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霞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立足于信息社会整体结构及其特征之上的网络媒体，仿佛具有一种特殊“能量”，既可能让人一夜成名，也可能让企业一夜破产。这就是互联网被称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时代。可以说，基于互联网的网络媒体集三大传统媒体的诸多优势为一体，是跨媒体的数字化媒体。

对于社会生活而言，这种特殊“能量”往往能在短时间或者瞬间改变新闻事件中人们的社会网络。这种现象为生活在“信息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社会网络重构的媒体环境。从传播学角度看，媒体（Media）是人与人之间实现信息交流的中介，是信息的载体。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微博、社交类网站、视频类网站及移动通信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呈现日新月异的变革，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社会网络也因此发生巨大变化。

一、网络媒体改变社会交往方式

随着因特网（Internet）的普及，人们的学习和工作方式因此而发生改变，利用网络交往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网络媒体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优势，并迅速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既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给现实社会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西方，人们曾将传播学看作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事实上，传播学在形成过程中不仅吸取了社会学的一些知识和方法，而且也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使其具有了跨学科的特征。正是这种特征使得这两门学科互相渗透，传播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一些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1］。

居民的社会交往方式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家庭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从内容上描述居民的日常生活不同，社会交往探讨生活方式的结构与形式，是从关系层面上来描述生活方式的。社会交往是社会网络研究的重要部分。在网络媒体的影响下，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往往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技术手段来实现，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来认识、结交新朋友，而不需要传统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介绍［2］。但这里也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网络信息的真实性有时候是难以把握的，甚至有违法犯罪等事件发生。

社会网络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因为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主要关注人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而社会互动又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网络。由于当下媒体的“万能”作用，人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也越来越依赖于各种媒体，特别是对于网络媒体的依赖更为明显。本文对于媒体的划分，按其适宜性分为平面媒体、电波媒体和网络媒体，侧重于网络媒体对社会网络的影响进行讨论。

在当代社会，社会网络成为人们利用社会关系为个人或团体的发展积攒社会资本的主要途径。因此，对个人而言，社会网络事关人生发展和命运。近年来，电视和网络媒体热炒的真人秀节目，无论是收视率极高的“非诚勿扰”类的相亲节目，还是收视率一般的访谈类节目，出镜嘉宾都会因为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作用而“走红”或者“成名”，他们的社会网络因此得以重新构建，有的嘉宾因此找到了意中人，有的因此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有的甚至因此改变了命运，成为明星、模特、主持人，等等。在这些媒体中，“走红”或“成名”的背后是他们社会网络的构建和社会资源的动员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媒体利用网络媒体的互动，为节目带来知名度的同时也为节目中的人物提供了社会网络构建和社会资源动员的新平台，使他们“一夜成名”。

正是网络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交流模式，借助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论坛和博客等网络交流模式，群体交流不受距离的限制，信息的传播也同样如此。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的交互性大大增加，单向性传播的信息时代一去不复返。人们借助网络媒体重新建构社会网络，无限扩展个体的社会交往圈子［3］。

求职是个人利用社会网络最多、效果最明显的事件。国内外都有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和研究。但在网络媒体的作用下，多数网络“名人”不仅顺利解决了求职等问题，还可能借此改变人生。即使像“芙蓉姐姐”这样另类的人物，如果通过传统社会网络，她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在网络媒体的作用下，她无限扩展了交际圈子，从而成为“明星”，进入富人行列。

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揭示了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网络的特征，“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孝通将这种社会关系模式称之为“差序格局”。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大学教授格兰诺维特（MarkS．Granovetter）在其博士论文《找到工作》中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人在寻找工作时，对他找到新工作最有帮助的信息往往不是来自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亲戚或朋友（强连带关系），而经常会来自与他关系一般的亲戚朋友或者熟人（弱连带关系）。

如今发达的媒体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网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社会网络的构建。比如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栏目中的一些男女嘉宾因为出格的言行而重新被“评价”，“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的“拜金女”却成为宝马车的代言人。这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她的社会网络的构建和社会资源的动员。

根据社会交往理论，一个人往往只与那些与自己具有较强相似性的人建立比较紧密的关系，交往频繁从而成为朋友，但这些人掌握的信息与他（她）掌握的信息差别不大；相反，与此人关系较疏远的那些人则由于与此人具有较显著的差异性，不太可能交往过密，也不太可能成为朋友，但这些人却更有可能掌握此人没有机会得到的、对他（她）有帮助的信息，给予他（她）希望得到的帮助。如何得到没有成为朋友可能的人的帮助，网络媒体为大众提供了更多的社会交往可能，在现实中，网络媒体能够彻底改变某些所谓“新闻人物”的命运。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认识的人越多，则代表他的人脉就越强，社会资本就越丰富。在过去，社会网络的构建受限于地域、时间等条件，比较亲密的关系无法得到有效拓展，建立广泛的弱连带关系更是困难重重。在网络媒体时代，社会网络的构建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快速地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在较短的时期内，社会网络的构建和社会资源的动员，使陌生人成为朋友，使千里之外亦能咫尺天涯。网络媒体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成为人们社会网络构建和社会资源动员的方式和手段之一。

在传统媒体之外，网络媒体不仅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快捷的渠道，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方式。一方面，网络媒体为人们的联系与沟通提供了方便，提高了人们的强关系联系频率，使强联系得到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网络媒体还增加了人们弱连带关系的数量，使弱关系的社会动员力量甚至可以超过强关系。过去，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报道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引起的社会反响就是受众以来访、来信、来电等方式，联系媒体或新闻人物；而今天的受众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件或者QQ等方式，能够更快捷、更方便地联系到相关人员。对于网络社区而言，它不仅打破了人们沟通的藩篱，而且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虚拟的环境。由于网络社交的便利性，使得人们构建社会网络的成本越来越低。通过SNS社会化网络，特别是在社交网站，社交的概念得到凸显，虚拟社交与现实交往出现交叉，线下真实的人际关系被复制到了线上，低成本社会网络的构建成为社交网站着力开发的核心价值。而网络社区实际上已经开始改变人们社会网络的结构：越来越少的强连带关系，以及越来越多的弱连带关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和现实。

在网络媒体的作用下，人们的社会网络发生了巨变，不仅表现在社会网络的构建过程，更表现在社会资源的动员过程。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人肉”搜索的案例足以说明社会网络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力量之大。

二、网络媒体挑战传统社会网络理论

由于网络媒体的普及和人们对其依赖越来越强，我们习惯性地称这个社会为网络社会。在网络社会，传统媒体时代的社会网络构建与社会资源动员，速度慢、频率低，已逐渐被网络媒体渗透并改变。

传统媒体是一种单向流动的“广播”形式，是“点对面”的传播方式。传者身份具有主动性，其功能是向受众传递信息，及时地传递真实的信息，受众多数则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但在这个信息传递过程中，传统媒介的传者身份不断得到巩固、加强，对社会的影响逐渐增大，不仅成为话语权威，甚至拥有特殊权利。美国学者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谈到：“新闻就是力量，或说得明确一点，为了取得权力、维护权力，就必须控制新闻传播工具”“新闻媒介是社会控制的机构”。而在网络媒体盛行的今天，传者与受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既是传者也是受者。传者与受者的角色是模糊的、双向的，多了参与性与交流性。正是由于传者与受者的角色互动，从而扩展了双方的社会网络，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人们社会网络的构建与社会资源动员。

网络媒体时代是双向传播的互动模式，是“点对点”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社会网络的构建与社会资源动员模式。人们利用网络媒体，使传者与受者处于同一种语境，人们的身份、地位、角色都被虚拟化，不再显示权威和非权威；人们可以在社会化网络站点上建立个人主页进行信息传播，也可以在朋友之间分享信息并进行交流。“人肉”搜索就是利用现代信息科技进行快速的社会网络构建与社会资源动员过程。

由网络媒体主宰的网络社会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特别是社会网络理论提出了挑战。费孝通认为，“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而在网络媒体的作用下，传统的社会网络遭遇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人们的关系在媒体的作用下抛弃了亲属关系、乡土关系、熟人关系等传统的社会网络构建方式。在面对社会事件时，无数没有现实社会关系的人们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网络，比如在遭遇感动事件时，网民对某些微博的内容迅速转载；在遭遇恶性事件时，网民通过“人肉”搜索，直至找出当事人为止。

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的三大假设并进行了检验：1．地位强度假设：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2．弱关系强度假设：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高，通过弱关系摄取社会资源的几率越高；3．社会资源效应假设：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在传统媒体时代，人们社会网络构建与社会资源动员主要通过人际传播来完成，即使在公众传播、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的作用下，社会网络构建与社会资源动员亦难以发生巨大变化，但由于网络传播和多媒体传播的作用，人们在虚拟空间的“点对点”交往成为可能，社会网络的构建与社会资源动员变得更加快速、即时，但也难免有一些误差，特别是缺少传统交往“面对面”的感觉而带来一些误差［4］。

建立在网络媒体特征之上的网络社会，使人们进行社会资源动员的方式发生改变，社会地位不再是决定社会资源丰富与否的重要因素，使林南的这个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假设在网络时代失去了现实意义。近几年的一些网络红人——被冒名顶替的“罗彩霞”、弱女抗辱的“邓玉娇”、开胸验肺的“张海超“，以及“西单女孩”“农民工歌手”等都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共同作用下不仅改变了命运，而且提升了社会地位。总之，在网络媒体的作用下，人们社会网络的构建和社会资源的动员发生了变化，越来越不受传统的弱关系所影响。

［1］贾东军．网络媒体迅猛发展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略论［J］．公安研究，2011（5）：5－9．

［2］李树茁．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生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张宁．网络媒体对当代社会的影响［J］．才智，2011（22）：162－163．

［4］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刘新庚，黄小明，李超民．论大学生网瘾心理过程机理及心理行为矫治方法［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11－116．