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晓霞

永济市二轮修志工作启动以来，志稿编纂工作进展顺利，成绩喜人。目前，各种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基本结束，运用资料编写长编正在进行中。在永济的二轮修志中，笔者有幸参与各种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同时参与编写志书的部分志稿，通过亲身实践，通过对资料的运用，积累了点滴的体会，并总结出资料征集“三得”，撰写此文，意在抛砖引玉，引起各位志界同仁讨论，以期共同提高，修出精品佳志。

一、资料的功用

资料是地方志书的生命，是志书存在价值的根本，这并非是夸大其辞，而是由地方志书的基本属性和完整的定义所决定的。2006年5月18日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对此作出了科学而精当的定义：“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显而易见，“资料性”就是地方志书的基本属性。换言之，如果把地方志书叫做“资料书”也不失为一种通俗的理解。既然，它是一种资料书，那么，资料工作就应该是地方志的基础性工作。编纂地方志书，主要在于对相关资料的运用。地方志书“存史、资政、教化、信息、窗口”等功能的发挥，也主要依赖其资料性。离开了资料，地方志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说过：“志书绝对是所有书籍中生命力最强的书。”所以，一部志书生命力的长短和历史价值的高低，关键取决于志书质量的高低，而志书质量的高低，又首先取决于其资料质量的高低。众所周知，闻名中外的地方名志《川沙县志》，正是由于其“资料性”质量极高，因此其生命力很强，历史价值很高，从而使它薪火相承，长盛不衰。作为后来者的志人，我们实在是应该埋下头来，虚心学习这些中外名志的资料运用方法，力争在我们的手上也编修出一部佳志来。

方志是有区域性的，它是地方文化的展现，也是地方文化的应用。方志的编纂是文化积累的过程，也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方志的延续和发展，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这些资料是地方信息资源的集合体，是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财富。因此，方志资料的真实可靠是方志价值的基础，是决定其质量的关键。方志记述内容广博，其价值体现于资料。方志具有价值才可以更好地传承，价值是什么，通俗一点说，就是功用、功能。经过历史的积淀，“资治、教化、存史”成为专家学者对方志功能最精要的概括。而在这三个方面中，方志存史的功能或许更为重要。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是十分精当的，也有确凿的例子可以佐证。比如，清乾隆十九年（1754）《蒲州府志》，在其卷首《府志图》中载有《铁牛图》。正是这幅《铁牛图》，客观、准确、明了地绘制出了唐代蒲州古城之西门、唐开元八年铸造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和护城石堤等方位示意图。这幅图，不仅为1989年县博物馆寻觅国宝——唐开元铁牛踪迹提供了信息和线索，而且为国内外铸造、冶炼、材料、桥梁、地质、地貌、地球物理、河流、河道变迁、民族、民俗文化、历史、地理、城建和文物考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提供了研究资料，为史志研究提供了资料，又为地方政府制定发展目标规划及旅游建设开发决策提供了参考资料。这种资料，价值连城。

首轮《永济县志》是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志，体例完备，言简意赅，但由于种种原因，好多资料该蓄未蓄，该收未收，显得单薄。此次编修《永济市志》，仍然采用通志体，为了纠补前县志资料单薄的缺憾，全书拟有约180万字。当然，无论是通志还是续志，都要确保质量第一，首先是资料质量第一，应该是一部精美的地情专著，更应当是一部体例完备、资料体系齐全的志书。《永济市志》目前单从资料体系方面来说，它的资料的征集、整理和运用，基本做到了真实、准确、全面、系统。

二、资料的征集与整理

资料运用过程，当然包括资料的征集和整理，因为这是前期的基础性工作。

关于资料征集，必须明确两点：一是资料来源；二是方法步骤。资料是客观事物各种现象的记录，是为某种需要而收集或编写的材料，是客观事实的具体体现。地方志资料的要素，主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结果。其中，时间是资料的灵魂，而地点、事件、人物、过程和结果则是资料躯干。对于资料这个基础性工作，必须要理清工作思路，广泛征集，详细鉴别，耐心做好文摘卡片，扎实做好基础工作。

征集资料的方法步骤，应该注意五点。一要拟定资料收集计划。二要坚持“四先四后”的原则，即“先内后外”、“ 先急后缓”、“ 先近后远”、“ 先今后古”。 三要做到博采精收。此次永济的二轮修志，要详细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的发展变化，与此相关的大事要事即属所谓的“精收”之列。四要发动社会各界人员提供资料。五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料。

关于资料整理，一般常用三种方法。一是分类法。按照志书的篇目设置，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类。有些资料不便区分其归属的，可以列入综合类。二是摘录法。摘录法即我们通常使用的文摘卡片法。要严格遵守一事一卡的原则。如果一则包含几件事，即应制作数张卡片分别进行摘录。三是编号登记法。编号登记法，一要建立《文献资料登记簿》；二要建立《实物资料登记簿》；三要建立《口头资料登记簿》。有了这“三簿”之后，就可以着手进行资料汇编。

三、资料运用“三得”

资料运用是在资料征集和整理的基础上实现的。笔者在资料运用的过程中，积累了些许经验，主要有“三得”：

一是从支离破碎中理出全面。笔者在撰写宗教信仰卷时，就得益于平时星星点点的资料积累，从数十张资料卡片中得到了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资料。比如，在写“佛教寺院”条目时，1991年版《永济县志》有80个字的记述：“北魏时，大肆崇佛，佛教传入本县，始有寺院。经北周、唐、宋、金、元历代，寺院逐渐增多。民国23年（1934），今境内共有寺院99座。其中属永济46座，原虞乡53座。著名寺院有普救寺、万固寺、松林寺、延祚寺”等。此次二轮修志，“佛教寺院”条目的内容较前大大增多，资料显得丰满、充实，比较系统、全面。经过资料整理和鉴别考证之后，其记述为：

“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佛图澄卓锡于中条山白石寺（今永济市境内）。”白石寺是山西省创建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

“南朝画家宗炳（357～443）在其著作《明佛论》中记载在今永济境内有‘阿育王寺’，寺内建塔，塔名为‘姚秦河东蒲阪塔’，内藏释迦牟尼遗骨。”并记述阿育王寺始建年代约为西晋太康二年（282）。

“之后，历经各代，佛教寺院逐渐增多。有北魏正光三年（522）创建于中条山鹿峪村东的万固寺；北周初（557）创建于孙常村的延祚寺，创建于中条山之方山上的灵峰寺，创建于蒲州镇西厢村的普救寺；北周保定元年（561）创建于中条山五老峰之东的玉泉寺；北周保定二年（562）创建于旧虞乡县城西南方的柏梯寺（又名石佛寺）；北魏永熙末（534）创建于韩阳镇山底村的赞叹寺和栖岩寺；隋大业九年（613）创建于五老峰之东的圆通寺；唐武德初（618）创建于今城东街道四冯村舜帝山巅的永济寺；唐开元年间（713—740）创建于蒲州故城东关的开元寺；宋初（916）创建于今虞乡镇风柏峪村的松林寺；宋崇宁元年（1120）创建于境内观后村的下方寺；金大定三年（1163）创建于中条山王官谷的紫柏禅院；明洪武年间（1368—1398）创建于境内观上村的净土寺；明嘉靖十三年（1534）创建于韩阳镇祁家村的白塔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创建于中条山南六官村（今归芮城县）的景福寺。清末，尚创建有王官谷的高明寺、任阳村的华岩寺、黄龙村的护国寺等。”

二是从冗杂数据中理出规律。当我们手头掌握到一堆冗杂的数据后，虽然内心是很充实的，但如何明了和简化这些数据，就只有凭藉着多年的志书编纂经验，凭藉着一种精神感悟，凭藉着一种智慧发挥。比如：笔者在撰写《地方税务》章节时，掌握了1949～2010年间共61年的逐年税收收入数据，但我们总不能像记流水账那样，分别逐年逐笔予以记述。于是，我们就从中找出规律：新中国成立后，税收逐年增加；“文化大革命”中，税收较前下降；改革开放后，税收又逐年增长。三个时期，分三个段落记述，清晰、明了。同时，为确保存资料的完整性，在文后附《永济市地方税务局1949-2010年间逐年税收统计表》。笔者觉得这样运用资料找规律，变换方式记述，是十分可行的。

三是从错讹纰缪中理出准确。1991年版《永济县志》，关于永济建县时间是这样记述的“……秦属河东郡。西汉高祖二年（前205），汉定魏地，建蒲反县，属河东郡……”《山西通志》《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山西大典》等权威典籍上，都记载今永济市建县时间为秦，并非是西汉高祖二年。二轮修志启动后，永济市志办派人员赴西安考察，依据西安刘寨村出土的秦封泥“蒲反丞印”及西安文博学院周晓陆教授关于对秦封泥的释读和研究成果，得出今永济市在“秦”已建县的结论。这正是，凭藉着多方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从错讹纰缪中理出正确结论。

编修市志，机遇难逢。能参与完成这项名留史册的千秋伟业，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契机和荣幸。我们要拥有渊博的知识，积累丰厚的资料，不负众望，编纂出一部永载青史的佳志。

[1] 朱佳木.在广西地方志办公室座谈会上的讲话[J].中国地方志,2012,(3).

[2][3][4][5] 李富强.弘扬方志文化 加强内容记述[J].中国地方志,2012,(1).

[6] 侯正文.五台山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