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诱因新探

2013-04-10赵秀华

湖北社会科学 2013年10期

关键词：民主革命领导权共产国际

赵秀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诱因新探

赵秀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原因一直都是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对比俄国革命模式并结合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形成背景可知，陈氏“二次革命论”源于对俄国革命模式的不准确模仿，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俄国革命模式是其直接的实践依据、陈独秀对俄国革命模式不准确的理解是其理论根源，此为内因；共产国际以俄国革命模式指导中国革命对陈独秀的影响则催化了其“二次革命论”的形成，此乃外因。内外因共同构成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影响因素统一体。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俄国革命模式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原因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二次革命论”进行探源，但无论是从中共领导集体角度、陈独秀个人素质角度，还是从共产国际角度探寻“二次革命论”的诱因，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侧重于主观因素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我们需要探究一下，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的实践依据是什么？这个实践依据又是怎样影响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本文侧重于从陈独秀对俄国革命模式的向往及模仿，陈独秀对俄国革命模式理论的错误理解，以及共产国际运用俄国革命模式指导中国革命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影响三个角度阐述其诱因。前两个方面属于内因，后一个方面属于外因，但都是研究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原因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

一、俄国革命模式是“二次革命论”最直接的实践依据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其一，对革命阶段的划分，把中国革命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其二，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基于对中国革命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应该与革命阶段相吻合，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才由无产阶级领导。客观地说，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阶段的划分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其“二次革命论”的致命弱点在于没有把握好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的这两点与俄国革命模式极其相似。因而，不探讨俄国革命模式对陈独秀思想的影响，不研究陈独秀对俄国革命模式的理解与借鉴，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探源只会停留于表层。

1.“二次革命论”模仿了俄国革命模式关于革命阶段的划分。

理论源于实践。一些学者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主要受其个人早期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观、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的影响。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把所有原因都归于思想根源，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角度来看是说不通的。因为即使资产阶级思想遗毒再深，陈独秀不可能离开实践而在脑海中凭空设计出一套酷似俄国革命模式的革命思想来；相反，如果没有实践的因素，资产阶级思想也无处发挥作用。

俄国革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途有个短暂过渡的两次革命。也就是说俄国革命先经过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后再转入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1](p14)简单地说，这两个阶段也即俄国的两次革命，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最直接的实践模型。

早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前，陈独秀参与起草的中共二大宣言把中国革命纲领分为实现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最高纲领，并指出现阶段是民主革命阶段，党和人民的目标是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是陈独秀为中国革命设计的两个步骤，至此，陈独秀模仿俄国革命模式关于革命阶段划分的思想已经初见端倪。同年8月，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中明确把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指出：“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2](p468)这是陈独秀对俄国革命模式的直接借鉴，暂且不论陈独秀有没有提出革命领导权问题，此关于中国革命的两阶段划分基本上是俄国革命模式在中国的简单套用。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阶段的划分使中共在革命性质判断上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陈独秀没看到俄国革命阶段并非人为划分而致，而是革命力量的自然发展及俄共（布）对革命形势审时度势把握的结果。陈独秀看不到这一点，只是僵化模仿俄国革命模式关于阶段的划分，一味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而忽略了两个阶段间的联系，最终导致中共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

2.“二次革命论”效仿了俄国革命模式对过渡时间长短的判断。

陈独秀在借鉴与模仿俄国革命关于革命阶段划分的同时，也没有忽略俄国两次革命之间的那个过渡阶段，并且在对过渡时间长短的判断上，也试图效仿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认为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要经过太长时间。

关于社会的进化与发展，早在1920年11月陈独秀就以俄国为例，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指出：“由封建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以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3](p279)这里，陈独秀几乎是把俄国革命模式作为一个正确的理论进行解读，他所说的封建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那个岁月，指的就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十月革命前资产阶级执政的那段时间。1922年9月陈独秀又在《答张东荪（联省自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中说：“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今后的进步，必然是两阶级平行进步，而世界的趋势能否容民主的政制占领长时代而不生急进的变化，乃是一个问题。”[3](p479)以上两篇文章透露出两条信息，其一，陈独秀不否认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之间要有一个民主共和时期；其二，陈独秀认为这个共和时期不一定需要太长时间，就如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过渡一样。此时陈独秀对这个过渡时期的判断还仅限于时间长短的模仿，而在1922年12月的《中国大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陈独秀则对过渡时间长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大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种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3](p161)很明显，陈独秀虽然肯定民主革命的胜利通常情况是资产阶级执掌政权，但认为如果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发展很快，“也许有新的变化”。俄国二月革命成功后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其中一个就是工农苏维埃，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胜利时能获得若干政权的观点显然没有超出俄国革命模式的实践范畴。从某种程度上说，陈独秀是在试图把俄国革命模式套用于中国革命。认为民主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如果无产阶级力量发展很好，也许不必经过很长时间，就会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步入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3.“二次革命论”照搬了俄国革命模式关于民主革命前途的推断。

陈独秀关于革命阶段的划分不仅涉及对革命性质的判断，还与革命发展前途密切相关。在这一点上，陈独秀没有把握好革命第一阶段的发展前途问题，也就相应处理不好两个革命阶段之间的关系。1926年9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中强调：“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4](p123)1927年初，陈独秀又在《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前途，已经显现出两个不同的趋势：（一）武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结合，打倒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当然说不上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政府），力图国民经济生活之发展；（二）武力与反革命的大商、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及懦弱妥协的资产阶级结合，和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调和，在政治上建立压迫工农群众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权，在经济上输入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5](p190)显然，陈独秀认为要么是民主革命的胜利，要么是民主革命的失败，而几乎没有想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式发展。陈独秀之所以这么认为，就是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封建与社会主义之间一定要有一个民主共和过渡期，哪怕这个过渡期很短暂并迅速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就像俄国革命那样。

陈独秀对革命前途判断的失误在于：把俄国革命模式当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膜拜，而不明白俄国革命模式是带有俄国特色、符合俄国国情的一个特例，因而不懂得变通，不知道借鉴俄国革命模式的前提是要把这些正确的东西首先“中国化”。脱离中国基本国情的借鉴与模仿只能是鹦鹉学舌，这种照猫画虎的做法最终产生诸如“二次革命论”的东西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二、陈独秀对俄国革命模式的不准确理解是“二次革命论”的理论根源

1.陈独秀忽视了列宁关于“民主革命阶段不能忘却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忠告。

列宁认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两种表现形式，他说：“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活动方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的两种具体表现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表现（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5](p140)列宁同时认为，社会主义任务与民主主义任务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两方面的革命工作是完全并行的。因为“整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迫切任务是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是集中在反专制制度的斗争上的”。[6](p285)所以列宁提倡无产阶级政党支持一切革命力量，但同时强调不能因为支持民主革命而忘却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指出：“我们无产阶级的党应当铲除旧制度，只有建立起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铲除旧制度，我们应当争取这个共和制，我们为这个共和制和充分的自由而斗争，不仅要反对专制制度，而且当资产阶级企图（他们一定会这样做）从我们手中夺取我们的成果时，还要反对资产阶级。”“现在发生的革命对我们来说只是第一步，随后还有第二步。”“我们必须尽快地走完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争得共和制，无情地粉碎反革命，打下走第二步的基础。”[5](p547)“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主义任务，同时一分钟也不能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那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5](p367)因为，虽然“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5](p558)由此可见，列宁确实强调在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要支持革命的资产阶级，但列宁也同时强调在这个跨越不了的阶段中，要时刻牢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终极任务——社会主义革命。而陈独秀在这一点上却恰恰忘记了列宁的忠告，只看到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而忽略了二者之间的联系，把列宁的“不断革命论”理解成了“两次革命论”。因而，陈独秀强调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而认为无产阶级在此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自身力量，等到第一步革命成功后再根据客观条件不失时机推进第二步革命。这样，陈独秀对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不准确把握就成为其“二次革命论”的理论支撑。

2.陈独秀忽略了俄国民主革命阶段而直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关键问题。

俄国民主革命的实际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这是事实。但在俄国民主革命阶段布尔什维克党就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并为此努力过，这也是实际情况。探讨俄国革命模式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影响，不能忽略陈独秀对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问题的认识。

客观来说，陈独秀只注意到俄国革命模式的阶段划分，而没有看到俄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明白领导权问题乃是俄国革命成功的关键。领导权问题直接关系到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影响着对无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各自力量的判断。陈独秀没有意识目前的民主革命阶段是与旧民主主义所不同的新型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只看到了俄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没有掌握领导权的事实，而没有看到俄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争夺领导权的努力，所以在与资产阶级联合时只强调联合，认为“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已经成熟了”，[3](p481)并指出“这种联合战线之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幼稚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此联合战线才能实行争斗，不仅仅是一个主张，亦只有在此联合战线之复杂的争斗过程中，才能使自己阶级独立争斗的力量之发展增加速度。”[3](p488)故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应该是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4](p37)这实质上就放弃了无产阶级对大革命领导权的争取，客观上也形成了陈独秀在领导权思想上的右倾。

在资产阶级不放弃任何争夺领导权机会的大背景下，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获得自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而无产阶级领导权意识的培养也不是可以瞬间获得并立刻发挥巨大作用的。因为“政治斗争中的领导权不是由某一个神秘的力量预先指定的，也不是靠某一种领导权理论赋予的，但是如果事先没有明确地提出领导权的要求，没有明确的争取领导权的意识，那么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无疑会比较被动”。[6](p49)俄国革命的实践也证明，如果不是列宁在1905年革命中就提出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指导全党共同致力于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就不会有1917年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更不会在二月革命后仅半年时间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陈独秀对俄国革命模式的认识恰恰忽略了这个重要方面，这是陈独秀生搬硬套俄国革命模式却没能把握住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这个关键问题的逻辑发展。

3.陈独秀忽略了俄国革命模式关于独立性与领导权的统一性。

关于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问题，陈独秀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并一直在努力争取，这表现在陈独秀一直强调中共退出国民党，改党内合作为党外联合的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陈独秀的思想之所以出现右倾，是因为他一方面认为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应当领导大革命，另一方面又强调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而反对国民党对中共的领导。这就出现了困惑陈独秀始终的一对矛盾：既然承认国民党是大革命的领导者，那么作为革命力量之一的中共理应接受国民党的领导；而在陈独秀看来，中共的独立性又是不能让步的原则性问题。这个矛盾直接影响着统一战线的发展及中共的壮大，处理得好与不好也直接关系着大革命的前途。陈独秀之所以处理不好这对矛盾，就是因为他不明白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与革命领导权是一对统一体，离开独立性谈领导权，或者离开领导权讲独立性都是行不通的。陈独秀的致命错误就在于他仅仅强调中共与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却将大革命领导权拱手让与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1924年8月，陈独秀明确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民众若不认识国民党和国民党若不认识自己，都是中国革命之最大障碍。”[4](p349)因为在陈独秀的眼中，“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4](p35)随后，1924年9月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则说：“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能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4](p354)这样，陈独秀一边承认大革命应当由国民党来领导，一边强烈反对国民党对中共的干涉与控制，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贯穿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始终，也是促成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一大因素，而此矛盾最终源于陈独秀对俄国革命模式的不准确理解和不全面把握。

三、共产国际对大革命脱离实际的指导是“二次革命论”形成的催化剂

关于共产国际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之间的关系研究，学术界的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专著方面，向青、杨天石、任建树、杨奎松、杨云若、姚金果等的相关著作都对涉及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重大事件进行了论证，并倾向于认为共产国际才是陈氏“二次革命论”的始作俑者。涉及“二次革命论”的研究论文也很多，比如：崔学明的《共产国际与“二次革命论”》、孙红兵的《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于丽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新探》、王焕庆的《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的影响》等，都探讨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影响。但这些文章都倾向于从探讨国民革命失败责任的角度，阐述共产国际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共产国际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影响的分析，但对共产国际如何加速“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则较少论及。故，这里不再赘述共产国际与“二次革命论”之间的关系，而仅就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何以能成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催化剂进行简单分析。

首先，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上下级关系限制了中共自主性的发挥。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无条件执行。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7](p346)共产国际章程也明确规定“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8](p350)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决议》进一步规定：“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是各党必须执行的，当然也是每一个党员必须执行的……各党的中央机关对党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领导负责。”[8](p121)随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坚决要求一切支部及其全体成员无比严格地遵循既定的策略”。[9](p385)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当然也不例外。陈独秀在回忆西湖会议时指出，马林在西湖会议上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五位中央委员一致反对，“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10](p341)在这种缺少民主和自由的国际无产阶级专政背景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而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自中共建党后，陈独秀在担任长达六年五届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期间，中国革命的进退行止，一直在莫斯科导演之下。”[10](p59)“陈独秀事实上主要还是共产国际政策的一个忠实执行者”。[11](p180)由于这种上下级关系，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国民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陈独秀虽有过执行也有过抵制，但即使是抵制，其最后结果还是不得不执行。共产国际正是利用其与中共之间上下级关系这个便利，施行其右倾策略并催化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的。

其次，共产国际操纵下的“党内合作”剥夺了中共的独立性。我们承认“党内合作”方式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也不能否认它的消极作用。“党内合作”方式限制了中共积极主动性的发挥，陈独秀曾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共产国际一面要求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5](p418)同时，由于所有的关注焦点都集中在了“独立性”上，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忽略了对领导权的争夺，忽略了独立性与领导权的统一性，这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致命软肋。共产国际促使国共“党内合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国民党内关于两党合作的争论、中共内部关于合作方式的争论一直存在，最终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党内合作”方式最终成为束缚中共独立性和革命领导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因而也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有着不可推卸的催化作用。

综上所述，俄国革命模式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实践模型，陈独秀对俄国革命模式的盲目崇拜和僵化模仿是陈氏“二次革命论”形成的内因，共产国际以俄国革命模式指导中国大革命是陈氏“二次革命论”不可忽略的外因，二者共同促成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这一右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1919—1922）（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1923—1925）（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1926—1931）（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曹浩瀚.列宁革命思想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7]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二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0]陈铁建.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J].党史月刊，2006，（8）.

[11]郭奇林.杨奎松与陈独秀研究新探[J].科教文汇（上半月），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