有了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而且还建立了主权意义下的外交。双方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主权外交的生动案例，纠正了国际舞台上很长时间来国家主权（尤其是非西方国家主权）被压抑的事实。在中非的一致努力下，主权意义下的国际关系成了名至实归的现象。

当前中国与非洲在互动中产生的国际影响，既是对传统友好往来的巩固和提升，也是国际局势优化的必然趋势。双方的合作成就凸显了主权意义下的外交关系在当今民族国家建设上的价值。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对非洲的国家建设给予极大的支持。非洲也对中国的国家建设给予支持。尤其在台湾问题上，非洲信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中非合作具备了可靠的前提。双方贸易额的稳步上升就是一个见证。

中非还以“负责任主权”②［1］8－9的方式应对自身问题及处理国际事务，双方不断就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表现出一致的态度和认识，对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标准进行协商。如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尽管中非都为发展中国家，对已发生的问题并没有多大直接因果关联，但是，双方还是在全球变暖上承担起相应责任，并作出一定的限制性排放。以负责任主权行事，是中非对当前国际社会的一大贡献。

总之，当代的中国与非洲不再是国际社会进程中的完全受害者，而成了国际社会权威的组织者。双方为国际关系的发展不断提供着有益的成分和监督。所建立在主权意义下的外交关系，不仅使彼此间受益匪浅，而且还极大地抑制了长期以来国际政治中忽略主权而造成的傲慢、偏激和扩张。双方正在责无旁贷地抒写着非西方亦能成为世界主角之事实。

（二）平等意识的建构

“意识”可当做是一种看事物的方法，一种观念的集合，存在于某类人的共识中，并能对其行为实践产生作用力。意识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进程相关联。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行为体，能够在彼此间分享某种意识，从而使得相依性关系更加牢靠。

国际局势表明，国际地位相似的国家确定自己利益和战略的方式是一样的。中非在摆脱殖民统治后，进入一种意识形态的重新建构之中。共享的意识形态促成了双方共同行动的达成，避免了争议的发生。

对平等地位的追求，是中非在经历历史上不平等对待后的重建重点。自取得独立自主权后，中非就在交往中不断塑造着“平等”意识。这是一种为双方而非某方接受的意识；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双边实践。平等成了历史遭遇、发展命运和经济水平大体相仿的中非之间的行动机制。

20世纪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使世界没有平等可言。殖民者“不平等”的对待，使中非既不能正常地参与世界事务，也不能正当地开展关系。独立主权获得后，中非希望在权力范围内为争取新的“平等”寻找出路，并意识到：没有平等，双方间的关系将难以为继；只有没有尊卑贵贱、上下之分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及推动人类进步。

中非在历史上就平等往来。自汉代始，双方就在物资上互通有无，在生产结构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自对对方社会结构的维系做着贡献。在东非出土的大量古钱币、瓷器、布匹等，足以说明中国在远古时期就与非洲结下渊源。非洲的象牙、香料、木雕等源源不断运到中国，丰富了中国的生活内容和文化构成。这时期的中非关系，建立在“以物易物”交换基础之上。双方既是交换主体（授体），也是交换客体（受体）。“平等”，是双方关系延续的内核。

进入新时期，中非在历史上固有的“平等”又增添了新的成分。

主权获得后，中非认识到只以同情心维系关系是远远不够的。以主权身份加强关系成了战略重点，双方不久续接了历史上形成的平等身份，而且还在独立主权荣誉下，创建着新的平等。主权平等，使得双方间互动具备了科学的内在机制。双方在国家建设上形成的关系，既维护了既得利益，也分享了价值观念；既达成了一致性诉求，也制止了损害利益的行动。在新的时空中，双方不仅通过一些列高级别议程使“平等”不断制度化，而且还将“平等”意识付诸行动，取得了良好收益。

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展示了中非对平等身份的期待。作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③，万隆会议确立了“世界历史的新起点”③。这次会议，使得中国与非洲走在了一起，奠定了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未来道路。中国与非洲，能够坐在一起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探讨，就是“平等”意识在国家间原始意义的表达。最终作出的结论，则彰显了“平等”意识具有的工具性价值。而“南南合作”的提出，则是以权力体制的国际政治协定的方式争取“平等”的尝试。一律平等，尊重各自看法，协商处理面临的问题，固化成了交往逻辑。

万隆会议后，对于平等意识，中非不仅将其作为一种积极健康的观念反复强化，而且还转换为了具体的行为实践。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宣告成立，中非之间建立在“平等”意识上的关系跨入黄金岁月，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双方始终“秉承‘面向行动’的宗旨，不断推出促进中非合作的新举措并努力加以落实，谋求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2］。从2000到2011年，中非贸易年均增长28%，就是“平等”关系的一个结果。

总之，中非所倡导的平等理念，不仅为各自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还在国家参与的国际管制过程中赢得了地位。双方所取得的成就，越来越能够说明平等意识具有的效率。“平等”意识，使中非拥有自我身份，推动了权力话语建构，兑现了外交收成，挽救了国际政治中因“不平等”意识而损伤的国际关系，创造出国际关系中平等交往的一则范例。

（三）发展秩序的建构

秩序，是国家间关系稳固的长效机制，意味着行为体间行为的规范性和效率性。没有秩序的国家间关系，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宇宙中的星体没有轨道一样让人难以接受。

在人类进步史上，每一个上升国家都会成为一种力量。而对秩序的建设，却是促进国家上升的源泉。围绕时代主题展开的外交活动，就是一种秩序源。

中非在取得独立主权后，双方基于不同主题下的共生外交，既是一种提升国家价值的动力，又是国际秩序建构的一种方式。

在饱受旧的国际秩序造成的后果后，中非连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道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而斗争：通过推动不结盟运动、组建“77国集团”、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等，新的国际秩序建构启动了。

新的国际秩序建构，是二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事件，是亚非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推动国家建设的体现。随着中非进入国家建设阶段，国际新秩序成了不可逆的诉求。在新时期中，发展主题成了缔造国际新秩序的主旋律。

中非摆脱殖民统治后，就有了充分的能力参与国际政治。国际政治，也因为中非的加入，显得更具活力。中非根据不同发展主题而形成的关系，不仅使得国际政治内容更加饱满，而且塑造了发展秩序。

每个国家都会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发展主题。对不同发展主题的诉求，影响了国家不同时期的内外战略。国家间对发展主题的一致性诉求，能够锻造出共享的发展秩序。发展主题，既是国家发展的命题，也是国家间合作的动力，更是国际政治中危机管理的要素。

中非在不同历史阶段分享了不同的发展主题。殖民统治时期，围绕主权与身份，中非争取独立主权，赢得了国家和民族身份。获得主权后，中非进入到国家建设中。尽管所处地域不同，但双方对所处地位、发展水平、生存威胁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必须为改变现实处境尽力，发展出有活力的互动机制。围绕和平与发展主题，双方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在避免战争冲突的情况下，推动着发展。双方不仅在政策上相互支持，而且还推动着合作行动的达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围绕合作与共赢主题，双方不仅合作项目多样、合作内容丰富、合作层次广泛，而且还取得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效益及国际影响。双方根据时代转换而确立的发展主题，达到了遵守国际承诺并以各种技术和理念解决问题的效果，培育出了共享的秩序。中非还在共同面对的安全问题上还形成一致理解，以探索改革的有效基础，为人类集体安全秩序的创建提供了富有活力的解构。

发展主题，作为意义深远的结构，并非多元主义的大杂烩，而是时代价值的可预见性浓缩。发展主题，为中非创立共享的平台，吸收广泛的智慧和能量，塑造聚焦的广泛合作，鼓励以责任感维护国内及国际安全奠定了基础。当前中非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取得的成效，见证了共享时代主题的战略结晶。在政治利益和经济竞争交错的国际舞台上，中非越来越有能力通过共享发展主题，在双边或多边实践中塑造着共同利益及普遍价值。不同时代的发展主题，使得中非能够寻求共同立场、开展行动、促成妥协，以肩负的责任创立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

中非共识的不断达成，一再折射出双方在历史过程中对统一制度和发展秩序的创造具有的历史必然性。中非已认识到双方关系的发展，依赖于一个更加稳定机制的创建。中非关系取得的成效，已为双方在当前和今后制定出更具活力的战略奠定了基石。根据不同阶段主题作出不同外交调整，是符合国际趋势及发展之需的。

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尽管还达不到完全左右世界决策的程度，双方关系的建构是比较新近的事态，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也是有限的，但是，双方正在利用相对优势，通过共享发展主题而锻造出一种力量，使相互间的组织、合作更加有效，使人类更加安全、繁荣。当前的中非越来越有能力在变换的世界格局中定位彼此间的关系。双方的互动已是国际权力转型的践履者。

三、中非关系对国际政治的塑造之困境及前景

中非在获得独立自主权后，双方关系就为国际政治注入了新的内涵：既带动了各自的发展，也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同时也为国际政治谱写出新气象，并动摇了传统国际政治只是大国之间博弈，或大国不断支配小国的传统定论。

现实表明，只要中非继续保持既有的姿态，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双方间关系及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将继续焕发出生机。但是，所面临的困境，却使得这一切承受着考验。这不仅是因为双方间关系本身存在着问题，而且一系列多边因素也在无情地冲击着它。

就中非本身来看，基于全球国际政治快速反应的角度，双方仍存在着技能不足、资源有限的问题。中非有待在政策和实践上加强攻势，才能在国际层面令人信服地采取行动。中非有待加强应急管理国际事务，及对内外危机作出集体反应的能力。加强相关能力建设，已是双方不可回避的当前问题。

就双方关系来看，尽管到目前，中非在经贸、投资等上已有巨大合作，但在这些合作中，文化、价值观成分却极度低下。纵然，国家“通常执行能提高国家声望，或者说使本国经济……政治、技术、军事……被别国承认的政策”［3］120就可产生战略效益，但国家更需要以价值观为出发点建立更加长久而深远的大战略。推进价值观外交已是历史必然。就中国而言，需要输出价值观外交，才能使非洲从深层次上接纳中国，才能够塑造出一个接近自身或与自身相差无几的伙伴，才能确保永恒竞争力的获得。这是中国在非洲走得更远，保证非洲这个可合作的对象不再落入美国等西方大国之手的策略。

就中非目前的合作结构看，经济合作高于政治合作。对此，可借鉴美国目前在东南亚的行动。当下，美国与东南亚拉近关系，是以较高的政治立意为出发点的。尽管美国也努力将大型企业推向东南亚，但是与美国在这些地区从政治上着手来看，经济活动显得小打小闹。从政治上开启外交，是美国在东南亚保障一切的条件。于此，中非须待更多地从政治上推进双边关系。

中非合作空间依然很大。双方需要从立法上保证更多合作项目和内容的运作，以防突发事件爆发或（次）地区局势变动而产生不利影响。鉴于当前国际局势中国家间难以完全整合的态势，在处理共同面对的问题上较易表现出集体能力分散的情形，中非需要继续在共享发展与外交努力之间保持平衡，在作出承诺及承担责任的同时坚持诚信，在与其他国家分享不同看法的同时提供具有主导性而非注脚般的见解。

在未来，中非合作同样不能忽视国际局势，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局势调整政策，排除不利于双方关系推进的因素，努力塑造出关于适当回应的共识，以使双边关系朝着纵深方向挺进。

综上所述，中非关系对国际政治的贡献既包含了国际主导角色的建构，也离不开平等意识和发展秩序的建构。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是一个集结思路、胆识和制度的过程。尽管当代的中非不能为世界事务完全决定决策，但是双方关系已成为一股有效的影响力。当前，在国家间联合行动某种程度效率不高或迟缓的情况下，中非之间的合作则表现得十分具有活力，双方在一致性共识基础上形成的外交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已超出了各自作为独立国家具有的能量。作为一种事实，中非关系对国际政治的贡献，既体现了中非彼此间既得利益的获得，也彰显了双方在跨国危机和挑战存在的情况下之生存策略。对于未来的道路，双方只有在压力之中携手克服困境，才能创造出有利于国际政治格局优化的更多因素。

注 释：

① 包括西方国家之间的组合，也包括西方国家与非西方之间的组合。

② 关于“负责任主权”的说明：“负责任主权是由非洲政治家、学者弗朗西斯·邓（Francis Deng）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提出来的，负责任主权意味着‘国家政府有义务保障国民最低水准的安全和社会福祉，对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均负有责任’”。出处见［1］。

③ 苏加诺语。

［1］〔美〕布鲁斯·琼斯，卡洛斯·帕斯夸尔，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M］.秦亚青，朱立群，王燕，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2］石磊.中非合作论坛是哪一年成立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论 坛？［EB／OL］.http：／／china.qianlong.com／4352／2006／10／19／2502＠3469062.htm，2006－10－20／2012－11－08.

［3］〔美〕威廉·内斯特.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M］.姚远，汪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