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蔚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从“陌生人”到“旅居者”
——西方移民研究思潮略论

刘学蔚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陌生人”、“边缘人”和“旅居者”是西方移民研究的三个重要概念。“文化旅居者”是全球化时代所出现的一个新型国际流动人口群体。国际移民研究正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探索有效跨界交流的可能性；将移民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

陌生人；边缘人；旅居者；文化旅居者；移民研究

一、“陌生人”：心灵的流浪者

出生于犹太家庭的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于1908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陌生人”（der Fremde，the Stranger），在齐美尔眼中，他所讨论的陌生人“并不是过去常常接触到的今天来、明天走的漫游者，而是今天来、明天停留在这里的潜在的漫游者（potential wanderer）：尽管没有继续迁移，但并没有失去来去的自由”。[1](p402)“漫游”（wandering）意味着脱离性，他自由于任何一个既定的地点和空间；而“定居”（fixation）则意味着固定性，是在某一个既定空间的存在。齐美尔认为陌生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一个更自由的人，他既不同于漫游者，也不同于定居者，而是两者的统一体。他不是自由无度的流浪者，却随时具有继续漫游的可能性。他停留，但不会定居，他虽然将自己的品质带入了现居社区，却无法让这些品质在那里生根。此外，陌生人在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的时候显然是带有较少偏见的，他向人们提供的是更为普遍而客观的标准，其行为也不会受到习俗、虔诚或先例的限制。

齐美尔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来阐释陌生人这个概念的，他定义的陌生人具备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在空间距离上来看，陌生人是暂时的社区群体成员，这是所谓的“接近”（nearness）。“接近”是成为陌生人的一个必要条件，倘若没有空间距离上的接近，也就无所谓心灵上的距离，那种无法与既定社区产生任何联系的人便是“天狼星上的居民”，和地球人并不构成相互的关系。其二，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来自外部的陌生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现在居住的社区，虽然与现居社区成员之间产生了意义，却在身份上保持着与现居社区的疏离，这便是齐美尔所阐释的“距离”（remoteness），这种距离指的是心灵上的距离，发生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直指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齐美尔探讨了“接近”和“距离”的辩证关系。社会学意义上的“距离”指的是心灵上的隔阂，即齐美尔所阐释的“陌生”（strangeness），它不同于空间意义上的“距离”（distance）。齐美尔认为，即使空间距离很远，心灵也有可能是相通的；即使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并隶属于同一个群体，心灵上也有可能存在着无法跨越的沟壑。

齐美尔进而从三个方面来论述陌生人的基本特点，即“客观性”、“参与性”和“意义分享的内容”。由于疏离感的存在，齐美尔认为陌生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观上不受任何约束，因此陌生人能够保持客观性（objectivity）。这里的客观性也可以被视为自由，自由的陌生人不会对既定事物产生偏见，亦不会让这种偏见影响自己的感知、理解和评价。与此同时，齐美尔也强调了陌生人的社区参与性，他认为客观性是在参与互动之中体现出来的，换句话说，客观性并不意味着不参与，因为不参与就无所谓主观或客观，陌生人是通过一种积极的、特殊的参与方式来体现其客观立场。另一个与“远”和“近”有关的要素是陌生人与暂居社区群体成员之间所分享的意义的具体内容。齐美尔认为陌生人和当地人所分享的是一些普遍意义上的品质；然而，一个能够有机建立个人关系的意义分享，其内容应该是普遍品质在细节上所体现出来的差异——而这恰好是陌生人在与暂居社区成员进行交往的过程中所无法做到的分享，亦是两者之间无法达成的共识。[1](p404-405)

二、“边缘人”：缺失认同感的混血儿

20年后，曾有幸游学德国并师从齐美尔的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提出了另一个社会学概念——“边缘人”（the marginal man），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得到其博士生斯通奎斯特（Everett V.Stonequist）的进一步诠释和补充。作为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第二代掌门人，帕克是从社会文化学的视角来研究移民的，他认为吉普赛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因为吉普赛人并没有给文化生活带来显著的变化，其生活方式仅可被视为一种地理上的流动，而不是一个社会现象；他们保持着古老的组织方式和传统习俗，他们与随机选择的社区环境之间的关系虽是共生的，却不是社会性的。而在美国生活的犹太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被允许参与到美国社区文化之中，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都是真正的“文化的混血儿”，“被解放了的犹太人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和典型意义的边缘人，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世界公民”。[2]帕克认为，在美国出版的大量犹太人的自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边缘人的故事，这些从欧洲远道而来的边缘人在美国城市里寻找着自己的立足点，并寻找着一个“更为自由和复杂的世界公民的生活”。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同化过程在移民个体中究竟是如何发生的”。[2](p892)

通过对芝加哥移民的深入观察，帕克总结出了边缘人的特点，“他和两种文化生活与传统截然不同的人群密切地居住、生活在一起。他决不愿意很快与自己的过去和传统割裂；即使他被允许这么做，但由于种族偏见的缘故，他也不能很快地被他正努力在其中寻求一个社会位置的新社会所接受。他是一个在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边缘生活的人，而这两种文化和两个社会是不可能完全地互相穿透和融合的”。[2](p892)

帕克认为边缘人是陌生人的一种异化形式，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说指涉一种新的人格类型。保持客观性和超然的态度是陌生人的一个重要特点，这让陌生人不受任何成规的约束，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这种被解放了的个体难免会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主义者，并以一个陌生人的超然姿态学着去看待这个生他养他的世界。相比陌生人而言，边缘人无疑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心理，帕克将其描述为一种“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的冲突，即一种存在于过去的自我和崭新的自我之间的冲突。这种复杂的文化心理在斯通奎斯特那里有了更为精细和详尽的描述和阐释，他重点论述了两种或多种文化环境如何造成了混血儿的两重或多重文化认同方式。这些混血儿，无论是生理上的混血还是文化上的混血，也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群体，都有着很多共同的心理特征。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矛盾的心理中备受煎熬，比如骄傲和羞耻，爱与恨。他们一方面可能会更加认同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另一方面又不愿放下自己的傲慢和自尊。他们每天都在不同的群体之间进进出出，因此也将注意力放在了群际关系上面。[3](p6)

三、“旅居者”：怀有乡愁的异族人

1930年，芝加哥社会学系的华裔博士生萧振鹏（Paul C. P.Siu）开始了一项对芝加哥中国洗衣工的参与式观察研究，萧本人就是中国洗衣工之子，这项研究持续进行了20多年，最后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完成。在1952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旅居者》（The Sojourner）的文章中，萧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旅居者”。在进行中国洗衣工研究的最初10年里，萧在分析研究材料的时候借用了“边缘人”的概念，这是一段他认为并不成功的努力，因为他逐渐发现没有任何他所研究的中国洗衣工能够被视为边缘人，这导致他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其研究对象。与此同时，萧被斯通奎斯特的一个观点所启发，后者认为“更有权利或更具主导权的群体并不会让自己去适应他人；只有次群体才被期待着去适应、顺应和同化——或是保持着孤立的状态。有一些次群体或少数群体成员能够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之中，或至少能够自给自足，避免受到主导群体文化的巨大影响。他们和主导群体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而不是社会关系”。[4](p2)中国的洗衣工有着自己的组织方式、聚众和娱乐方式，他们认同自己本族的文化传统，并有着孤立生存的倾向。这往往会在长时间内妨碍他们被所居住的社会同化。萧认为应该用另一个概念来描述这一类人群，他首先想到的是芝加哥大学格里克博士在其论文《夏威夷的中国移民》中所使用的“旅居者态度”（sojourner’s attitudes）和“定居者态度”（settler’s attitudes）这两个术语。萧认为“定居者”虽然也是陌生人的一种类型，却是大规模移民的产物，并在长期的涵化过程中达到了某种统一并最终成为了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相比而言，“旅居者”则是小众群体的成员，萧对旅居者的定义是“一个在另一个国家度过了很多年却没有被同化的陌生人”。[4](p34)

“同化”（assimilation）是这个定义中的一个关键词，萧对同化的理解来自于帕克和伯格斯的论述，后者认为同化的本质是“一个人或集体获得另一个人或集体的记忆、感知与态度的一个互相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历史，并在共同的文化生活中进行合并”。[5](p735)而对于旅居者来说，他们是很难被旅居国文化所同化的，这种受阻碍的同化过程要么进行得极其缓慢，要么在一段调整和适应的尝试之后仍然选择一种被孤立的生活方式。他们和边缘人有一些相似之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点：边缘人和旅居者都是陌生人的异化类型。对于他们所旅居的另一个国家来说两者都是陌生人，都是两种文化相遇及发生冲突的产物。然而，边缘人有强烈融入另一种文化的意愿，这种意愿遭遇了居住国成员的排斥，最后导致他们在两种文化中都处于边缘。旅居者只是暂居在另一种文化之中，并没有强烈融入旅居国文化的意愿，他们依附于本族的文化传统并保持着本族的文化习俗，这是旅居者最基本的特点，也是他们和边缘人的最本质区别。

随后，萧从旅居者的动机和目的出发分析了旅居者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素——“工作”（或任务，the job）。萧认为大量居住在美国的外国移民都是典型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旅居者，比如他花了20多年时间研究的中国洗衣工。同样，这个概念也可以应用到居住在其他任何国家并保留了旅居者特点及态度的外国人，以及所有类型的在全球不同地区流动的群体，如殖民者、留学生、外籍商人、外交官、外国传教士、国际新闻记者等等。这些群体之所以旅居到另一个国家并停留下来，其主要原因是为了他们的工作或任务，留学生为了完成学业，外商为了贸易投资，外国传教士为了特定的宗教使命，国际记者为了他们所进行的新闻调查。他们原计划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个任务，因此除了与工作有关的事务之外，他们也许会较少地参与其他社区生活。但由于任务完成时间长短的不确定，他们在旅居国停留的时间或许会超出原计划，但这种旅居方式的特点却得以保留。

与旅居者的工作或任务有关的另一个要素是他们“不确定的停留方式”（staying on indefinitely）。由于这些任务的难度和进展程度因人而异，有时取决于旅居者的能力，有时也取决于运气，旅居者在国外的停留时间也许和他们计划的时间不一样，这时他们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困境，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继续留在国外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往往已经在旅居国的新环境中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也变得比以前更加复杂了，并对自己的旅居终点持有模糊的、不确定的态度，但就一般情况而言，在他们尚未取得成就感之前，他们并不太可能返回故土。

另一方面，当旅居者已经找到了一种适合于现状的生活模式之后，他们也进一步失去了参与新社区生活的动力和渴望，即使参与，也仅限于与工作有关的事务，而不是社会性的活动。他们的对手往往是本族群体成员，而不是当地人。旅居者是一个扮演着某种功能的群体，是与其工作有关的外来人，他们并不会在旅居国享有某种社会地位。本族群体，也就是我们所经常提到的“内群体”（in-group），萧认为在共同利益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旅居者倾向于和内群体成员联系在一起。这种“内群体倾向”（the in-group tendency）是旅居者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比如说享用同样文化背景的内群体成员往往会集中居住在一起，于是有了唐人街、希腊城、犹太人区、黑人贫民窟、拉美移民区等等。这种地理和社会意义上的隔离无疑是不利于旅居者和当地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的，居住在唐人街的中国旅居者随着其人口的增长和区域面积的扩大，即使他们不会使用当地语言，也不会对其在旅居国的工作及生活产生任何影响。这种移民聚集区独立于本土社区之外，他们共享同样的语言、艺术、饮食、文化背景和传统习俗；他们的朋友产生于此，竞争对手亦产生于此；他们往往主张种族群内通婚，而不太鼓励子女们涉及跨国婚姻，以避免其子女变成典型的边缘人并由此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交际圈。但事实上这种尴尬的情形又是很难避免的，其原因与其受教育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联。这些旅居者的子女们在公立学校里受到美国式的教育，回到家里其父母又在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教育和引导他们，这恰好是斯通奎斯特所提出的造成边缘人格的双重文化情境。

萧提出的旅居者的最后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在旅居国和故土之间“往返流动”（movement back and forth）的过程，这种往往返返的流动也许会一直持续到其旅居生涯的结束。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非法移民、经济困难的贫民和政治难民等，各种各样的个人问题与困扰会阻碍旅居者的回归。虽然这种往返的流动过程是旅居者的重要特点，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一些从来没有回祖国探亲的海外居民也有可能是旅居者，只不过他们无法享受和家乡人团聚的满足感。

最后，萧从方法论角度对旅居者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两点期待。首先，萧认为更有意义的研究不是针对在不同国家建立相似社区的同类旅居者群体，而是在既定国家并存的不同旅居者群体。此外，由于一部分流动人群既不是典型的旅居者，也不是典型的边缘人，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两类人群的相似点与差异的同时，还必须去考虑介乎两者之间的案例。

四、“文化旅居者”及移民研究的发展方向

从整体上看，无论是边缘人理论还是旅居者理论，都是芝加哥学派移民研究的产物，并且都是从同化论的角度来审视移民现象。帕克的核心观念是认为虽然土生华裔移民已基本上被美国化，但仍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与排斥，因此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而萧则认为正是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移民的排斥让后者采取了一种旅居的心态，他们倾向孤立于主流社会的生活，只关心与工作有关的事务，有自己的聚集中心和娱乐方式，他们不愿被美国主流社会同化，也很难被其同化。

如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国际流动人口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特点，齐美尔的“陌生人”也延伸出更多的异化类型。学术界意识到不能再以“同化论”的单一视角去审视国际移民和流动人口了，他们的注意力从“消除差异”（同化）转向了“尊重差异”，从“适应”转向了“共存”，从“分离”转向了“协商”。马克·奥比（Mark Orbe）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了共文化理论（Co-culture Theory），他认为对于那些较低社会阶层的群体、边缘的群体、缄默的群体（muted group）、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underrepresented group）来说，顺应主流社会并非是他们有效融入主流的唯一选择，而是可以在主流社会结构中凭借特定的传播和交流方式与主流社会群体进行差异的协商，以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成功——既能保持自身文化的特点，又能与主流社会群体和异文化群体交流与共存。[6]

“文化旅居者”（Cultural Sojourners）便是研究者在共文化理论的视角下所注意到的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流动人口群体，他们持有不同的文化交流目的在世界各地游走，不在此处，就在彼处；无论旅居时间长短，无论暂住在哪个地方，参与当地的社区生活及文化活动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他们既无意去同化他者，也不会轻易地被他者同化；他们肯定差异，并且还能够生产差异。他们具有“陌生人”的自由的特性，但与陌生人不同的是，即使他们只在既定社区作短暂停留，也会尝试着将自己的品质和文化带入该社区，与社区成员分享差异，并努力拉近彼此心灵上的距离。和“边缘人”相似的是，文化旅居者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或者说在多个社会和多种文化中都处于边缘；但边缘人以差异为“耻”，他们希望同时被两个社会接纳，却又因为无法和某一种文化完全决裂而遭遇到了双重的偏见或拒绝，而文化旅居者则以差异为“荣”，他们并不附庸于任何一种文化，更不期待被同化，即使在某个阶段被某一种文化所深度影响，也随时有变化的可能性。文化旅居者虽然具有传统“旅居者”的多项特点，却又明显区别于后者：从动机和目的来看，文化旅居者也带着特定的工作或任务在全球不同地区流动，传统的旅居者因为工作的原因而较少去参与当地的社区生活，但对于文化旅居者来说，深度参与旅居社区的文化生活恰好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传统的旅居者具有“内群体倾向”，因此拒绝不同文化和习俗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而文化旅居者所具有的是“共文化群体倾向”，他们因共享的文化而形成凝聚力，却又对异文化敞开胸怀，并在与异文化的交流中寻找着相互联结的中介元素；传统的旅居者具有不确定的停留方式以及在旅居国和故土之间往返流动的过程，文化旅居者则更加居无定所，他们在多个旅居地漫游，具有多元的出口和入口，从而也模糊了旅居国和故土之间的界线。总的来说，文化旅居者是全球化时代所出现的一个新型国际流动人口群体，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陌生人的一个最自由的异化类型，他们是相互独立的个体，却又因共享的文化符号而凝聚成特定的文化群体，并力求与旅居地的异文化群体之间相互接纳、宽容和理解，以产生相互之间的关系。

移民研究在21世纪仍是学界的关注重点，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学术界开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关注国际流动人口跨国、跨文化的社会实践。新兴的研究范式是1960年代兴起的新社会史理论与198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跨国主义理论的结合。前者向主流知识分子发出挑战，为底层人民和边缘群体发声，试图改变刻板印象、抵抗种族歧视、抗议压迫和剥削；后者关注失去中心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关注那些在地理上分散却由情感、文化、历史、信息维系在一起的族群，更是进一步探索文化认同的建构与转变。[7](p111)当今的移民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其一，移民研究不仅关注不同国籍、民族、种族、宗教移民群体和主体国成员之间的交流与相处方式，更是进一步去探索有效跨界交流的可能性。其二，移民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结合起来，在对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和修正的同时，更是在全球视野下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建构。其三，移民研究将进一步加强实证研究，并试图打破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和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移民研究的重点不再继续放在由“南”向“北”的移民身上，那些在发展中国家旅居的西方发达国家移民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线之内。

[1]Simmel,Georg.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M]. London&New York:Free Press:Collier MacMillan,1950.

[2]Robert E.Park.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8,（6）.

[3]Everett V.Stonequist.The Problem of the Marginal Man[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5,（1）.

[4]Paul C.P.Siu.The Sojourner[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52,（1）.

[5]Robert E.Park and Ernest W.Burgess.Introduction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4.

[6]Mark Orbe.Constructing co-cultural theory:An Explication of Culture,Power,and Communication[M].SAGE Publications Inc,1998.

[7]潮龙起.美国华人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J].史学理论研究,2010，（3）.

责任编辑 张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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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3）10-0105-04

刘学蔚（1984—），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