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视角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危机与策略

2013-04-10石义彬杨喆贺程

湖北社会科学 2013年10期

关键词：儒教海外华人中华文化

石义彬，杨喆，贺程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传媒研究

文化认同视角下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危机与策略

石义彬，杨喆，贺程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在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的今天，民族国家的身份与界限逐渐模糊，不同文化形态在世界舞台上的争锋影响着传统的国家权威和国际秩序，如何达成一种全球文化的和谐状态是攸关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当下，中华文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危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具体战略可以归纳为：以开放创新的态度与儒教国家交流往来；以兼容并蓄的心态建构独立且特色的中华文化。

全球化；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危机；传播策略

如今，在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生活体验正在被不断地重塑，人们对自我、社会和世界体系的感知和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声浪日益攀升、现代化思想和西方主流价值观迅速扩散之时，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不发达国家）的传统文化认同日渐衰微。在反思本土与外来文化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民族主体性的重建逐渐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如何在以西方知识论述和表达话语为主体的全球化浪潮中，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阴影，维系本国与本民族文化认同，从而达到一种文化和谐状态是攸关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问题。目前来看，全球化的进程显然削弱了某些国家传统的主权，同时抬高地方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力量，这便激发了地方定位、文化认同、宗教角色等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国家的传统定义。因此，有学者指出，全球化以及地方与全球的直接联系可能会造成民族国家的疆界毁坏。各种跨国社会空间、地方（社区）的再兴起，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也使得认同更加复杂化。[1](p147-p184)

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文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危机，我们不仅需要在国家内部建构民族文化的认同；更需要在与“他”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制定和谐有序的传播战略，从而保持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但是，对本国文化的维护并不意味着要侵入和攻击其他各种异质文化，而是要秉承一种“和谐”的发展理念来理性剖析当下的中华文化认同危机，找寻合适的解决道路。

一、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文化认同

当下，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形成、移民数量的猛增和商品的全球化营销，现代性加速了去地域化的进程，资本流动和传播技术使得各种文化形态都有了流转的机会，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以及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挑战都是这种流动的具体表现。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化的文化讨论变得越来越复杂，学者们广泛关注文化全球化的具体操作者、企业、政府，以及被“全球化”了的观众，受到“意识形态终结论”以及“去地域化民族国家”等观念的影响，关于国家文化认同的研究日趋减少，地方民众在选择、理解文化产品和信息中体现出的国家身份认同常被选择性忽视。[2]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研究不再重要，毕竟，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身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地方认同的再建构。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身份”（identity）概念的延伸，一个可辨识的、清晰的、统一的文化身份对于个体、群体和民族国家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文化认同是某一特定的族群和民族特有的一系列文化特征，它包括认同与建构两个方面。它既是一个国家、阶级、民族、种族、性别在文化交流中形成的特有身份特征，也是处于这种文化中的主体建构的文化特征。因此它具有稳固的“特征”和流动的“建构”双重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固有的静态文化特征。[3](p182-p204)

在全球化传播语境下，“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掌握网络科技的个人、团体乃至民族国家都有使用数字媒介技术传播观点和意识形态的机会，新技术本身无法消弭意识形态，相反，网络为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传播和扩展的平台。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信仰，民族信仰决定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标准，因此，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在努力构建自身的文化认同。同时，由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存在着巨大分化与矛盾，任何国家都希望通过意识形态渗透与传播来影响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民众，以期达到维持民族文化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民族国家必将发生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斗争。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斗争鲜明的体现在文化领域，尽管现今国际社会依然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战争，但局部的不稳定并不能扩大为世界级的战争，各个民族国家的火力点主要集中在文化输出与输入、文化的侵略与反抗领域，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如东欧或中东地区，种族主义的情绪正在蔓延、上升，这正体现了对于身份认同的渴望。当下，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或统治者都清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在维系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然而，当以世界性的和历史性的目光看待这一问题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族群还是国家都无法再经受相互间的吞噬与攻讦，如今，怎样达成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均势或文化认同和谐是人类必须思考的问题。对于中华文化而言，文化认同的和谐观要求我们用一种开放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各种异质文化，也提醒我们在建构本国文化认同的道路上要准确认识他文化以各种方式对中华文化进行的干扰。

二、全球化传播语境下中华文化的认同危机

人们使用全球传播的种种模式创造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将定义和重新定义“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地区”。当前，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主要面临着两种文化模式的挑战，一是在儒家文化圈内，以韩国为代表一些具有儒教传统的国家在很多文化问题上开始与中国产生争端；二是长期以来存在的中国与西方文化间的隔阂与矛盾，以及由此而来的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问题。

（一）儒家文化圈内中华文化的认同危机。

儒教文化圈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特指在历史上以至于现代,接受儒家文化重要影响并且将其作为民族精神主导的区域。[4](p68-p74)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注重本民族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并同样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挑战，对此，探寻、继承、发掘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的积极内涵，开放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使之良好对接，是这些国家的共同选择。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独立性和超然性很难保持，儒教文化圈内的国家也会为了本民族的文化认同而有意输出意识形态，或者抗拒相近文化的入侵，毕竟，儒教文化圈内的每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这种利益也深刻地体现在文化上。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以来东亚各国经历了日本法西斯势力构建“大东亚共荣圈”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就更加在意互相之间的意识形态问题，极力维护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所以尽管中华文化是儒教文化的集大成者，我们也必须看到，那些在地缘和人种上与我们类似的国家有着其文化特殊性。当下，中华文化在儒教文化圈内的危机主要体现在：

1.儒家传统的文化象征已经成为一种资源为各国争夺。

2005年11月25日，由18名专家组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审查委员团21日至24日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审查委员会，将“江陵端午祭”在内的43个申报遗产认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尽管在2009年9月，包括“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在内的“中国端午节”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中韩两国这次关于端午节申遗的争论体现的正是亚洲国家间文化认同的巨大冲突。针对这一争端，有评论认为：“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去传统化’运动并没有导致中国富强，它只造成了‘断裂的一代’——对传统文化无知的失落的一代人。……由于我们对传统的冷落，以至我们对传统的保存远不及邻国。我们心有不甘，不过我们真的怨不得别人，是我们自己主动把文化遗产拱手让人。”[5]这一批评直指当下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缺失，但更体现的是亚洲国家在文化认同上的巨大冲突，特别是在基于相似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如何定义本国的文化身份认同成为各国政府的题中要义。可以看出，在文化认同上逐渐走向国家为主导的方向，以国家利益为标准成为文化认同的新表现。新加坡则从19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李光耀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相比之下，中国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反传统事件后已经严重缺乏对儒教文化传统的关心。

2．中国缺乏体现儒教价值观的文化产品。

20世纪末期，在东亚文化圈内一股“韩潮”席卷众多儒教国家，以MBC、SBS、KBS为代表的韩国电视台制作播放了上百部韩剧，一时间，韩国电视剧演员成为了日本、中国、东南亚等国的“全民偶像”。在这些风靡亚洲的剧作中，韩国人将儒教文化中“忠、孝、诚、信、礼、义、廉、耻”融入到现代生活场景中，反映韩国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从而赢得了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观众的喜爱。韩国将儒家文化的精神，通过电影、电视的形式，向本国民众乃至国外民众广泛宣传，以至于韩国被西方很多学者称作“儒教国家的活化石”。韩国没有抛弃和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把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了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比韩国更进一步，因为他们更好地实践了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对接：当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动漫生产基地，日本动漫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世界范围，这一成功来自于他们对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融合，代表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工具与场景反复出现在主流漫画当中，而东方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忠贞不二的精神也能在许多作品中发现。当我们反观中华文化圈内的文化产品时，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现代文明的拙劣模仿和对传统价值的漠视。文化是民族的基石与灵魂，文化产品是这种灵魂的具体表现，如果不注重民族文化产业的建设，中华文化的认同危机只会愈演愈烈。

（二）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身份认同危机。

比起儒教文化圈内的认同危机，中华文化更需要面对那些有着完全不同传统和意识形态国家文化的挑战。一般来看，在世界范围内，中华文化的认同危机一方面体现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与海外华人的文化断裂上。

1．现代化过程中与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

在全球化传播语境之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试图输出本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想通过此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大量向全球输出资本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必然与许多地方的传统文化产生难以调和的冲突，因为资本主义强势文化利用权势和资本的力量，总是试图侵蚀和消灭地方性文化，宣传所谓普世价值。这样一来，文化输出方认为自己是在宣扬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为世界人民造福，而文化接受者一方却感觉是在强权和金钱逼迫下的被动选择，甚至与他们一直以来所认识的传统文化相悖，加之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两种文化间的矛盾就更加凸显。

亨廷顿在描述世界文化的断层时认为，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社会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6](p66)亨廷顿这种把中国视为全球文化冲突一极的观点已经相对温和，西方社会的总体态度更为严苛：一方面，西方各国积极地在经济上攫取中国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以高傲的姿态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而在中国内部，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文化发展被放在了尴尬的位置，这导致了在现代化过程中错综复杂的观念盛行，具有特色的本土文化被消费文化、利益文化所冲击。这种矛盾和对立，既源于客观现状，又源于情感及观念。换言之，由矛盾和对立引发的冲突，不仅源于两种文明间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差异，而且源于双方对对方文化认知及解读的观念性差异。[7](p66)

2．海外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危机。

一直以来，海外华人都被视为中华文化圈内的成员，但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趋势下，中国的地方文化尚容易受到侵袭和干扰，更遑论身处西方文化中心的海外华人了，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有着中国血脉的这4500万同胞的身份认同问题。20世纪末，有新加坡媒体曾做过一个调查，显示超过20%的华人青年学生选择来生不要再为炎黄子孙，更为讽刺的是，受访的学生家长当中也有若干人希望自己再生为人时，不再是一副黑头发、黄皮肤的模样。[8]

海外华人的国家认同是从1920—1930年代开始，在来自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的号召下，中国政府和革命派纷纷向海外华人社会派出记者、教师，前者办报，后者育人，努力地宣传着中国的民族主义。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解放战争，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而大多数海外华人所在国则进入资本主义阵营。两个阵营的对垒和二战后新兴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使海外华人对中国的认同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9](p67-76)意识形态差异成为了横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之间的鸿沟。而改革开放之后，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日趋复杂和多元。一方面，全球化变革造成了传统意义上“国界”的“淡化”及“主权”的“弱化”，对个人物质生活的追求侵袭着传统的中华文化认同；另一方面，经历了上百年的留学、探亲、打工、经商、移民和与外国人通婚之流变，取得了所在国国籍的华人为了在当地获得更好地经济和政治地位，也必然会对自我“身份”重新认识和定位，而这种定位必然是以所在国文化为导向的。[10]

三、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具体策略

（一）以开放创新的态度与儒教国家交流往来。

1．秉持开放平和的文化心态。

在与其他儒教国家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2004年中韩两国民间在“端午节申遗”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讨论，很多中国民众认为端午节和屈原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韩国没有理由以此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事实上，在这次的争端问题上，尽管新闻媒体起到了环境监测和引导舆论的积极作用，但对事件本身缺乏客观描述一度造成了民族情绪的增长。韩国“江陵端午祭”在申遗的文本开端明确表示端午节是从中国传来的一种节日，因为它在韩国有了新的发展，并促进了韩国民众对本国文化的身份认同，所以韩国政府将其作为一项文化遗产申请保护。但国内大部分新闻媒体并没有阐述其具体背景，而是制作大标题配以渲染性图片来刺激国人的神经，甚至在有些学者已经明确表示“韩国端午申遗对我们也是好事，不应负面看待”的情况下，媒体依旧在强化这种文化矛盾。

事实上，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意义的必备要素，差异性决定了我与他者之间不能完全理解，但否定差异我与他者之间就根本无法理解，甚至也无法理解自我，我们应该理解并接受差异性，在差异中理解自我的意义，在对话中建立互惠性理解。[11](p105)所以，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公民个人，都应当看到并理解各种文化之间的相同和相似，事实上，没有一种文化是独立且卓尔不群的，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借鉴和相互吸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不去敌视他者文化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庆幸这种来之不易的文化“相似要素”，它对于文化间交流与相互理解有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应该珍惜不同文化间的认同契合。

2．创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方式。

政府、社会和商业性组织需要将中华文化的精神扩散到儒教文化圈中，让其他国家听到中国的声音。2004年11月21日，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成立，该机构是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在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的。孔子学院的建立，是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以及“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思想的现实实践，可以说，依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实现文化认同和谐非常有效的措施。

另一方面，我们在制定传播策略时要注重传播技巧，不要单纯地将武术、戏曲、熊猫、乒乓球等作为外宣的重点，尽管这些符号是中国的象征，但时过境迁，它们并不能很好地扮演国际交流大使的角色，换句话说，这些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符号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和强烈的感染力，通过它们别人很难理解什么是中华文化。特别是在全球化这样一个信息庞杂和身份混乱的时代，大众文化成为影响各国的关键要素，我们应当将融合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文化符号渗透到大众文化形式当中，让它们更易被接近和理解，从而通过大众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在儒教文化圈内的影响力，达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支持，另一方面需要文化产业机构发挥创造力，做好“软实力”的外部包装，用恰当的手法把中华文化牌打出去。

（二）以兼容并蓄的心态建构独立且特色的中华文化。

1．培养本国民众的民族文化意识。

全球化中普遍而激烈的价值观冲突直接根源于特定性质的价值认同即对西方价值的认同，而在这种性质的价值认同（无论它采取强制认同还是引诱认同的形式）中，西方价值向来都是以“普遍价值”的面貌出现的。[12](p169-179)在尊重理解西方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必须提防其通过所谓“普世价值”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企图。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需要以一种中国精神来参与世界各文化的对话。这是一种融合古今、面向世界的中国精神。它既与全球的现代性相关，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相关。在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共通性，使我们在新理性指导下，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

追求文化认同和谐不是要达成全球文化大一统，形成一致性的文化，而是要构建“和而不同”的理想文化存在状态。中华民族文化在与世界他文化的碰撞中首先要保持的是中华文化和中国思维的独立地位，因为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根、没有灵魂的民族，试想一个内部都无法实现文化身份认同的国家怎么与世界其他不同文化的国家进行交流。特别是近些年来，国际上关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超越论”的讨论甚嚣尘上，西方媒体透过政治和经济的层面对中华文化进行拆解和有目的的解读，许多人在这种论调面前逐渐失去了理智和客观精神，要么妄自尊大认为中华文化是具普世性的文化，鄙弃他者文化；要么认为中华文化深受封建传统的糟粕所侵扰而放弃对其的认同，转而在西方民主文化价值和基督教文明中寻求归宿。这样的两种思想取向都是危险的，会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从文化传播战略的角度来看，除了政府应当继续加强公民教育外，大众传播媒体需要进一步反思新闻报道上的误区，比如报道缺乏中立和客观性，有许多夸大宣传的成分，这样很容易致使读者产生不真实感和相对剥夺感，不利于文化身份认同的构建，所以新闻媒体应当努力展示中国视角、中国观点，树立民族意识。

2．构建“混杂”的中国符号以加强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

现如今，美国的文化产品在全球市场如此成功，大部分的因素是他们的这种欧洲文化根基融合了19世纪、20世纪移民到美国的阿拉伯人、南美洲人、东欧犹太人和亚洲人的文化。美国媒介吸收这些不同的文化，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得不迎合所有的这些文化族群，以使文化产品在国家文化市场中获得成功。所以，美国文化产品之所以能够在出口的时候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一种全球化的方法——吸收不同的文化元素，迎合不同的观众。政府机关和国内的大型商业组织要充分利用宣传和公共关系，打造中华文化新的传播符号。一直以来，中国的对外传播策略都是以民族文化根，宣扬孔孟思想和传统艺术，尽管在世界范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要逐渐加深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还是很有难度的，特别是在年青一代华人对传统文化了解极为欠缺的情况下，如何寻找新的文化符号非常关键。首先，要尽可能地将政党意识形态淡化，单方面政治力量的压倒式宣传对从小浸淫于西方社会中的海外华人几乎起不到效果，反而会招致受众的疲惫和质疑；第二，要学会讲“混杂”的故事，增强文化共享能力，我们需要找到符合海外华人接受心理的新传播符号的文化载体，将包裹着“中国心”、体现着“中国梦”的混杂文化产品推送出去。第三，发展双语媒体也是一种可行的努力方向，这一方面可以帮助华人融入当地社区，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可以为华人提供有关中华文明圈的新闻信息，引导华人社区的舆论，建立良好的文化认同感。需要注意的是，在利用双语传媒的时候，必须将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与现代文明对接，找到海外华人受众的兴趣、利益点所在，从而帮助他们有效地接受中华文化的新符号和新象征。

[1]孙治本.全球地方化、民族认同与文明冲突[J].思与言，2000,（3）.

[2]Straubhaar J.(Re)Asserting National Televis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Against the Global,Regional,and Local Levels of World Television[A].Durham M.G and Keller D.M eds,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Key Works[C].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

[3]石义彬，熊慧，等.文化身份认同演变的历史与现状分析[J].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7年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4]赵吉惠.儒教文化圈与亚洲现代化[J].济宁师专学报，1998，（5）.

[5]韩福东.“去传统化”将文化遗产拱手让人[EB/OL].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2004w05/12548/2004w05_ 1084157705552.html，2013-6-7.

[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7]陈敏华.文化误读与文化碰撞[J].国际观察，2009，（4）.

[8]陈哲.“族群认同危机”所带来的反思[EB/OL].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zaobao/chinese/region/singapore/ pages/singapore_chinese201299b.html，2013-6-10.

[9]柴玲.论海外华人的中国认同[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0，（1）.

[10]卓新平.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N].中国民族报，2008-12-30，第007版.

[11]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及可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2]汪信砚.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与价值观冲突[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2，（11）.

责任编辑郁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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