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王小桥 供图_小北

文_胡兰成

乱世畸儒胡兰成

文_王小桥 供图_小北

引 子

庚寅年，春三月，杭州西湖。

蒋庄外，碧水云天，名震中原的一代武学宗师马一佛伫立跨虹桥上，风拂长髯，静若泰山。

桥首，桃花树下，一中年男子翩然独立，临水照花，几分妖气中隐隐透出英气逼人。此人便是朝廷缉拿的钦犯、闻名江湖的采花大盗“胡老六”。

为这一刻的出手，胡老六已等待三十多年。

陡然间，一股杀气风动四方，胡老六以一招“无中生有”，挟儒释道三家之绝学，剑气罩住了马一佛全身。

桃花缤纷四散，湖面若霞映澄塘。只见马大侠抽刀一斩，快得不见动作，忽又插入刀鞘，胜负之数，当下分明。

俄顷，湖水宁静如潭。胡老六垂下头，低声问：“这是什么招式？”

“天长地久。”马一佛答。

胡老六道一声多谢，纵身一跃，消失在湖岸的桃红李白之间。

此是西元1950年。从此以后，胡自知在中原已无立锥之地，乘桴浮于海，遍访东瀛武林高手，十余年间，引无数武士浪人竞折腰，如尾崎士郎、川端康成等名宿。

此后多年，胡的剑气遥遥指向中原名门正派的另一位当世大儒——唐君毅。

多年之后，牟宗三先生为弟子讲述圣门功夫的时候，常以唐君毅为例：“他自觉地要表现仁，你只看他作文章，总先作正面的了解，先肯定对方的价值，然后指出其错误而纠正之，这就是忠恕之道。”

是的，亲爱的读者朋友，你肯定已经看出来，以上所写并非武侠小说，而是在真实的时间、地点所发生的真人真事，只是把论学内容喻为武学招式。

马一浮，又名马一佛。胡兰成，排行第六。

当年胡兰成于西湖拜访马一浮先生，问学仅聊聊数语。此后30年，胡的剑锋屡屡逼向唐君毅先生，频繁时甚而一周三书，语气常咄咄逼人。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摊上这等朋友，早绝交了。但唐君毅不愧为洵洵君子，相交凡30年，两者的深情厚谊，可见《万象》杂志刊发的《胡兰成交游考》。

面对胡兰成，真正的坦荡君子就应该持这样的态度，先肯定对方的价值，哪怕对方的价值只有一点。近10年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山河岁月》一直在大陆默默长销，斯人已远，仍在当下拥有相当的阅读量，其价值恐怕并非一点点。

胡兰成作为张爱玲前夫、前汪伪政府宣传次长，读者大可斥之为汉奸、薄情人。但是，也可学学唐君毅先生的洵洵君子风度，先了解，再批评。

因而，《教育家》杂志特约这篇有关胡兰成的文字，并为之做引，正是基于编者相信，教育工作者多具忠恕之心，会先了解别人在说什么，然后，再去反对。

——本文编辑

尽输风雅与时辈

北宋时，程颐的学生谢上蔡久别后又见到老师，程伊川问他有什么进步，他答曰：只是去掉了一个“矜”字。

由此可见，“矜持”不容易去掉。矜持从好的方面来说，是人格尊严的防线，是人性的生存本能；从坏的方面说，则孤闭，与他人有隔，心胸不开阔。如能冲破这一层难关，则可以为君子，为豪杰。

师友间论学，最重要的在于去矜持，心胸的开朗豁达，正是孟子所谓“上下与天地同流”，也是耶酥受洗时的“天开了，圣灵像鸽子降下”或“当你谦卑为人的时候，天开了（《路：3—21》）”。

心胸的开朗是谦卑的外在表现，对别人写的东西不看而乱贴标签的，不是谦卑虚心人，大抵是俗人。

胡兰成是颇有争议的人物，多年来，其谤毁远多于赞誉。一些普通读者对于胡的态度，大多是不看或看得极少，而直接骂为汉奸的。

不过，学院中人大多是看过的。胡兰成作品自2003年在大陆出版以来，文化界已有诸多定评。“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诗人江弱水语）已成为主流的判断，多年来并无太多争议。上海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劼称胡兰成是“白相人”。上海学者张远山则认为胡是典型的“才子加流氓”：

胡兰成是标准的三四十代上海滩上的“才子加流氓”……顺便一提，像胡兰成一样出任伪职的鲁迅之弟周作人也与胡兰成不同，周作人是才子加叛徒，胡兰成却够不上叛徒的档次，只配做流氓。周作人是真心认为日本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他出任伪职与自己的思想并不矛盾，因为早在出任伪职前已是文化叛徒——请注意，“文化叛徒”并无贬意，任何有生命力的强势文化都不怕出叛徒，反倒欢迎挑战者和反叛者，只有衰竭垂死的弱势文化才害怕挑战者和反叛者。但胡兰成认为百弊丛生、日薄西山的中国文化优于一切文化，所以他出任伪职与自己的思想无法兼容，只暴露了玩世不恭的流氓本性，举凡政治、文化、学术、思想、异性，无不亵玩，也无一当真。所以胡兰成的“中华文化优越论”也不能当真，他赞美任何事物都是为了赞美自己，抬高任何人都是为了抬高自己。他的令浅学者感到天花乱坠的一切议论都不是从严肃的普遍意义立论……（《 流氓才子，轻薄文章——从〈今生今世〉冷观胡兰成热》）

前几年，上海作家张桂华所著《胡兰成传》几成盖棺定论之作，张著以《今生今世》为蓝本，通过大量的调查和部分历史还原，具体而微地展现了一位努力读书、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的奋斗史、情爱史，更在书中屡屡提炼出胡兰成的虚荣与自我标榜，从而牢牢坐实了国内文化界的主流判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胡可谓“尽输风雅与时辈”（胡兰成诗）。但是，学界这一主流意见却有一处明显破绽，那就是，中国人向来讲究“文以载道、文如其人”。文学史上有“人可废”而“其文不可废”的例子（西洋文学史除外）。“才子流氓”和“白相人”的说法，也许合乎世道人心的逻辑，却经不得历史经验和文学理论的推敲。

李劼、张远山等皆为大陆学界的主流学者。台湾也是如此，大凡批胡、贬胡者诸如余光中、李欧梵、黄锦树等人，均是学兼中西的饱学之士。

是非胡兰成

胡兰成少年时在杭州惠兰中学读书，青年时于燕京大学旁听，追随汪精卫，对日抗战时期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等职。

1936年，30岁的胡兰成在《柳州日报》上发表丈章，鼓吹两广与中央分裂。由于他的政论暗藏玄机，汪精卫系的《中华日报》约他撰稿。其为《南华早报》所写《战难，和亦不易》等卖国社论得到陈璧君赏识，从而进入汪伪集团核心。国民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五天后，胡兰成便撰写社评《我们的郑重声明》，抗议国民党中常会议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

胡投身汪伪是自觉的选择，在他看来蒋与汪只不过“一个是正册，一个是副册”各自占了胜利的一半可能。

政治失败后，胡兰成潜心治学，探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源流、发展与优劣，逃亡温州期间完成《山河岁月》，亡命日本后，结识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大数学家冈洁、文学家尾崎士郎、川端康成等，最后成就自己的思想体系。

胡1944年与张爱玲结婚，1947年离婚，这段感情被改编为电影《滚滚红尘》，胡晚年所著《今生今世》被认为是“群芳谱”，写了与其有关系的8个女人。时至今日，书中描写张爱玲的《民国女子》仍成为研究“张学”的重要资料。

胡兰成在历史上颇为复杂，他是汉奸，却又因得罪汪精卫而被囚；他与张爱玲有一段“生死契阔”恋情，却又四处留情，令张爱玲半生伤心。

1974年胡兰成到台湾，受聘为文化学院终身教授。不久汉奸身份暴露，被一些文化人驱逐，1981年7月25日在东京病逝。台湾文化界于胡的评价呈两极化，有人赞赏他的文字风格，也有人对他有严厉批评。

挺胡的虽是少数，亦大有人在，一般分为两类：一是与胡兰成有过较深接触的如朱天文姐妹，其子胡纪元、胡宁生以及前些年仍在世的侄女胡青芸。其二，则是非主流学术界的圈外人，如陈丹青。

陈丹青著《多余的素材》，书中大量内容是与胡兰成文字的互文写作，完全像是为胡兰成打广告。在《退步集》里，陈丹青认为，胡兰成被当成过街老鼠有两大理由：一是汉奸身份，一是他对“追女仔”的描写。后者造成“所有女人都厌恶胡兰成，因为她们都把自己假想成那些被胡兰成欺骗的人。”

而陈丹青却认为这是胡兰成最珍贵的部分。“我也有过，但我却不敢写，我没有胡兰成的诚恳……他被认为很轻佻，事实上他并不轻佻！”陈丹青说，有半辈子在流亡的胡兰成，只能“不断咀嚼自己的过去”，因此写了《今生今世》。他写看似复杂的男女关系时，其实是“写一种痛感”，并未自鸣得意。他认为写寡妇范秀美、护士小周这两段，是胡写得最好的部分。

至于和张爱玲的这一段，陈丹青认为，张爱玲骨子里是西方人，胡兰成却是“彻底的中国儒生”。因此他谈男女关系“有个底限”，不像张爱玲敢在“小团圆”中大谈性事（据《凤凰周刊》）。

急弦未可话渔樵

陈丹青的这句判语，是理解“胡张”感情公案的一把钥匙，也是细读胡兰成的必然——胡晚年在日本经济条件略好之后，得知张爱玲在美境况不佳，其妻佘爱珍便与他商议，把张爱玲从美国接到日本来过。

如此荒谬的想法，只有旧时代的传统儒生才想得出来。

胡兰成真是儒者吗？ 今年年初以来，随着《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等书的修订再版，以及《中国的礼乐风景》、《闲愁万种》的推出，海峡两岸或隐或显的“胡门弟子”渐渐浮出了水面。

于是，网上有了一些新颖突兀的言辞，诸如“胡兰成的文章排天下第一，其它的只能排第一百，中间是空格……”甚而有人云：“其跨越宋儒，上追先秦，与孔孟老庄揽臂而游……（作家薛仁明语）”

由毁而誉，由“汉奸”而达与孔子“揽臂”的地步，其跨度之大，令人匪夷所思。此前，非议胡兰成的在三个方面：一、汉奸。二、“辜负”张爱玲。三、胡被不断提及，其文章有人看，也是缘于“附张爱玲之骥尾”。

去年底，胡兰成家乡嵊州所属的浙江《都市快报》率先为胡辩诬，专访有“胡门护法武士”（朱天文语）之称的新锐作家薛仁明。当记者问到，很多人对胡兰成有非议的时候，薛仁明回答：“他有些东西是咎由自取，你看《今生今世》里他简直是一个暴露狂，明知道这样写会被骂，还偏要写。这就变成对我们读者的一种考验，你的生命体验到什么程度，对胡的理解便到什么程度。就好像一个人刻意美化自己，程度高的读者知道，里面有做作的成分。胡兰成完全没有遮掩，那么不堪的东西完全诚实地写，这对读者是一个挑战。”（《都市快报》2012年12月5日）

现在，“胡张”公案仍是一笔糊涂账。对此公案，薛仁明提出了两个新鲜的、以前被人忽略的思考角度。他说，向来办案，法官总是多听被害者的证词，而加害者的说辞，顶多只能作参考。而“胡张”公案中，“被辜负”的张爱玲自始至终未吭一言，唯见“负心汉”极力陈述“一己之罪状”，张迷却只听这片面之词，不仅全信，还义愤填膺，这岂不有趣？

其二，胡所处时代距今虽近，但对男女关系的看法却与现代人差异很大，可能与苏轼、顾炎武这种传统文人倒更接近些，今人也不宜过度将现代的婚恋观无限延伸，忽略了时代的差异。薛仁明提供的第二个思考角度，与陈丹青所说的“张爱玲是西方人，胡兰成是彻底的儒生”这一把钥匙不谋而合。

“急弦未可话渔樵（胡兰成诗）”，“渔樵闲话”是戏台上的中国大历史。一百年来，中国历史走得太过匆忙，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物质繁荣，从昨天的“批林批孔”到如今“儿童读经”的反复争议。而胡兰成孤悬海外，恰如“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其情爱观依旧停留在上世纪初，也并不奇怪。

胡兰成的人品已存争议，他自己也说“我是善恶待议论之人”。立德如此，胡对自己立言所引发的争议也早有预见，1966年，他给唐君毅的信中说：“向来至人立说，不被饱学正派人士所嘲笑者，必非真物也。”

对胡兰成的“至人”立说，也可持“急弦不可弹”的态度，赞也好，毁也罢，看看再说，也先看看他师承何方。

女子关系天下计

陈丹青认为胡兰成是儒生，估计多数人不同意。

作家阿城认为，胡兰成是兵家。而胡兰成的诗词也多有杀气，更像是杀气腾腾、野心勃勃的纵横之士，诸如“马蹄踏杀天下人，蛾眉一笑国便倾”。木心也认为，胡兰成是术士，是纵横家，是苏秦张仪之流的等而下之之辈（据《南方人物周刊》）。

估计胡兰成本人也不会同意儒生的说法。胡在文章里对宋儒多有轻视和鄙薄，胡门私淑弟子也多以其为道人，为黄老之徒。

胡兰成也颇以张良自许，流亡温州时，赠当地名宿刘景愚诗云：“处为伏生守，游托黄石名，邂逅圮桥上，子房固已惊。”

不过，陈丹青的评价有其独到的眼光，胡的生命底色是不折不扣的儒生。其一，胡兰成事亲至孝，其侄女青芸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青年时代的胡兰成是胡村有名的孝子。

其二，胡兰成童年接受了纯正的儒家启蒙教育。“……幼时母亲教我拜月亮婆婆，教我对房族太公要有规矩，给了我人世有信。”（《闲愁万种》胡兰成）。他回忆少年时代读儒家经典《尧典》、《舜典》的心得，他说：“尧典里的日月星辰与农作的世界，我虽不知道底细，但已开豁了胸襟，只觉得我家的台门与屋瓦亦是在于尧典的世界里。当时已起来五四运动，北京大学一派兴疑古的新风气，但是尧典讲星的位置在天文学上得了证实。”

这意味着，少年胡兰成虽慕五四群贤，甚而给鲁迅写信寄书（据《鲁迅日记》），但胡兰成做学问的路数，却与五四诸学人殊途异轨。

那么，胡兰成师承何处？

师今人，不如师古人；师古人，不如师造化。而天地间最大的造化则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胡兰成以女人为师，其诗云：女子关系天下计。

女子无才便是德，胡却言道：“妇人无才是元气保存，男人如宝刀易折，存亡续绝时要靠妇人。”

传统女子即便有才，也不觉有必要表现。胡因日本女子一枝而言“女子的谦卑原来是豁达大气。”女人的谦卑和包容，在胡的眼里直通于王者之道，合于圣贤之理。他在《今生今世》中说：“我生平所见民间几个女子，如斯太太袁珺，吴太太佘爱珍，以及小周，都是亮烈的，是非分明的性情，说话行事总给对方留余地，不弄到拉破脸皮……她们三个，都度量大，做人华丽，其豁达明艳正因其是谦畏礼义人也。”

由此，胡兰成延伸出自己的结论：“世界上唯中国文明有对于现世的知恩，日日是好日，人人是好人，连对于贤不肖亦有一种平等，此所以能是王天下。”

传统知识分子出于对儒家经典的误读，大多对女人存两种态度。一是以谦谦君子姿态，如柳下惠再世，非礼勿视。另一种则是狎玩，以妾婢视之，以摧残女性尊严为乐。而胡兰成不一样，他是女人的知己贴心人。无论是情窦初开的少女，还是中老年寡妇，他都有一个相知相惜。

那么，女人眼里的胡兰成又怎样？除张爱玲所言的“低到了尘埃里”。据朱天心回忆，老年的胡兰成仍然很有风度。她引用作家唐诺的话说，“胡兰成比马英九帅多了，英挺、干净”。当年胡兰成客居朱西宁家讲课时，还是有无数女学生前来旁听，甚而为他争风吃醋。据说，胡兰成喜欢走路散步，而且每次走路都很慢，结果他身后总跟着一群穿高跟鞋、打扮入时的女生，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朱天心回忆说，对这些年轻女性的倾慕，暮年的胡兰成表现得很冷静，也很君子，既没有利用，也没有表现出一点不恰当的回应（据《人民网》）。

是非功罪迷千春

以女人为师，即是以大地为师，以民间为师。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胡生于畎亩之间，从小熏染江南农村的人世风景和日月山川，其对国民教育的几个重要观点，其中之一是“家庭教小孩要有尊卑上下，要少给玩具，少看电视，才有感情听大人讲民间故事。要使小孩多与阳光泥土草木亲。”

这正是《礼记·曲礼》所言“幼子常视无逛”。朱熹在《近思录》里认为，此条原则之上便是“教以圣人事”，这也是儒家教育的基本原则。

除以女子为师，胡也有“师今人”之举。1962年，胡在日本报章上发表文章《当代大儒马一浮》，言道：近从家乡来者口中听闻，马一浮在杭州健康无事。马一浮先生今已八十余岁，乃一代卓绝之大儒，而其隐含于心的黄老精神，则可比西汉扬雄，又有似五代陈抟。

胡兰成与马一浮同为绍兴人，少年时曾从马一浮弟子周承德学书法。他在文章中写道：“常听先生言及一浮，幼小的心里对他敬之如神。此后过了三十年，为避乱出走乡里，途中在西湖得访马先生。彼时他说，较之于西洋的历史劫毁相继，中国的文明则可长可久。我的无学较于他的有学，犹如迅速抽刀斩断，快得不见动作，忽又插入刀鞘，胜负之数，当下分明。我不由得心生感激，他与禅宗和尚常说的“长沙无限意，惟有来拜谢”即有着这样的意味。

胡兰成的思想成就，有得于数学家冈洁、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之处。而从他服膺于马一浮所言“可长可久”之论，胡早年的思想当有马一浮“六艺之教”的影响——“六艺之教，通天地、亘古今而莫能外也”。马一浮认为，儒家六艺不仅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西来一切之学术，并提出儒家文化教育为人类文明的方向。六艺教化，也正是胡兰成念兹在兹的“王天下”文明。

是矣非矣，先存而不论。

与胡兰成同时代的，另有一位同样饱受学院绅士非议的南怀瑾，南先生所谓的“儒为表，道为骨”，与胡兰成所言的“黄老精神是中国人的力气，儒家是中国人的道路”可谓完全一致。

胡兰成虽自认不是儒生，但他在日本却被当成了大儒，其受到的礼遇，与明末畸儒朱舜水（梁启超语）在日本所受的礼遇颇为相当。1962年，日本出版《龙溪会语》，王龙溪为阳明学之始作俑者，为书做序的即是胡兰成，有文章为证，应该不是所谓的“自我标榜”：

《龙溪会语序》

顷得读景嘉先生手抄朝鲜本龙溪会语六卷。王畿可谓君子儒、古之栖栖踽踽者欤。抑余于宋明学案，固未遑也。今年春，天涯谒朱舜水墓，慨然有念而已……夫儒者，帝王之师。然为王者师之于为王者，固有间矣。此余于今日之事重有所念也。自古惟孔子与文武并称，孔子犹王者欤。孟轲、荀卿则王者之师耳。后世臣节如诸葛丞相，而列之于法家。诗如陶潜，而杂以黄老。皆未可以纯儒论。儒之纯，亦儒之隘矣。于是有一阳明，犹以不纯被烦言。而况于龙溪乎。然读论语，见孔子于接舆植杖者、荷篑荷莜者，及于南子、于公山弗扰、于阳虎，莫不贲于人世风光，则有思乎龙溪之言。曰：“异端绝应，众人和应，圣人敌应。”今之人，孰有能于圣贤之言无违，于世俗之言~违者乎，斯可与读古人之书矣。

壬寅初冬 胡兰成 在日本

《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八云：“天地之道，一感一应而已。和则交，谓之和应；不和则不交，谓之绝应。和应，凡夫俗学也。绝应，二乘禅学也。应而不与，不堕二见，谓之敌应，吾儒圣学也。”

胡兰成论基础教育

文_胡兰成

今之青年较前辈体格长大，但是像新品种萝卜，肥大而不结实，男女皆早熟，早熟是退化到了动物的证据……古人教青年对于身体是一种修行。孔子说思无邪，孟子说志帅气，气帅体，如五四运动时代的青年男女就清扬、贵气、不作兴下流。以前是家庭对子女关于身体上的教育都这样教，从小孩就不许说一句关于身体上的粗话，所以能没有戕贼，发育圆满。冠礼，是男子初次主祭，及笄礼，是女子初次主祭，来到神前与祖宗前的是活泼谨慎之身，像出水新荷，菡萏要开时的志气。

中国人的知识技能原来是生自一个广大的智慧，遍在于一切，先是有个感，感而知之。现在的教育，却只是教的末梢的知识，对物无感，对人无感。以前的人无论是学的哪一行，三年出师，是一个全人了，而现在则学成博士，于一般常识仍是停留在童騃，如何得成人。他们于道德只知一个强情，于知识只有一个专门。他们只能在这社会构造中生存，几时遇到了集团的危机或这社会构造崩坏了，他们就一齐死灭，因为他们没有一点创造性。

以前中国男子到了二十岁，女子到了十五岁，就都有大人的风格，现在的青年人就没有。现代的青年人是魂魄未全，难以信托。这是教育的问题，中国原来的教育方法是出自汉民族的智慧，即孔子说的仁知二字，仁是感、是格物，知则是致知，感而知之，故无论学哪一行，皆是师少教，要你于无教处亦自己会得看风头颜色，感而知之。而且学无论哪一行，都是一个完全，如木匠石匠的学徒要扫地捧茶敬师敬来客，虽一艺亦是成于世事的全面……

旧时私塾的小孩开头即读三字经、千家诗、四书，到后来皆用之不尽，当时虽不懂，后来自己会懂，自小孩起即是面对着未知，世界永远新鲜如始生文明时。今以唯物质的末梢的知识，致儿童的感而知之的能力萎败了，十岁以下的小孩记忆力最强，理解力未发达，而不用以记忆民族的智慧经验，倒反教以理解末梢的知识；十岁以上的小孩记忆力的旺盛时期过了，理解力开始发达，而倒反教以死记考试答案，如此违反生理发育的自然程序，如何得成人？

今之青少年崇拜运动选手、电影明星，憧憬披头士，此皆随年龄而移，如何不教以憧憬千古圣贤？弹吉他亦是青春，但年纪大了趣味会改，这就都是有生老病死的，何不去学学可以终生不厌的汉民族自己的音乐？成年是集义而到得，譬如学书法，教以正法的执笔、运笔，知书法之所以为书法，积以临写碑帖之功，则四年可成。而今皆乱来，学多少年亦不成书法，今之教育皆类此，如日本人今大学毕业后进公司就职，言语礼貌都要被再教育过，如何得成年？所以复兴冠礼、及笄之礼是关系汉民族新一代的成人不成人。

（摘自《中国的礼乐风景》，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拟）

那么，胡兰成的立言，是儒门圣学的“应而不与”，还是王龙溪所言的“异端绝应”？

也许两者兼有，如胡兰成在《中国的礼乐风景》里的“判教”，让不信基督教的人士亦对上帝和教会大生好感与敬意，却让传道的牧师苦笑不已。同样，胡在日本筑波山开筵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却是大谈圣贤英雄的志业，而让佛门中人不知其可也。

“是非功罪迷千春，造反取经元一人”（胡兰成题孙悟空）。胡兰成、南怀瑾正像那民国混沌世界的孙大圣，都曾被指为妖魔，却又是取经之人。二人的是是非非，与“儿童读经”的争议一样，仍属“急弦不可弹”。因为，持反论者至今还无法说到关节处。如这篇文章，本是写的胡先生，却对他的思想没做基本的介绍。

但是，中华民族的大历史自有其庄严，胡一生栖栖踽踽，先生的悲心大愿，上下求索，将与中华民族过往的古圣先贤一样，如长夜里的星光烛火，照亮后来人。

（本文观点，除谈论教育外，均不代表本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